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胡桢
整理：黄国华、周庆
八、大坝从淠河上冉冉升起
拦住淠河的佛子岭连拱坝，从1952年1月9日破土兴工，到1954年6月6日最后一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到坝顶，所耗时间只有880天。
这个大坝工程的投资为3800万元，工作一丝不苟，故工程质量也很出色，坝成以后就经受住洪水与地震的考验。后来使用单位为了增加发电力，提高汛前库底的蓄水位，不料1969年7月连降暴雨，洪水骤涨，库不能容就漫过坝顶，最大漫坝水深1.08米，历时25小时15分。但事后检查，大坝坝身丝毫未受影响，可见大坝的设计和施工质量都是优越的。
一个钢筋混凝土大坝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出现在大别山里，当时国内水利工程界都叹为奇迹，就连国外同行如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院长也伸起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真有一手。”
大坝总长510米，最高处拔地74.4米，中央长413.5米的一大段为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内有21个拱圈和20个垛墙组成，东西两端为混凝土重力坝，东端的长30.1米，西端的长66.4米。在建筑过程中为了节省混凝土，西端重力坝中长45米的一段，改成了平板坝。
除拦河坝外，佛子岭水库工程还包括设在拱里的水电站和东岸山口里的坝外溢洪道。
这个工程的工程量计有导流土石工程226万立方米（围堰、引河、清基等），坝基灌浆孔总长16万米，浇筑混凝土19.4万立方米。如果拦河坝采用重力坝坝型，那么混凝土量就需要100万立方米。
参加工程的，最多时有干部1380人，军工、技工10500人，民工8000人。照人数而论，佛子岭工程远远落后于外国机械化水利水电工程。
在现场组织和指挥施工的干部有马良骥、梁兴炎、金福林、曹宏勋、王绍廉、陶守诚、韩瑞云、肖耀鸿、白乐英、程康、陈光琼、陈厚忠、陈盛源、王冲、王雨生、张明修、谢良德、王昌迪、周定柱、卓槎、王端五、刘蔚起、罗永成、张金尧、王锦昌。灌浆队队长陈志厚，队员刘蔚起、史如萍、朱家谨、邵正。在现场担任检查工作的为科长蒋仲埙、副科长王文炜，成员陈立琼、陈定湘、王元兴。
在现场担任测量及放样的为科长姚寿兴、副科长范学斌，成员王通、彭启世、李世豪、汪宏基、何绚。检查科后来改为考工科，增加副科长蔡敬荀，下设混凝土材料试验室，主任杨崇绪，成员童薏生、陈鲁、黄明远。在进行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浇筑大坝时，施*力工**量分成6个区队，主持者为刘维诚、程山、赵源仁、曹宏勋、王冲、姚寿兴。
佛子岭水库工程开始时，我们的技术水平很低很低，曾经参加过或参观过大坝施工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大坝施工设备也很缺乏，有的只是用在多层房屋建筑的一些设备，需要的建筑材料如水泥、钢筋、木材都缺少大量供应。
而且进行佛子岭水库建设时，我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及其盟国对我国实行*锁封**与禁运，在国外留学的科学技术人员被严禁返回，技术书籍与报刊不许入境，施工机械不论大小都在禁运之列，佛子岭工地首当其冲，受害最烈；苏联及东欧国家都是和我国友好的国家，但直到佛子岭开工之后，专家、技术资料及新型施工设备始源源来到我国，而此时佛子岭大坝的设计与施工准备都已完成，来不及充分利用了。
因为有了上述原因，佛子岭的围堰建筑、清基、开挖引河和最后拆除围堰与还土，主要用的是人力，霍山、六安、阜阳等地输送了大批民工。因为这些地区的土改工作已完成，每个农民都分得了土地，故农民都想在自己的田地上用力耕种增加生产。
为了佛子岭建设，召集民工也需地方政府大力做好动员工作，就是这样，送到工地的民工中还夹杂一些老汉与男孩。他们初到工地时，思想并不安定，心里总惦记着没有劳动力去耕种自己那块田地。幸亏地方政府和工地充分合作，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农户，由地方组织代耕队代为耕种，并派人到工地向民工慰劳，向民工告诉代耕消息，民工才开始解除后顾之忧。工地上也做好宣传工作，使民工了解建设佛子岭水库既能防灾又能兴利，对每个农民有长远的利益。
最使民工感到切身利益的是工地的按劳取酬制度。例如清基时，我们把基坑划分成许多区，每区由一队民工担任工作，事先把每区的开挖量及运距宣布，每天每区挖土多少土方，由技术人员收方，每旬计算工资，凭条向银行取钱；各区队成员再按劳力等级及出工天数分派，故人人都获得合理的报酬。
农民在家乡一年中天天辛苦劳动，等到收获时售出产品才见到现钱，现在随时能得到一叠叠上万元崭新的人民币（当时用的是旧人民币，票面1万元折合后来的新币1元），使他们从心眼里发出欢笑。这样一来，许多人在银行里开户存款，购买力就高涨了。
外地商人闻风而来，把农村中罕见的纺织品、日用品贩来摆摊出售，农民也就纷纷购买，顿时把工地变成热闹的市场。农忙一过，附近霍山县的农民就主动添人，甚至把家里的妇女也接到工地，替他们做饭洗衣等，让民工一心干活。
在土石工程中，我们仅铺了运方出碴的轻便铁轨，给农民以装载土石用的“V”字形斗车，让农民把基坑中的石碴运送到坝下游的沙滩上。因拖拉斗车的机车常出故障，故不久即停用，改为人工推挖。两岸坝基是很深的，风化花岗岩必须炸裂，才可清除。基坑积水不多，用电动水泵很易抽干。
为了爆炸风化石，我们用了开山机（即压缩空气机）及风钻打孔，在孔内放上*管雷**与黄色*药炸**。开山机与风钻开始用的是解放前联合国赠送的美军剩余物资，后来改用国产品。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移山记》中所移的山就是西岸坝肩，挖得最深处达32米，故有“移山”的名称。
为了导开淠河水流，我们先在基坑外围建了土石围堰，围堰分两期建筑。先在西岸建一半圆形的围堰，围成基坑，留出东半部河床让淠河下泄，在第一期围堰的范围里我们进行清基，建成第二号到第十三号的垛墙与拱圆。并把其中3个拱升到比枯水水位略高的高程，就停止上升，称为过水拱。然后拆除第一期围堰，建筑第二期围堰。这个围堰也是土石围堰，分成上下游段。上游段从已建成的第十一号垛墙伸出，下游段从已建成的第十号垛墙伸出，都做成弧形，和东岸的台地相连接。
淠河水文测验开始于1950年，故在设计第一工期围堰时，对堰顶高程估计不足，以致曾被洪水漫过而溃决，使清基工作延迟许多日子。
为了使土石围堰不致漏水，我们用粘土做了心墙。堰基河床上的砂卵石也能漏水，故在坝心打了钢板桩，效果还好，仅桩端遇到大卵石时被它裂开，有些漏水。采取加强基坑抽力能力，就不致妨碍清基的工作。
沿着垛拱底部前缘，我们做了帷幕灌浆。
我们采用了上海吴淞机器厂新制的内燃打桩槌，使槌打钢板桩的工作很快完成。内燃打桩槌实际上是个内燃机，放置于桩顶，内燃机筒一发火，机体就跃起，下落时就把桩顶狠狠地打了一记，内燃机连续升起与下堕，钢板桩就逐渐伸入砂卵石层。
灌浆孔是由地质钻探队用钻机钻成的。当时我国还没有灌浆机的生产，不得已由我绘制成双筒灌浆器，桶内通入压缩空气，贮在桶内的水泥砂浆即由铁管压出，注入钻孔，同时另一桶准备水泥砂浆。在工程后期，始改用我国工厂制成的灌浆机。
清基完成后，我们马上建筑垛墙与拱圈。先把基础的岩石面冲洗干净，不留任何土粒，到检查人员用白手帕擦拭不见尘污为止，木工队的工人开始安装垛拱基层的夹板。钢筋队同时绑扎垛拱里的钢筋。洋灰队即混凝土浇筑队的工人，开始在模板里浇筑混凝土，用插入式振捣器加以振捣，混凝土凝固后就把模板拆下，重复使用。
我们利用电动卷扬机把内贮混凝土的吊斗运到高处，在高处设竹脚手，由工人用手推车接受吊斗中的混凝土，运往垛墙及拱圈中。因为工地没有栈桥及起重机，就用这简单的钢塔与竹脚手来完成水平及垂直运输，所用人力全部由水利工程师一、二两团供给。
分筛骨料与搅拌混凝土，主要依靠人力。从砂卵石滩采取的砂卵石通过不同筛孔的筛子，便成为粗细骨料，由人工运到骨料场分类储存起来。为了采取水下的砂卵石，朱起凤同志设计绘图，利用美军剩余物资中的Frsno拖斗，配置钢索及电动卷扬机，由机器修配厂及起重队工人安装成水下采取砂卵石装置，水库下的砂卵石就可一斗一斗挖出来，成为骨料。
拌和台上设配料台，下设拌和机，每拌一车，各种骨料装在竹筐里，用台秤配准重量，和水泥及水都依次从漏斗倾入拌和机。拌就出料时，由工人用手推车接受，运到钢塔旁倾入吊斗里。因为混凝土系统主要用的是人工，仅一小部分是用机械，故工地上看到的到处是人。
开始时用了美军剩余物资的拌和机，后来国产的纷纷出世，就改用国产机器。浇筑重力坝时，为了使大卵石拌合于混凝土中，我们曾把拌和机的叶片自行加厚。
大坝施工时，著名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先生来参观，见我们的拌和机系统人工工作井井有条，极为赞许。因他在厦门建筑集美师范学校时，混凝土中用的都是锋楞出角的花岗石碎块，故问我：“你们在混凝土中用的是圆溜溜的卵石，是否不够牢固？”我告以卵石虽圆滑，但被水泥砂浆所包围，结成整块一动也不动，作用能与碎花岗石一样，故牢固程度没有差别。陈先生说：“对的，你们能就地取材，节省国家经费。”
在佛子岭浇筑混凝土工作时，振捣器还未传到我国，一般混凝土浇注到模板后，只用铁扦振捣，使搅拌时夹进去的空气温出，不但非常费工，而且质量也差。插入式振捣器初到佛子岭时，，即使由上海市工会为佛子岭物色的最有经验的技工，也不识它为何物。数年前，我开始从外国报刊上看到振捣器的照片。
1937年我去日本参观大坝施工，始亲眼看到这种机器。当时我在工厂里取得样本，带回国内，收置于书箱内。佛子岭连拱坝建设一开始，我才从书箱里找出样本，请上海国华机器厂仿制。国华厂以样本中只有振捣器的外形，弄不清内部结构，无法制造，就派人到香港，在市上购得电动与风动的振捣器各一部。
那时，香港对我禁运机器，故派出的干部只好在行李里挟带一部，想混过九龙关口，带回国内，另一部则托香港渔船运到广东某海口。结果，自带的一部电动振捣器被查出没收，而渔船代运的一部风动振捣器则安然运到。国华厂因此成为自制风动振捣器的第一家工厂，佛子岭工地成为使用振捣器的第一个工地。
佛子岭水库工程是以建筑围堰、清理基础等土石工程开始的。土石工程工作性质较简单，而且以人力施工为唯一手段，故我们只设一个工程大队来管理施工业务。这个大队以黄丝为队长，队员有须正、蔡继武、郭旭升、陈宗俊、吴沈钊、何绚等人。各人岗位明确，份内事必须完成，而且互相团结合作，故工程计划都能准期完成。
混凝土浇筑工程开始后，工程大队的简单机构不能应付，我们才把它改为工程总队，调入大批高级*队军**干部和技术于部以加强领导力量。在总队里设了政治、参谋、干部管理3处，在工作力量方面设5个洋灰区队及木工、扎铁、起重3个中队。总队成立以后，出乎意料之外，混凝土工程计划总不能完成。
1953年3月份只完成月计划的71％，4月份较好，也只完成92％，5月份又大落，只完成67％，6月份只完成79％。张云峰把施工情况报告了淮委，淮委又报告了曾山同志，请求帮助解决。
1953年7月，曾山同志马上叫*共中**华东局派出以王雨洛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佛子岭工地。他们先到各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向干部与军工做了详细调查。
因而获知，第一，指挥部和工程总队的组织层次过多，以致呼应不灵，如指挥部领导处，处领导科，科领导股，股领导小组，处、科职能机构又去领导具体施工单位。
又如由工务处改名的工程处领导工程总队，财供处领导运输大队，工程总队也分成许多工程队（如中队、分队、组）。当下面发生问题需要解决或临时领取急需器材时，则非找遍了处、科、股、组就不能达到目的。总队设立的洋灰队、木工队、扎铁队都成了独立的系统。
为此，施工中临时需两个木工，就要找工程总队、木工中队、木工分队、小组，只要有一个庙没有烧香，两个木工就无法到手。试问，这样来回地找，要耽误多少时间呢？因为工作很难推动，上面虽手忙脚乱，仍难免受官僚主义的讥讽，下面只管把任何问题向上推，又受到不能主动解决问题的批评。
第二，每天的具体工作计划需由工程处制定，因为层层传递消息需要时间，使这种具体工作计划不能迅速订立，订出后又需层层传转，才能传达到下面，这就往往使得做具体工作的技术员深夜还不知道明天到何处工作。
第三，各单位文山会海，手忙脚乱，对于各种统计资料反而都没有积累，以致一切工程的技术定额与消费定额都没有正确的数据，使计划人员心中无数。试问：还能做出准确的月度计划否？不正确的计划又怎能获得十全十美的结果？
他们在深入研究后，建议两个垛墙的浇筑工程作为一个独立的试验区，在此区内设置一定的模板、起重、混凝土、扎铁的施*力工**量及必须的机器设备与材料，用流水作业法进行工作，当可使工作顺利进行。经我与张云峰同志拍板后，试验计划马上实行。他们先对试验区内的干部与工人进行动员教育，以统一思想，又作出流水作业图，以统一步骤，并做了3项循环试验，证明分级平行流水作业法远较以前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优越。指挥部决定由*党**、政、工、团召开各种会议，又交群众讨论，在工地全面实行改革。
改革以后，混凝土工程由6个工程区队来负责施工，每个区队担任固定区域的工程，其中两个区队各担任9个拱的工程，其余4个区队各担任两个垛的工程。对于每个区队，都分配给固定的干部、工人和机器设备及工具。从此以后，各区队都在指挥部的施工总计划指导下，能够有权与主动地按平行流水作业法进行。
开始时，拱的流水作业程序为：（1）翻跳板一天；（2）立模3天；（3）扎铁半天；（4）冲洗清理半天；（5）浇混凝土4天；（6）为了使混凝土凝固，间歇两天。每个垛的施工程序每11天就完成一个循环，垛墙就升高一层，等到垛墙升高到一定高程，浇筑混凝土及其余工作量都相应减少，每个区队担任的垛墙由2个增为3个。每个垛墙以前升高4米一层需19.5天，现在只需11天，即提高效率44％。
关于拱圈的施工，因升高一层的体积基本相差无几，故采用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更为适合。因为对每一拱圈，起重队吊升钢模壳只需12小时，木工队安装拱面模板和钢筋队扎钢筋可同时进行，约需24小时，洋灰队浇筑混凝土约需4小时，8个拱圈流水作业只需11天就能完成一个循环，而且第二天就可开始第二个循环。
用了分区平行流水作业法后，各专业的工人除在现场工作以外，都可进行准备工作，如木模及钢筋的成品制作、检修起重设备等，不但没有窝工和赶工现象，而且可对每一成员轮流安排休息时间。每月进度都能如期完成，不会向后拖延。
那时我们早已在报刊上看到苏联关于流水作业法的报道，而不知如何实施。但华东地区的一些工矿已先走一步，实行了流水作业法，故以王雨洛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在佛子岭推行这方法后，使大坝的施工工作能在880天的时间里宣告完成。
佛子岭连拱坝建成后，就先后经受了地震与洪水袭击的严竣考验，证明它的施工质量是卓越的。
一天，指挥部正在会议室里开联合办公会议，忽然听到地层里铿然一声，竹屋架有些颤动，我说：“好像是地震。”
散会后，我就请考工科的技术干部到连拱坝去，上上下下分工检查，看有否被地震损坏的痕迹。大约隔了一个多钟点，他们来告“全坝无恙，没有发现地震破坏痕迹。
就在这时，出差经过合肥的曹楚生同志打来长途电话：“你们那里感觉到地震吗？地震时连拱坝坝顶拦杆振幅最大，可能发生裂缝，要仔细检查一下。”
我答以“刚才已经检查过了，全坝没有发现地震破坏的痕迹”。
曹楚生接着说：“在合肥，地震影响可大呢！合肥中学有一个学生惊慌得手足无措，从二层楼上跳下来，跌伤了腿骨，有的旧平房山墙也开裂了。”
1954年六七月间，皖北地区连降暴雨，淮河水位上升，蚌埠临河街道都被水淹。7月23日，佛子岭水库首次拦蓄洪水，水位高达125米，离坝顶只有5米。这年淮河两岸水灾严重，如果佛子岭水库不把东淠河来水拦住，则灾情当更严重。
到了1954年9月，佛子岭工程除水力发电站外，都已进入收尾阶段。同月14日，灌浆队工人首先敲锣打鼓，列队*行游**，宣告灌浆工作胜利完成。接着于16日，工程总队的职工包括洋灰大队、木工队、钢筋队、起重队的工人又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庆祝*行游**，宣告大坝工程的胜利完成。
11月1日，水电站的第一台机组安装完毕，发出了电力。
9、10两个月里，指挥部忙着筹备竣工典礼，水电站一发出了电，马上决定11月5日举行庆祝竣工的大会。
那时淠河东岸工地上的大部分草屋已经拆尽，仅留下沿河的一条街，仍旧作为商场。用了推土机把屋基址推平，作成能容纳2000人入座的露天大剧场。剧场的一端为芦席棚式的戏台，剧场地面经过规划，倾斜合度，使后座观众的视线不致被前座观众所掩。
中国百货公司与佛子岭供销社，事前已准备大批货物，新华书店准备了大批书籍，把临河一条街的两侧全部摆成货摊，出售的物品大都印有美术家严敦勋（小马）设计的纪念图案，有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茶叶筒、瓷杯、铅笔、佛子岭明信片、儿童玩具等。商场于11月初开始营业，延续一个月。工地职工和方圆数十里内的农民纷纷到来，把临河一条街拥挤得水泄不通，真像作家陈登科在小说中所说的像一支牙膏，挤进一点才挤出一点。
11月5日清晨8点半，工地上响起炮声，大喇叭里报告竣工典礼大会开始，上级领导及各方代表、水库职工1万余人在宾馆前集合，由我打先导，引队出发。中央水利部代表刘瑶章，淮委副主任曾希圣，安徽军区刘司令员，安徽省长黄岩，名人周信芳、陈登科、李玉茹、严凤英等及佛子岭劳动模范顾世臣、郑久鸿等都鱼贯而行，进到坝后桥中央，由曾希圣剪彩。剪彩后即鸣炮升旗、奏乐，同时开放泄洪管闸门，两道水龙，直喷空际，两岸群众欢声雷动。
是时，6000余人的*行游**大队，人人手持彩旗，从广场出发，由西岸登上坝顶，因坝顶作圆环形，故*行游**群众在坝顶盘旋前进，宛如一条游龙，龙首已从东坝头下山，而龙尾还在西坝头的坝下。
是晚，我们在宾馆餐厅设宴招待来宾，宴后到剧场观剧。在庆祝期间，我们邀请上海京剧团、上海杂技团及安徽黄梅戏剧团，在露天剧场连续演出4天，一日3场。京剧大师周信芳主演了《四进士》，名旦李玉茹主演了《贵妃醉酒》、《白蛇传》，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主演《仙女下凡》等戏。
尾声
落霞与孤骛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踏上连拱坝的坝顶，向水库望去，不由人要唱出上面的名句。
沸腾的佛子岭，现在已变成平静的水利水电基地了，它正日日夜夜发出电力供应到皖北的电网中去，放出水量源源长流到淠史杭灌区，增加农田生产与浮运船舶；从前昼伏夜出的豹子当早已遁迹深山，迁地为良了，代之而起的是红鲤白鲢的鱼乐园。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是30年了，我也垂垂老矣！每想到当年共同创业的青年都已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怀念之情，岂能自己？只望他们能以佛子岭精神继续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而奋斗！
写于1984年
（原载《淮河志通讯》1984年第三期，收入本书时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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