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亲波莉小时候精力极其充沛，非常活泼好动。她经常跳舞，做侧空翻和劈叉等高难度动作，还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棒球，和我的兄弟们摔跤、骑自行车、爬树和骑马。她有着像柳枝一样柔软而强韧的身体，和幼狮一样自由不羁的性格。波莉不仅身体好动，嘴也不闲着。她会大声喊出给他人的命令和建议；如果她和朋友打赌赢了，或是听到了一个好玩的笑话，她便会张大嘴巴，尖声大笑；不管对方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她都会与之争吵，并用建筑工人常用的粗鄙语言大骂对方。
我们秘密组建了一个俱乐部，为它起名为“掠夺者”，并且定期在波莉家的车库里碰面。波莉俨然是俱乐部的汤姆·索亚[1]。她策划了俱乐部成员的入会仪式，并带领我们假装成间谍一起去探险，或远足去传说中的鬼屋。她引导我们进行了结拜“兄弟”的仪式。她教我们用扑克牌变魔术，还教我们抽烟。
波莉就这样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初中的生活。她还想继续以过去的方式处世，举止仪态毫不淑女，大家都叫她“假小子”，并对她指指点点。她发现自己被以往的男生朋友与那些开始学化妆和谈恋爱的女生排挤在外。
这让波莉感到困惑和不安。她赌气般地不参与任何男生或女生的小团体。几个月后，她摇身变为贝琪·撒切尔——汤姆·索亚安静、乖巧的女朋友，重新出现在同龄人的团体中。当男生成为教室和操场中的主力时，她只是穿着时髦的衣服在场边看着。她又一次被接纳并受到大家的欢迎，却不再在人群中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人谈起这些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也没有人为学校里最活跃的女孩消失不见而感到惋惜。我是唯一一个感到悲剧发生的人。
弗洛伊德将六七岁到青春期这一段时间称为“潜伏期”，然而，女孩在这段时间并不是潜伏起来、不甚活跃的。我想起了我的女儿萨拉，她在这一阶段做各种化学实验，学习变魔术，拉小提琴，在自己写的舞台剧中扮演主角，救护野生动物，骑自行车穿过整个城市。我想起了她的朋友塔玛拉，她在六年级的暑假写了一本300页的小说。我想起了在这个年纪的自己，我读遍了镇上图书馆中每本儿童书籍，前一个星期我还打算成为像阿尔贝特·施韦泽一样伟大的医生，而下一个星期，我就想像路易莎·梅·奥尔柯特一样专心写作，或者像伊莎多拉·邓肯一样在巴黎跳舞。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我再也没有像这样充满自信和雄心了。
大多数青春期前的女孩会是很好的伙伴，因为她们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不管是运动、自然、周围的人、音乐，还是书籍。几乎所有经久不衰的、主要面向女孩的儿童文学中，女主角都处于这一年龄阶段，比如《绿山墙的安妮》、《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和《长袜子皮皮》。这个年龄的女孩会烤馅饼，也会解谜和持续探索新的世界。她们可以照顾好自己，而照顾他人的负担也还未落在她们肩上。她们还未被女性角色约束，可以暂时先放松，随心所欲地做“假小子”，拥有“假小子”这种身份所代表的勇气、能力和独立。
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可以不受性别角色限制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7岁到11岁的女孩很少接受心理治疗——她们根本不需要。我一只手就能数清楚我见过的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科琳，她经受了身体上的虐待；安娜，她的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布伦达，她父亲自杀了。这些女孩很勇敢，也很坚强。在一次治疗中，布伦达说：“如果我父亲不想活下去，那是他的损失。”科琳和安娜都很愤怒，但她们从来都不自责，而是知道自己该谴责的是那些犯了错误的成年人。令人惊讶的是，我对这些女孩的帮助微乎其微，她们能够自愈并继续前进。
在一所大学工作的一位园艺师给我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她带领一群初中女生去参观学校里的数学和科学展览，带她们去看大大的蓝草、娇嫩的雪花莲，还有枫树和柳树。年龄小一点的女孩总是提问打断她，她们对每一种植物都一拥而上，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而九年级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会向后退；她们从不会去碰那些植物，更不可能大声提问。她们一本正经地站在一旁，对比她们小的女孩的热情感到厌烦，甚至有点儿厌恶。我的朋友不禁问道：“这些女孩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我想摇醒她们，对她们说，‘醒醒，回来！你的心里有人在家吗？’”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坐在我最喜欢的冰激凌店外面，一位母亲和她十几岁的女儿在我前面停下来等红灯。我听到那位母亲说：“你不能再敲诈你爸爸和我了。每次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告诉我们你想离家出走或者自杀。你怎么了？你过去是能自己处理好不顺心的事情的呀！”
她的女儿直盯着前方，似乎并不认同母亲的话。绿灯亮了，她们过了马路。我舔了舔我的蛋卷冰激凌。紧接着，另一位母亲带着她还未到青春期的女儿走到同样的位置，她们手牵着手。女孩对她母亲说：“你说的这个好有意思，我们整个下午都出去玩吧！”
青春期早期的女孩会发生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就像飞机和轮船神秘地消失在百慕大三角一样，女孩也会成群结队地沉入海底。在社会环境和自我发展的百慕大三角中，她们坠毁了。她们失去了韧性和乐观精神，变得不再好奇，更不愿意冒险。她们坚定自信、活力满满、“假小子”式的个性逐渐消失，变得更加恭顺，更容易自我苛责和抑郁消沉。她们对自己的身体也会非常不满。
心理学研究从未对这些“坠毁事故”给出解释。曾经一窝蜂地喝得酩酊大醉的女孩现在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西尔维娅·普拉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奥利弗·施赖纳等作家都描述过这些“残骸”。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写给他年轻的朋友索菲·沃兰的信中又狠又准地描述了他的观察结果：“你们15岁就已经死了。”
童话故事也精准地捕捉了这一现象的实质——年轻的姑娘不是吞下毒苹果，就是被下了魔咒的*刺伤针**，然后沉睡一百年。她们出走家园，遭遇危险，被王子拯救，被驯服为顺从的角色。
在《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的故事则体现了影响年轻女性的破坏性力量。奥菲莉娅本来是一个快乐而自由的女孩，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丧失了自我。和哈姆雷特相爱时，她只为了得到哈姆雷特的认同而活着。她没有内在的方向，只是不断地努力去满足哈姆雷特和她父亲的要求，她的价值完全由男性的认可决定。奥菲莉娅为取悦他人而痛苦不堪。当哈姆雷特因为她是一个听话的女儿而唾弃她时，她悲伤到发疯。她穿着使她感到沉重的优雅的衣服，在一条满是鲜花的小溪里淹死了。
女孩知道她们正在失去自我。我的一个女性来访者说：“我身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在初中时就已死了。”青春期的混乱打破了她们人生的完整性。随着女孩完整的人格分裂成矛盾的两极，她们变得支离破碎。她们敏感而温柔，刻薄而好胜，肤浅而理想化。早晨，她们自信满满，到了晚上却焦虑不堪。她们以充沛的精力匆匆度过每一天，然后陷入昏睡状态。她们每星期都尝试扮演新的角色——这星期是好学生，下星期是不良少女，再下星期是艺术家。她们希望自己的家人也能跟上这些变化。
20世纪90年代，我接触到的处于青春期的来访者都难以捉摸，她们很难信任成年人。她们很容易因为一个眼神、清嗓的声音、沉默、热情不足，或者一句不能满足她们当前需要的评论而感到被冒犯。她们把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她们的话语试探性更强，也更加表意不明。她们的情绪变化很大，这一周她们热爱世界和家庭，下一周她们又对每个人都吹毛求疵。她们的许多行为难以捉摸，她们的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隐喻性——进食障碍、学校恐惧症和自残。我发现我需要用十几种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问：“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例如，米歇尔是一个美丽聪明的17岁女孩。在她三年内第三次怀孕后，她的母亲把她带来接受治疗。我试着和她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她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报以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不，我对性没那么感兴趣。”“不，这不是我的计划。这些事就是发生了。”当米歇尔离开时，我发觉我刚才一直在用错误的语言和一个距离遥远的人谈话。
霍利是另一个谜。她很害羞，说话轻声细语，动作缓慢。化妆后的她很漂亮，一头红色的头发也很撩人。她是美*歌国**手普林斯的粉丝，只穿紫色的衣服。在她企图自杀后，她父亲把她带来接受治疗。她不愿学习，不愿做家务，不愿参加任何学校活动，也不愿找工作。霍利耐心而礼貌地用单个字词回答问题。只有当话题是普林斯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开口。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他。她给我放了普林斯的录音带。普林斯的歌声不仅替她向我说话，也在对她诉说。
丹妮拉在沮丧的时候会烧伤、割伤自己。她穿着黑色衣服，瘦弱得像一根稻草，沉默地坐在我面前，头发乱糟糟的。她的耳朵、嘴唇、鼻子上全都打了孔，戴着环饰。她谈到了波斯尼亚的内战和臭氧层上的空洞，还问我是否喜欢锐舞音乐。当我问起她的生活时，她却只是玩弄耳环，沉默不语。
我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些女孩，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最终，米歇尔、霍利和丹妮拉都有所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在和她们一起摸索什么能真正帮助到她们。
我的来访者和那些没有来接受治疗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在危机中选择接受治疗，许多青少年经历着类似的危机，却没有去看心理治疗师。那时，我也在一所小型的文理学院教书，班上的年轻女孩和我的来访者基本上都有相同的经历。一个女生因为她最好的朋友遭受了性侵犯而担心不已；一个女生在被男朋友打了之后逃课；一个女生问我应该怎么处理一个威胁要强奸她的男人打来的猥亵电话；一个女生在不堪重压的时候用回形针刺自己的手，刺到流血不止；还有许多女生询问有关饮食失调的建议。
当我在一所高中做演讲时，有些女孩在演讲结束后告诉我她们遭受了强奸，她们想离家出走，她们有一个厌食或酗酒的朋友。起初，她们的经历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我便对这些情况有了心理准备。
心理学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的忽视由来已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才开始对青春期女孩进行研究，而且她们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心理治疗师，因为她们对成年人遮遮掩掩，自身又充满矛盾，所以心理治疗师很难研究这些女孩的内心。太多的事情发生在她们内心，毫无表征。
西蒙娜·德·波伏娃描述了女孩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本是自己生活主体的女孩，变成了别人生活的客体。她写道：“年轻女孩慢慢地埋葬了她们的童年，抛弃了独立和专横的自我，顺从地进入成人世界。”
青春期的女孩体验着作为个人的身份与作为女性的职业之间的冲突。波伏娃说：“女孩抛弃真实的自我，只作为表象而存在。”
女孩变成了女性模仿者，她们把自我全部塞进狭小、拥挤的空间。充满活力、自信的女孩会变成害羞、多疑的年轻女性。女孩不再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而是开始思考“我该做些什么来取悦他人”。
女孩真实的自我和我们对“女性”的文化定义之间的差距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套用美国女诗人史蒂维·史密斯关于在海里游泳的一首诗：“那不是她们在挥手致意，而是她们将要溺亡。”而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却无法牵起父母的手。
奥利弗·施赖纳在《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中描述了她年轻时的经历：“世界告诉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来塑造我们。对男人，它说，去工作。对我们，它说，去表演。一个女人脑袋里的东西越少，将她当作一件物品搬来搬去时就越轻松。”她这样描述自己就读的精修学校：“它是一架将灵魂浓缩到尽可能小的空间中的机器。我曾见过一些灵魂被压缩到一个小小的顶针就能承载它。”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理想的文化之下，每个人的天赋都能够适得其所。按照她的标准，西方文化对女性来说远不够理想。如此多的天赋不能得其所用，也未被珍惜。如此多的声音都沉寂了。司汤达写道：“所有生而为女性的天才，都因为公众利益而消殒了。”
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曾写道，为了取悦父母，一些年幼的孩子承受着否认真实自我、伪装成虚假自我的压力。我的书中提到，青春期的女孩也有类似的压力，要把自己分为真我和假我，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父母，而是来自社会文化。青春期是女孩经历社会压力的时候，她们抛开真实的自我，只展示出自己天赋的一小部分。
这种压力让大多数女孩感到困惑和沮丧。一个女孩这样说：“我是一根完美的胡萝卜，但每个人都想把我变成一朵玫瑰花。作为一根胡萝卜，我的颜色很好，顶部叶片茂盛；而如果我被雕刻成一朵玫瑰花，我就会变成棕色并且枯萎。”
青春期的女孩是在这场名为“变化”的飓风中被压弯的小树苗。有三个因素使年轻女孩易受飓风袭击：第一是她们的发育水平。一切都在改变——她们的体形、激素、皮肤和头发。平静被诸多不平衡所取代。她们的思维在进化。在表面之下，她们正在与最基本的人类问题做斗争：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属于我的位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美国文化总是在打击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女孩。在这一时期，她们进入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这种文化充斥着对女性有害的“主义”，如性别歧视主义、资本至上主义和外貌主义。
第三，在女孩最需要父母支持的时候，他人却期望她们能够独立。她们与无数新压力做斗争时，必须放弃儿时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保护和亲密。她们只能向不稳定的同伴寻求支持。
父母都很清楚，他们的女儿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原本冷静、体贴、自信的女儿变得喜怒无常、苛求、冷漠。原本喜欢说话的女孩变得阴郁而神秘。原本喜欢拥抱的女孩现在一碰就炸毛。母亲们抱怨她们在女儿的眼里什么也做不好，父亲们哀叹自己突然被女儿赶出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很少有父母意识到他们的经历是多么普遍。他们的女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父母几乎无法理解的危险之境。就在她们最需要一个大本营的时候，她们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并且没有任何与外界交流的通信系统。
父母都希望在女儿成长和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能保证她们的安全。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孩子，女儿的任务就是探索世界。美国的父母比美国企业更会保护自己的女儿——父母并不想通过卖名牌牛仔裤或香烟来赚钱，他们只是希望女儿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他们从不会把自己的女儿视为性对象或消费者，而是将她们看作有才能和兴趣的真实的人。然而，当女儿进入那个新的国度时，她们会远离父母。她们依赖自己的同伴——她们的同伴也是这个陌生国家的居民，和她们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和习惯。她们经常欣然接受大众文化中的垃圾价值观。
这种对父母的疏远，部分是因为发育。青春期早期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发生变化、关注自我、关注同伴认同、身份认同形成的时期，也是女孩关注自身美妙变化的时期。另一原因则是文化因素。在美国，我们把“成年”定义为从家庭向更广阔的文化范畴转移，而青春期正是切断联系、摆脱束缚的时候。青少年可能会声称自己独立于父母，但他们对父母的行为非常敏感，并为自己与正常情况的微小偏差感到羞耻。他们不喜欢被人看到和父母在一起，觉得父母的不完美让人心烦。母亲的发型或父亲的老掉牙的笑话会毁了他们的一天，他们会对父母说错的话或不完美的回答而感到愤怒。青少年声称自己不听父母的话，却和朋友不停地讨论父母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令人讶异，他们能察觉到细微的情绪差别、怀疑、模糊、矛盾和虚伪。
青少年仍然保留着一些童年时期的神奇想法，相信父母有能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快乐。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不幸怪罪于父母，却不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父母。他们事事都对父母保密，而事情也往往因此变得疯狂。例如，被强奸的女孩可能不会告诉父母，相反，她们会变得充满敌意和叛逆。有时，父母因为女儿的愤怒和失控行为带她们来接受治疗。听到这种无法解释的愤怒时，我会询问有关强奸的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孩通常对父母比对强奸犯更气恼，她们觉得自己的父母应该知道这种危险，并给予她们更多的保护；事后，父母应该能察觉到自己的痛苦并伸出援手。
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父母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他们感到被排斥、无助和被误解。他们经常把这段时期的困难归咎于他们的女儿和自己的无能，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孩子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和时代而来的。
当女儿进入这个新的国度时，父母经历着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想念在厨房里唱歌的女儿，想念给他们念校报的女儿，想念陪他们去钓鱼和看篮球赛的女儿，他们想念喜欢烤饼干、玩猜字游戏和被亲吻道晚安的女儿。他们现在仿佛在和被偷换的孩子——一个悲伤、愤怒、复杂的女孩一起生活，而不是他们曾经活泼、充满感情的女儿。每个人都很悲伤。幸运的是，青春期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了高中后期，大多数女孩更强大了，飓风的风力也渐渐减弱。最糟糕的问题——小团体、对身份的困惑、与父母的斗争等，都在不断减少。但每个女孩处理青春期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对她的成年生活产生影响，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她们内在的自我完整性、自信和自我导向能力的丧失会持续到成年。20世纪90年代，我的许多成年来访者仍然在与自青春期就困扰着她们的问题做斗争——30岁的会计师和房地产经纪人、35岁的护士和教师，以及40岁的家庭主妇和医生，问的问题和她们十几岁的女儿一模一样。
更可悲的是那些没有挣扎反抗的女人，她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仍有值得保护的自我。为了取悦他人，她们压抑了青春期的痛苦和对自我的背叛，这些女性来接受治疗的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更讨人喜欢——她们来减肥，谈论她们的抑郁症，挽救她们的婚姻。当我问到她们自己的需求时，她们大都困惑不已。
大多数女性独自与青春期的创伤做斗争，她们在成年后的许多年里都没有审视过自己的青春期经历。许多人试图忘记自己青春期的痛苦记忆，也许她们女儿的痛苦又会唤醒她们自己的痛苦。有些人对药物上瘾，或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如溃疡、结肠炎、偏头痛或牛皮癣）。许多人尝试过成为完美的女人，但失败了。尽管她们循规蹈矩、唯命是从，但世界并没有回报她们。她们感到愤怒，感到被背叛、被视为理所当然、被利用，而不是被爱。
我在治疗中见到的女性通常都知道家人的感受，却不了解自己的感受。她们很善于平衡同事、丈夫、孩子和朋友的需要，但她们忘记了把自己放在这种平衡关系中。她们努力解决生活中尚未解决的青春期问题：“我的长相和受欢迎程度有多重要？我怎样才能既照顾自己的感受而又不自私？我怎样才能既诚实又被人爱？我怎样才能既有所成就又不让他人感到威胁？我怎样才能有性吸引力又不被当作玩弄的对象？我怎样才能既对他人表示支持又不用对每个人都负责？”
当我遇到这样的女性来访者时，时间就会倒流，回到充斥着小团体、羞耻、外貌焦虑、被接纳的渴望、自我怀疑的初中时期。很多成年女性认为当时的自己又笨又丑，她们中的许多人会因为花时间关注和照顾自己而感到内疚，她们从未表达过愤怒或寻求帮助。
我们拼凑出一幅丢失的青春期图画，回顾了每位女性的故事——她们在飓风中的经历。记忆涌入，经常会伴随着眼泪、愤怒和对失去之物的悲伤。为了假装成别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活力，这种活力来自建立联结，来自选择意识而不是否认，来自勇敢说出自己的秘密。
我们完成了20年前或30年前就该完成的任务，我们重新确立了每个女人以她自己作为她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成为其他人生活的客体。我们回答了弗洛伊德那个高高在上的问题：“女人想要什么？”“每个女人都想要不同的、特别的东西，但所有女人都想做最真实的自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在我学习心理学之前，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和个人心理相交融的问题上：为什么文化创造了某些特定的人格，而不是其他的类型？社会文化如何吸引成员的某些力量？为什么某些人的才能被有效利用，而有些人的才能却因缺乏关注而萎缩？我对文化在个体病理学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感兴趣。我相信，正如格雷戈里·贝特森所说的，“自我是个体与环境之和”。
对一个研究文化和人格的学生来说，青春期是令其着迷的。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个人、发育和文化因素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塑造了成年期。这是一个内在发展显著和文化灌输强有力的时期。我在治疗和写作中，试着把每个女孩的故事与更大的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去研究个人和政治的交集。这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问题，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在我们的一生中都紧密交织。我们的思想是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塑造的，它会压迫我们；然而，我们的大脑也可以进行分析和改变文化。
对文化的分析不能忽视女性的个体差异——有些女性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绽放花朵；有些女性却在最小的风暴后凋零。但我们面临的相似问题更多。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多数年轻女性是在什么条件下成长和盛开的？
青春期来访者常常努力尝试独自恢复正常生活，这一点始终吸引着我。如果不是因为我90年代初的来访者，我就不会写这本书。我当时的日程表上挤满了饮食失调、酗酒、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性传播疾病、自残和有奇怪恐惧症的女孩，我遇到过许多试图自杀或离家出走的女孩。这些来访者让我看到，在美国，青春期的女孩身上发生着戏剧性的遭遇，而那些不在“前线”的人从不会注意。
一开始，我很惊讶于女孩遇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麻烦。毕竟，从20世纪60年*开代**始，我们就开始了一场提高女性意识的运动，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传统的男性职业、参加竞技体育运动，许多父亲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这些变化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赋予女性权力方面还是路漫漫。《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未通过；“女性主义”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贬义词；有些女性职位很高，但仍有许多女性正在为极低的工资而努力，而且大部分的晚班工作都由她们承担。对平等的口头承诺使现实中的女性歧视更加令人困惑。
20世纪90年代，女孩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因素加剧了这一问题：更多的离婚家庭、成瘾行为、随意*行为性**以及对女性的*力暴**。因为媒体的出现——专栏作家克拉伦斯·佩奇称之为“电子墙纸”，所有女孩被置于同一个大城市——一个肮脏、危险的大都市，到处是卖酒的商店和购物中心。女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性化和物化，她们的身体被用来推销拖拉机和牙膏，她们更有可能受到精神创伤。这种新旧压力的结合对我女儿那一代年轻女性来说就是毒药。
家长也试图应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父母总是不放心让他们16岁的女儿开车，而在驾车枪击和劫车事件频发的时代，父母更加恐慌。父母总是担心他们女儿的*行为性**，而在约会强奸、疱疹和艾滋病频发的时代，他们更感到恐惧。一直以来，父母都想知道他们的孩子到底在做什么，但90年代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出一些导致他们丧命的事情。孩子们那段被称为“童年”的受庇护的阶段变得越来越短。父母、教师、辅导员和保育员意识到女孩遇到了麻烦，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痛苦是多么普遍和极端。我写这本书是想分享我的所见所闻。这是一场飓风警报，它将向美国文化传递一个信息：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本书是来自风暴中心的国家气象局公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快乐无忧、情感坚强的小女孩发展为焦虑、谨慎的青少年的过程并没有发生变化。21世纪的青春期与1959年和1994年的青春期基本上完全相同——中学仍然承载着社会和情感创伤，爱玩、好奇的女孩仍然会飞进百慕大三角，如波伏娃所说，她们开始“只作为表象而存在”。
有所改变的是，女孩对父母的叛逆和敌意减少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更加亲密。此外，21世纪的女性拥有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更多的权力，她们没有被训练成提供不间断全方位服务的养育者，她们通常有合理的界限意识和自我照顾技能。她们的女儿也尊重她们这一特点。
女孩也有了更多的语言来描述青春期的压力，她们对自己面对的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美国很多高中设立了“女孩赋权社团”，并向所有学生教授有关性骚扰的知识。许多成年女性和女孩，如美国奥运体操运动员、女演员萨尔玛·海耶克和卡拉·迪瓦伊，以及音乐家加奈儿·梦奈和艾丽西亚·凯斯等，已成为勇敢和女性赋权的榜样。
如今大多数女孩在青春期早期会上网。我们甚至为青少年创造了一个新词：屏少年（screenager）。女孩一拿到手机，就有可能接触到色情和其他不良信息。一个七年级的女孩告诉我们：“我所有的朋友在谷歌上搜索的第一个词都是‘*交口**’或者‘*交肛**’。”女孩一旦上网，她的童年就会很快结束，取而代之的大都是不太健康的内容。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卡森。她是一个真实、快乐的12岁女孩，正处在即将进入青春期的转折点。她喜欢把头发编成辫子，喜欢穿色彩鲜艳的紧身衣和T恤。她最喜欢的活动是和她的两只猫玩耍、创作艺术作品。她一次能连续做几个小时的针线活和折纸。虽然她已经上中学，但仍然待人随和，保持着好奇心，并且也喜欢和她的父母、妹妹进行身体上的接触。她的朋友叫她“天真小姐”。
卡森一直抗拒那些会将她推向青春期的活动和谈话。然而，当她独自飞往圣路易斯看望祖母时，她的父母给她买了一部手机。卡森一到祖母家，就爬上楼梯到阁楼，找到她的美国女孩玩偶和古董茶具，在祖母准备午餐时开心地玩耍。
卡森在玩的时候，收到了她家邻居麦迪逊发来的短信。麦迪逊的父母刚刚告诉麦迪逊，他们要离婚了。麦迪逊责怪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在家里多嘴多舌，难以相处。麦迪逊告诉卡森她想自杀，并恳求卡森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条短信让卡森左右为难。她快乐的心情被打破了，她感到害怕，不知所措。她把短信拿给祖母看，和祖母讨论了如何处理这条短信。卡森决定打电话给麦迪逊的母亲。她还发短信给麦迪逊，说自己爱她，不想让她死。她告诉麦迪逊：“我需要你永远做我最好的朋友。”
幸运的是，卡森和她的祖母联系到了麦迪逊的母亲，麦迪逊的母亲立即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一事件表明，在女孩还是孩子，还在玩娃娃和做饼干的时候，社交媒体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一些女孩无法担负买智能手机或上网的费用，一些家长在女儿长大之前禁止她们接触社交媒体，还有一些女孩则完全*制抵**使用社交媒体。但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80%的八年级学生会上网，98%的高中生会使用社交媒体。青春期女孩平均每天看手机80次，每天上网6个小时，这比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多。
一个女孩拥有一个电子设备后，她从儿童到青少年的转变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当她第一次看到患有厌食症的暴瘦模特的照片，或第一次收到要求看她穿比基尼的照片的私信时，她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一个女孩所说：“你本来是一个孩子，然后砰的一声，你就变成了一个有性别的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会在Facebook上评论我的胸部，当时我12岁。”另一个女孩告诉我：“我妈妈在我六年级的时候允许我开一个Instagram账号。但她现在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还没准备好接受恶毒的网上言论。”
iPhone和Facebook出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青少年就几乎把所有的休闲时间都花在了网上。2015年，十二年级学生上网的时间是2006年的两倍。许多女孩晚上睡觉前用手机查看社交媒体。所有这些屏幕时间改变了她们的身体、社交、认知和情绪发展。
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我们从灵长类进化成原始人，然后进化成现在的智人。这一进化发生在我们靠群居和合作以保持生存和联系的时候。对早期人类来说，切断联系就意味着死亡。直到20世纪，这种生活在社区内的模式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十多年来，数字设备成为人类主要的通信手段。
我们人类天生就是要聚集在一起——互相看、互相听、互相触摸，甚至互相闻。当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时，我们就失去了人类所拥有的资源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即我们与社群的联结。
今天，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父母知道他们的女儿在哪里，女孩也可以很快联系到她们的父母。然而，很多女孩更喜欢手机，而不是家人。她们的数字生活扰乱了深度学习和成长所必需的关键的谐调。俄罗斯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发现，孩子与老师有亲密关系，学习效果最好。他认为，谐调和稳定的爱，是成为完整、真实的人类不可或缺的因素。
许多面对面交谈的学习不再发生，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满足感也不一定会再产生。因此，青少年和成年人都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层次的孤独感。
家庭显得比以前更和谐，部分原因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减少了。女孩觉得没必要再用顶嘴和制造麻烦的方式与父母保持距离，因为她们的电子设备就很容易让她们远离父母。除非父母为家庭对话和活动留出时间，否则即使在晚餐时，家人也经常各自发短信。大多数时候，如果女孩在家，她们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有时，家长忙于自己的电子设备，无暇管制女儿的上网时间。2019年，家庭成员大都“独居”在一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和女孩都符合上述描述。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在工作，在管弦乐队里演奏，在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或者把时间花在创造性的追求上。一些家长为手机和电脑的使用设定了明确的限制，他们和女儿分享他们的爱好和其他活动，他们属于那些有意花时间一起聚餐或进行体育活动的家庭。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在1994年，没有任何家庭像上述描述中的家庭一样不堪电子设备的“重负”。
青少年经常能清楚地说出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人说他们希望能控制自己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但社交媒体本就被设计得让人上瘾。从本质上讲，人类总是在寻求刺激、社会联系（与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正强化。社交媒体通过心理学家所称的“间歇强化程式”来实现正强化。这种让人定期接受奖励的程式极易使人上瘾——钓鱼和赌博都提供同样的间歇强化，我们都知道这些活动有多容易上瘾。
神经学家已经证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在大脑中激活的多巴胺通路与酒精或*卡因可**的作用渠道相同。我们很容易对自己的多巴胺上瘾，而当我们上瘾时，就很难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有意识的选择。相反，我们会因为多巴胺的激增而行动。
还有其他因素，如害怕被孤立和对个人认可的需要，让女孩坚持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心理学家莎伦·贝格利在《心理治疗网络工作者》（Psychotherapy Networker）杂志上发表报告称，在一项实验中，当青少年与他们的手机分开时，他们的心率会加快，并出现其他焦虑的迹象。当他们可以查看手机上的信息时，才会恢复平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手机可能减少短期的焦虑，但会增加长期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就像*品毒**和酒精上瘾一样，它们会带来短期的回报和长期的伤害。所有成瘾行为都是如此。青少年感受到了上网的需求，但社交媒体并不能缓解他们真正的焦虑和悲伤。
金伯利·扬的研究发现，大量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具有成瘾患者的所有特征。他们在没有手机可用的时候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渴望。他们在上网时长上撒谎，并且当他们试图限制上网时长时，他们总是失败。事实上，就像所有的成瘾行为一样，远离社交媒体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易怒、焦虑、失眠和渴求。那些能够控制自己行为并回归较少虚拟生活的青少年是在进行了大量的戒瘾训练后才成功的。只有那时，大脑才有足够的韧性来摆脱成瘾行为。
随着我们对网络成瘾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正在为沉迷于社交媒体和游戏的美国人开发治疗中心。第一个中心是在华盛顿州的“重新启动”。到目前为止，全美各地有了更多这样的治疗中心。
这种对社交媒体持续的、越来越强的依赖让老师、医生、心理治疗师和家长感到担忧。女孩经常收到控制使用社交媒体的警告，但事实上，善意的成年人自己都很难控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更不知道如何帮助青少年。电脑和手机又加剧了这一人生阶段的艰难程度。与她们的母亲相比，如今的女孩与父母在一起的受保护空间、安静时间和高质量时间更少。与此同时，她们更容易受到网络霸凌、过度修图和追求完美的压力所带来的影响。
波莉（1994年）和卡森（2019年）在很多方面很相似。她们面临着成为青少年所伴随的身体、社会和情绪上的变化。她们是体贴、善良的女孩，只是对即将进入的新世界感到措手不及。她们被充满爱心的成年人包围着，但是成年人无法保护她们不受即将进入的更广阔世界的伤害。她们正在努力适应，并且有可能成功地成为自信的、关注自我的女性。但在这个阶段，她们在青春期的“百慕大三角”中迷失了方向，她们正挣扎着避免倾覆其上。
[1]出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其中的主人公汤姆·索亚贪玩好斗，热衷于冒险，又坚持着正义和善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