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凭借《七次谋杀简史》一举拿下英国图书大奖布克奖。《七次*杀屠**的简史》的背景是1976年12月3月牙买加大选前流行歌手鲍勃·马雷被枪杀的事件。从70年代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的街头和贫民窟，到80年代纽约的*品毒**战争，一直到90年代经历了剧变的牙买加，马龙开始讲述这段纵跨30年的故事，探索了牙买加混乱不堪的帮派与政治世界。作马龙象自己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用直截了当，甚至有些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笔触写下了当年的一幕幕。
布克奖今年的评奖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伍德说“阅读这本书带给我的一大快乐就是，你翻开下一页时根本不知道谁会接下来说话”。这句评论是再精当不过了——因为作者自己在写的时候也不知道下一页会出现什么。此外，Foyles书店网站主编说这是一部“这是一部粗俗，不打折扣的小说”。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
目前，马龙·詹姆斯的三部小说都还没有中文版。所幸，他做过很多访谈，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自称“后后殖民主义作家”，他的牙买加“想象口述史”，以及他眼中的现代牙买加。
本文根据三篇访谈综合编译而成，分别为《访谈杂志》（Interview Magazine，IM，2014年10月2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2014年10月5日）和高客书评网（Gawker Review of Books，GRB，2014年12月16日）。
编译丨大土豆
马龙·詹姆斯
马龙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但他的母亲是一名警探，父亲先是警察，后来又当了律师。在牙买加，枪战、帮派混战、政治腐败俯拾皆是，根本无法逃避。他说“关于犯罪事件失控和经济彻底崩溃，总理说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咱们这每天有五班飞机去迈阿密。所以想走的人都可以走。’”
虽然混乱与*力暴**让牙买加趋于崩溃，但是当代的牙买加正是从此浴火重生的。马龙这样说道：
……
我们应当记住，这并不全然是坏事，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梦魇。实际上，当时出现了一些非常进步的事情。雷鬼音乐也正是在此时才开始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由此，很多没有别的出路的年轻人走上了音乐道路。对于牙买加中产阶级来说，那是一段富有活力，也极其成功的时代。
70年代还是有不少好事的。只不过太*力暴**，太血腥了，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当时持枪歹徒遍布西金斯敦，让当地陷入底谷。政客们之所以会掺和进来，是因为拿下金斯敦就能拿下牙买加。于是他们发给这些人枪，鼓动他们打个热火朝天。近1980年一年，就有800多人因此丧生。
“萨尔曼·鲁西迪的《羞耻》催发了我的写作欲望”
《羞耻》（Shame）
问：你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答：我走上文学道路只因一个想法：我想我可以当一名艺术家，创造一部超越自身之外的作品。不管作者本人如何跌宕，作品都会存世，我想要那种能够在我自身以外存在的艺术形式。除此之外，我也读了很多书，这自然也催发了我写作的欲望。马尔克斯曾说过，《变形记》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那么对我来说，这本书是萨尔曼·鲁西迪的《羞耻》（Shame）。
问：为什么是这一本？
答：我读过许多好书，但就是读这一本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就是它了，我要开始写了”。于我而言，这是我“应该”写，也“想要”写的那种书——二者往往并不重合。我“应该”写的书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我所研究的方向是英语文学，它“应该”富有文化韵味，它“应该”反映此时此地。而我“想要”写的书里面很可能会有飞翔的女人和魔法等等，我不觉得自己能写出这种书。读《羞耻》时感受到的震撼，至今还在我脑中盘旋。如果你想把巴基斯坦这种国家的疯狂劲充分把握住，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奇幻的手法，采取荒谬的、断裂的结构。于是，我感觉自己可以写真正“想要”写的东西了。我确信自己可以写了，我就是有这样做的勇气。用方言写作对我来说也不是件小事。
“受福克纳影响很大、自认是狄更斯的学生、挚爱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开始这么写了？
答：我花了几周时间才接受这个想法。我最后告诉自己：好吧，开始动笔吧，写点了不得的东西出来吧。
问：你整本书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你是否想过在某处改用第三人称呢？
福克纳
答：没有，这本小说里没有。最接近的地方是写死掉的亚瑟·菲利普的时候，因为我想要给他写一段灿烂的生平介绍。我当时读的很多书影响了我，比方说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我想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对推动情节发展并没有什么帮助的领域。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我总会感到有什么会击中我。
问：你的角色涉及范围广得惊人，从Bam Bam这样的街头小孩到中情局特工和上东区的富人，无所不有。除了福克纳以外，你心中还有什么别的文学榜样吗？
狄更斯
答：狄更斯对我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我还自认是狄更斯的学生，包括我关于情节和高潮的信念。我依然相信，一名作家应该让笔下的人物大哭大笑，让他们懂得等待。
我是一个老派的小说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是我的挚爱。而我写作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也正源于此，每天搁笔后，我会自问：今天写的文字里，是否有哪一个部分，能够让我说出“天哪，我一开始怎么没想到还可以这么写”这句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会继续写，直到有为止。
《七次谋杀简史》：“动笔时没有成型想法，无处不在冒险”
《七次谋杀简史》
问：所以，你动笔的时候对结尾完全没有想法？
答：写这本的时候没有。这是我写过的最疯狂的一本书，动笔时根本没有成型的想法。我脑子里有一些人物——尤其是那些死掉的。比如说在华盛顿高地自己家中被干掉的阿历克斯·皮埃尔。我根本不知道写下去会发生什么。
问：我发现，每写一本书，你都会更了解自己写作的节奏。你从《七次谋杀简史》中学到了什么呢？
答：我越来越了解到，作家要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在这本书的某些地方，我没有这么做，甚至在有些地方，我是害怕这么做的。这很令人吃惊，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怎么样，但我是花了多年才学会相信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本能。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正在写我没从没读过的那种书，当然我不是说我做的事情前无古人。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是我从写这本书中学到的一条。我现在更习惯担风险了。《夜女之书》内容很丰富，是一本很*力暴**的书，但写起来没什么风险；而在《七次谋杀简史》中，我无处不在冒险。直言不讳、色情描写、完全凭自己喜欢打乱文学体裁的套路……这些都是冒险。在这本书里，我写的正是我想写的。
问：你笔下的对话太逼真了，空气中好像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不管从哪个标准看，它们都不是可以轻轻松松读下来的。我确信，读者在此处定会废书兴叹，觉得你一生中肯定经历过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
答：用牙买加土话写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从小说的就不是这种话，在学校里不会说，办事时也不会说。通常这并不是能摆在台面上的话，用土话来写一整部小说的想法大概就更是前所未闻了。
我是做了功课的。我邀请了不少雷鬼歌手来金斯敦拍摄照片和视频，所以我不得不跟许多这类人物进行协商，还要跟枪手们打交道，以防他们威胁摄制组。还有，我妈妈是负责城区的警探，所以我耳濡目染学了很多东西，从她那里，我还知道了警察是怎么办事的。关键就是收集到全部信息，然后根据它们写出令人信服的文字。
马龙眼中的牙买加：“一名作家和艺术家在牙买加是走不远的”
鲍勃·马雷
问：作为一位中产阶级英语教授，你细致地描绘了牙买加历史上最冷酷杀手的内心，你干得真的很棒。
答：我很了解其中的一些人物。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成员经济背景各异。书中提到的有一些街道我真的在上面走过，因为我在那有亲戚。牙买加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方说，我去的是牙买加最古老的一所学校，比美国历史还长，是1729年建立的，那是座一流学校，但也是非常压抑的地方。学校街对面就是英雄公园，我在那第一次被抢。*力暴**事件与你从不遥远，这就是金斯敦。我有一个婶婶就住在一处这样压抑的地方，里面的锌管锈得不成样子，街上到处都是屎，所以我很知道这些地方。
问：你现在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也在这里执教，这里与牙买加很不相同。你是否想过回国呢？
答：在牙买加，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2005年离开那里之前，我告诉自己：“要不是坐飞机离开，我迟早会死在这里。”我不想煽情地描述那里有多糟，因为我的大部分朋友还在牙买加，而且大部分人还开心得不得了。但是一名作家和艺术家在牙买加是走不远的。当时，牙买加还没有能够支撑作家创作的底子。我不是说你只要走出家门，今天就会被打死，但总有一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有时这种疑虑会更深，这样的不安定感令人恐惧。我在美国拿到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期限只有一年，但是我当时离开的心情实在太急迫了，我知道自己不会回去了。纽约有50万牙买加人呢。牙买加国内的机会是很不够的，从来没够过。西印度大学是唯一的地方，但它也不能把所有有英语文学学位的人都雇下来吧。
“后后殖民主义”作家：定义自我，并不需要置身于和殖民压迫者的对立关系
马龙·詹姆斯
问：你是如何定义自己的，作为一个作家？
答：“后后殖民主义”——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词了。这是全新的一代作家，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不再是与前母国（英国）的对话了。我们成长于七八十年代，当时执天下牛耳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这算不上帝国主义，纯粹只是文化上的影响。我很确定，如果在六七十年代写这本书，那书里的角色肯定会跑到伦敦，而不是纽约布朗克斯。
比方说，我们与后殖民作家不同。对我们来说，定义自我，并不一定需要把自己放置在与殖民列强、殖民压迫者对立的关系中，我们会参照与自己不同的人，仅此而已。
“我不想将*力暴**转化为色情，文学是体验而不是逃避”
金斯敦
问：有没有什么大家都误解了你的事情？
答：我所受的教育。他们认为我是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第一世界国家——受的教育，这本书出来以后尤甚。有些人还认为我亲身经历过*力暴**事件，而在我告诉他们并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问，那我是根据什么权威材料写的。在我看来，所有有色人种作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光是牙买加作家。人们假定我们不会创作，而只会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同时，我也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问我关于*力暴**的事情。我写了很多*力暴**事件。相信我，没有人喜欢经受*力暴**。但是，你为什么觉得应该有写*力暴**的好书给你看呢？
在很多方面，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比我们要厉害得多。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看这些令人不安的素材。在他们眼中，文学就是间接体验这种事情的地方。在文学里，你可以体会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有时甚至能够感同身受。而陶醉在一本书的魅力中，同时也意味着你被震撼了，被教育了，被惊吓了，还会被拉着走上了一条你本不愿走上的道路。而现在，文学却成了逃避这一切的地方。我不是想将*力暴**转化为色情，但同时，我认为看了以后应该感到不舒服。如果你被一个关于奴隶制的故事感动了，如果你被一本关于内乱的故事感动了，那你读的就不是好故事。你不应该感动，而应该被惊吓，甚至会有起身干些什么的冲动。
“为什么每一个故事都要政治正确？我要写一部非洲版《权力的游戏》”
黑非洲神话
问：接下来你要写什么书呢？你会不会考虑写一部非洲风未来主义小说呢？
答：会啊。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书了，但我一开始是一个写奇幻小说的。我还记得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我已经烦透关于黑霍比特人的争论了。为什么每一个故事都要政治正确？我烦透这种争论了。与北欧和其他地方的任何神话相比，非洲神话在丰富和疯狂程度上都毫不逊色。所以，我准备写一系列基于非洲神话的书——非洲版《权力的游戏》。
凤凰文化独家编译
译者：大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