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自清末到民国
天津一度是中国北方最西化的城市：李鸿章在此办公，袁世凯小站练兵；这里诞生过名扬天下的《大公报》，兴办了闻名遐迩的北洋大学；这里还有张爱玲儿时嬉戏的法国花园，有一代文豪梁启超的饮冰室……天津这座城作为京畿门户、移民城市，九国租界、码头文化等因素，造就了城市文化风格的包容性和多样化，南北文化的沟通、中外文化的包容、雅和俗文化的融合。码头与租界文化——既迥然有异而又相互包容——共同支撑起天津的地域文化，势成鼎足。
大公报
张爱玲在天津
北洋大学堂
梁启超故居
袁世凯练兵
进入20世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如蔓延之火，如咆哮之潮，天津作为港口城市，首当其冲，前前后后共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借地，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各国在租借地上建筑自己的民族特色，客观上，也熔铸了天津独特的“洋楼文化”。追溯一个世纪前的足球运动，因为欧风东渐，华洋杂居，那时高度西化的天津卫与港、 粤、沪，齐列为中国四强。
李鸿章在津旧居
“津”字本有渡口的意思，天津即“天子之津”——随着运河经济的兴盛，流动人口的增多，更多的移民定居这里。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和外省务工人员，再加上大批洋人，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得天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很难用一字一句来描述。但依河而建、依海而据的天津，注定与“码头文化”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北方的漕运重镇，天津卫推动了南北盐粮，更融汇了南北文化，从而滋生出了独具天津特色的足球底蕴。
早年的天津本是一个水旱码头，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同时又能顽强地保留着本土文化，可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不论何种境遇的人好像都清一色钟情足球，放眼球场，但凡满场飞奔的，大抵都或饱经沧桑，看透世事；或心性豁达，与世无争，享受苦中作乐，*情纵**挥汗如雨。足球仿佛也给天津带来了革故鼎新、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近代天津码头，产生了以“熬刑”、“械斗”、“割肉”而全国闻名的“混混儿”现象。天津混混儿，既是有组织的地痞流氓，也是本地盘内居民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他们为争地盘的群殴械斗，骇人听闻；但见到地面上鬼秤骗人和偷盗行为，则出头揭露或奋勇追捕；每遇火灾，会奋不顾身前往扑救；在为地方公益出钱出力时，毫不含糊；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还能为国家豁出性命。
漕运码头
他们的缺点显而易见，他们的优点也一目了然，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混混儿这个特殊的群体，是码头文化生成的一个畸形儿——集不法行为与侠义之举于一身，既遭人批判唾弃，又颇能得到几分敬重。
带入球场，码头文化的流动性，是赋予球员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是赋予球员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胜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是赋予球员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作为近代中国的缩影，天津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晚清外交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北洋时代的中心。
天津洋务运动时期的万国桥
国际上有一个名为“九*旗国**帜下的天津”的跨国学术组织，成员之一的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教席（最高荣誉和终身教授）史景迁认为“天津是20世纪初，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引擎，是中国发展的强大中心推力”。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孔迈隆是70多岁的老汉，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九国租界肢解了天津，但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国际化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中，足球的革新堪称历史的浓重一笔。
1918年 校园足球踢出姿态
1918年，南开大学筹建正酣，次年成立后，南开足球日益兴盛，校园足球优势便转移南开，在全市学校足球赛中取代了一度所向披靡的新学书院的地位，并多次夺冠， 培养出大批足球人才。闻名的足球高手傅信秋、金阿督、刘世潘等，都出自南开，多次代表天津、河北、华北参加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
此间，足球运动已突破校园扩大向工矿企业和民间社会其他阶层延伸，尤其是在工人群众中日渐活跃，自发的工人业余足球组织和球队开始涌现。同时津门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足球教练和裁判员，他就是南开学校的体育教师侯洛荀，他不仅球踢得好，而且精通足球裁判规则，执哨严格又公正，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既给中国球员及球队作教练和裁判，还常给外国球队比赛当裁判，得到中外球队的认可。
侯洛荀
1920年以后，天津的足球运动，参与中心逐渐从学校转移工矿企事业，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并日趋代之。由于河东区有开展足球运动的得天独厚之条件，工人开始踏上绿茵赛场，成了与洋人较量的主力军，河东区域也逐渐演变成“足球之乡”。这一时期，工人业余球队如雨后春笋，期间足球的热心者纷纷成立业余足球组织，几乎各区都有。有个比较出名的足球先锋——河东人赵壁臣，他联合同仁出资在大王庄，大直沽一带修建了两个球场，并成立“振津足球会”。中纺一厂厂长葛涤尘和福利股长彭肇恢组建了有名的中纺一厂足球队，同样也是修建球场，共同推动工人足球发展。
说起来，天津人的性格也像天津一样，难以一言以概之。九河下梢，九国租界、五方杂处，河海交汇，新旧交织，东西杂烩，古今兼容 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财富和特质。写民国足球不得不提及一幢充满神秘色彩的体育建筑，这便是民园，英格兰斯坦福桥球场的姐妹体育场，坐落于小洋楼云集的和平区重庆道83号。有近百年历史，曾是天津足球队传奇主场，民园就像香港的红磡、台北的小巨蛋代言着城市。
最先出现的洋式建筑，是英租界的洋行大楼，20世纪初，天津已经成了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在这些高楼大厦纷纷立起来的同时，外国人又开始修建花园住宅，这些花园住宅后来就被人们称为是“小洋楼”。小洋楼最密集的地点位于当年英租界的五条道路上，“五大道”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早先是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五条街道。五大道里面，有千余座欧洲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西式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老天津卫街景
最早这里只是天津城南的一片荒芜的洼地，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垫洼地修建道路，先后在这一地区建成了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初步圈定了如今五大道地区的范围。从建成之日起，一直是各界要人的居住地。租界形成后，随着洋行、洋商、买办的到来，天津与西方的贸易迅猛增长，短时间内，天津就成了北方的经济中心。同时，租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使天津成为西方冒险家淘金的乐土。侨民的不断涌入，带来了不同国度的外来文化背景，深刻的影响着城市人文环境的转变。
天津由一个传统的中国城镇迅速完成了从经济到文化的现代城市转型。几乎是与此同时，足球的概念和技法带来的乐趣也席卷了天津卫。
1920年，因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天津旧英租界工部局(B.M.C)在租界地重庆道修建了一个规模较大、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体育场，这就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此后，英当局邀请1924年巴黎奥运金400米金牌得主，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来天津新学中学（现天津十七中）任教师并从事传教事业的苏格兰人埃里克·利德尔修建该体育场。
利德尔带来了修建斯坦福桥体育场的图纸来设计民园，这也让民园成为斯坦福桥的姐妹体育场。他是民园体育场真正的“教父”。他根据当时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及自身经验，对诸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于他之手，民园以全新面貌成为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综合性体育场。
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1928年的奥运会利迪尔并没有参加，400米冠军被一名德国人获得。得知结果后，英国媒体大肆渲染金牌的旁落是因为本国的顶级选手没有参加比赛所致。次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含金量这名德国选手亲自来到天津要求和利迪尔进行一场比赛，期间二人的训练均是在民园体育场进行，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报道将此次决战冠名以“飞人大战”。最终，在进行的400米和800米两项决战中，400米冠军仍然被利迪尔夺得，德国选手则赢了800米而”飞人大战”这个名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了。
同时民园也曾在二战中被德国青年团征用做阅兵场地，成为为数不多的见证德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建筑。
据记载：“当时德国在民园体育场进行大阅兵，狂热的山呼海啸的欢呼声在体育场数十米外都可以听到。”新中国成立后，民园在天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1956年天津有了自己的足球职业青年队，1957年4月，天津足球正式创建，民园体育场作为主场，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作为中国岁数最大的现代体育场，民园承载了天津乃至中国足坛最有激情的岁月。
1928年 工人球员展露风采
时间再次回到上世纪20年代。
孙思敬是那时候在我国比较有名的足球名宿，他司职中后卫，因耐力和脚法俱佳，防守能力突出，又善于助攻，常常出其不意地给对方致命一击，号称“镇三山”。1928年曾被誉为“中国球王”的李惠堂率领上海东华队，在天津英国球场与天津联队交锋，在孙思敬的严防下，球王竟然没有得到一次显露拿手好戏的机会，著名神射手竟然在津门放哑炮。孙思敬高超的球艺给球王留下深刻印象，被其称为中国最好的中后卫，后来二人曾组队到东南亚踢球，1930年孙思敬入选中华足球队。
很多目前可以找到的文献资料里，另一个提的比较频繁的人，要算北宁铁路局的马一民，他热心提倡，东奔西走，任劳任怨，难能可贵。在1928年建队的北宁队基础上，他广揽足球人才，又于1931年重整北宁队。刚好是这一年，孙思敬回到天津，就职北宁铁路局，成为赫赫有名的北宁队和中华队队长。
陈尔德和队友
马一民旧照
早在1929年，22岁的陈尔德早孙思敬两年来到铁路局，凭借身体矫健动作敏捷，加上平时刻苦训练，成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很快成为第一门将。
张伯苓校长题词
原本，当时的一些比赛都由洋人把持，不许华人参赛。后来在张伯苓先生的努力下，1933年和1934年，以北宁队为主的中华队，虽然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皆因裁判因素屈居亚军。天津益世报翌日说：“只恨得三千父老吞声忍气踱出英国球场，爱罗鼎杯竟为夷狄之师而保持矣。”小伙子们痛下决心，立志在1935年这一届比赛中可以战胜洋人。
机会来了，中华队参加“爱罗鼎杯”国际比赛，面对打法细腻、进攻凌厉的英国队和凶悍无比的俄侨队，孙思敬多次策动进攻，突破后或有效助攻或拔脚怒射，而陈尔德也有如神助一般表现神勇，扑出对方势在必进的多个险球，先后以3：0干净利落的战胜英国队，以1：0奋力击败俄国队，最后与多国联队交手，4：0大获全胜，而其间场场爆满的观众亦是一道风景，大赛门票1元（当时的物价3元可买口粮白面一袋）这是天津队第一次获得国际比赛冠军，当时轰动了津门内外。
资料记载，当时张伯苓闻讯激动的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情五分钟热度，我听了甚为愤怒，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强的运动，技术方面还是次要，而全队十一人必须高度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有胜利之希望，以此来克服散沙是为良好手段。足球比赛时间长，紧张激烈，越到终场更为火炽，必须具备坚持到底的精神信念，如以此当作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为五分钟热度。”
说到北宁队还要提一下前中国足协委员谭福祯。1936年，24岁的谭福祯在北宁铁路局工作，1936年曾作为华北唯一的一个代表，到香港参加了奥运会足球国手的选拔。1937年在上海组织的天津对上海埠际赛以8:3胜上海队，后调入上海。谭福祯认为，踢足球成功之路主要靠勤学苦练，学习其他名手们长处和特点。另外还要参加一些其他项目的练习，特别是田径项目。他在比赛中，奔跑积极，活动范围大，头顶球的传球技术做到准确及时，这都与他经常进行田径训练有关。他虽然身高1.87米，但很灵活，在比赛中发挥作用很大。因此他认为，运动员练习专项外，还要经常进行全面身体素质训练。
整个三十年代的天津足球活跃空前，大小竞赛多种多样，各路豪杰百花齐鸣。名气较大的有“北宁”“南敏”“新学同门”“鱼雷”“电话局”“进友”“业余”“振津”“英武”“公余”“恒志”“和平”等。
当时侨居我国的“两人足球会”发起举办了沪、港、津埠际足球赛，天津最初只有孙思敬、陈尔德入选，后来谭福祯等也有入选。
谭福祯所在球队的新闻报道
最能反映当时足球水平的，除了“爱罗鼎杯”足球比赛还有“万国杯”足球赛和埠际足球赛。这些比赛是由洋人操实权的天津足球协会举办的，协会五名委员中只有南开大学的候洛荀一名华人。待华人成立自己的天津足球协会后，候洛荀任足协主任操办华人的足球赛，与洋人抗衡。1936年，以北宁队为主的中华队再展雄风，特别是有名将李凤楼的助阵，在为期半年的双循环赛中，更是以15场不败、进33球的骄人战绩横扫“金发碧眼儿”，从洋人手中夺得华人从未染指的“万国杯”桂冠，大大长了国人志气，狠狠灭了洋人威风。
就是因为在东局子法国兵营球场胜了法兵球队，中华队的门将陈尔德被法兵抓去蹲班房。法兵还拉出大炮对准中华队员换衣服的地方，想以炮轰，幸亏队长孙思敬发现的及时，队员们换了半截衣服，急急忙忙乘车而走。当时踢球不易，赢球更难，胜了洋人还有生命危险。也是因为这几场声势浩大的战役，北宁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津门足坛霸主，为天津足球史写下了浓重光辉的一页。
1937年4月，北宁队跨海东征，以四战皆胜的战绩再次横扫日本，消息传来，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谁知此举激怒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竟以鸿门宴将时任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骗到北京铁路局，负责北京铁路局的日本人奉命在宴请陈觉生的酒中下了毒药，在一片“为北宁队访日祝捷”的喧叫声中，无辜的陈觉生酒下身亡。
1938年 中华队用斗志抵外敌
然而，津门男儿并没有被吓倒。
1938年，中华队全体将士斗志更加旺盛，为国争光的士气锐不可挡，憋足了劲头儿，再从洋人手中夺得第九届“爱罗鼎杯”国际足球赛锦标。同时，天津埠际队集中了津门足坛精英，参加港沪津之埠际赛。天津从1928年参赛，7次参战，6次获冠军，一次亚军，实为津门之荣光。天津足球健儿有的不仅入选埠际队，而且还有的加盟中华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和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
期间，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1935年，中华队首次夺得“爱罗鼎杯”足球赛冠军的次日晚，南大校长张伯苓亲自宴请中华队队员，席间，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对足球做了精辟的论述。宴后还到鼎章照相馆同队员合影留念。
另一次，是北宁队征沪，以2-1战胜了由亚洲”球王”李惠堂组队的东华队，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张伯苓闻讯后甚为激动，当晚，就赶赴队员驻地前去看望，高兴的说：“过去说中国足球北不如南，你们胜了上海盟主东华队，可以改说，北也胜南了。”接着张校长由衷说，南北要一致对外，为中华民族争光！
1939年，中华队回到阔别两年之久的“爱罗鼎杯”赛场，再次捧杯。从此天津有了能与欧洲强队抗衡的足球队，为中国足球史书写了辉煌篇章。
比谭福祯小11岁的翟家钧也是北宁队主力，不同的是，他是道地天津人。离休前为清华大学工会常委兼体育部长，国家级裁判。其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对体育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偶然是足球分组比赛，被体育老师慧眼相中，从此他成了南开队预备队——南门队的选手。1937年至1943年就读天津新学书院入选学校足球代表队，同时参加了社会上的足球组织“天津东风队”和“天津国联队”并经常客串天津“铁路队”“京津联队”参加在青岛、天津等地的比赛。这期间他参加的“天津东风队”曾战胜意兵队也曾轰动天津全城。
上述种种，是津门足球健儿的光荣，曾一时传为佳话，球员们被视为绿荫场上的民族英雄。可以说，天津的足球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进入黄金期。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国土沦陷，战火纷起，铁蹄践踏津门，民不聊生，足坛将星分散，有志男儿奔赴抗日疆场，血气汉子将靴挂起，不愿在踢*国亡**球，津门足球运动倍受摧残。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虽想恢复旧貌，但因时局不稳，物价飞涨，一日多变，球员心理惶惶不安，无心踢球，就是举办一些比赛，也不过是粉饰太平而已。
1948年 新中国用崛起带希望
几乎是虚度了十年。
1948年上海举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时，天津竟派不出一支像样的球队参加足球比赛。
1948年第七届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天津代表队参加入场式
东三省的“东北风”足球队访津时，竟被“东北风”席卷津城，天津足球每况愈下，欲想恢复当年津门足坛盛誉，决非易事。当时球场风气日坏，打风盛行。观众与观众，观众与队员，观众与裁判，队员与裁判，队员与队员之间，互相殴打。在1948年举行的全市足球比赛中，因打风不止，只好草草收兵，开津沽未有之举，实为球场一大憾事。天津足球自然的跌入衰退期。
所幸，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天津足球运动也开了新生面。起初，“老友”， “旧友”， “小友”等球队开始活跃，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曾为抗美援朝募捐举行过义赛。
那时的天津，开始有个越来越有意思的特色，即胡同的体育文化，就是踢小皮球，“永”字牌儿的小橡胶足球。那时孩子们都热爱足球，很多优秀的足球队员都是踢小皮球出身、成长起来，都是倚靠从小皮球这儿培养的基本功，都是一水儿的技术流。很多老人相传，当时的天津体委曾经向中央写过报告，然后贺老总批准，推广全国，后来周恩来总理又提出在全国推广小足球推动中国球类的发展。
前天津足协委员、北站体育场场长王金丰，小学时就酷爱足球，踢小皮球踢得可谓远近闻名，他每天放学后与同学一起踢小皮球，为后来从事足球运动，尤其是踢入国家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在天津举行了全国足球比赛
1953年从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入选天津青年队的孙宝荣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2年他入选天津青年队，参加全国11城市青年足球锦标赛，1954年被调入国家青年队，并被派往匈牙利学习足球技术，1955年10月学习期满回国入选国家白队。王金丰的观点，他认为新技术、意识、素质、心理状态的培养，是足球运动的必备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王金丰的同龄人——孙宝荣，也是正值青春年少，最好的时光。他小学期间就迷恋足球，在天津业余足球复兴年代成长。1950年，16岁的孙宝荣进入工厂成为工厂足球队一员骁将。1952年入选天津轻工业足球队，转年组建天津青年队。大中华橡胶厂的孙宝荣、制革厂的王金丰还有汽车制配厂的张俊秀三位工人球员入选，参加了全国首届青年锦标赛。孙宝荣司职后卫镇守后防，他脚下功夫坚实，力量与技巧刚柔并济，技能与理论双双了得，因此表现异常出众。
1954年这三位工人球员同时入选国家青年队，这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最早的三位国脚。
家住河东体育场附近的孙玉明1935年出生，八岁开始也在胡同里踢起了小皮球，并自发地与小伙伴组织了“童发”小足球队，经常与同龄的对手比赛。他家的附近有一个“三友”球社，一有机会他就去看他们的比赛和练习。东北风球队来天津访问比赛时，他更是与同伴翻墙爬树学习球艺，观看比赛。1952年，他加入天津公安总队足球队，从此开始踏上了专业足球生涯。1953年，他调入华北军区和全国公安足球队，1954年被八一队教练朱一先选中，进入了八一足球队，后也入选”联二”队——国家白队。
1951年，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开战，1954年后改为一年一届。1956年，天津成立全国第一所青少年业余体校（试点），该校设有足球班，在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上领先了一步，张业福等著名国脚便从从这里起步。同年，天津体训班足球队应运而生，在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中荣获亚军。
采访后记
天津卫九河下梢七十二沽，这块宝地人杰地灵，海纳百川，作为中国传入现代足球最早的城市，天津卫足球底蕴丰厚，群众基础广泛，被美誉为“足球之乡”，有着百年的辉煌历史，而纵观世界知名百年足球俱乐部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即便是20世纪无可争议的世界最佳俱乐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不到120年历史。成立最初的20多年里，西班牙没有统一的国内联赛，皇马只能在地区联赛中打拼。
1920年6月西班牙国王把“Real”一词加于俱乐部名前，以此来推动足球运动在首都马德里市的发展。1929年，皇马作为首批成员开始参加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第二个赛季便取得了联赛冠军，此后又蝉联冠军。
随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国内足球处于瘫痪状态。这个阶段是皇马历史上的低谷，50年*开代**始，皇马迎来俱乐部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队，这一成绩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历经起起伏伏，这一点上，天津足球倒是像极了皇马的历程。从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北洋、南开大学开启足球运动之先锋以来，历经几代发展，直到了上世纪50年代，老国家白队落户天津，至此，成就了半个世纪的足球辉煌。
都说近代中国看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天津开创了中国近代体育的若干第一，体育梦想从这里起航。从无到有，百年前，天津曾记录中国近代体育的沧桑过往；从弱到强，百年后，天津也正在见证波澜壮阔的体育强国梦想。
天津体育馆馆长白国胜、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罗世龙先生先后曾表示，天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体育的摇篮、发源地，“很多体育项目都是先传入天津的，比如足球。”天津人爱足球，天津球迷懂足球。说天津对中国足球具有特殊意义，并不为过。这里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中国足球的血统，需要好好保存和传承，更要理解这项运动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津门足球双百颂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已经逐渐褪色的历史重新拼凑起来，形成更加完整的中国足球基因图。
只有踩在历史的坚实土地上，我们才能仰望星空。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个体参与直到形成风尚，体育强国战略正沸腾起全民健身的海洋，成为标注国家强大与进步的清晰刻度。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一个更加有温度、深度、气度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了”津门虎”不平凡的半个世纪的谜之过去，让我们继续期待她绚烂多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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