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缝中溜走的时光
李 萍
人呀！年少时，总是在憧憬，而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容易陷在回忆里，尤其是女人，过去的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情都能想起来，一遍遍地回味，细细地吮吸，越是久远的到越发清晰了。
一
1978年6月15日，在中国最西南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金马镇井不干村，一位二十四岁的农村妇女，忍着临产前的阵痛在生产队的水田里连续劳作了五个多小时后，来不及吃早饭，又经过将近四个多小时的苦痛挣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小女孩就是我。
在当时以劳动力取胜的中国农村，我的到来没有让这个穷苦人家十分满意，母亲深感愧疚地为我取名“小改”，原打算叫“小左”或者“换弟”的，只因当时村里此类名字太多而放弃，母亲想借此名字能让她的下一个孩子改改换换是个男孩。我目不识丁的母亲不知道她帮我取的小名跟当时中国即将要发生的一件大事扯上了关系。
1978年11月，距我家两千多公里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我出生后六个月，即12月18日至22日，中国*产党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小平邓**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近四十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会议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一年后，即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刚刚起步，而刚满一岁的我还不会说话，正在努力地学习独自站立并试图迈步。
四十年前的母亲在村外路旁的玉米杆堆后独自生下我后，用自己的两只袖套包了我，放在背篮里挣扎着把我背回了家，连最基本的糖水鸡蛋都吃不起，因为当时红糖、鸡蛋等等绝大部分东西都要凭票才能买得到，当然，如果有钱的话，也可以悄悄地私下交易，就如母亲当年把亲人们“送祝米”（一种人情风俗，如果有人家生了小娃，三大姑八大姨的就会把鸡蛋放在米里，上面再放上几层红糖送去给产妇增加营养，现在还在盛行，只不过送的不再是红糖、鸡蛋、米这老三样，而是换成了婴儿用品、玩具、奶粉甚至于是人民币等等，只要是你想送的都可以送），母亲把月子里省下来的鸡蛋叫奶奶用大衣襟兜了，悄悄地换成了一口石缸和一副木桶，那口石缸现在还在装井水，而木桶却成了潲水桶。
母亲是在生下我的第三天，外婆才狠下心杀了她的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炖了汤，用一个土瓦盆盛了，踮着小裹脚走了十多里的山路给母亲送来，到家不见母亲，顺着村人的指引一路寻到后山才见母亲正背着我在生产队的玉米地里锄草挣工分。月子里得不到好呢休息，营养又跟不上，母亲在提前透支她的健康。
母亲一年半后生下了妹妹，三年后即1981年5月，又生下了弟弟，相同的是无论母亲在孕期还是哺乳期，生儿还是生女，她都没有停下过劳动，相反的是儿女生得多了，母亲每天忙完生产队的活计还要忙家里的，忙到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弟弟出生前的两个月，即1981年3月，我的家乡开始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弟弟来晚了两个月，他没有分得口粮，也没有分到田地，相反，母亲还要承担每年七十元钱和五十斤玉米，连续八年共五百六十元钱和四百斤玉米的超生处罚，弟弟成了中国第一批“黑人”。
二
其实，我们是很尴尬的一代人，学前没有上过幼儿园，大人要忙于做活挣工分，没有人管孩子，有老人的还能帮忙拉一把，大部分同龄人是在田间地头爬大的，还没上学时，大多早就是父母的好帮手了，烧火做饭、拾柴找猪食、放牛带娃等等。
到了六七岁可以上学了，那时，老师对入学年龄要求不是太严格，要上学了，报名时，老师不是看你的户口本，当然那时也没有这个东西，要也拿不出来，小娃在家长的带领下，一溜排开，老师一声令下，用你的左手绕过自己的头顶看能不能摸到你的右耳朵，再换右手来一次，能摸到的留下上学，不能摸到的回家再放一年的老母猪再来，就这么简单。根本就不存在说要家长抱着小板凳天不亮就去排上几天几夜的队报名上学，但就算这样也还不一定能报得上。
好不容易能不放猪了，可以到学校里去学习了，你还不完全脱离劳动，上学的时候，老师默许你可以带着幼小的弟妹去，那么，弟妹难免不了的会哭闹，你也就难免不了会被老师叫出教室外去哄你带去的小娃，以免影响其它人上课。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教室是村里的寺庙，没有课桌，几个家长把寺里的废旧门板用几个“土子木”（用土制作的一种长约50CM宽约30CM左右的长方体，主要用于建盖房屋）支起来就成了书桌，也没有椅子，自己从家里带一个草墩去就是了，于是，在我们村里，孩子们往往是一个自制的布书包挂在胸前，背上再背上一个娃娃，头顶草墩去上学，书包、草墩、奶娃娃就成了小伙伴们必不可少的“上学三宝”。上到五年级，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好嘛!又来了“五改六”，意味着从此开始，小学就是六年了。
村里只办到三年级，从四年级开始，我们要到两里以外的邻村去上学，且从四年级开始要上晚自习，学校里也没有食堂，我们就每天要走三个来回，大小六趟，将近十二里多的路程，即便如此，在农忙时回家也没有现成的饭食等你，要么是一大碗冷饭就咸菜，要么是开水泡冷饭放点盐巴，坐在门槛上边吃边喂猪，吃过饭，做好父母留给的家务活，还得抽空把老师留的作业做完，匆忙背上妈妈亲手缝的花布书包赶到教室去。
有趣的是老师会允许你在上课时间跟家长去做客，只要有家长在教室外一探头，老师就会让你出去，那时的我们常常期盼一次做客，因为去做客能吃到很多好菜，有时还能用纸包一些油炸花生米到教室去跟小伙伴们分享，跟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家长们往往会因为拿不出随礼的份子钱而苦恼。
同样，农忙时节，老师也会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学生们去帮自己家里做农活，例如，插秧、拔麦子、割谷子等等，并且，孩子们也会以能去帮老师家做农活为荣。
童年时，能玩的游戏很多，玩泥巴、打老钱、掉小洞、挤酱油、打死救活等等，最好玩的是梭坡，找上几枝松毛枝，约上小伙伴们到村头的土坡上，一个跟一个骑到松毛枝上，一个小伙伴在坐在最后的小伙伴背上用力一推，那么，我们就能威风凌凌般乘风破浪了，这是土法冲浪，这种游戏好是好玩呢，就是伤裤裆，母亲挑灯夜战为你缝制的土布裤子用不了几次就能让它开花下岗，为这，没少听母亲骂你“背时鬼、死卯掉呢”，但当下次，只要小伙伴的一个眼神，抑或是一个努嘴，你就会把母亲的叮嘱和责骂抛到九宵云外，裤裆扇着风呢跟着跑了。
三
我的中学是跟随父亲到旧城中学去上的，用父亲的话说是为了方便照管我才让我转学的，其实我知道，父亲是因为交不起我的学杂费，当时还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到旧城中学去上学，因为教师子女不用交杂费，只交书本费，生活上也可以跟着父亲去吃教师食堂，杂七杂八算下来，整个初中三年也能省下不少。
旧城中学刚刚建了新校舍，两幢宿舍楼和食堂建在公路边，教室却是在隔着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对面山脚下，说它是操场，大概只有校长信，确切来说它是一大片农田，由于是刚征过来了，地里还有主人耕种过的痕迹，烟桩、玉米杆、南瓜藤等。没有路，每天上课下课都是从地里过，一个学期没过完，地里就被踩出来一个三角形，教室、宿舍、厕所分别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老话说寒窗苦读是“三点一线”的修行,在旧城中学就变成了“三点一轮回”。
大概没有几个人对自己的中学食堂有过美好的回忆吧！也许记忆最深的就是食堂里都有一个打菜时手会抖的胖师傅吧！旧城中学也不例外，每餐只有一个素菜，要么是不削皮的土豆，师傅们把整筐的土豆放在地上，几个人站到筐里，边用水管冲水边有节奏地用穿了水靴的双脚踩土豆，这就是清洗程序了，洗好的土豆胡乱切成块状，下到清水锅里煮熟后分装到几个大盆里，趁热放上几瓢油辣子，现在还不能搅拌，要等到学生们在窗前排好队，一个个把手里的洋瓷口缸敲得山响的时候，手抖的打菜师傅才会慢腾腾地用大锅铲上下翻腾着搅拌土豆，等油辣子的香味把大家的口水都要钩出来的时候才会开始打菜。要么是红豆，做法都一样，一吃就是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也不换换。
简陋的环境并没有推迟我们长大的步伐，三年的初中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我的高中是在泸西一中就读的。
四
云南省泸西县第一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悠久办学历史的学校，其前身为 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建的钟秀书院。1929年（民国十八年）正式建校，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共培养初、高中毕业生21169人。这里曾走出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李晨和徐惠敏、老革命家陆定一的入*党**介绍人张致中等大批英杰。著名的“五卅”运动领导人张永和、已故的云南民盟主任高国泰，都曾在泸西一中任过校长。泸西一中的创建和发展，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闪耀着革命传统的光辉。
那时的泸西一中，大门还是开在九华路上的，路基高出了学校太多，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路，正对大门的是操场，操场前的一面大照壁把这条下坡路一分为二，左边是学习区，右边是宿舍和食堂。等我毕业后，有一次路过，发现一中大门已经改在了环城西路上，完全避开了老大门前的那段下坡路。当时，新主体教学楼还刚开始动工，开挖前的地基是一片树林，从老教学楼一直到图书馆，记不清是什么树了，印象中好像是松树，又像是柏树，又或者是两种都有吧，真是记不清了。只记得，课间休息的时候，常有同学在树下看书、低声背诵，一片静谧，少有嘻戏打闹声。动工后，大概是学校怕影响正常的学习，白天，学生在上课时，工人们在做一些响动小的工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估摸着学生们已经进入睡眠状态，白天克制住没用的所有的重型机械一下子杀气腾腾地粉墨登场了，整个一中灯火通明，敲打声叮叮铛铛的，机械作业声嗡嗡不绝，扑鼻的粉尘叫人喘不上气，作业地与学生宿舍只隔了一个操场的距离，半梦半醒中，总感觉有把锤子一下一下地往你脑袋上砸下来，发出了砸在钢的空桶上的声音，到现在为止，我睡觉时还不能有一点声音，尤其是不能听见搅拌机的作业声，只要听见，就会条件反射一样不由自主地头皮发麻、手心出汗。
在泸西一中的三年，我学会了两件事，吃早点和泡图书馆，当时的一中虽然有一个汉族食堂和两个回族食堂，但三个食堂都不供应早点，吃早点要到学校大门外去，每天早上，天还麻黑，学校大门两旁，就有不少小贩就着昏黄的灯火在摊位前忙碌起来，大多是米粑粑和油火烧，都是五毛钱一个，当然，要是钱富裕的话还可以加一杯五毛的豆浆，再富裕一些的可以吃上一碗三元钱的小锅米线，记忆中，每个睡不够的早晨都是被早点叫醒的。
1933年，抗日名将、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张冲，原名绍禹，又名维新，字云鹏，彝族，彝姓尼娜，云南省泸西县永宁乡小布坎村人）为泸西一中捐赠了大量资金、图书、仪器，促成了“云鹏图书馆”的建盖。图书馆内藏历代古籍善本及"四部丛刊"，张冲赠《万有文库》等典藉，今为泸西一中图书馆。图书馆为中式建筑，单檐楼房五间，四周设回廊，面阔26.1米，进深5.8米，通高11.6米。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物文**保护单位。
刚开始，学习的间隙我都是泡在图书馆内，当时的图书馆只能算得上是半开放，上课时不开门，只在午休和晚饭后这两个时间段有人上班，上班时正门紧闭，只开一扇只有4开书那么大小的小窗，一个只看得清半边脸的老师坐在昏暗的小窗里，低声问清你要借的书名，再缓缓起身走进暗影里去找。我常常是一接过书就急不可待地打开，靠着墙或者柱子顺势而坐，常常忘了去上课。晚上，宿舍里熄灯后，我还意犹未尽地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就着外面喧闹的建筑作业声看白天没有看完的课外书，一看就几近深夜，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大多被我买了电池。
这样梦游般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一年多，一次，父亲听说我把一头长发剪下来换了《红楼梦》和《羊脂球》，才察觉他曾经引以为豪的乖女儿可能不对劲，于是，在我回家的一个周未，父亲装作很无意的问我，“不知道图书馆里存放着的一口棺材还在不在？我读书的时候倒是在呢。”我自小怕棺材，一听这话便不再敢去借书看了，对父亲的话我深信不疑。直到前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我心有余悸地向一直在一中任教的何老师求证这个问题时，老师一头雾水地看着我笑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只不过是父亲要我专心学习编的瞎话罢了。事过二十年后，我告诉父亲一中图书馆压根就没有什么棺材时，父亲对我一脸懵然，父亲早已忘记了他对我编过的瞎话。诸如此类善意的瞎话，父亲对我说过很多，最有哲理的一句话便是：“高中三年，决定了你今后三十年，甚至是一生的生活质量，只哈（现在）都还舍不得苦（努力），那么你以后一辈子都要苦生活了。”
五
大学时的同学建了个微信群，大家像潜伏多年的同志突然间找到了组织一样，每天在群里热泪盈眶、激情飞扬，毕竟我们从毕业后就将近有二十年没联系了。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大家都想知道是谁将谁的长发盘起？是谁为谁披上了嫁衣？于是大家共同约定把自己的光辉形象发一张来群里晒晒，因为我的手机里没有好的照片，只有一张是在女儿学校门前照的。那天，刚出学校大门的女儿要我跟她来张亲子照，于是，用好多家长和同学做了背景，我随手就和小不点来了一个快闪，也没想太多随手就发出去了。
结果，我这一家伙闹得一石激起千层浪，群里的小姐妹们纷纷朝我丢起了板砖，“妞，你在哪呀？谁是你呀？”“亲，你跟卖菜大妈在一起竟毫无违和感……”甚至，男同胞们也来火上浇油，“姐，你还是我的小芳吗？小芳她妈还差不多吧？”我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糟糕吗？不死心地拿出那张惹祸的照片来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妈呀！这是我吗？只见一件分不清是白还是灰的衣服套在水桶腰上，套得那叫一个曲线紧张呀！枯黄的头发胡乱地飘在腮边，浓浓的黑眼圈配上暗淡无光的皮肤，整个人成了一个脏不拉几的个体。一手提着女儿的书包，一手提着刚跟小贩讨价还价来的小菜，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别说是认成是大妈了，就是叫上一声奶奶也不为过呀！这到底是咋个了呀？才四十岁，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时间都去哪了？我还没好好年轻过怎么就老了，曾经的白衣蓝裙、青葱岁月呢？什么时候抛弃了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作者简介
李萍，1977年9月16日生于泸西县金马镇，2003年2月在泸西县白水镇文化站工作至今，刷过马桶，做过教师；热爱生活，酷爱阅读，喜欢用最质朴的语言，刻画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形象。
注丨此文由泸西文联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