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起老一辈的学者，常常会想到“家学渊源”这个词，好像他们之所以有学问，是因为生长在书香世家。
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是却不足以称之为“学问”二字。
譬如，现在许多小学生参加儿童读经班，从小背诵原典而不求甚解，那么就算他们记住了这些古文，可以算是什么学问吗？
当然，年轻人多接触经典，熟习了文言文，对于日后生活，“应该”会增益其内涵及趣味的。
真正的学问必定来自“闻、思、修”，亦即：好学、深思、力行。这是必须持续一生的功夫，绝无侥幸之理。
在这方面，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方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以方苞较为知名）自然是书香世家了。
先生三岁读诗经，到十二岁就念完了十三经。
他的启蒙老师是他大哥的学生。拜师时，年长他三十几岁的大哥，亲自带着幼弟向自己昔日的学生行跪拜礼。
这一跪一拜颇见古风，对老师之尊重，足以显示人生道理之可敬与可贵。
方先生中学六年期间，接受新式教育。细节不得而知，但是英文念得很好。
他在金陵大学念哲学系时，有一位教授讲课没有头绪，方先生听着听着，忍不住说：“错了！”如是者三。
教授叫他起来说个分明，不然将予处分。
方先生于是走上讲台，把教授讨论的一段英文抄在黑板上，然后由文法分析的角度，把整段话的意思清楚讲出来，果然与教授所云颇有出入。
方先生念大学的时间是1917年到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时，曾在金陵大学（教会所办的学校）讲“希腊哲学”一课，方先生是正式选课的学生。
但是，他后来对杜威批评尼采的看法无法苟同。毕业之后，便赴美三年攻读博士，于西方近代哲学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一段发展，深下功夫。
在当时研究西方思想的国人之中，没有比他更有学力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阅读先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二文，即可了然。
他回国之后，从1924开始教书，所开课程，学生常常超过三百人。到了三十年代，已经成为知名学者。
1937年4月间，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作八次演讲，主题是“中国人生哲学”。
据说，他的演讲对于抗战期间的民心士气颇有振发之效。
方先生从小就念十三经，对儒家传统十分熟悉，但是他从未忽略诸子的思想。
他谈先秦哲学，对孔子与老子之外的墨子，也一并推崇。
至于《庄子》，更是他从小所嗜读之书，还为了要向同学借阅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而结识了左舜生先生，两人成为好友。
先生珍藏了一套《二十二子》，后来借给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嘉惠不少学子。
再到佛学，先生晚年讲学时，上课录音笔记成书，其中有《中国大乘佛学》与《华严宗哲学》，二书合起来的页数，有将近2000页。
对于佛学的研究，来自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所下的功夫。
先生说，抗战期间有五年之久，他手边没有什么藏书，于是去附近的华严寺买佛经来看。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专心研读佛经，有时遇到敌军空袭，他就随手取一本佛经，坐在防空洞入口处有亮光的地方，依然不误研读。
他教过的学生中，老一辈较为知名的有陈康（为国人研究希腊哲学的最佳代表），以及唐君毅先生。
唐先生是研究儒学的大家，他曾经说，当初听方先生谈西方哲学，颇有美学色彩，但与他的生命体验并不相契。
这是因为方先生到台湾后，从1965年才开始讲授中国哲学，而唐先生已经卓然成家了。
不过，方先生过世时，唐先生却奉上这样的挽文：
“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
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如何弃我先沉。”
由此可见，老一辈的学者果然风范不同，必须在终身治学之外，辅以深思以及力行，如此方可为世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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