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黄鸣奋
转自 | 厦门游于艺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可以根据所处的时段区分为三类：一是未来的预言，尚未被证实或证伪；二是过去的预言，已经被证实或证伪；三是介于上述二者的预言，正在被证实或证伪。与此类似，对于科幻电影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创意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根据所着眼的三种不同时段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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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预防时的伦理关系
有些时候，世界末日仅仅是某些人的一种猜测或者预感。他们虽然言之凿凿（甚至信誓旦旦），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根据，因此，关于世界末日的宣传只是危言耸听。反过来的情况也无法完全排除，这是指虽然某些人确实预见到重大危机即将发生，却被平庸的百姓或无知的君主当成妖言惑众。如果有人既知道世界末日在未来确实存在，又能力挽狂澜、消弭危机，那确实是善莫大焉。与此相反，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当下野心或过失，使世界在未来面临末日，那确实是罪莫大焉。
在美国《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中，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由超光速粒子机器计算得出的，时间精确到从女主人公凯西所处时间往前58天。若据相对明了其技术细节的男主人公、发明家弗兰克的解释，这一预言真正起作用还需要某一触发事件，因此实际日期可能有所变化。
本片将小姑娘凯西作为救世主一样的人来塑造，原因不仅在于她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永不放弃，而在于她率先意识到了超光速粒子机器所起的负面诱导作用而提出将它毁掉。在当下世界中，她最初是因为获赠一枚标有“T”（Time的首字母）的徽章而得以接触未来世界的。只要一碰它，就能即时看到自己彼岸处未来世界的情景（只是全息交互性投影）。凯西真的乘火箭来到未来世界之后，由对上述投影的回忆悟出未来世界和原先自己所处的当下世界之间是存在信息通道的。这一信息通道实际上由超光速粒子机器来维系。
机器根据当下地球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等问题计算出世界即将因此毁灭的前景，这种前景通过信息通道给予生活在当下世界的人以暗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变得更加严重。要拯救当下世界，就必须从毁掉超光速粒子机器开始。这一观念将两个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交互的，和机器的建造者、执政官尼克斯的想法截然相反。尼克斯认为自己所处的未来世界和地球人所处的当下世界是完全无关的（二者平行），因此不必对当下世界的毁灭感到难过，更不必承担责任。
弗兰克本来是个追求梦想的人（梦想家），因为从机器的预测得知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世界规模的灾难而丧失所有希望，被从未来世界驱逐。凯西不接受世界注定要灭亡的观点，结果未来因此而改变。影片的结局是凯西所代表的观念的胜利——预言地球即将毁灭的超光速粒子机器被炸毁，冷漠的尼克斯死于爆炸。在凯西和（恢复了信心的）弗兰克主持下，未来世界派出一批机器人招募官前往当下世界，寻找那儿的梦想家，用徽章吸引他们到未来世界参与建设。
如果世界末日是一个谜语，谁知道它的谜底？如果世界末日是一种趋势，如何加以把握？如果世界末日最初不过是孩子们的戏言，怎么才能阻止它成真？如果世界末日居然是阴谋家的借口，怎么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科幻电影创意完全可以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做文章。日本《20世纪少年》三部曲（20th Century Boys，2008-2009）构思了相当复杂的情节。小学生梦想成为拯救人类的正义英雄，捍卫世界的和平，因此设想了地球灭亡的情境。不料据此写成的《预言书》后来被别有用心的宗教“朋友”所利用，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关系人类命运的最终决战因此展开。
和其他类型的预测相似，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存在如下悖论：如果上述预言使当事人意识到将来确实存在的某种可能性（通常是负面的）而成功地予以避免，那么，这一预言本是真，如今却成了假；如果上述预言本来就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但却由于对当事人产生心理暗示而确实导致了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一预设本是假，如今却成了真。就此而言，不论在现实情境或科幻假设中，对相关人物的伦理评价都存在类似矛盾：某些具有远见者用自己的观念影响世人，避免了相关负面事件的发生，或者说防止历史朝他们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尽管后人可能认为他们是危言耸听，但其贡献是不应当埋没的。反过来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某些喜欢臆测者用自己的观念影响世界，诱导了相关负面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出制造出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尽管后人可能因此肯定这些人的睿智，但其恶劣影响是不应当掩盖的。
我们可以从上述两点理解那些恶托邦性质的科幻电影的悖论性价值。上述分析亦可移于分析乌托邦性质的科幻电影，因为它们的乐观预言既可能因为使公众无视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产生负面影响，又可能因为激励公众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努力而产生正面影响。究竟是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和诸多因素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关的阐释与评论。
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还存在另一悖论，即预言家能否预言涉及自己的未来。自古相术便有“算命莫算己，算己死无疑”的祖训，不过这是就为个人（包括其家人）做预测而言，如果所预测的是人类的命运，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若预言家本身也是人，那么，他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自己，因此很可能不灵光，但也可能一语成谶。比、德、加、法等国合拍片《无姓之人》（Mr. Nobody，2010）中安娜和尼莫邂逅于火星旅游。安娜说自己是研究时间的，并预言了世界末日。说话过程中，火星空间站被流星撞毁，他们都死了。
如果预言家本身不是人，但却是人造的机器，那又会怎样？不少科幻电影对预测未来的机器持否定态度，像前述《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e，2002）等就是如此。说到这里，似乎只有人以外的存在物来进行有关人类未来的预测才比较可靠。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样的存在物并非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很可能不会设身处地为人类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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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过后时的伦理关系
由于历史积淀的缘故，时至今日，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多数是过去的预言，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的真伪。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科幻领域中，有关世界末日的科幻电影多为关于世界末日过后如何的作品。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便于构思一种不同于现实情境的假设前提。
换言之，生活在当下的人都还没有经历过世界末日，因此，为他们讲述一个以世界末日已经发生为条件的故事，容易让大家感到新奇。正因为如此，描写世界末日到来之后伦理关系变动的科幻电影为数很多，其内容集中于下述热点：
一是人种变异。科幻电影本来就以呈现跨物种交往见长。在以末日后世界为背景的作品中，人种变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更是常见的题材或主题。例如，美国《圈养的妇女》（Captive Women，1952）描写浩劫之后变种人、正常人和“上游人”（因入侵渠道而得名）之间的矛盾。美国《造物弄人》（Creation of the Humanoids，1962）设想核战之后人类社会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再生产，除纯粹由血肉构成的生物人、纯粹由零件构成的机器人（类人生物）之外，出现在介于二者之间的新的生命形式，即生物人的机器人复制品，其来源是通过丘脑移植术让机器承接最近死亡的人的记忆和个性。
这种人机混合体未必知道自己的由来，其特点是其意识在每天上午四到五时之间被关闭，因为那时他们必须向机器人神殿报告。这种神殿既是充电站，又是负责组织信息交换的中央电脑所在地。当时，社会上名为“血肉秩序”的准种族主义的人类组织反对类人生物，要求将所有现有的类人生物分解或降级为严格功能性的机器形式。科学家拉文博士发明的丘脑移植术代表了化解生物人与机器人矛盾的一种解决方案。
他本人也是人类的复制品，不仅在新形式中几乎不朽，而且也是第一个升级到最高级别的类人生物。经过改造，他们本身将能够复制。在影片的最后，拉文博士直接看着摄像机，并告诉观众：“当然，操作是成功的，否则你不会在这里。”这等于暗示说本片的观众看起来像是生物人、实际上都是机器人复制品。
在美国《魔界传奇》（Wizards，1977）中，人类由于核战争已经湮灭，灰烬上兴起的种族（精灵族，仙女族，矮人族和突变种）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仙女族女王生下双胞胎儿子，都是强大的巫师。其中，阿凡达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黑狼则是一个邪恶的变种人。在蒙塔格尔，阿凡达已经成为一名导师，负责将总统的女儿埃莉诺培养成一名成熟的仙女。
突然之间，总统被Necron 99*杀暗**，这是一名由黑狼派来杀死魔术信徒的机器人。阿凡达面对机器人，使用读脑术进行战斗。Necron 99因此失去了对战争的渴望，并改名为和平。阿凡达从机器人那里了解到，黑狼找到一台“梦幻机器”（旧的投影仪），以古代战争的形象激励他的*队军**的斗志，准备制造大*杀屠**。为了拯救世界，阿凡达、埃莉诺、和平，还有精灵间谍Weehawk一道出发，准备去摧毁投影机。结果当然是邪不敌正，黑狼被杀，其*队军**解体。
以末日后世界人种变异为特色的科幻影片还可以举出许多：
（1）英国《萨杜斯》（Zardoz，1974），描写2293年劫后余生的人类被分为不朽的“永恒”和凡人的“野蛮”，后者供养前者。
（2）日本动画片《幻魔大战》（Harmagedon，1983），描写人类为恶魔部落所征服。
（3）法国《最后决战》（The Last Battle，1983），描写遭劫后人皆不能言，唯与匪徒苦战以求生。
（4）美国《金甲无敌》（Cherry 2000，1987），描写浩劫之后社会日益官僚化、超性化，女性机器人被用为妻子的替代物。
（5）美国《原型X29A》（Prototype X29A，1992），描写后天启时代洛杉矶残疾人为摆脱轮椅而接受赛伯基因工程实验结果，变成无*杀情**人机器。
（6）美国《电子人3：回收大战》（Cyborg 3: The Recycler，1993）描写人类与电子人合作时代终结。有人以猎取电子人珍贵部件为业，号称“回收人”。电子人则奋起反抗并取得胜利。
二是文化接续。世界末日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断裂，相关接续因此成为相关科幻电影情节的重要因素。例如，根据美国《葛伦与兰达》（Glen and Randa，1971）的描写，在核战毁灭城市之后，来自乡下的一对夫妇根据旧漫画书所见寻找原先的城市。在法国《格温或沙子之书》（Gwen, or the Book of Sand，1985）中，末日后时代被游牧族收养的小女孩与老妇启程救被绑架的朋友，结果发现其他人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以奇怪的方式保存着古老的文明遗产。
苏联《亡者之信》（Dead Man's Letters，1986）描写核灾难后新一代走向不确定未来。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尝试帮助一小群人与前为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保持联系，并试图在观念中给其儿子写信，尽管它似乎永远没有机会被阅读。苏联、瑞士、西德合拍片《博物馆的来访者》（A Visitor to a Museum，1989）描写人形、人思靠葬于海底的博物馆废墟保存。
在美国《机器人9号》（Numero9/Nine/9，2009）中，人造缝合朋克在人类灭亡后觉醒，成为传承人类文化的关键。美国《艾利之书》（The Book of Eli，2010）描写孤独者在美国致力于保护一本的神圣书，因为它保存了关系到拯救人类的秘密。
相比之下，美国《微光城市》（City ofEmber，2008）可以说是从反面描写了文化断裂的遗憾。世界末日到来之际，人类为自己的后代建了地下城，让他们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度过劫难。离开地下的方法写在纸片上，连同开启相关设备所需要的塑料卡片一起装在盒子里，设定200年后打开。这个盒子交给地下城的市长往下传，但后来不知何故，就没人将盒子当回事了。它就留在第七任市长家里。他死前未及将箱子的重要性告诉其他人。因此，箱子虽然在预定的时间自动打开，但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三是秩序重建。既然是“世界末日”到来，那么，与之相应的社会自然不会是美好的。科幻电影编导对此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你，来自未来的猎手》（Yor，the Hunter from the Future，1983）描写核浩劫之无情霸主用他的机械师*队军**控制世界。
美国《模范警察》（Omega Cop，1990）将后世界末日社会作为极权主义荒原来描写。日本《修罗雪姬》》（The Princess Blade，2001）则强调了这类社会的孤立主义性质。
经历劫难之后，人类社会原有的秩序通常解体，幸存者面临着重建秩序的任务。这类作品为数众多。试举数例：
（1）美国《劫掠者》（Ravagers，1979），揭示核浩劫之后的社会对抗，描写幸存者如何不遗余力地寻找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2）意大利《冷血太保》（1990: The Bronx Warriors，1982），将重点放在社会秩序解体与重建的过程。
（3）意大利《地狱流氓》（Anno 2020 - I gladiatori del futuro，1982），描写勇士群体在末日后环境中反抗法西斯政权。
（4）意大利《末日战士》（Warrior of the Lost World，1983），描写骑高科技摩托游牧的佣兵获得局外人、边缘人的拥戴，带领他们*翻推**邪恶政府，功成不居，继续游牧。
（5）澳大利亚《疯狂的麦克斯3：超越雷穹》（Mad Max，Beyond Thunderdome，1985），描写幸存的流浪者与弃儿反抗女王。
（6）美国《钢铁黎明》（Steel Dawn，1987），描写剑客帮助定居者对付垄断水源的匪徒。
（7）美、澳合拍片《壮士血》（The Blood of Heroes，1989），描写角斗士为荣誉和救赎参加类似足球的残酷游戏。
（8）美国《终极神差》（The Postman，1997），描写美国无名氏自命邮差，有了追随者，对社会重建起了巨大作用。
（9）美国《六弦武士》（Six-String Samurai，1998），描写核战后一个摇滚乐武士舍命保护路上遇到的失去母亲的孤儿。
（10）法国《愤怒》（Furia，1999），描写末日后世界*反造**的年轻人张贴*政府反**标语，与神秘女子产生危险的爱情。
（11）美国《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描写当所有形式的感情都被判为非法时，一位负责执法者却起而*翻推**这一体制。
在这类题材的科幻电影中，反映普通人命运和处境的小叙事给人以深刻印象。例如，美国《孩子与狗》（A Boy and His Dog，1975）将重点放在末日之后的人狗心灵感应、地底探险上。又如，美国《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2000）写的是末日后世界中的三角恋。在某种大灾难毁灭人类之后，艾伦逐渐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
不过，他很快就遇到了美丽的萨拉，并爱上了她。可她对他并不怎么在意，但也不愿意自己落单。后来出现了拉菲尔，一个比他帅得多的男人。此人很快就和萨拉搭上了关系。艾伦想将拉斐尔赶走，而且办到了。等他回来时，才明白萨拉送出带着给他的纸条的气球，让他回来。结果，是萨拉和拉斐尔反过来将艾伦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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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来临时的伦理关系
这类影片在时段上定位于末日前世界和末日后世界之间，往往致力于表现末日到来时世界所经受的震憾、人们所体验的震惊。世界末日作为不可抗力来临之际，人性、人伦都经历严峻的考验。古人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最亲密的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尽管如此，不同的人仍然存在不同的表现，不同情境仍然存在不同要求。与此对应，相关科幻电影有不同的主旨。
例如，美国《世界毁灭时》（When Worlds Collide，1951）关注的重点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应急反应。它描写新星即将与地球相撞，末日临近，人们只好通过彩票来决定谁能上飞船。在影片结尾，空间方舟飞到了新的宜居星球。相比之下，西班牙《末日浩劫》（The Last Days，2013）更多关注主人公个人的情感联系。在本片中，神秘的流行病遍布全球，人类对几秒钟内就会造成死亡的开放空间形成非理性恐惧。
不久之后，全球人口几乎都被困在建筑物内。巴塞罗那陷入混乱状态，马克开始寻找失踪女朋友朱丽娅（她从未冒险到外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后来他们的儿子顺利出生并长大。英国《安静时刻》（The Quiet Hour，2014）则相对重视如何对待陌生人。在本片中，地球遭到外星机器人入侵之后，形势严峻，连原先强调斗志的父亲都走上自绝之路。但原先柔弱的山村女孩莎拉不懈求生，坚强地担负起了照料失明哥哥汤姆的重任，而且救助自称记者、受伤的持枪人裘德，反击前来索要此人的五名袭击者。
时世艰难之际如何保护家人，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在相关科幻电影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零年恐慌》（Panic in Year Zero，1962）中，洛杉矶四口之家去野营，遇到核战爆发。父亲必须在无法无天之际保证家庭平安。影片结尾显示：“想必没有终局，唯有新的开端。”
本片令人想起美国灾难片《2012》（2009）。它以全球化视角展示了社会各阶层应对世界末日的情况，重点是一位平日受挫的作家在全球灾难降临时如何尽力维护家人生存。相比之下，美国《末日情缘》（Seeking a Friend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2012）将着眼点置于家庭重组上。根据本片的描写，一颗小行星即将与地球相撞，纽约保险公司职员道奇在妻子惊恐离开后发现自己孤单，决定走公路与其高中恋人重聚，伴随他的是想回英国与其父母相聚的女邻居潘妮。两人在同行中意外绽放爱情之花。
以上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的分析着眼于不同时段的划分。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若引入时间旅行观念的话，那么，科幻电影的构思可以打破这一局限。美国《终结者》（Terminator，1984）及其续集（1991，2003，2009，2015）可以为例。它的主要冲突是本为人造的天网通过核战争统治了人类，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世界末日。
为了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人类抵抗战士奋起抗争，天网则派杀手通过时间旅行试图从源头上清除人类抵抗运动，即杀死其领袖的母亲莎拉以阻止他出生。不过，它的阴谋没有得逞，因为一名抵抗战士自愿从未来回到当下以保卫莎拉，他就是不久成了莎拉恋人的里斯，他们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后来人类抵抗运动的领袖。在本片中，时间运动是双向的，伦理关系也就复杂得多。
黄鸣奋：《科幻电影创意与末日伦理》（3-2），《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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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生命 | 黄鸣奋：从科幻电影创意的角度展望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