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未实现，只要继续改革开放，对法治天下的前途便是乐观的
2019年12月18日，北京南四环宝隆温泉公寓，江平在家中书房，再过10天，他将迎来九十虚岁生日。
北京冬日的午后，暖阳斜照，寒风凛冽。南四环宝隆温泉公寓一间会客厅里，江平戴上助听器，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2019年12月28日，江平将迎来九十虚岁生日。这位当代法学家学贯中西、半生坎坷，见证了中国近70年法治道路上的跋涉。
回望波澜人生，江平说，自己做到了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他自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而是一名培育现代法治观念的法学教育家。
在外界眼中，江平的人格魅力超乎其所言：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尊称他为“永远的校长”；法学界将他与郭道晖、李步云并称“法学三老”；更多知识分子则奉他为精神旗帜，钦佩其胆识和担当。
江平计划在月底的生日会上宣布一项决定——为搭建整整20年的“江平奖学金”再捐500万元。这是目前最令他“心疼”的事业——法治人才培养对法治社会建设至关重要，江平说，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优秀学子，就是要回报社会。
这位九旬老人声音洪亮地对财新记者说：“人肯定要死，但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不知道。我这个年龄更多是思考怎么多活一天，多做些贡献。”
为私权呐喊
江平和法律结缘已近70载。他认为，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绩与遗憾并有，道路亦不平坦，但对未来，他始终抱有乐观态度。
“目前我最关注的，仍然是私权保障，因为私权受公权侵犯的现象依然较为严重。”江平说。
法律有公法私法之分，公法以公权力为核心，私法以私权利为灵魂，是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江平对私权情有独钟。在他所受的法学教育里，官本位还是民本位，权力至上还是权利至上，是现代社会与*制专**社会的重要分水岭，而中国长期缺少“市民社会”，提倡私法精神颇为重要。
江平回忆，其实他年少时未曾想过从事法律工作，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1948年，国共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江平考上燕京大学新闻系，不久转入北京团市委从事文体工作。1951 年，江平被公派到前苏联研习法律，从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江平打趣说，自己和法律是“先结婚、后恋爱”。
1956 年，江平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江平兴奋得夜不能寐，憧憬着今后的美好生活。
未曾料想，仅一年之后，他就被戴上了“*派右**”的帽子，新婚不足一月的妻子随即提出离婚。1960年秋，被下放劳动的江平又因一起意外被火车压残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江平在八十岁自述《沉浮与枯荣》一书中回忆，这三重打击中，被打成“*派右**”最令他刻骨铭心，那是“撕心裂肺的精神伤痛”。他逼自己要坚强活下去。
22年身心折磨后，1978年，年近半百的江平终于重回法律讲台。改革开放使学术的春天很快到来，江平扛起北京政法学院民商法教学大旗，开设课程介绍古罗马的私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制度。此后，他又主持制定了1949年后首部有统领作用的民事法律《民法通则》，参与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并直接担任《行政诉讼法》《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对中国当代立法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教书育人、参与立法之余，江平笔耕不辍、奔走演讲，视线在理念和现实之间穿梭，不遗余力地为保障私权呐喊。江平近几十年来不断拓展治学领域，并作为法学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他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多次公开对话令人难忘——过去十多年间，市场经济改革制度化、法治化的推进，是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频繁交流的大背景，也是江平超越法学而对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发声的大背景。北京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写道：“江先生作为法学家、教育家和立法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法学与法治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卓越而富于光彩的。他用知识、智慧和勇气，树立起我们时代的法学与法治导师的形象。”
2014年的*共中**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图景，江平颇为关注其实施效果。2015年12月，他在南开大学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不扭转这种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念，就会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
同年，举国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获得平反。江平应邀为20多年前枉死的呼格吉勒图撰写墓志铭，其中的一段写道：“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权人**、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2016年中元节，江平一行九人冒雨赶赴内蒙古，向呼格吉勒图墓地献花。站在这个年轻生命的墓前，耄耋老人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内疚：“我是法律人，法律人都曾许诺要终身为公平正义、法治中国而奋斗，中央也号召努力做到使公民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然而我站在墓前，感觉到呼格吉勒图自己再也无法感受审判给他带来的公平正义，这终究是我们法律人的一个缺憾啊。”
悲天悯人的法治关怀还体现在生活细处。江平讲，他近来乘车外出时观察到，首都周边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消失了，寓所附近的小餐馆也更换了统一招牌，他不禁联想到两年前清理低端人口的情况，担忧行政命令过分干预私人生活，“私权之间的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是好解决的，但如果私权受到公权侵犯，司法往往难以给予有效的救济，维权就比较难了”。
若有来生，还当教授
从1956年留苏回国算起，江平已在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执教了60多年，他笑称一辈子“卖给了学校”，但绝不后悔，“若有来生，还选择当大学教授”。
约两个月前，江平家中新摆上一尊铜像，他晚年凝眉沉思的面庞仿佛穿透着时光。“本来以为是送给学校的，他们说不是，是送给我的。我想这是85级学生的厚爱吧！”谈及此事，江平目光有些晶莹。
给江平塑像的想法缘于今年5月。彼时，雕塑家田跃民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民国面相”雕塑展，有应邀观展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友，便寻思请其为江平塑像，这一提议后来得到一众85级同学们的支持。一尊“凸显江平先生精神气质”的铜像，便作为学生们送给江平的九十寿礼。
1985年入学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是江平以校长身份在毕业证书上签名的惟一一届学生。1988年3月江平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个月后被司法部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到1990年2月离任时，60岁的江平其实只担任过一年半多一点时间的法大校长，却为这个职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官不止一身轻，还更受师生爱戴。江平被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在学生们为其操办的六十大寿生日会上，他动情地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70岁时，他还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成为这座学府的精神符号。
2019年12月18日，北京南四环宝隆温泉公寓，晚年的江平，生活和工作节奏都慢了下来，但电话和会议邀约不断。
江平说，自己至今还没从工作岗位退下来，这是学校给他的莫*荣大**誉，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责任，更是晚年快乐的源泉。
江平历来注重法治人才培养。自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近30年来约招收了130人左右，他们之中鲜有为官者，多数活跃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一线，其中的赵旭东、施天涛、王涌等人已然成为国内商法学界的领军人物。
江平认为，法治人才培养，关系到在中国这个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推进法治建设的未来。他说：“法治能否兴旺，关键是从事法律的人如何。而从事法律的人如何则要看学校培养质量如何，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法律条文掌握得好，法律的理念也掌握得好，那么中国法治才有希望。”
在弟子王涌看来，导师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面旗帜。“他教育了一批有人文关怀和世界眼光的学生，形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引领我们在时代进程中沿着法治为国的前行方向。”
王涌1996年从*京大南**学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师从江平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留校执教，现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并兼任江平民商法学基金会的秘书长。
为鼓励年轻人树立终身为法治奋斗的信念，江平在70岁时捐资50万元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江平法学基金，这是中国法学界第一个由法学家个人发起设立的社会公益性基金。为奖励在民商法学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子，江平法学基金特设立“江平民商法奖学金”。江平的做法堪称创举。
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的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已从中国政法大学扩展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京大南**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成为大陆民商法学子心中的“诺贝尔奖”。
作为江平民商法奖学金项目组织者，王涌介绍，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含金量高，原因在于其选拔程序的公信力。“这个奖不是评选出来的，而是通过笔试、面试、写作三轮竞赛选拔出来的，老师们出题非常认真，结果也能充分反映出学生的综合素养”。
他估算，江平民商法奖学金20年来奖励了近500名优秀的民商法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到高校任教，有的做了律师、法官，“效果很好，江老师也认为这笔奖学金用在刀刃上了”。
江平民商法奖学金捐款数额也在不断扩充。2019 年年初，中信信托推出全国首支专项支持法学教育的慈善信托——江平法学教育慈善信托，这笔成立规模为209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发放。据了解，该项目组织者也是江平的学生，在校时曾获“江奖”。
在月底的90岁生日会上，江平将宣布再捐500万元。“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些慈善公益，高校应该有奖学金资助。我觉得江奖选拔方式不错，组织也很得力，有的题目我都答不上来。”江平对此颇为欣慰。
三个“五年计划”
人生七十古来稀。生于1930年的江平儿时曾经认为，自己能活到70岁，跨进21世纪，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现在多活了20年，而且70岁时没让我退休，让我当终身教授。我就很乐观，多活一年就是我多得的。”江平说，心态乐观便能吃好睡好，这算是惟一的长寿秘诀。
晚年的江平，生活和工作节奏都慢了下来，但电话和会议邀约不断，每周一、周二比较清闲，周三至周日则相对忙碌。他作息规律，每天早上7点起床，中午休息，晚上10点半或者11点多才入睡，闲暇时会看自己从小喜欢的足球赛。
“我的电视可以倒回去看一周之内没看的球赛呢。”聊起足球，老球迷手舞足蹈，流露出孩子般的得意笑容。
江平曾在80岁时出版口述文集，回忆自己的人生。85岁生日时，他宣布了三个“五年计划”，即活到90岁，活到95岁，活到100岁。如今第一个计划顺利完成。
前不久，《江平先生法学思想述论——九十华诞祝贺文集》一书出版，他在序言中透露了90岁的人生感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则至理名言，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是如此。这是江平90岁人生的第一个感悟。他写道：回首往事，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历次政治运动，受伤的已是百万计、千万计，所幸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已经过去，从个人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人生经历了一次磨练。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随波逐流，江平说，一切事情的判断都要透过自己的思考和过滤，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就是“只向真理低头”，也是他90岁的第二个感悟。
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呐喊者，江平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江平90岁的第三个感悟。江平说，改革开放是前进的方向，是潮流所趋，也是他40年来不断努力奋斗的目标。
江平坦言，自己如今更多是想怎么多活一天，多为社会作贡献。正朝着95岁人生目标迈进的他一如既往地出席讲座、论坛，竭力为他所信仰的法治呐喊。
“法治有诸多的内容，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尊重私权。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还未实现，也绝非十几年、几十年能够做到的。只要继续改革开放，我们对法治天下的前途就应该是乐观的。”他说。
来源：《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单玉晓
图：财新记者 丁刚 蔡颖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