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金山
这是天津极普通的小胡同，1—4号院都是二楼建筑，5号是一间平房，整个胡同二十来户人家。
胡同口原有个缝鞋匠老头叫王老四，*革文**前消失不见了。出胡同就是粮店，副食店，买东西方便。
夏天最热闹，大娘大婶们都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出来乘凉，说古论今，谈天说地。那时哪家都没有秘密，家庭状况和大事小情，都在邻居们的眼皮底下和舌头尖上。
男人们几乎没有走动和交流，吃完晚饭后都锁在自己家里。也许是政治因素，使男人们只知道上班挣工资，回家不管任何闲杂事。
上小学前的事几乎记不得了，只记得妈妈每次开饭时，都在二楼窗口向整个胡同喊：“钉柱，钢柱，兴柱......”妈妈略带嘶哑，但十分亲切的山东胶东口音，一直喊到我上山下乡才在耳边消失。
小时侯玩耍的内容十分丰富：女孩子踢毽子、跳房子、跳猴皮筋、抓彩子、玩散棒；男孩子拍*片毛**、捉迷藏、摔泥罐、推铁环、逗老根、弹玻璃球、用冰棒捆成的手枪射击用纸折叠的*弹子**。
夏天粘蜻蜓和爬树逮知了，过春节抖闷葫芦儿，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起玩“踢罐电报”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可惜，这些没有成本而又健心益智的游戏都失传了。
六十年代，主要玩扑克“*跃进大**”打六家，它风靡全市，老少都参加。在海河边、河东体育场有几处规模很大的阵地，从中涌现出一批高手和知名人士。
德源里有大小50余个孩子，有十几个孩子赶上“老三届”，其中有我和弟弟金水，王俨、小青、德立、吉祥、伟彪、茂生、德民等。
4号院的张萍和孟庆生、1号院的夏华昌、3号院的大俊，属于当时的技校或中专。大一些的有孟庆兰、张小明、王丽娟、韩增祥、桑连城、夏华明等，他们很早地步入社会参加工作。
德源里比较有特点的家庭有七八家。
3号院一楼的老朱家：朱大爷解放前就是厨师，生养了六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朱大娘喊了这个又叫那个。幸亏朱大哥到朱四哥陆续参加工作，朱家才缓过劲来。
朱三姐和四姐大俊，夏天经常在过道里搭个木板床睡午觉，给小男孩们展示了少女的睡姿，有一种神秘感和温柔感。
因家境困难，朱家几乎每天都在吵架，朱大爷经常是气呼呼地扬长而去，但他的身体极好，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5号院唯一的平房里住着二嫂子一家，有四个孩子：印喜、小丫、小点子，还有一个想不起名字。二嫂子的丈夫姓李，是市级劳动模范，他不苟言笑，既有工人老大哥的形象，又有大老粗的做派。
二嫂子当了几年的街道代表，是热心人，胡同里的事，象掏地沟、收垃圾费、街里搞什么活动，都是她拖着罗圈腿跑来跑去地张罗。
1958年除四害，每家都敲盆敲罐，为的是不让麻雀着地，二嫂子也在胡同里整整跑了一天。*革文**刚开始，一家子就搬走了，接任的街代表胖大娘，住进那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平房。
4号院孟大娘与我家都是胶东半岛人，是老乡。孟大娘与我母亲感情最近，过往最密。孟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领导干部，是市政协的一位处长，加上他浓重的山东口音，高大的身材，让全胡同的人都敬畏他。
孟大娘六十年代末染病卧床不起，痛苦至极，竟用布腰带吊到门把上自我了断了。孟大爷续弦离开了德源里，孟庆兰大姐还是和我母亲关系最好，一直延续到我母亲去世。
4号楼上王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后，王大爷深居简出，不和任何人过话。
王大娘却是闲不住的人，那时女人吸烟和打麻将的极少，王大娘经常是在烟雾缭绕里，推了一圈又一圈，王大娘八十六岁高龄时，还在打麻将。
丽娟大姐和妹妹丫蛋带着聪明劲和利落劲；男孩王俨是我的同班同学，精明干练，玩的东西无所不精，下象棋、打扑克、弹球、拍*片毛**等，都是胡同里的高手。
有一次薛老师提议增选王俨为中队委，我投了反对票，却没有影响我俩人的关系，相互之间都有彼此佩服的空间，是资本家的出身把他耽误了。
后来他在承德插队，自学英语过关，前几年王俨远走高飞到美国，在拉斯维加斯大*场赌**当高级管理人员，他秉承了父母的血统，并且发扬光大。
王大娘的亲弟弟，我们都喊小老舅，个头不高，浓眉大眼，六十年代就在南京军区部队的足球队踢右边锋，后来*员复**到河北青年二队当教练，是孩子们崇拜的人物。
4号院的张大娘是河东区小学的语文教师，戴付眼镜，文质彬彬，是胡同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她的长子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和陈景润一起搞数学研究；大姐张小明在水上公园工作，后来提拔到副园长；二姐张小慧，早早地分配到西安当老师；三姐张小萍，也叫张萍，是我十八岁时尝到暗恋滋味的人物，给过我模糊的爱； 弟弟张小青，天资聪明，小时候就摆弄半导体，修理闹钟。
我和小青无话不谈，停课闹革命在家时，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他家里所有的聚会场合都有我。他后来到献县插队，七零年我利用外调机会专程看望他，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精神很是苦闷。我给他留下五元钱，道别时彼此热泪盈眶，难舍难分。
4号院老韩家是山西人。韩大爷是会计，韩大娘在一个集体小厂里任车间主任。韩大娘回到家就领着几个孩子，拼命地砸卫生纸，然后包装，送货，装满一辆三轮车也就挣几个钱，韩家里纸屑满地，尘屑飞扬。
大哥增祥后来自立公司；二哥吉祥担任了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大妹秀梅二十一岁，就当了国营纺织厂的团委书记。韩大娘八十四岁高龄时，记忆力不减，说话还是当年那样泼辣利落。
90年代，我请德源里的两位老人韩大娘和王大娘吃了一顿饭，各给五百元，以尽晚辈之心。
1号院桑连城比我大五岁，父亲还乡，他独身住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是胡同里享受自由空间最大的快乐王子。
他参加工作很早，一人享用着三十多元的工资，也是胡同里人均消费最富有的。
他饱览群书，但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我是他唯一的沟通伙伴，象“三侠五义”、“*瓶金**梅”、“儒林外史”等，我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革文**刚开始，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反造**组织扫地出门，不知去向。
又搬来街道代表王桂花一家八口。胡同里最有自由空间的一家消失，整个胡同的人均住房面积均衡了。
我家二楼的马家，是零距离的近邻。马元亨的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他的妻子我们喊大嫂子。她贤惠娴静，精心地抚育三个男孩，我们这一层楼两家共六个男孩子。
大嫂子当了一辈子临时工，八十年代还是我在街里托人给安排的。长子马俊杰因搞对象受刺激，三十多岁就不疾而终；次子俊严极为精明，曾在一家副食店当负责人，长达十几年，现在把大嫂子接去颐养天年；三子俊伟开出租车，过着不错的生活。
在我下乡前几天，主动约大嫂子谈了一次话，感谢她对我们哥仨从小到大的关照，拜托她今后还要照顾我的父母，大嫂子慨然应允，这份真情永远搁在我的心里。
那时就近上小学，同龄的邻居孩子几乎都在一个小学里的一个班里，一个班里四十多个学生遍布在上学的路上。
比如云芳里、福安里、福荫里、三德里的孩子们，基本每天早上都走在唐山道上，放学时排路队，用不着家长接送孩子，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
唐山道上座落着新华路体育场，是得天独厚的体育世界。踢足球、打篮球、摔跤、举重、击剑、武术、棒球，应有尽有，丰富至极。
体育场周边砌着一圈不足两米高的水泥墙，小学二年级我们就能翻墙而越，从来不走大门。
足球和篮球场的看台都是木制的，我们就在看台底下跳跃翻腾，功夫都很扎实。我小学二年级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踢球、简单的武术动作。
但我更爱看，所有的体育知识和运动项目，都是从这里启蒙和熏陶的。可以说小学的业余生活都在新华路体育场，对培养我的情趣爱好和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天经常踢足球，在大同道中国银行的后院里，小青把大门、吉祥和德立充当后卫、我和金水担当前锋。
说来惭愧，我从小在新华路体育场踢球，又在一中操场踢了那么久，却不会带球过人，小短腿只会左冲右突、前后奔跑，唯一的收获，身体结实，一直到今天。
我二年级戴上红领巾，三年级当上了中队委，五年级当选大队委，是文体委员。三年级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班前三名。语文和算术都是强项，几乎没费力气。
学习吃力是初中二年级以后，什么代数、几何、化学、物理都费劲，但语文始终是优势。
小学的同班同学印象不深了，唯有文织还印在脑子里，她是女生中的佼佼者，既爽快又文静，三年级是我班的中队主席，看气质和模样，她的家庭出身应该是知识分子。
有一次我撒谎，脱离我的路队而加入她的路队，顺着河北路一直跟踪到她家门口，她消失在大门里，我还站立许久，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
德源里没有这样高雅的女孩，她和我分别考入最好的十六中和第一中学，是班主任薛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孩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曾约她在胜利路墙子河边走了一个晚上，交谈热烈，内容广泛。随即我给她寄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被她的家长退回来，斥责我小资情调。她后来去内蒙古插队，至今再无缘谋面。
河北路小学有几位令人敬重的老师，教语文的姜老师和卜老师、教体育的钱老师、教音乐的朱老师、大队辅导员小王老师。
每当与河北路小学的毕业生谈起这些老师时都充满感激之情，这些人是辛勤的园丁，数年如一日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班主任薛文英老师。她面色黝黑，俊俏，两只眼睛特别深沉。身材匀称，举止利落，尤其是黑板上的粉笔字，相当漂亮。她教的语文课，我特别爱听，可以说是她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她曾给我四幅雷锋语录。
姜老师写的毛笔字、薛老师画的彩色的花朵，至今我还保存着，是她把我送到一中名校。*革文**中她给我写过一封激励我的信，我也留存着，八十年代我曾看望过薛老师，再也没有联系，至今我还懊悔不已，真应该为薛老师作点什么，否则，抱憾终身。
在小学的学校里，我们从读书的那天起，除了加减乘除运算和粗浅的历史、地理知识外，就都是英雄题材的教育。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文学、向秀丽都在课本里，也都活灵活现地印在心灵上、脑海中，英雄们都是为新中国献身，我们从小就爱英雄、爱新中国、爱看英雄的各种版本的小人书。
到五六年级特别爱戴毛主席，那时的毛主席是慈祥的象征，后来是庄严的象征，再以后是神圣而又神秘的象征。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支撑点是集体主义，现在又称群体意识。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爱惜公物、遵守公共秩序等闪光的字眼和观念，从小就在心里扎了根。
1963年开始学习雷锋，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优良品质和意识，那时确立的终身理想就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就是勤奋努力。那时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和生活条件，在小学校里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上进和落后之别，都知道勤奋学习，勤快做事。
父母喜欢勤快做事的孩子，老师喜爱勤奋学习的学生。社会上最受欢迎的人，就是勤勉的人，自私、懒惰、懦弱，会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
回想起来德源里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朴实无华却印象深刻。胡同里尽是情趣，对我们优良品质的形成，功不可没，比现在的孩子们欢快多了，充实多了。
我们懂事时，为家分忧。买粮、买菜、买煤、买柴、买古巴砂糖、买伊拉克蜜枣，哪里排队，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我们长身体时赶上节粮度荒，父母们忧虑的眼神感染了我们，肚中无食，饥饿难忍，但都懂得谦让。挣工资的父亲单吃，弟妹们先吃，大一点的躲出去不吃。在妈妈的催促下，再和妈妈一起吃剩菜剩饭。
我们曾结伴到市郊二号桥挖野菜，也曾在粮店里算计点什么。那时的父母不像现在盼子成龙，盼女成凤，只要孩子能为家里分担点什么，那就是好孩子。
那时的邻居确实是“远亲不如近邻”。*革文**前尽管阶级斗争风云密布，但还没有波及到胡同里的老百姓。
机关干部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和缝鞋匠、劳动模范和纨绔子弟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
与邻为友、与邻为善，谁家有病人，都跑前跑后；谁家有喜事，都奔走相告。生活苦点，但和平共处，其乐融融。这些对老三届这一代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近，网络上经常转发天津和平区的旧时照片，小白楼、黄家花园、五大道，特别是小白楼的逸闻趣事、历史沿革，勾起我莫名的惆怅和怀旧心绪。
昨天小聚，又和小青扯起小时候的情结。我今年迈入“70”台阶，小青属兔，小我两岁，屈指算来，从记事起，我两结识有65年之久。
小青的记忆力比我强，2016年3月，他和金水陪我到乳山装修，两个人絮叨7天7个晚上，补充许多儿时记忆的空白和断档处，正好续上德源里这段，形成少儿时比较全方位的记忆文字，借此怀念“德源里”，怀念那些左邻右舍，怀念那段时光。
“德源里”在*革文**扫四旧中，改名“源茂里”，2000年代为拓宽建设路，被*迁拆**前半截胡同。小青住在4号院，我家在3号院，至今旧模样还耸立在那里。
在【和平区地名考】中，在金水的论证里，这条胡同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旧宅，可惜没有列入历史保护*物文**，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
完
作者宋金山毕业于天津一中，在黑龙江五十团查哈阳农场下乡，回津后在和平区检察院工作，后任正源广告公司董事长，作家协会会员。作者曾在五大道工作多年，对五大道怀有深厚的感情。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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