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力、火消头、力士，乃江户女性的梦中男儿”。
这里的“力士”是指的大相扑，在明治朝以前，相扑力士评价标准仍然是以选手的强健体魄和技巧为主，类似于今日那种身形如山岳一般庞大的力士几乎是少之又少，所以相扑力士得到女性的普遍青睐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火消就是*防队消**员，这里主要是指的是“町火消”，也就是为普通庶民服务的*防队消**员。火消组的志愿者大多数都是性格果断的（或者说冲动）的社会青年，和大多数“社会人”组织的首领一样，“火消头”往往是成员中相貌、才智最出众的一个。由此可以看出，江户女性似乎不大欣赏光源氏那种内向老成的男子，而是更偏爱平将门那种豪爽热血的少年。
大河剧《那风，那云，那虹》中关东男儿的代表，阪东新帝平将门。
《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
二次元世界中的平将门。
漫画版《源氏物语》。
而“与力”则是和相扑力士、火消头完全不同的职业。最初“与力”一词本是动词，意思是武将之间的相互配合，逐渐的也就有了“友军”、“战友”的意思。在镰仓、室町、战国时代，与力往往指在沙场之上辅助侍大将或足轻大将的猛将，一般由地位不高不低的武士担任。至江户时代，与力一职基则本上指的是那些在"町奉行所"中供职，从事探案、捕盗、维护社会秩序等司法工作的低等武士。
虽然与力在武士阶层中地位很低，但因为当的差事是跟庶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由，而且大多为人坦率亲民，在衣着打扮上也比较时尚体面，所以就理所当然的被下层社会视为菁英阶层。比如，与力出门时往往穿着“正装”——上着单色“肩衣”（かたぎぬ） ，也就是类似于汉服罩甲的一种短衫——这本是江户时代武士的常服，但与力所穿的肩衣比一般的肩衣要宽，故而穿上后也更显得潇洒；下穿小仓织布裁成的“马乘袴”，而不是普通庶民所穿着的“野袴”。这小仓织布是产于江户幕府时产于北九州地区的一种细条纹花式手工土布，因为物美价廉，结实耐用，也经常被用于制作武士的马乘袴和腰带；而马乘袴则是一种前后各有五个褶的下裳，象征着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信这五种儒家道德。
“肩衣”（かたぎぬ）是江户幕府时武士阶层的常服。
武家上层的肩衣往往要和袴颜色一致，但与力是不入流的小吏，所以肩衣和袴的颜色必须差色。
作为幕府的本阵，江户城从诞生之后不久便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大都会。而负责管理这座大城的机构便是町奉行所。当时江户城分为南北两町，而町奉行所只有一个，所以就需要“所里”的公职人员按月轮流执勤。和东方大多数古典王朝一样，江户幕府也以儒家民本思想为践行政治的主体思想，故而也采用“小政府”的模式来治理国家。所以町奉行所内只有奉行两人、与力二十五人、同心一百一十八人，共计一百四十五人。
其中作为町奉行所最高责任人的“奉行”都是由幕府老中们从将军家的旗本中选出优秀干练者担任，不过从理论上要从年俸为三千石的旗本中挑选，但自享保改革之后规定，如果有年俸不足三千石的旗本担任町奉行，那么从就职之日起，就向幕府领取每年三千石的俸禄。
奉行之下设与力之职，年俸为二百石，此外还有来自于上级部门的赏赐，故而在寻常人眼中与力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富裕。更何况身为武士阶层的一员与力还有权利佩剑骑马，在普通人看来这些鲜衣怒马的“官人”端的犹如有如天神下凡似的威风。不过，与力阶层确实是人才济济，比如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大盐中斋就是大阪奉行所的一名与力。而在黒船来航之时，浦贺奉行所与力中岛三郎助更是靠着虽随意应变的外交天赋，使自己成为了日美交往的第一人并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之门。
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1853AD7.8）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浦贺，正是浦贺奉行所中的与力中岛三郎助和堀达之助驾着小船，用法文告示和荷兰语向佩里等人传递信息，要求谈判。但佩里却回复：“我只和同级别的*官高**交涉。”急中生智的堀达之助便立刻用手指着身边的中岛三郎助说：
“此公乃是负责交涉的浦贺副奉行。”
注意，浦贺奉行所的编制是：奉行两人，其中一人常驻江户城中，也就是说并没有“副奉行”的官职；奉行之下有组头二人、与力二十骑、“同心”一百人。而中岛三郎助却连个“组头”都不是，仅仅是二十名与力中的一员。但是佩里方面听说有一位副奉行前来，兴奋得马上就允许他们登上“萨斯奎汉那”旗舰，于是双方开始进行会谈。当时美方出面谈判的是佩里准将的副官廉悌大佐，日方就是浦贺奉行所与力中岛三郎助，谁也想不到，日本的开国谈判就从这么几个小人物彼此之间相互夸海口开始了。第一次谈判之后，佩里等人询问奉行为什么不亲自前来会面？日本方面答复说是因为奉行还不知道详细情况，故而未能前来前来。下一次，中岛三郎助由带来了一位名叫香山荣左卫门的人，假称他就是奉行。事实上，香山荣左卫门与中岛三郎助一样，也是浦贺奉行所的与力。
日本古装侦探剧《同心晓兰之介》剧照。
每一名与力手下都配备有若干名“同心”作为助手。而“同心”也被称为“回方”。按照具体的工种，回方又可以分为“定町回”、“临时回”、“隐秘回”三种，统称“三回”。其中定町回负责巡视江户城区；临时回一般选择老资格的定町回担任，负责指导新人；而隐秘回则与众不同，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所谓的隐秘回就是一种秘密警察。其职责类似于锦衣卫中的番子，主要从事刺探各种情报。这些密探乔装打扮，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从街头巷尾搜罗各种“谣言”，之后再报告给町奉行。
同心的每年的俸禄为三十俵，也就是十二石，外加每月二人份的“扶持”，也就是三斗米作为补助。因为日本人有送礼的习惯，所以这些“县官不如现管”的不入流之辈便可以经常从商人那里勒索一些好处。
这要强调一点，无论是与力、还是回方，他们依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按照当时的制度，这些“官儿”纱帽虽小，但却也是世袭的职务，所以人数也自然就寥寥无几。比如作为密探的隐秘回基本上人数就在两个人左右，町奉行所要想靠着这么区区之数管理百万人的繁华之地那就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幕府由于财政预算有限，且也不能公开的对百姓横征暴敛，自然也无法增加与力和回方的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幕府的统治者们想到了一个大多数统治者都会想到的方法——大量使用不领俸禄的“编外人员”，也就是“吏”。
这些编外人员的正式称呼为“小者”，有时也十分形象的称之为“*用御**闻”、“目明”，也就是官府耳目之意。但是因为小者的称呼带有轻蔑意味，故这些编外人员就更喜欢让人们称呼自己为“冈引”。这是因为当时小者经常出没的吉原花街被称为”冈场所“，而自”冈场所“中”引“来的人，也就被“尊称”为”冈引“，执法机构的编外人员宁可与下九流产生联系也不愿意被主流社会所蔑视，这也可以说明了在传统社会中警察和盗贼一样，都是笑贫不笑娼的江湖社会产物——与生俱来的就有着*社会反**的倾向。
服部平次的原型来自于“江户福尔摩斯”钱形平次这一文学形象。
因为冈引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故而所在的地域不同，其管理制度、成员的组成也不尽相同。这些人中有富甲一方的行商坐贾。也有不齿于齐民的“罪免”，也就是有前科的罪犯，类似于大唐时期的“不良人”。更多的则是在社会底层中从事服务业的车船店脚牙······
所有的冈引都在奉行所建有档案，而且有着固定的“上级”——也就是与力、同心。冈引不属于官职系统，所以也就没有资格吃皇粮、拿俸禄。町奉行所每月从吉原 、深川等风月场所收取一百七十两的礼金——名义上是作为取缔暗娼窝点的谢礼——实际上是用来豢养冈引的摊派。而冈引的公开收入则是每年从与力或同心处领到四分之一两金的红包。江户幕府时物价不算低廉，一碗荞麦面要十六文钱，一个木匠一日的工钱为四百文到五百文。要指望这么几个小钱别说养家糊口，恐怕连喝顿酒都不够。因此勒索、敲诈平民百姓，想尽一切手段来获取灰色收入就成了冈引每日的主要工作。
在当时，看似平常的某个澡堂老板或是街头小贩、*院妓**龟公，其实都有可能是一个在奉行所挂号的冈引。而满面春风的画皮之下，隐藏的就是随时吞向邻人的血盆大口。但事实是，江户却并不因为这些冈引的存在而成为极乐净土。正相反，二百年来江户一直是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也始终有着“诸国的垃圾场”这一恶名。而冈引作为对普通百姓最直接的“统治者”，在打着官方旗号每日疯*搞狂**“创收”的同时，也逐渐的和他们在大海对岸的同行——大清朝的“胥吏”阶层一样，给社会带来了“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巨大危害。
身为普通庶民却兼掌握着不受监督的公权力，这就是包括冈引制度在内所有“胥吏”制度百害无一利的根源。所以有识之士要求恶治甚至消灭这一阶层的呼声可谓不绝于史。天和二年（1682AD）、正德元年（1711AD）和享保年间，江户幕府都曾经下令废止冈引制度。但由于幕府本身不肯放松对社会的管控，所以冈引制度总是能够逐渐的死灰复燃，甚至在江户无血开城之际，此地尚有冈引四百余人在不遗余力的抓“长萨”奸细。
而此时已经连厕所里都是萨摩藩的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