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我全家原是上海人，我在上海虹口区出生。1955年，因老家淮安有两亩水田，于是，响应市委号召，除长兄元春外，全家被动员回老家。
时年我才五岁，回来后便进了学校，没有课本，先生在裁成长条的红纸上，用毛笔写下许多大大的正楷字，教我认字。小时的我是个机灵鬼，先生一教我便记住了。记得此时的前一年，妈妈教我数数，教了一番后，我就能推导出递增的数字。与我同龄的一个伙伴，那时也在我家，他妈教了好几遍，他还是不会数，气得他妈用捻线的捻陀，直敲他的脑袋，小伙伴疼得边叫边哭边跳。见此情景，我起初莫名其妙，后竟幸灾乐祸。那时汉语拼音还没有产生，先生基本都是用方言执教。时至今日，我对拼音仍是一窍不通，在我执教语文的三四十年，每逢教学生字读音，都是用部队兵教兵的方法解决。
我的六年级是在余大小学读的，其时生活已十分窘迫。由于离家有七八里远，中餐便用水瓶盛上稀饭，在早晨上学时带到学校，如某顿的水瓶里有几个茨菇，整个上午我便兴奋得了不得。那时上课的口令是三个字：起一一礼一一坐一一上午第一节课，当班长“坐”的口令落音后，紧接着发出一片“呱哒呱哒”的水波声，说明大家的早饭喝的都是稀粥汤。由于小便频繁，先生额外开恩，允许每个同学无须报告，只要不影响上课，可以自由去厕所放水，再轻轻到自己座位坐下。同学们来来往往于课堂与厕所之间，第一节课，每人至少有两个来回。
第 二 章
转瞬读到1960年夏，再过三天就要毕业考初中了，此时恰逢我国连续三年遭遇自然灾害，加之中苏交恶，苏联逼债，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一河之隔的李殿奎战友所在的宝应县，不断传来饿死人的噩耗。父母商量后，决定我和母亲去安徽逃荒，省下口粮给父亲苦度饥荒。此时，我大哥家已分出，二哥去部队参军。我和母亲带着《军属证明书》，随着庄上一群人，提着半布袋糠饼出发了。
那时流传着一个说法：上安徽，吃大亏；上安庆，送大命。管它吃亏还是送命，父母决定赌上一把。本庄的一伙老老小小，挑着被窝席子，乘轮船到达了安徽的安庆市。我们一行人穿过市区，向北往桐城方向行进。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小山村，正值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给我一副碗筷，叫我到人家门前讨饭。那时候的我，在学校是优等生，先生在心里喜欢，同学在眼里羡慕；在家里是老巴子、惯宝宝，平时父母都宠爱我，而此时，竟让我这个有自尊的人，到陌生人家去乞讨。我不肯，母亲在身后推；我很抵触，拼命往后退，母亲气极了，用筷子使劲抽打我的头，我既委屈又疼痛，哇哇大哭。
人们在观赏电影或电视时，均有这样的体会：每逢关键时刻，天气骤变，地暗天昏，雷声隆隆，暴雨如注。联系我的遭遇，深感不全是编导的虚构。就在我站在人家已经关闭且朝东的院门前大哭的时候，一埸暴雨倾盆而下，雷声、雨声、哭声交织在一起，雨水、泪水、汗水交融在一道……
前些天祭祀母亲仙逝四十周年，在跪地烧纸时，我联想到此事，深知母亲当时狠心打我，逼我到人家门前乞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迫不得已的惟一选择。那时的我虽仅十岁，但自尊心很强，只有彻底摧毁了我的心理防线，才能通过要饭保住我的这条小命。也许是我的持续哭声，也许是我的哭声太响，院门突然开了，出现了一位打着伞的姑娘。见此情景，她一切都明白了，连忙返身，用那种粗毛竹斜劈成的勺子，盛了满满一勺稠稠的稀饭，倒在我碗里。她替我打着伞，催我快吃，无限爱怜地看着我。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尔后，她又给母亲和我各盛了一勺子。这就是我第一次要饭的过程。
自那晚母亲“残忍”地教育以后，尽管我还很腼腆，但总算能像小媳妇似的，羞羞怯怯地蹭到人家门口乞讨了。好在安庆人很善良，看到我这学生模样的小江苏佬，都会慷慨地给粥给饭。许多年后我才了解，那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他没有搞大呼隆吃食堂那一套，所以，当地人能吃饱大米饭，生活较之当时我们这儿，简直如同天堂。
我们一群人从安庆向北，在丘陵间跋涉。经过十里铺，来到了月山。其时天将晚了，大家在一处弃置的小屋里过夜。临睡时，来了一位老人，要求我们夜里不可以出门，山上有老虎，每夜都会叫啸。夜深了，我们确实听到了老虎的吼声，山鸣谷应，凄厉响亮，令人毛骨悚然。翌日，继续向北，经过五横乡农业合作社，那八个正楷字的社标写在院墙上，大如桌面，苍劲有力，给人以庄重震撼的感觉。向北向北，来到廉潭，那里的农民已经忙着插秧了。第四天下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桐城县双港区双铺人民公社永长大队第五小队。
我和母亲落脚的这一家姓姚，解放前是一户地主，房子是一幢四合院，共有十几间，都是瓦房，中间是玻璃做成的既透明又封闭的天井。士改时房子大部分分给了贫雇农。这一家当时只有两口人，老母是雀蒙眼，大家闺秀，很善良；儿子一只眼，二十三四岁，名叫姚尚亮，他们对母亲和我还是很关照的。
刚落脚的时候，正是插秧时节。其时母亲已55岁，她帮生产队插秧，每天的工钱是一升米，不供给饭食。那种升子上下都是方的，口大底小，一升米足有二斤。农闲时节，母亲也会帮人家缝缝补补，工钱标准与给生产队干活相同。我呢，把周围村庄排个轮值表，今天这个村，明天那个村，错开来，尽量不能让某村人觉得“怎么陆老师今天又来了？”此外，要饭也得有忧患意识，由于雨雪天不宜外出，母亲便为我缝了个饭袋。在晴天时，勤动腿脚，多乞讨个把村庄，把白米饭倒进饭袋，把菜饭等“装”进胃袋。回来后把白米饭晒成饭干，以备雨雪天充饥。
在我单独或与陆为春共同乞讨的时日，我常会遇到非常伤感或难以释怀的时候，那就是每当看到同龄儿童蹦蹦跳跳去上学，嘻嘻哈哈地散学的情景。我不知道为春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极其羡慕，总会目送他们走出好远。当地的祠堂高大宽敞，富丽堂皇，解放后都改成了学堂。途经围墙边，我常常侧耳倾听，那琅琅的读书声，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天籁之音。雨天不能出门的日子，我常常不厌其烦的，默写出从开始读书到六年级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姓名，想起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有时竟怆然泪下。
炊烟袅袅，还没到中午开饭的时间，我夹着碗筷口袋，常会像如今干部那样去视察。常言道：桐城的毛笔宣城的纸，我观察最多的是师傅制作毛笔的过程。其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当他详细了解我的境遇后，不仅十分同情，而且提出让我做他的养子。允诺供我读书上学，培养我成人成才，并希望将来给他养老送终。现在想起，他那灼热的目光，热切的语气，期盼的表情，仍在脑海浮现……
此事非常重大，母亲不能做主，结果是不了了之。
记得有一次，时间是初夏的午前，我和为春同去八队“赴宴”，其时阳光明媚，绿树婆娑，我俩夹着饭袋，徜徜徉徉地顺着小河向西走。来到一处蒿草丛深、灌木葱茏的河边，看到成群的乌龟趴在枯树根上晒太阳，有大有小，簇簇拥拥。我俩毫不犹豫，*光脱**衣服，跳到水里去捕捉。乌龟入水后都是钻进泥里或是埋伏在水下河坡的水草里，我俩潜水乱摸，我一只他一只，不久便装满了一饭袋。在河边的蒿草根边，我发现了一个扁窟，伸手进去，摸到了一只老鳖柔软的屁股。 “老鳖，是一只老鳖！”我大声喊叫，右脸贴着河坡，可惜胳膊太短，怎么也不能掏出。外号叫高腿的为春，马上凫过来：“你不行，让我来。”就在我抽手的一瞬间，“呼一一嘭”的一声，撞在我肚子上，老鳖逃回了河沟里。我俩呆呆地看着水花，大呼“可惜”。
当我们提着两袋乌龟去乞讨午饭时，早已错过了吃饭时间。我俩饥肠辘辘地回到村里，柳生的母亲看见了，高兴地接过两袋乌龟，连声说：“乌龟都给我，我来做饭给你们吃。”这便是那次失约赴宴的经过，现在忆起，仍觉有趣而滑稽。
我不仅是个乞讨的小江苏佬，还是儿童游戏的传播人。因为我走村串户，接触面广，每当看到别村孩子们新的游戏项目，便套用到我所在的村庄。于是，我的身边便自然而然地围拢了一群大致同龄的崇拜者。我手把手地教他们跳房、抽陀螺等等。以致母亲为我编的一双草鞋，有时竟穿不了两个星期便露出了脚趾头。记得常和我一起玩耍的，有扣明、扣牛、柳生、杰强、二瘌痢和四队的两个孤儿，此外还有两个女孩，一个叫双喜，一个已记不得名字了。杰强姓姚，比我大一岁，刚落脚时他也读六年级，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够好。一是有一次我给家里写信，他父亲教我写信封，为表示恭敬，收信人地址应顶格写，寄信人地址应尽量右移。真得感谢他，这是我当时难得学到的新知识。其父是位老夫子，见我不但字迹工整，而且文通句顺，赞赏之余骂了杰强一顿。此后没几天，我在天城正碰到他们放中学，他唆使一个大个同学打了我一耳光，以泄被其父训斥的私愤。其二是有一次，他和我同去新安镇返回，他偷了路边人家一抱树枝，当时的那儿缺乏做饭的烧草。其三，有一年冬天，后面的沙河结起了厚厚的冰，他叫我帮他去砍伐岸边悬崖上的灌木，给我腰上系上绳子，三番五次，将我吊下去砍树，把安全留给他自己，好像乞讨人的性命就是比他低贱似的。
在和母*共亲**同乞讨的时日，在那些如烟的往事中，有些典型的事例，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有一次，将近中午，我饥腸辘辘，走在一块山芋地边，看着裂开的土壤和鲜红的山芋，馋得直流口水。母亲见状，严肃地对我说：“要饭要到老爷大堂也不怕，人穷不能志短，手不可以往人家磨眼里伸。”这大概就是我后来领悟并提升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吧。每逢听到狗叫，母亲总是抢在前面。要饭三年，我没有被狗咬过一次，而母亲的腿上，尤其是腿肚子，鲜血淋漓，不知被咬过多少次。那年母亲去世，嫂子们给她穿寿衣，看见她老人家腿上被狗咬过的一块块黑色的瘢痕，我不禁泪如泉涌……
每次与母*共亲**同外出，午前临分开时，她给我划定一两个村落，确定了某棵大树或某座山包作为我俩的集中地点。当我与母亲恋恋不舍的分开后，我总是飞快地把那些村庄乞讨完毕，迫不及待地来到聚合地点，一是急于见到母亲，二怕母亲等我着急，然而，每次都是事与愿违。为了雨天不致挨饿，母亲总是充分利用“饭十里，饭十里”的习俗，乞完这村乞那村，跑完近的跑远的。而来到集合地点的我，瞪着两只铜铃似的眼睛，朝着母亲将要出现的方向或来路，千百次的抬头，万千次的眺望；时间越久，焦虑越甚；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盼望。时间愈长，瞎想愈多。如果母亲被狗咬瘫，怎么办？如果母亲遇到坏人，怎么办？如果母亲走失，怎么办？什么是“延颈支踵，望眼欲穿”，什么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彼时彼刻，我该是充分理解了这些语言中的精髓，须知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娃娃啊！一旦那熟悉而慈爱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我便小鸟一般，飞到母亲面前，接过饭袋，问长问短。
如果母亲给人家帮忙，中午我便到邻村乞讨。由于时间充裕，我往往会到田里去捕捉黄鳝。记得那时候的双铺，青山绿水，生态极佳，田里的长鱼非常的多。有一次，我在插上秧不久的梯田边发现一个漏水洞，便从下水口伸手去掏，掏出了一条三四两的死鲫鱼。这条鱼的鳞还有光泽，说明刚死不久。我大惑不解，使劲往里掏，“啪”的一声，从进水口窜出了一条硕大的黄鳝。这条长鱼有我那时的胳膊那么粗，金黄金黄的，足有二斤重。见此情景，我紧张得腿肚子直抖，连小便的感觉也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跨进田里就逮，怎奈鱼粗劲大，而我手小指短，连续几个回合，怎么也逮不住。越是逮不住越是着急，来回几趟，浑水的范围愈来愈大，大黄鳝无影无踪了。时隔五十大几年，现时想来，仍觉十分遗憾。一般情况下，只要我出动，捉它斤把长鱼还是小有把握的。
桐城那儿的风俗很特殊，不知现在变了没有。种田纯粹是男人的事，女人从不下地。婚后的女人叫烧锅的，只负责家务、做饭、带小孩。将午的时候，未曾进庄，便听到催眠谣传出村外：“摇摇哦嘿，摇摇哦嘿，我家小伢要困哩，摇摇哦嘿。”反反复复，都是这一句，韵律整齐而悠扬，场面宏大而感人，这全村妇女的同步大合唱，传进耳鼓真叫人昏昏欲睡。走近以后，总会看到，孩子的妈妈脚踩摇篮底脚，左手摇纺车，右手扯棉纱，口唱催眠曲，娃娃在摇篮里甜甜入睡。那恬静、安祥的氛围，从侧面反映出了新农村的美好生活。
那儿的饮食习俗也很有趣。五月初五，隐约记得没有吃粽子的习惯，而是把糯米面做成汤圆，泡在水里，每当吃时就拿出来。那种浸过的汤圆，吃在嘴里酸中带甜，津津有味。麦子收割后，好像是六月初六，各家各户，都把刚收的小麦磨成面，摊成薄薄的面皮饼。当糯稻收获后，也会在同一日子，家家都煮糯米饭。每逢这样的节令，我和母亲总会撒开双腿，多跑一两个村庄，力求多有斩获。烧锅的与丈夫的米饭也有差别。饭锅烧透了，把锅盖竖起来，插在锅里向前一推，一边汤多一边汤少。汤少的一边，是丈夫吃的，煮出的米饭较硬。汤多的一边，妻子会掺入瓜头、青菜等时鲜蔬菜，倒入猪油，撒上一些盐。虽然饭不算硬，但吃在嘴里有滋有味，不同凡响。每当乞讨到这类饭食，尽管不能作为储备，但却大饱了口福。
那儿的婚俗与别处大相径庭，有给新娘以下马威的陋习。记得所住村庄东南角那家儿子结婚。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当新娘进村时，全村男女青壮年，堵在村口，大大小小的雪球，像雨点一样砸向新娘，有的小青年甚至把雪球从新娘的脖领塞进去。进入洞房后，司仪叫我们小孩在床边埋伏，用竹竿捅新娘。那天，我曾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可怜那个新娘，被我们捅得左躲右闪，尽管疼痛难忍，但不作兴叫喊。如今想起，我还难免自责。
在我与母亲乞讨的三年里，我们跑遍了半径十多里的范围。每当走村串户，或去东边的双铺和西边的新安镇，沿途常常会捡到花花绿绿的烟标。
这些烟标色彩绚丽，图案精美。有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有的颂扬了典型的人与事，有的折射出人们的美好愿望，有的透露出祖国建设的重大信息……我把这些五彩缤纷的烟标捡来后，小心地剥开，放在床下压平，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我的这一创举，带动了村上一群小伙伴。由于他们要上学，不具备我的广阔接触面，为了得到一张新烟标，这些伙伴往往会用煮熟的山芋贿赂我。舍去我多余的，换回硕大的山芋，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后来收集的“迠华”牌绿色烟标，上面印满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幅幅拼图。印象深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其时全国已开展第一次文字改革，建设的建改成了“迠”，并印上了烟纸；二是那时我们已到湖北，我正在阳新县血防站治疗血吸虫病，烟标的主人是江苏兴化人，我得此烟标后没几天他便去世了。直至1963年8月我从湖北回家，共带回了一百多种烟标。偶尔有空，翻看翻看，不由勾起一件件往事，想起一个个伙伴。
1962年秋，长兄元春来到双铺公社。后来我了解，他随上海钢铁厂整体搬迁安徽芜湖后，因当时一月工资只够买十几斤胡萝卜，便辞去工作，自谋生活。其时，我和母亲已积存了二三百斤稻麦和上百斤山芋干，以及几十斤饭干子。时年二十大几的他，当然不愿乞讨，只好随我外出。我在村里要饭，他在村口等我。记得他还为我概括了几句顺口溜：未曾进庄，狗官接驾；未曾近门，娘娘答话；给了半碗稀粥，呱哩呱话……一般情况下，只要有活干，他是尽量不指望我讨给他吃的。我们都知道，河蚌是很好吃的，而那时当地人没有这一美食习惯，我们兄弟俩就在附近池塘里潜水摸河蚌。那里的河蚌大如畚箕，潜藏在塘底接近两米的深处，每掏出一只都要潜水换气两三次。摸回后剖壳取肉，加上佐料，倒上棉籽油，用炭火煨煮，其鲜味随风飘散，引来许多本地人。他们纷纷议论：江苏佬搞啥好吃的啦，鲜味这么诱人？经过炭炉加工出来的河蚌肉，既烂又鲜，十分抢口。起初，他们龇牙咧嘴地看着我们吃，后来，个别勇敢的试着吃了一两块，这一吃便放不下了筷子。一锅河蚌肉，如同秋风扫落叶，很快便锅底朝天。此后，当地人一有空就去摸河蚌，变着法儿制作吃法，这应是我们对那儿饮食文化的小小贡献吧。
第 三 章
元春兄到来几个月后，说湖北比安徽强。于是，收拾收拾，打点打点，于1963年5月，决定去那儿。其时我才十三虚岁，人微言轻，无权“参政”，只好随他们告别了我们生活了三年的永长大队第五小队。
我们跋山涉水，约于五月初，到达了湖北省阳新县某公社胜利大队。那儿地处洞庭湖畔，碧水蓝天，湖光山色，湖滩水草丰茂，山上绿树葱郁，记得对岸湖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确实美如仙境。
该大队是公社刚组建的一个生产大队，基本职责是开荒养牛。母为集体做饭，兄随大家垦荒，我跟小马放牛。这个名叫小马的大男孩，比我大三四岁，瘌痢头，极具现时“四狗”干部的标准，对我像狼狗一样凶狠，稍不如意，便骂我“那么的个屄伢”。我俩放牧的牛群有三四十头，都是水牛，极喜戏水。在头牛的带领下，循草觅食，时而在这片湖滩，时而游到那片湖滩。“领导”小马端坐不动，令我不断凫水赶牛。我马不停蹄倒还罢了，可恨的是他从不提示我，水里有送人大命的血吸虫。
随兄去湖北，原以为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其实适得其反。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蒸煮的山芋丝，早晚伴以稀如汤水的面糊。人们常说，一斤山芋二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这些制造粪便的饮食，吃得我两眼发绿，可我只能而已而已。有件事至今深刻脑海，有位曹姓大爷，曾把我带到他家，用小麦面摊饼，加入三个荷包蛋，煮了一大碗招待我。我狼吞虎咽，感觉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美食。后来当我在*革文**中学到毛主席那“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著名论述时，联想到这碗小麦面皮煮荷包蛋，一直搞不明曹大爷因何盛情待我。
湖滩上方的山包上，长满了密密匝匝的灌木和郁郁葱葱的竹子，间或也能看到一两株桃树，上面缀满了粉红鲜嫩的桃子。当我攀爬摘下，充满信心地猛咬解馋时，却感觉又苦又涩，不堪入口。直到后来函授学习生物，我才明白：植物间会相互制衡，释放一种物质，危害相邻植物；只有相同的植物，才不会互相侵凌。
这些茂密的绿色植被中，生存着许多动物，有獐、兔、獾、羚猫、野猪等等。赶着牛群在丛林中行走，常于雨后看到巴掌大的梅花形足印，现时想来，很可能是豹子。有一天傍晚，在牛群争先恐后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两个猎人，悄悄地把船靠在湖滩边，架着枪在静静等候。夕阳隐在云里，晚霞烧红了大半个天空，霞光映红了湖面，在微风的吹动下，湖水泛起了粼粼的波纹。我闲来无事，爬上树，坐在树枝上欣赏好戏。原来，野猪有个习惯，每到傍晚，就成群结队地到湖里洗澡。猎人发现常洗的地点后，便靠船守株待兔。只听“砰砰”一阵枪响，野猪“呵呵”的大叫着，蜂拥而逃。有一只大的，被击中后趴在泥水里，一动也不动。就在两人合力把野猪往船上拖时，野猪甩头一口，正咬在一个猎人的下巴上。另一个猎人不要野猪了，把伤者拉上船，奋力划船离开。我估计一定是往医院去了。
回来后，我急忙拴好牛，向大人们报告这一消息，待我领着他们划船到达后，除了一大片人与猪的血水外，野猪已经不见踪影。
有一天清早起来，我馋得慌，便穿过住房前的湖滩，爬到山上去摘野梅子吃。那种殷红的梅子，吃在嘴里甜中带酸，越吃越想吃。我钻在树丛里，边摘边吃，边吃边扒，完全沉浸在孙悟空品尝仙桃的那种感觉中了。就在此时，在我面前突然发出一声响亮的怪叫，我吓得屁滚尿流，折转身，不顾一切地返回跑了几步，从一丈多高的峭壁上奋力跳到湖滩上，拼命往回跑。住地的老太太，看着我浑身泥水、惊魂落魄的狼狈相，笑嘻嘻地宽慰我：“别怕，别怕，是獐子，它不伤人的。”
在牛群反刍休息时，为了消除孤独和寂寞，我常会东张张西望望。有一回，我来到一块蚕豆地边，在豆棵里捕捉蟋蟀。隐约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当时心想，我捉我的，跟谁都没有关系。可是，喊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怒骂声。我循声望去，只见远处湖滩上，有一个妇女又跳又骂。原来，她以为我在摘她家的蚕豆。当即，我指了指地里的蚕豆，又指了指自己的嘴，朝她摆了摆手。我认为她的误解是对我的极大污辱，嘴里恨恨的自言自语：“大丈夫怎会吃嗟来之食，真是岂有此理！”此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每当想起仍感非常不快。
两个月的传帮带结束了，瘌痢头小马被调去垦荒，三四十头牛全交我统领，我晋升为名副其实的牛司令。过去两月我每天的工分是三分，成了司令后每天上升到十分，正在我欣喜之余，灾难从天而降。 第四天，我突然感觉发烧无力，但还坚持揺摇晃晃地把牛赶去湖滩放牧。晚上回来一头倒在床上，浑身烫得像火炭。就这样，架在火上高烧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满口白牙全被烧黑，神志昏迷，连母亲和兄长也认不识了。当地人深知血吸虫病的凶险，我大哥他们便用船送我去县血防站。而我完全被烧糊涂了，拼命挣扎，潜意识中认为从山上下来了几个强盗，齐心合力，把我拖上船绑架走了。由于我不肯就范，大队另派两位壮劳力，摁着我，配合兄长把我送县城抢救。
两位男子汉死死地轮流抱着我，大哥拼命划桨，二十几里水路，仅用个把小时就到了血防站。这所县级血防站，座落在一座被削平的山包上。刚到医院，姓明的院长亲自带队组织抢救。我把对面病床下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棍当成了大蛇，声嘶力竭地大喊：“蟒蛇，蟒蛇，你们快去打蟒蛇！”见此情景，医生只好先用麻药把我麻翻，此后，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得小时候，我家堂屋的中堂贴着整张红纸，上面由元春兄用斗笔写着五个正楷大字：天地君親師；两边的对联是：跟*产党共**走条条大道，听毛主席话句句真理。那时的人们把毛主席敬若神明，把毛主席的话奉为圣旨。大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后，便回去干活了。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不折不扣地履行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神圣职责，人人都把我当作自己家里的小孩 ，无论是治病，还是吃饭和睡觉，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
从入院到出院，整整一个半月。在此期间，我经历了抢救消炎一一补充能量一一服药杀虫一一恢复观察四个阶段。医院采用的医疗手段是中西医结合，侧重于中医。在这四十五天里，我服用的药丸可以用饭桶来盛放，饮服的汤药不下一大水缸。至于扎针，超百近千，上肢的两臂弯内侧，被刺出黑黜黜的硬块，以致弯曲都比较困难。一个月后回老家马铺读书，满头青丝掉得一根不留，只剩下红红的头皮。直至现今，有时碰到当年马铺的同学，他们往往还会戏称我为红秃子校长。由此可知，当年的血吸虫病对我身体的摧残是多么严重，往深层分析，若不是罹患此病，高烧得那么厉害，或许我的脑子会更灵光一些。
好在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幸亏这些白衣天使，把我这条孱弱的小命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在那四十多天里，因血吸虫病严重，该院共死去五人，且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年，他们临死前的状态真正是惨不忍睹。肚皮大如水牛，明晃晃的，好像要即将爆炸；表情痛不欲生，却无力叫唤……难怪毛主席在听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夜不能寐，欣喜地连夜写下两阙《送瘟神》。
扫描住院的四十多天，能筛选出许多难忘的往事。每当看到奇葩的烟标，我便想起了那个死在医院的兴化人；每当看到卖茶叶的少女，用软软的扁担，挑着担子，颠颠悠悠地从眼前走过，我就联想到那位红褂绿裤的丫头，一日三次，从山下熬药处，挑着药罐上山，以及分发给我们饮服的情景。
由于入院登记仓促，我的名字被写了“陆春桃”，这个含有女娃味的名字，给那些护士姐姐提供了拿我开玩笑的机会。她们一见我，就“陆春桃、陆春桃”地寻我开心。有一天，我忍无可忍，瞪着眼晴，一本正经地大声声明：“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陆名桃春，请以后别伤我自尊。”她们愣了一下，看着我的严肃表情，听了我的庄严声明，非但未接受，反而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甚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和我一同住院的有几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他们见我活泼可爱，且稍有一些文化，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弟弟小**。记得有一位名叫胡志刚的大学生，走路摆臂很有特点。他不像我们军人起步走，手臂奋力向右向左打出，而是恰恰相反，右臂向左后、左臂向右后，看上去颇为滑稽。在我服用杀虫药时，他三番五次重述医嘱：“此时药物与血吸虫正在你血管里展开殊死的搏斗，你千万小心，不能摔跤，跌了跟头会有生命危险的。”每逢下山时，他总是搀着我的手；每逢上街时，他都会买东西给我吃。出院时，我是搭乘他们单位的船回去的。因船大靠岸不便，他把我抱下船，搀扶上湖滩，而后涉水一趟一趟地把我的杂物送给我。大船扯帆驶出好远，还看见他站在船头，在不停地向我摆手。此情此景，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名句，今日忆起，不禁泪湿衣襟……
由于母亲独自一人负责全大队的炊事工作，加之山水相隔，路途遥远，尽管对我十分牵挂，但却难以分身来院看我。好在长兄努力揽下了到县城出差的所有机会，每次来院当儿，见我一日好过一日，甚为欢喜，临别时总会抚着我的头，叮嘱我听从医生的话，好好养病。
转眼到了出院的日子，大哥忙前忙后，为我联系回去的便船，办理出院的手续。芝麻掉在针眼里，胡志刚他们也于该日出院，且单位接他们的船正好顺道，走的问题解决了。可钱的问题成了高门槛，我住院四十五天，共计费用110元，元春兄求爹爹拜奶奶，东借西借，只凑了45元，相差一大截，怎么办？别无他法，大哥捧着《军属证明书》，找院长协商。告知我们是来此逃荒的难民，弟弟不识水情，罹患了血吸虫病……苦还没有诉完，明院长便明确表态：“情况特殊，理应照顾。好了，你马上把帐单拿来，我批一下，余下全免。”离开医院大门口，我怀揣明院长签发的《出院证》，一步步走下山包，那些护士姐姐，有的站在门口，有的扒着窗口，不停地向我摆手。我走几步回一下头，走几步扭一回身，直到走出她们的视野。
回到住地后，大家都来看我，那位劝我不要害怕獐子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无限爱怜地说：“这娃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母亲把我揽在怀里，上一眼下一眼地瞅着我看，嘴里喃喃地念叨：“我的乖乖回来了，我的乖乖有命了……”说着说着，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从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滚落下来。
也许是母亲与哥哥早已商量好了，第二天，我和母亲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大哥挑着破衣烂裳，把我们送到阳新县难民收容所。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中午能吃上大米饭和丝瓜与油条烧成的汤。等了几天，人数凑足了，我们便上了一艘名叫“黄陂”的中型轮船，长兄拜托同乡难民匡亚明代为照应我们。记得我们在黄石换乘“江华”大轮后，那天在大轮三层，饱览长江沿岸的壮美山色时，他忽然说：“如果你现在掉下去，我一定会猛的跳下去，把你救上来。”就凭这句话，他在我的脑海里永远留下了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
1963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历时三年又三个月，我和母亲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到家后，我听大嫂告诉我，几年来，父亲每年把我的课本和书包拿出来晾晒，晾晒一次流泪一次，屡屡如此。闻听此言，我的心里既一阵阵绞痛，又一阵阵温暖，其复杂心情难以言表。
当年九月，我到马铺完小重读六年级，翌年六月录取流中，赶上了老三届初中部的最后一届，后延迟到1969年1月毕业离校。在初中的三年多，除第一学期学到些知识，后来便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整日拎浆糊桶，贴大字报。毕业后回家务农，历任生产队社员——队委——农技员，直至1972年12月中旬参军。
陆 涛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