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足球流氓又双叒叕闹事了。
刚刚结束的意大利和英格兰的欧洲杯决赛后，许多意大利球迷遭到英格兰球迷的拳打脚踢，甚至有围殴现象发生。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从赛前决赛门票被炒至4万多英镑一张，工会要求公司允许员工请假看球等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无论英格兰夺冠与否，英国足球流氓的*力暴**均不可避免。
“在一辆为观看比赛而开往意大利的客车上，英国球迷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英格兰’。”
“人们站在椅子上挥舞拳头，冲意大利路人、警察和小孩骂着脏话”
“他们会高歌‘操翻教皇’”
“六到八个人对着一名倒在地上的意大利男孩拳打脚踢”……
这是《*力暴**：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对上世纪英国足球流氓的描述，放在这场英国足球流氓的行径中也毫无违和感。
如果基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力暴**是人类的野蛮本性，这似乎是一种很简洁有效且合理的解释。
秉持此种观点，我们便会容易认同人类文明正是要建立一系列社会制度来阻止人性的*力暴**肆意妄为。
但这种假设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果真如此，那么足球流氓为何总是出现在标榜绅士国度的英国呢？
一
首先，*力暴**的产生需要合适的情境
英国足球流氓现象如此“经久不衰”，以至于兰德尔·柯林斯在《*力暴**：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中建构了一个与我们认为的“社会阻止*力暴**”完全相反的解释模型：
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力暴**，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力暴**。但社会制度主要功能并非阻止*力暴**，相当一部分则正是为了鼓励*力暴**乃至将其制度化。
如此我们才可以解释说—— 足球流氓的确可以在任何国家产生，但现代足球最早在英国产生。英国社会制度在漫长的与足球*力暴**对抗的过程中演变，不知不觉充当了足球流氓的帮凶的角色，“鼓励”足球*力暴**，从而才产生了一代“英国足球流氓”。
了解冰球、橄榄球比赛的人都知道，冰球和橄榄球高对抗性很强。似乎正因为对抗强，场上运动员才会经常发生冲突。
但兰德尔·柯林斯却不这么认为：冰球和橄榄球冲突多，不是因为对抗本身，而是因为冰球和橄榄球运动员防护用具最多、最到位，从而使运动员很有安全感，为可能出现的冲突建立了保护边界，有效减少了他们面对冲突的紧张感，因此更容易爆发冲突。
依次逻辑，兰德尔·柯林斯在《*力暴**：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坚持一种典型的社会学观点： “没有*力暴**的个体，只有*力暴**的情境”。
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力暴**，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力暴**。
作者注意到除了一些“天生罪犯”，大部分人都是避免*力暴**的。即便是军人，在战场上可能都没有开过枪甚至很少开枪。但反过来，即便是妇女或者儿童，只要在合适的情境下，能克服自身紧张与恐惧，也会实施*力暴**。
兰德尔·柯林斯举了许多例子。
譬如，当潜在的*力暴**施与者发现被侵害者的弱点非常明显时，施暴者的害怕和恐惧便会降低，*力暴**更可能发生。
又譬如，打斗双方被围观时，会感到到自己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力暴**就变成了表演，反而会激化冲突。
因此，兰德尔·柯林斯分析英国足球流氓为何会喜欢聚众群殴落单的敌对球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其他成员的心理支持，另一方面面对落单球迷他们更容易克服紧张和恐惧。
当然更恐怖的是，兰德尔·柯林斯分析甚至像自杀式*弹炸**袭击等，袭击者在最后的那一刻之前，其实避开了直接的冲突性紧张，从而让*力暴**成立可能。
这一点，让叔局想起了《现代性与大*杀屠**》中，鲍曼持有的类似观点：
现代社会设计了一套从收容到杀戮、焚尸等的*杀屠**犹太人的官僚程序，在这样的程序里，承担将犹太人运往集中营任务的铁路运营者或者焚尸炉建造者的工作内容，只是一节节冰冷的车皮和一个个完工的数字，与*杀屠**并无关系。更何况，在服从上级命令的“情景责任”下，服从便是道德，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联变得模糊不清，从而降低了*杀屠**者心理上的不安。
用一个更形象的假设来说就是：假如给你一个导弹按钮，你按下它，就能炸死1万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地球另一端的人，可能比让你面对面杀死1个人更容易。对你来说，那1万人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后者则真正是1个活生生的人。
基于类似的理由，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如果犯罪分子将被害人蒙面，那么被害人被杀害的可能性会更高。因为犯罪分子避免了与被害人面对面。
怎么样？你想到了什么？
——假如此时英国足球流氓手中有一个能够消灭意大利球迷的*弹核**按钮……
毕竟英国球迷已经率先发展出了具有组织意识的流氓团体。
二
英国足球流氓的组织性
事实上，足球流氓在任何国家都会有。但柯林斯认为，英国足球流氓却运用自己的技巧，按照自己的需求制造独立于游戏之外的骚乱，他们将闯入球场或场外骚乱的自发性球迷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组织性*力暴**行为。
柯林斯强调，“正是这种组织性使得个体战胜了普遍存在的、使得他们远离斗殴的恐惧。如果不是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大规模斗殴根本不会发生。”
这可能取决于英国足球场上早期的隔离对策。
我们先复习一遍柯林斯的观点： 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阻止*力暴**，相当一部分却是为了鼓励*力暴**乃至将其制度化。
柯林斯注意到在1960年代，英国足球发生了关键的变化——
那时的英国体育场，粗鲁的球迷会挤在体育场的上层看台上，并且习惯于站着看球。但随着足球*力暴**发展，警察会尽可能地将不同球队的粉丝隔离在不同的高层看台，并用铁链将他们隔开。英国警察的本意是减少场内*力暴**冲突，但却在无意间增加了*力暴**。
首先，疯狂球迷被锁在一起，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团结感。
其次，人为的隔离使得球迷们产生了“地盘”意识，他们与场上球员构成了“球员-球迷”的从属关系，对方球迷变成了自己的攻击目标，希望能侵入对方地盘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最后，在这种严格的管控下，最为激动的球迷会被逐出场外，从而为场外冲突埋下了隐患。
正是这种警察与球迷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让足球流氓的"地盘"概念不断拓展，他们不再仅仅是入侵球场另一端的球迷，也要在球场外将对手逼入不利境地，转变成了组织性更强的足球流氓*力暴**团伙。
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英国足球流氓的技术发展很快：他们将想要的集体团结感和紧张感与比赛相剥离，比赛从而变成了生产情绪的手段，在比赛的“道德假期"期间，他们不再受道德约束，会提前计划如何躲避警察；事先散布传单确定哪些比赛进行打斗。
借助这样的技术，英国足球流氓将自己的地位抬高到了与球员相同的位置，建立了"英雄－帮派"的平等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地位还要高于球员——足球队可能会输掉比赛或者表现不佳，但足球流氓团体却能"深入敌方老巢"攻击对方，并取而代之成为注意力的中心，获得了冲突中的荣耀，他们自己就是英雄。
通过英国足球流氓审视当代社会文化，柯林斯认为当代体育、戏剧等艺术中，广泛存在着这样的组织技术。譬如音乐节的乐队台前的狂舞区，粉丝在此疯狂舞蹈能够从台上的明星手里抢回注意力空间的中心位置。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流氓手里并没有那颗寓意毁灭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