文 | 夏婷婷
首发于《东方早报》（12月8日），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蔓延至整个西方的“反文化运动”表达了对正统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抗议，而在南半球最南端的阿根廷，也掀起了一系列以激进生活方式抗议主流文化的行动，这些行动被赋予了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价值，摇滚乐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摇滚进入阿根廷，激起了阿根廷人摇滚的欲望。早期的阿根廷摇滚乐队只用英语演唱，直到1967年，第一次用西班牙语演唱的摇滚歌曲《木筏》（La Balsa）获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并逐渐流行于整个拉美甚至西班牙。
阿根廷本土摇滚自六十年代成立之初，其界定标准便与英美音乐界不同，即不用音乐风格、配器、服饰等因素来判断乐队是否属于本土摇滚，而是以道德观、身份这些元素进行音乐归类；因此，很多民俗音乐也被认作是本土摇滚，其主要的特点是叛逆、批判消费社会、希望改变，认为更好的世界与更公平的世界是唾手可得的。阿根廷本土摇滚是当时年轻人身份定位的方式，他们留着长发，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反文化”诗歌等文化载体的影响下成为“愤怒的一代”：摇滚青年通过参加音乐会、朋友聚会时一起听摇滚乐、阅读摇滚音乐杂志等获得认同，摇滚乐手不是单纯的偶像，而是意见领袖。围绕在意见领袖周围，摇滚青年塑造了一个“我们”，来区别于“他们”。“我们”内部是追求身体的解放，追求和平、自由、参与，“他们”外部是*压镇**和*力暴**。
这些典型的温和的“反文化”表达又是如何卷入政治斗争之洪流呢？六十年代去庇隆化的军政府带来的是经济的停滞和庇隆派与反庇隆派之间的争斗，人民生活在彷徨苦痛之中，一系列左翼理想主义者如游击队、第三世界运动等为国家和民众的命运不断斗争。1973年庇隆借助左翼力量回归政坛，却也没有给国家带来希望。庇隆去世之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76年上台的魏地拉独裁政府对国家进行整肃，举起大刀，砍向他们称为“癌症”的左翼极端组织、即史称“新左派”群体，发动了“肮脏战争”。肮脏战争是阿根廷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场整肃中失踪人数多达30000人，其中67%是18-30岁之间的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可不止是“新左派”组织的成员，“反文化”摇滚乐群体也横遭池鱼之殃。尤其是在独裁统治最严峻的时期，军政府将两者划了等号，事实上，阿根廷的“新左派”与“反文化”群体往往是互不相干的，前者是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改革，其自我定义与武装斗争相关，有政治诉求和主张且纪律严明，对欲望有严格的控制；而后者是在文化上进行反叛，反文化运动没有冲击权力结构的理想，只是以个人本位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一次反叛，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思想体系。阿根廷早期的摇滚者也不认同自己为左派，仅是追求自由和和平，认为体制须从边缘挑战，并不是从中心去撼动且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两个群体因理念的不同而各自为阵，交叉甚少。由于缺乏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利用文化工业体系，归化和转化激进文化反抗的能力，代表保守买办阶层的军政府并无法区分左翼极端分子与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的“反文化”摇滚青年，认为两者都是沾染了不良思想的一丘之貉，甚至只要你是年轻人，就是可疑的，都需要通过*力暴**和肉体的消灭来处理。于是，相对于欧美社会，阿根廷的政治激进分子和文化激进分子因为同样的处境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阿根廷本土摇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卷入了政治洪流，进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激进含义。
“反文化”摇滚歌手遭到了六七十年代军政府无情的*压镇**，发生在阿根廷文学家身上的一幕在摇滚乐手身上也发生了，如雷昂·杰戈被关进监狱，梅赛德斯·索萨，奥拉西奥·瓜拉尼等著名歌手被迫*亡流**。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坚守阵地，在他们的摇滚乐中也渐渐地加入了政治的元素，小心游走在政府审查的高压线之间，如受威胁的雷昂·杰戈在短暂出国躲避之后，回到国内继续开演唱会与继续斗争。
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为转移国内反对者的视线，挑起了与英国之间的“马岛战争”，随意地将未经训练的装备很差的年轻人送去前线白白牺牲，激起了民愤。这场战争也导致军政府禁止了英文歌曲。为赢得年轻人对战争的支持，军政府在无奈之下，只能故作开放，给予了西语音乐一定的空间，间接促进了阿根廷本土摇滚的大繁荣。同年5月16日，阿根廷的众多摇滚乐队借此为阿根廷赴战场的士兵筹款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名为“拉丁美洲团结音乐会”，多达六万人到场，还有很多人在广播中收听现场实况，足可见其影响力。本土摇滚乐借此可以登台之机，大胆唱出对这场战争的反对，甚至用摇滚乐第一次公开斥责政府为独裁，歌词如：“se va a acabar, se va a acabar, la dictaduramilitar”（就要结束了，就要倒台了，军事独裁）。在这次演唱会的反战歌曲中最著名的就是雷昂·杰戈的《我只祈求上帝》（Sólo le pido a Dios）。这首歌被阿根廷人视为圣歌，被许多拉丁美洲的歌手翻唱过。梅赛德斯·索萨曾在于1986年在伦敦的演唱会演唱了这首反战圣歌。其他的反战歌曲如查利·加西亚的《不要轰炸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恐龙》，等等，歌词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独裁政府的控诉与对马岛战争的反对，至此，本土摇滚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第一次以群体形式直接与政府对抗。
阿根廷1983年恢复民主化之后，本土摇滚作为反文化表达途径受到了一些稀释，因为更多的表达途径向民众开放了。但是本土摇滚的精神不朽，摇滚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摇滚歌手们在新自由主义来袭之时，通过音乐提醒民众不要被外国便宜商品大量充斥的消费而欺骗。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纪念会上，通过音乐清醒地痛斥殖民历史，在2001年经济危机之时，通过音乐唱出了贫穷民众的愤怒。2012年在阿根廷最重要的音乐节之一吉尔梅斯摇滚（Quilmes Rock）音乐节上，昔日的摇滚旗手查理·加西亚和菲拓·派斯作为压轴，河床体育馆出现了五万人出席的盛况。
本土摇滚歌手们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每一个阿根廷反抗者的心中，而本土摇滚歌曲中最为令人振奋的旋律，仍然是雷昂·杰戈的这首“我只祈求上帝”：
摇滚
♪
我只祈求上帝
Sólo le pido a Dios
我只祈求上帝
que la guerra no me sea indiferente
别让我漠视战争es un monstruo grande y pisa fuerte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物并无情地践踏toda la pobre inocencia de la gente
所有人的无辜……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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