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亚克
◎菊子/译
凯鲁亚克家没有电话。特德·贝里根几个月前和凯鲁亚克联系过，说服他接受这次采访。特德觉得该是他们见面的时候了，就贸然来到凯鲁亚克家。陪他一起来的有两个诗人朋友，阿拉姆·萨洛扬和邓肯·麦克诺顿。凯鲁亚克听见门铃声，出来了，贝里根快速地自报姓名，并说明来访意图。凯鲁亚克欢迎诗人们的到来，但还没等他将客人让进门，他的妻子，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子，就从后面抓住他，请来访的这帮人立即离开。
“杰克和我同时开口，说‘《巴黎评论》’、‘访谈’，等等，”贝里根回忆说，“邓肯和阿拉姆开始悻悻地往车那边走去。我们眼看一无所获，但是我坚持用我希望是文明、理性、冷静和友好的腔调说服了她，不久，凯鲁亚克夫人答应让我们进去二十分钟，条件是不许喝酒。”
“等我们进去后，见我们来的目的的确比较严肃，凯鲁亚克夫人友好些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访谈了。看来，人们还是川流不息地到凯鲁亚克家里来寻找《在路上》的作者，而且一待就是许多天，喝光所有的酒，也使得凯鲁亚克无法做他的正事。”
“随着夜色渐深，气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凯鲁亚克夫人斯特拉其实也是一个很优雅、很有魅力的女主人。杰克·凯鲁亚克的最精彩之处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他的作品一模一样，它可以在瞬间产生令人极为震惊和不安的变化；它操控一切，包括这次访谈。”
“凯鲁亚克整个访谈期间一直坐在一把肯尼迪总统式的摇椅中，访谈结束后，他挪到一张大沙发里，说：‘嗯，你们几个小伙子都是诗人啊，是吧？那么，我们听听你们的诗吧。’我们又待了一个多钟头，阿拉姆和我读了些我们的东西。最后，他给了我们每人一张有他签名的他最近一首诗的招贴，然后我们就告辞了。”
《格洛兹的空虚》的原稿。凯鲁亚克用来写作的这种纸卷是电传打字纸，每张纸长达几百英尺。
——特德·贝里根，一九六八年
《巴黎评论》：我们能不能把脚凳放在这儿，然后把这录音机放那上面？
斯特拉：可以。
杰克·凯鲁亚克：老天爷，你那么不中用啊，贝里根。
《巴黎评论》：嘿，我又不是个录音师，杰克。我不过是个耍嘴皮子的，跟你一样。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凯鲁亚克：行了吗？[吹口哨]行了吗？
《巴黎评论》：我这么开个头吧……大部分人都是先读你的《在路上》，很奇怪，我读的你的第一本书……我读的第一本是《小镇和城市》……
凯鲁亚克：嘿！
《巴黎评论》：我是从图书馆里借的这本书……
凯鲁亚克：嘿！你读《萨克斯大夫》了？《特丽斯特莎》呢？
《巴黎评论》：可不是吗。我连《兰波》都读了。我有一本《科迪的幻象》，是罗恩·帕吉特在俄克拉荷马的塔尔萨买的。
凯鲁亚克：*他操**的罗恩·帕吉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办了个叫《白鸽评论》的小杂志，在堪萨斯城，对吧？塔尔萨？俄克拉荷马……对。他写道：“支持我们的杂志创刊，给我们寄一首伟大的好诗吧！”于是我把《搏击的鸽子》寄给他了。然后我又给他寄了另外一首，结果他不要第二首，因为他的杂志已经创刊完毕。你看看，这帮家伙就是这样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噢，他可不是什么诗人。你知道谁是大诗人吗？我知道哪些人是伟大的诗人。
《巴黎评论》：哪些人？
凯鲁亚克：我想想看，是……温哥华的威廉·比塞特。一个印第安小伙子。比尔·比塞特？要么是比松内特。
萨洛扬：我们还是谈杰克·凯鲁亚克吧。
凯鲁亚克：凯鲁亚克并不比比塞特强，但他很创新。
《巴黎评论》：我们能不能先谈编辑？你是怎么……
凯鲁亚克：好。自马尔科姆·考利之后，我的所有编辑都得到指令，我写的文字一定要原封不动。马尔科姆·考利当我的编辑的时候，就是《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这两本书，不管是好是坏，我没有权利坚持自己的风格。马尔科姆·考利没完没了地修改，塞进去无数毫无必要的逗号，比如说，“怀俄明州，夏延市”（举个例子，直接说“怀俄明州夏延市”，不就结了），好嘛，我花了五百美元来将《流浪汉》的稿子完全恢复原状，然后从维京出版社收到一份名为“修改”的账单。哈哈哈。你问的是我怎么和编辑打交道？如今，我只是感谢他帮助我校对手稿，找出时间、地名之类的逻辑错误。比如说，我上本书写到“福斯湾”，后来经编辑提议，我再去查核了一下，发现我其实是从“克莱德湾”开始航行的，诸如此类。或者我把“Aleister Crowley”拼写成了“Alisteir”，或者他发现我把足球赛的码数搞错了，如此等等。你已经写完的东西便不再修改，主要是为了将你在写作过程本身当中你大脑的实际成果呈交给读者：你用你无法更改的方式，坦承你对事件的想法。嗯，你想想，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酒吧里给一大帮人讲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故事，所有人都在笑着听着，你听说过吗，然后这人停下来纠正自己，回到前面一句话，把这句话改得更好，赋予它节奏性的思想影响……如果他停下来擤擤鼻子，他难道不是在准备下一句话吗？如果他放弃下一句话，这不就是他本来就要使用的讲述方式吗？难道他不是已经离开了这句话的思路，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话题上“从此永远不置一词”，因为他已经越过了这句话，就像一条河流过一块岩石，一去不回头，在时间上，不可能再流过这同一块石头？巧了，那是《铁路大地上的十月》中的一段散文，很实验性质的，本意是想象像一辆蒸汽机车，拖着一百节车厢，最后一节是能够说话的尾车厢，一路不停丁咣丁咣地往前走，这就是我当时的方式。而且如果快速写作过程中的思路是忏悔性质的、纯洁的、对写作中的生命感到极其兴奋的，那么这样的写法，我今天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听清楚了，我整个青年时代都荒废在慢条斯理地修改、没完没了地重复猜测和删除上，最后搞得我一天只能写一句话，而这句话还没有任何感情。*妈的他**，艺术中，我喜爱的是感情，不是匠气，或者是隐藏感情。
《巴黎评论》：是什么东西启发你使用《在路上》的“自发”风格？
凯鲁亚克：《在路上》那样的自发风格，我是在读老尼尔·卡萨迪给我的信时得到的灵感，他的信全都是第一人称，快速、疯狂、忏悔性的、极端严肃、极为详尽，不过，他那里用的是真名（毕竟是信件嘛）。我还记得歌德的告诫。歌德的预言是，西方未来的文学在本质上将会是忏悔性的；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过这样的预言，而且，如果他再活得长一些，可以着手写他计划中的巨作《大罪人的生活》，说不定他还会开始使用这种风格。卡萨迪年轻时开始写作，也是试着使用那种缓慢、刻苦和诸如此类的匠气写法，但他也和我一样对这玩意儿心生厌倦，因为这种写法，不能用逼真的方式，将他的五脏六腑真实地倾吐出来。但我从他的风格中得到了灵感。西海岸那些家伙撒了个残酷的谎，说我的《在路上》的灵感来自尼尔。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说的都是我遇见他之前的青少年时代，一个和父亲在一起的孩子，诸如此类，还有他后来十几岁时的经历。他写给我的信，也被人误写成是一封一万三千字的信……不，一万三千字的是他的小说《第一个三分之一》，他一直自己保存着。他的信，我指的是他主要的一封信，有四万字，你记住，是一整部短篇小说。那是我读过的最伟大的作品，比美国任何人都强，至少足以让梅尔维尔、吐温、德莱塞、伍尔夫，不管谁吧，在他们的坟墓里睡不安稳。艾伦·金斯伯格让我把这封长信借给他，这样他也可以读。他读了，然后，一九五五年，他又把信借给一个叫格尔德·斯特恩的人，这人住在加州索萨利托的一座船屋上，结果这家伙把信给弄丢了——我猜是掉进水里了。为了方便，我和尼尔管它叫《琼·安德森信件》。故事是关于在丹佛的台球室、旅馆房间和监狱里的一个圣诞节周末，整个都是热闹欢腾又很悲剧性的事情，甚至还有一幅窗户画，上面还有帮助读者理解的尺寸，什么都有。听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封信，印刷版权会是尼尔的，但是，你应当了解，这封信是我的财产，因为它是写给我的一封信，艾伦不该对这封信那么不小心，那个住在船屋上的家伙也不该那么不小心。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封长达四万字的信件全文，尼尔将会得到应有的承认。早在一九五二年，我们两个就对着录音机进行了很多快速谈话，我们又把录音听过那么多次，我们两个都得到了讲故事的秘诀，明白这是表达这个时代的速度、紧张和令人欣喜若狂的痴狂的唯一方式……这么多够了吗？
《巴黎评论》：从《在路上》以后，你认为这样的风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凯鲁亚克：什么风格？哦，《在路上》的风格。我说了，考利在那里打理了我的手稿的本来风格，我没有权利抱怨，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书都是按我写就的样子发表的。我说了，风格各有不同，有《铁路大地》那种很带有实验性质的快速写作；有《特丽斯特莎》那样充斥着往肉里长的指甲盖的神秘风格；有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样疯狂的自我忏悔的《地下人》；还有《大瑟尔》那种三合一的完美，我得说，那是用一种光滑的奶油般的文学手法讲述一个平凡的故事；还有《巴黎之悟》，这是我身旁摆着酒（干邑白兰地和麦芽酒）写的第一本书……别忘了《梦之书》，一个人从睡眠中半醒过来，然后用铅笔在床头奋笔疾书……对，铅笔……什么活计！眼神模糊，疯癫的大脑因为睡眠而变得困惑不解，你一边写，细节一边往外跳跃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细节是什么意思，直到醒了，喝了咖啡，再看，你才能明白，才能用梦的语言本身来看待梦的逻辑，明白吧？……最后，我决定在疲惫的中年慢下来，用一种更温和的风格写了《杜洛兹的空虚》，这样一来，在我这些年的晦涩写作之后，我的某些早期读者可以回来，看看这十年是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思想……这也是我唯一能够贡献的东西，就是我所目击的故事，按照我目击的原样记下的故事。
《巴黎评论》：你口述记录了《科迪的幻象》的部分章节，后来你还用过这种方式吗？
凯鲁亚克：我没有口述记录《科迪的幻象》的部分章节。我把我和尼尔·卡萨迪（即科迪）的录音对话的一部分在打字机上敲了出来，内容是他早年在洛杉矶的冒险经历。总共有四章。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过这个办法；这么做出来的结果总是有点不对劲，尼尔和我，等什么都写下来时，到处都是嗯、啊，还有，最可怕的一件事是，那个鬼东西在不停地转，你总是被迫惦记着不要浪费电，不要浪费磁带……不过，我也说不好，最终我没准还是要用这个办法；我觉得累了，我的眼睛也要瞎了。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不管怎么说，我听说，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办法，但我还是在用笔划拉。麦克卢汉说，我们做的口述越来越多，我猜，我们都要学着更好地朝机器里说话了。
《巴黎评论》：什么是那种能够为自发写作提供理想气氛的“叶芝式的半恍惚状态”？
凯鲁亚克：嘿，这就对了，你的嘴里不断地叽叽咕咕，你还怎么进入恍惚状态……写作至少是一种沉默的冥想，尽管你在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高速飞驰。记得《甜蜜的生活》里的一个场景吗，老神甫很生气，因为一大群疯子蜂拥而来，要看孩子们看见了童贞女玛丽亚的那株树。他说：“异象是不会出现在这种疯狂愚蠢、狂喊乱叫、乱挤乱推中的；只有在沉默和冥想中，才能看到异象。”哈，对了。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俳句不是自发写成的，而是经过返工和修改。你所有的诗歌也都是这样吗？写诗的方法，为什么一定会不同于写散文的方法？
凯鲁亚克：不对，首先，俳句最好经过返工和修改。我知道，我试过。俳句必须彻底简练，没有树叶，没有花卉，没有语言旋律，必须是一幅用三小行字组成的简单的小画面。至少，这是老大师们写俳句的办法，花了几个月在三小行文字上，最后出来的，就是，比如：
在废弃的小船上 冰雹 四处腾跳
这是正冈子规。如果是一般的英文诗歌，我开头也跟写散文一样，听着，就是用笔记本上的一页纸来决定这首诗的格式和长度，就像一个音乐家、一个爵士音乐家，在一定数量的音乐行数、一部合唱中，就要把他的主题传达出来，合唱可能会拖延到下一个部分去，但是合唱那一页终结的时候，他就必须停止。最后，还有一点，写诗的时候，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一定要讲一个故事，你可以用一些秘密笑话，这也就是我写散文的时候常说的“现在没时间写诗，就讲个平淡的故事吧”。
[上饮料]
《巴黎评论》：你怎么写俳句？
凯鲁亚克：俳句？你想听俳句？你得把一个长长的大故事压缩成短短的三行文字。首先，你进入一个俳句状态——你看见一片树叶，像我那天晚上告诉她的那样，在一场强大的十月风暴中，树叶落在了一只麻雀的背上。一片大树叶落在一只小麻雀的背上。你怎么把它压缩成三个短行？在日语里，你必须把它压缩成十七个音节。我们美国话——英语不用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日语那种音节破玩意儿。于是你说：“小麻雀”——你不用说小——人人都知道麻雀很小，因为它们会跌下来，所以你说：
麻雀 背上一片大树叶 风暴 不好，这个不行，我不要。 一只小麻雀 当一片秋叶骤然沾上背 风中飘至
哈，这就行了。不行，有点太长了，对吧？已经有点太长了，贝里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巴黎评论》：好像是有一个多余的词，好像是“当”。要么把“当”字给删掉？这么着：
一只小麻雀 一片秋叶骤然沾上背 风中飘至
凯鲁亚克：嘿，还真行。我也觉得“当”是多余的。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奥哈拉！“一只麻雀，秋叶骤然下”——我们不必说“骤然”，对不对？
一只麻雀 秋叶沾上背 自风中
[凯鲁亚克将完成版写在一本螺旋笔记本上]
《巴黎评论》：“骤然”绝对是我们这里不需要的那种词。你发表这首诗的时候，能不能加个脚注，说你问过我几个问题？
凯鲁亚克：[书写]贝里根注意到了，对不对？
《巴黎评论》：你经常写诗吗？除了俳句外，你还写别的诗吗？
凯鲁亚克：俳句很难写。我写很长的印第安诗歌。你想听我傻乎乎的印第安长诗吗？
《巴黎评论》：哪种印第安人？
凯鲁亚克：易洛魁族人。你看看我的样子就知道了。[从笔记本上阅读]
在通往商店的草地上 邻居们尽皆听见这个四十四岁的人 嗨，看看啊，妈，我伤着了。特别是 喷的那股水 知道什么意思吗？
《巴黎评论》：再说一遍。
凯鲁亚克：嗨，看看啊，妈，我伤着了。在去商店的路上我受伤了，我倒在草地上，我冲我妈喊着嗨，看看啊，妈，我伤着了。我再加上，特别是喷的那股水。
《巴黎评论》：你倒在洒水管上了？
凯鲁亚克：不是，我爸喷在我妈里面了。
《巴黎评论》：隔着那么远？
凯鲁亚克：唉，我不说了。不，我知道你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还得解释。[再次打开笔记本，朗读]
非犹太人才是快乐。24
《巴黎评论》：把这个送给金斯伯格。
凯鲁亚克：[朗读]所谓幸福的人都是伪君子——它意味着
没有必要的欺骗，没有某些计谋和谎言和隐瞒 幸福的波长就根本无法运作 伪善和欺骗，不是印第安人。不要笑
《巴黎评论》：不是印第安人？
凯鲁亚克：你之所以对我有一种暗藏的敌意，贝里根，是因为法印战争。
《巴黎评论》：也可能吧。
萨洛扬：我在霍勒斯·曼家的酒窖里看见一张你打橄榄球的照片，你那阵子真是挺胖的。
斯特拉：塔非！来这儿，塔非！来啊，小猫咪……
凯鲁亚克：斯特拉，我们再来一两瓶吧。是啊，如果他们开除我，我要把他们所有人都给杀了。我就是那么干的。浇上热巧克力的冰激凌！嘭！我每次比赛之前，都要吃两三个浇热巧克力的冰激凌！卢·利特尔——
《巴黎评论》：他是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练？
凯鲁亚克：卢·利特尔是我在哥大的教练。我父亲走到卢·利特尔跟前对他说：“你这个狡猾的长鼻子*子骗**，你干吗不让我儿子，泰·让，杰克，在和陆军的比赛中第一轮上场，让他报复报复他那些洛威尔的死敌？”卢·利特尔就说：“因为他还没到火候。”“谁说他还没到火候？”“我说他还没到火候。”我父亲就说：“你这个长鼻子香蕉鼻子大*子骗**，你给我滚开！”于是我父亲就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冲出了办公室：“杰克，咱们走，咱们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一同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中——一九四二年，我在美国海军的时候，那天我正站在海军上将们面前，我父亲走进来说：“杰克，你是对的！德国人不应该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应该是我们的盟军，时间会证实这一点。”海军上将们都在那儿听得目瞪口呆。我父亲可不受任何人的鸟气，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用手臂在身前比划]这么大的大肚皮，他会嘭！[凯鲁亚克站起来示范，用爆炸般的力量将他的肚子鼓起来，然后说嘭]有一次他和我妈手拉手在街上走，在纽约的下东区，那是旧时代，是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然后街上来了一大帮手拉着手走路的犹太拉比……踢里踏拉、踢里踏拉……然后他们不给这一对基督教夫妇让路。所以我父亲就“嘭”地闯了过去！把一个拉比给撞到水槽里去了。然后他来拽上我妈，扬长而去。
贝里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的家族的历史。他们不受任何人的鸟气。迟早，我也不会去受任何人的鸟气。你可以记录下来。
这是我的酒吗？
《巴黎评论》：《镇与城》是按自发写作的原则写就的吗？
凯鲁亚克：有些部分，先生。我还写了一个藏在地板下的版本，和巴勒斯一道。
《巴黎评论》：对，我听说过关于这本书的传言。谁都想搞到这本书。
凯鲁亚克：书名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河马。一天晚上，我和巴勒斯在酒吧里坐着，我们听见一个新闻播音员说：“埃及人进攻了，等等等等——此外，伦敦动物园里发大火，大火蔓延过地面，河马在它们的水池里给煮熟了！各位听众，晚安！”这就是比尔，他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总是注意到这类事情。
《巴黎评论》：你在丹吉尔真的把他的《赤裸的午餐》的手稿打字打出来了？
凯鲁亚克：不是……只是第一部分。头两章。我上床，会做噩梦……梦见我嘴里吐出长长的大香肠。我打那份手稿时做噩梦……我说：“比尔！”他说：“接着打字。”他说，“我在这北非给你买了个煤油炉，你知道。”在阿拉伯人中间……煤油炉子很难搞到。我会点上煤油炉，带上铺盖卷和一点*麻大**，或者按我们在那里的说法，kef……有时候叫hashishi……顺便说一下，这玩意儿在那里是合法的……然后我就噼里啪啦敲啊敲，等我晚上上床睡觉时，香肠之类的玩意儿就会不停地从我嘴里吐出来。最后，别的家伙，阿兰·安森和艾伦·金斯伯格来了，他们毁了这份手稿，因为他们打字的时候没有照着巴勒斯写就的样子打。
《巴黎评论》：格罗夫出版社在重出他在奥林匹亚出版社25出过的书，做了很多改动，加了很多东西。
凯鲁亚克：喔，在我看来，巴勒斯还没有给我们任何能够像他的《赤裸的午餐》那样吸引我们破碎的心的东西。现在他只是忙着搞那种“拼贴”玩意儿；这玩意儿就是……你写一页散文，你再另写一页散文……然后你把它折叠上，再把它裁开，又把它拼到一起……这种狗屎玩意儿……
《巴黎评论》：那《垃圾》呢？
凯鲁亚克：《垃圾》是经典。比海明威还好——它就像海明威一样，甚至比海明威还要好一点。书上说：“一天晚上，丹尼走到我的垫子上，说：‘嗨，比尔，我能借你的棍子吗？’”你的棍子——你知道棍子是什么吗？
萨洛扬：是警棍吧？
凯鲁亚克：是警棍。比尔说：“我拉出我下面的抽屉，从一些好衬衫下面拉出了我的警棍。我把它交给丹尼，说：‘你可别把它丢了啊，丹尼。’丹尼说：‘别担心，我不会丢的。’他一转眼就把它丢了。”
棍子——警棍——那就是我。棍子——警棍。
《巴黎评论》：这是一首俳句。棍子，警棍，那就是我。你得把它写下来。
凯鲁亚克：不。
《巴黎评论》：我可能得把它写下来。我想用它，你介意吗？
凯鲁亚克：满屁股汽油，滚一边去球！
《巴黎评论》：你不相信合作？你有没有跟人合作过？和出版商合作不算。
凯鲁亚克：我在阁楼里和比尔·坎纳斯特拉在床上合作过两回，和金发女郎。
《巴黎评论》：他就是霍姆斯在《走》里写过的，在阿斯托地铁站爬下地铁的那个家伙吧？
凯鲁亚克：正是。对了，他说：“咱们把衣服脱了，绕着街区跑一圈吧。”——要知道，天正下着雨呢。第十六街，第七大道。我说：“我的短裤我可不脱。”他说：“别，别穿着短裤。”我说：“我要穿着短裤。”他说：“那也行，但我可不穿短裤。”然后我们就踢踢踏踏绕着街区跑起来。从十六街到十七街……我们跑回来了，跑上楼——谁也没看见我们。
《巴黎评论》：什么时辰啊？
凯鲁亚克：但他可是一丝不挂——凌晨三四点钟。下着雨。什么人都在。他在破玻璃上跳舞，放着巴赫的音乐。比尔就是那个从房顶上往下跳的家伙——六层楼高啊，你知道吧？他会说：“你想让我掉下去吗？”我们会说：“不，比尔，不。”他是意大利人。你也知道，意大利人都很野。
《巴黎评论》：他写作吗？他是干什么的？
凯鲁亚克：他说：“杰克，跟我来，看看这个窟窿。”我们顺着窟窿看下去，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在他的马桶里。
我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比尔。”他说：“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奥登是第二天来的，第二天下午，来喝鸡尾酒。好像是和切斯特·卡尔曼一起来的，还有田纳西·威廉斯。
《巴黎评论》：尼尔·卡萨迪那些日子也在吗？你和比尔·坎纳斯特拉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认识尼尔·卡萨迪了吗？
凯鲁亚克：噢，是，认识，啊哼……他有大大的一包*麻大**。他一直是一个热爱*麻大**的人。
《巴黎评论》：你知道尼尔为什么不写作吗？
凯鲁亚克：他写了啊……写得漂亮着呢！他写得比我还好。尼尔是一个很搞笑的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加州人。我们一起找的乐子，比五千个美孚石油公司加油站伙计加起来能够找到的乐子都要多。在我看来，他是我毕生碰到的智商最高的人。尼尔·卡萨迪。顺便提一下，他是耶稣会教徒。他曾经在唱诗班唱过歌。他是丹佛的天主教堂的唱诗班男孩。他教会了我所相信的关于神的所有值得相信的东西。
《巴黎评论》：关于埃德加·凯西的？
凯鲁亚克：不，在他遇见埃德加·凯西之前，他和我一起在路上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他说：“我们知道上帝，对吧，杰克？”我说：“对啊，哥儿们。”他说：“我们不是知道吗，什么事情都不会出错的？”“是啊，哥儿们。”“我们会不停地继续继续继续……轰隆轰隆轰隆……”他真棒。他总是很完美。每次他来看我，我根本就插不上嘴。
《巴黎评论》：在《科迪的幻象》中，你写过尼尔打橄榄球。
凯鲁亚克：对，他是个很好的橄榄球手。有一次，他在旧金山北滩搭上了两个穿蓝牛仔裤的“垮掉的一代”的人物。他说：“我得走了，梆梆，我是不是得走了？”他在铁路上班……拿出他的表……“两点一刻，天啊，我两点二十得到那儿。我说，你们俩开车带我过去吧，这样我可以赶上我的火车。……这样我就可以搭上火车去——”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圣何塞？他们说：“当然可以了，兄弟。”尼尔就说：“这是*麻大**。”这下子——“我们可能看着像蓄着大胡子的‘垮掉的一代’……但我们是警察。我们要逮捕你。”
嗯，有个人到了监狱，代表《纽约邮报》采访尼尔，尼尔说：“告诉凯鲁亚克，如果他还相信我，就给我送个打字机来。”于是，我寄给艾伦·金斯伯格一百美元，要他给尼尔搞一台打字机。尼尔就得到了打字机。他也用打字机写了笔记，但他们不让他把笔记带出来。我不知道这台打字机现在在哪儿。让·热内的《鲜花圣母》全部都是在茅房……监狱里写成的。让·热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写啊写啊，一直写到只要写高潮就能达到高潮的程度……直到他在床上射精——在班房里。法国班房。法国牢房。监狱。这一章就结束了。每一章都是热*射内**精。我得承认，萨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巴黎评论》：你认为这是另外一种自发写作吗？
凯鲁亚克：哦，我可以去蹲监狱，我也可以每天写一章麦吉、马戈和莫莉。很美。热内是自凯鲁亚克和巴勒斯以来的最诚实的作家。但他在我们之先，他年龄大些。噢，他和巴勒斯一样大。但我不觉得我不诚实。啊，我玩得真开心！老天，啊，我在这个国家里坐着车东跑西跑，像蜜蜂一样自由。但热内是一个非常有悲剧性、非常美丽的作家，我把皇冠颁给他，我给他桂冠。我不会把桂冠颁发给理查德·威尔伯！或罗伯特·洛威尔。桂冠属于让·热内和威廉·苏厄德·巴勒斯。还有，特别是艾伦·金斯伯格和格雷戈里·科尔索。
《巴黎评论》：杰克，彼得·奥洛夫斯基的作品怎么样？你喜欢彼得的东西吗？
凯鲁亚克：彼得·奥洛夫斯基是个白痴！他是个俄国白痴。连俄国白痴都不是，他是波兰人。
《巴黎评论》：他写过一些好诗。
凯鲁亚克：哦，我的天……什么诗？
《巴黎评论》：他有一首很美的诗，叫《第二首诗》。
凯鲁亚克：“我兄弟尿炕了……然后我走到地铁，看见两个人亲吻……”
《巴黎评论》：不，诗里说“油漆地板，比扫地板更有创造性”。
凯鲁亚克：这全是狗屁胡说！这是另外一个波兰白痴写的那种诗歌，那个叫阿波里奈尔的波兰疯子。
阿波里奈尔不是他的真名，对吧？
旧金山有些人告诉我，彼得是个白痴。但我喜欢白痴，我喜欢他的诗。想想看，贝里根。不过按我的口味，还是格雷戈里。
那玩意儿给我一片。
《巴黎评论》：你说的是这种药片？
凯鲁亚克：对。不是药片是什么？分叉单簧管哪？
《巴黎评论》：这叫Obetrol，是尼尔告诉我的。
凯鲁亚克：色彩？
《巴黎评论》：色彩？不是，糖衣26。
萨洛扬：你怎么说的来着……在格罗夫版文集的封底上……你说你让一行字一直长下去，然后在句子末尾填充上秘密图像。
凯鲁亚克：他是一个真正的亚美尼亚人！泥沙。三角洲。泥泞。就是诗歌开篇的地方……
我在街上行走 看见湖边，人们在切割我的臀部 一万七千个神甫，像乔治·伯恩斯一样歌唱
然后你再接下去……
我在开自己的玩笑 在尘世间折断我的骨头 这就是我，那个伟大的约翰·亚美尼亚 回到尘世
现在你想起你从哪儿来的了，然后你就说……
啊哈！塔塔塔塔嘟哒！*他操**妈的土耳其！
看见了没？最后那一行你要记忆……中间，你要失去理智。
萨洛扬：对。
凯鲁亚克：这对记叙文和诗歌都同样适用。
《巴黎评论》：但记叙文中，你在讲一个故事……
凯鲁亚克：在记叙文中，你划分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一首诗。
《巴黎评论》：你就是这样写一个段落的吗？
凯鲁亚克：在城里奔跑的时候，我是要这么干的；我在床上躺着，就跟那个女孩在一起，然后一个伙计拿出他的剪刀，然后我把他让进来，他给我看了些黄*图色**片。我出去了，和土豆包一起摔下了楼。
《巴黎评论》：你喜欢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吗？
凯鲁亚克：我对她的东西兴趣从来不大。我稍微有点喜欢《梅兰克莎》。
我真该去学校教教那些孩子们。我一个星期可以赚上两千美元。这些东西你是学不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必须生来就有一个悲剧性的父亲。
《巴黎评论》：你还非得生在新英格兰才成。
凯鲁亚克：顺便说一下，我父亲说你父亲没有悲剧性。
萨洛扬：我觉得我父亲没有悲剧性。
凯鲁亚克：我父亲说，萨洛扬——威廉·萨洛扬一点悲剧性也没有——他全是臭狗屎，然后我和他大干一架。《空中飞人架上的勇敢年轻人》挺有悲剧性的，我得说。
萨洛扬：你知道，他那时还只是个年轻人。
凯鲁亚克：是，但他那时在挨饿，他还在时报广场。飞翔。空中飞人架上的年轻人。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我还小的时候，这个故事把我征服了。
《巴黎评论》：你记得威廉·萨洛扬的这个故事吗，一个印第安人来到镇上，买了一辆车，让一个小孩子给他开？
斯特拉：一辆凯迪拉克。
凯鲁亚克：是哪个镇？
萨洛扬：弗雷*诺斯**。是在弗雷*诺斯**。
凯鲁亚克：哦，你记得吧，一天晚上我正在呼呼大睡，你骑着白马来到我的窗前……
萨洛扬：《美丽白马之夏》。
凯鲁亚克：我往窗外一看，说：“这是什么？”你说：“我叫阿拉姆。我骑着白马。”
萨洛扬：穆哈德。
凯鲁亚克：“我叫穆哈德。”抱歉。不对，我叫……我是阿拉姆，你是穆哈德。你说：“醒醒！”我不想醒过来。我想睡觉。那本书叫《我叫阿拉姆》。你从一个农场主那里偷了一匹马，你把我叫醒，阿拉姆，要我和你一起去骑马。
萨洛扬：穆哈德是那个偷了马的疯家伙。
凯鲁亚克：嘿，你给我的那东西是什么？
《巴黎评论》：Obetrol。
凯鲁亚克：噢，奥比。
《巴黎评论》：那么，爵士乐和波普音乐的影响呢……同萨洛扬、海明威和沃尔夫相比？
凯鲁亚克：对，爵士乐和波普，意思就是，一个男高音深吸一口气，然后朝他的萨克斯管里吹进一句，一直吹到他吹出所有的气，等他呼吸完成时，他的句子，他的宣言就完成了……因此，这就是我划分我的句子的办法，用呼吸划分思想……我建构了在记叙文和诗歌中用呼吸作为计量单位的理论，别管奥尔森，查尔斯·奥尔森是怎么说的？我是在一九五三年，应巴勒斯和金斯伯格的请求，建构了这个理论的。然后，就是爵士乐的速度、自由和幽默，而不是那种可怕的分析，还有什么“詹姆斯进入房间，点着了一支雪茄。他想，说不定简觉得这个姿势太含糊……”你知道这套把戏。至于萨洛扬，我十几岁的时候热爱过他，他把我拉出了我当时试着学习的那种十九世纪套路，靠的不仅是他那有趣的格调，还有整洁的亚美尼亚诗意——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反正他就是令我折服……海明威也很令人着迷，一张白纸上的一串珍珠般的文字，给你一幅准确的画面……但是，沃尔夫却是一股美国天堂和地狱的洪流，他使我第一次将美国当做一个主题去看待。
《巴黎评论》：电影呢？
凯鲁亚克：对，我们都受到了电影的影响。马尔科姆·考利碰巧提起过好多次。他有时候感觉特别灵敏，他提起过，《萨克斯大夫》中不断地提及小便，这很自然，因为我没有地方写作，只能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小厕所的马桶盖上写，这样才能避开公寓里的那些客人。碰巧，那里的风格也是真正的幻觉，因为我一直是（抽着*麻大**）趴在马桶上写完全书的。27不是讲笑话，嗬嗬。
《巴黎评论》：禅对你的作品有影响吗？
凯鲁亚克：对我真正有影响的是大乘佛教，就是古老印度的佛本人，乔达摩·释迦牟尼的原始佛教……禅是他的佛教，或者菩提，传入中国，后来又传入日本后衍生出来。影响我的写作的那种禅，就是俳句中蕴含的禅，就是芭蕉、一茶、子规那些几百年前的老大师，和一些更近代的一些大师们写的那种三行十七个音节的俳句。一句话，又简短又甜蜜，句子中有一点突然的思维跳跃，这就是一种俳句。你可以有很多自由和乐趣来使自己感到惊奇，让思维自由自在地从树枝跳到小鸟。但是，我的严肃的佛教，就是古印度的那种，真正影响了我的写作，你可以说它是宗教性的，或者是狂热的，或者是虔诚的，差不多快赶上天主教对我的影响了。原始佛教指的是连续不断的自觉的同情，兄弟之情和檀波罗蜜（意思是“慈善的完美”），不要踩着小虫子，所有这些，谦恭、行乞、佛的甜蜜哀伤的面孔（顺便说一下，其实他是雅利安人种，我指的是波斯的武士阶层，而不是像照片显示的那样的东方人）……在原始佛教中，进入佛寺的少年不会得到这样的警告：“我们在这里将他们活埋。”他只是得到温和的鼓励，去静修，并对人和善。不过，禅是这样开始的：佛将所有的僧人召集在一起，宣布一次讲经，并要遴选大乘教的始祖：他一言不发，只是举起一朵花。所有人都惊呆了，只有迦叶（kasyapa）是例外，他只是微笑着。迦叶[同上！]被任命为一祖。中国人喜欢这种思想，就像六祖慧能说的，“本来无一物”。要撕毁佛经中记录的所有佛祖说法；佛经是“语录”。这样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禅是一种温和的但有点疯傻的异端，虽然在什么地方肯定有真正善良的老和尚，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疯狂的和尚。我没去过日本。当然了，你的耀大禅师不过是这一学派的门徒，根本没有创建什么新的东西。在约翰尼·卡森的节目里，他甚至都没有提及佛的名字。他的佛说不定是米娅28。
《巴黎评论》：你怎么从来没有写过耶稣？耶稣不也是个伟大的人物吗？
凯鲁亚克：我从来没写过耶稣？换句话说，你是个发疯的*子骗**，跑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关于耶稣的。我是埃弗哈德·莫丘利安，耶稣会军的将军。
萨洛扬：耶稣和佛祖有什么区别？
凯鲁亚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没有区别。
萨洛扬：没有区别？
凯鲁亚克：但是，印度的佛祖，和越南的佛有区别，越南的佛只不过是剃光了头，穿上了黄袈裟，其实是一个搞宣传鼓动的*产党共**特务。佛祖甚至不在嫩草上走，免得把嫩草毁掉了。他生于戈勒克布尔，是入侵的波斯人领事的儿子。他被称为武士之圣，有一万七千个*货骚**给他通宵跳舞，捧着花朵，说：“我主，你要闻闻吗？”他说：“你们这些*子婊**，给我滚出去。”你知道，他和她们中很多人都睡过。但等他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他觉得彻底厌倦了……他的父亲在保护他，不受外部事件的干扰。他瞒着父亲，骑着马出去了，看见一个女人正要死，一个男人在台阶上被焚烧。他说：“为什么尽是死亡和腐朽？”仆人说：“世事本来一直如此。你父亲不让你看到世间的真相。”
他说：“什么？我父亲？牵我的马来，给它套上鞍！让我骑到森林里去！”他们骑马进了森林；他说：“现在给马卸鞍。把鞍放到你的马上去，挂起来……拉着我的马的缰绳，骑着它到城堡去，告诉我父亲，我再也不会见他了！”那个仆人恰那哭了起来，佛说：“我也不会再见到你了。我不在乎！走吧！走了走了！走开！”
他在森林里住了七年时间。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用饥饿磨练自己。他说：“我要咬紧牙关，一直到我找到死亡的原因。”后来有一天，他踉踉跄跄地锳过拉布蒂河的时候，昏倒在河里了。一个年轻姑娘端着一碗牛奶过来说：“我主，一碗牛奶。”[哧溜哧溜]他说：“这牛奶给了我巨大的力量，谢谢你。”然后他就走过去坐在菩提树下。无花果树。他说：“现在[示范动作]我要盘腿……然后磨砺我的牙齿，一直到我找到死亡的原因。”凌晨两点，一万个鬼魂向他发起进攻。他没有动弹。凌晨三点，大蓝鬼！啊！都来招呼他。（你看，我真是苏格兰人。）凌晨四点，地狱的疯魔……从纽约的地下井盖里……爬了出来。你知道华尔街那些冒热气的地方吧？你知道华尔街，那些地下井盖……冒热气的？你打开那些井盖……呀！六点钟，一切都安宁了，小鸟们开始颤声啁啾，他说：“啊哈！死亡的原因……死的原因是生。”
简单吧？然后他就开始沿着大路向印度的巴纳拉斯走去……留着长发，跟你一样，嗯。
于是，三个人。一个人说：“佛来了，啊，他曾经在森林里和我们一起挨过饿。他在那个桶上坐下的时候，不要洗他的脚。”佛在桶上坐下……那家伙冲着跑过去，为他洗脚。“你为什么要洗他的脚？”佛说：“因为我要到巴纳拉斯去敲生之鼓。”“那是什么？”“那就是：死的原因是生。”“你是什么意思？”“让我来告诉你。”
一个女人走上来，怀里抱着一个死婴。她说：“如果你是我主，那你让我的婴儿起死回生吧。”他说：“行啊，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到舍卫城[请给第一个A和I上面加一横杠，谢谢！]去，找到一个在过去五年中没有人去世的人家。从他们家要一点芥末籽，带回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就能让你的婴儿起死回生。”她满城去找啊，哥儿们，两百万人啊，那个城市叫舍卫城[同上！]，比巴纳拉斯要大啊，她回来说：“我找不到这样的人家。他们在过去五年中都有过死亡。”他说：“那么，埋葬你的婴儿吧。”
后来，他一个嫉妒他的表兄提婆达多（这是金斯伯格，你看……我是佛祖，金斯伯格是提婆达多），把大象弄醉了……他用威士忌把这头大公象给灌醉了。大象站起来——[模仿大象站起来的声音]一个大身子，佛祖从路上走过来，拉过大象，然后跪下来。大象也跪了下来。“你被悲伤的泥泞埋葬了！稳住你的身体！待在这儿！”他是个驯象师。然后提婆达多将一块大圆石头滚下悬崖，石头差点儿打到佛祖的头，差一点就砸着了。嘭！他说：“这又是提婆达多了。”然后，你看吧，佛祖就这样在他的门徒跟前走过[来回踱步]。他身后是热爱他的堂弟……阿难……是梵语中“爱”的意思[继续踱步]。在监狱里，你这么来回走着，能保持身体健康。
我知道很多关于佛祖的故事，但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每一次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对那个朝他吐口水的人说了什么。他说：“既然我不能接受你的*辱侮**，你自己把它拿回去吧。”他真伟大。
[凯鲁亚克弹钢琴。饮品端上来了]
萨洛扬：有点门道。
《巴黎评论》：我母亲弹过这个曲子。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音符写到纸上，可能得附上一段你弹琴的录音。为了留个记录，你能重新弹一下这个段子吗，帕德雷夫斯基先生的曲子？你能弹《阿卢埃特》吗？
凯鲁亚克：不能。只能是非洲——德国音乐。我毕竟是一个英裔加拿大人。我不知道威士忌能够对这些药品产生什么作用。
《巴黎评论》：那么，仪式和迷信呢？你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什么仪式和迷信吗？
凯鲁亚克：我曾经有过一个仪式：点燃一支蜡烛，在蜡烛光下写作，完成后准备就寝时再将蜡烛熄灭……或者在开始写作之前跪下来祈祷（我是从一个描写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法国电影里学到这个的）……可是我现在纯粹讨厌写作。我的迷信？我现在开始怀疑满月。另外，我偏爱数字九，虽然人家告诉我，我这种双鱼座的，应该认准数字七才对；不过我坚持每天做九个倒立，就是，我大头朝下倒立在厕所里，在一只拖鞋上，然后用脚趾碰地板，碰九次，一边还保持着平衡。顺便提一句，这可比瑜伽厉害，这可是体育壮举。我的意思是，想一想，我都这么做了，谁还能说我“不平衡”。坦率地说，我确实觉得我的神智在渐渐变坏。所以，另外一个你称做“仪式”的东西，就是向耶稣祈祷，希望他保守我的神智和能量，让我能够帮助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就是我残废了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无时不在的猫咪们，对不对？
《巴黎评论》：你用三个星期敲出了《在路上》，三天三夜敲出了《地下人》，你还能用这种疯狂的速度写作吗？你能不能谈谈你坐下来开始疯狂打字之前，一件作品是如何诞生的——比如说，有多少是已经在你的头脑中了？
凯鲁亚克：你想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你给朋友们讲出这个长长的故事，你在头脑里反复思考，然后悠闲地将它们连接起来，然后，等到又该付房租的时候，你强迫自己坐在打字机前，或者是笔记本前，尽快地把它写完拉倒……这么做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你已经将整个故事铺陈好了。如何铺陈，就看你的小脑瓜里有什么样的钢铁陷阱了。这个听起来像是吹牛，不过，一个女孩曾经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带钢铁陷阱的脑瓜，意思是，我可以抓到她一个小时之前说过的某句话，虽然我们的谈话早已跑题了十万八千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像一个律师的大脑，比如说。自然，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脑子里，除了使用时的语言……至于说《在路上》和《地下人》，不，我再也不能写得那么快了……三个晚上写完《地下人》，确实是一个狂热的体育壮举，也是一个精神壮举，你真该看看我写完这本书时的模样……我的脸色像纸一样煞白，体重掉了十五磅，在镜子里看着像个陌生人。我现在呢，就是夜深时分，每坐下一回就写个平均八千字左右吧，一个星期以后再写个这么多，两次之间就是休息、叹息了。我真是讨厌写作。我从中无法得到乐趣，因为我不能起床后就说，我在干活呢，关上门，让人把咖啡端过来，然后像个“骚人墨客”那样坐在那里“*他干**一天八小时的活计”，然后用沉闷的自说自应的狗屁胡说（cantandbombast）来充斥印刷界，bombast是苏格兰语枕头里塞的枕芯的意思。你没听说过吗，政治家用一万五千字说他本来只用三个字就能说完的话。所以我把这些玩意儿丢开，免得连我自己都烦。
萨洛扬：你通常是不是重在先把事情看清楚，而不去想话语——只是尽量看清所有的事情，然后凭感觉去写？比如说，《特丽斯特莎》。
凯鲁亚克：你听起来就像印地安那大学的写作班。
萨洛扬：我知道……
凯鲁亚克：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和那个可怜的姑娘一起受罪，然后她摔了脑袋，差点摔死……记得她头着地摔下来吗？她摔得遍体鳞伤。她是你能见得到的最妖艳的印第安小娘儿们。我说的是印第安人，纯种印第安人。埃斯佩兰萨·比亚努埃瓦。比亚努埃瓦是一个西班牙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卡斯蒂利亚。但她是印第安人。所以她是半印第安人，半西班牙人……美人。绝对的美人。她浑身骨头，喔，只有骨头，皮包骨头。在书中，我没有说我最后是怎么搞上她的。她说：“嘘！别让房东听见了。”她说：“别忘了，我又弱又病。”我说：“我知道，我正在写一本书，写的就是你又弱又病。”
《巴黎评论》：那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部分写到书里去？
凯鲁亚克：因为克劳德29的妻子告诉我别把它写进去。她说这会毁了整本书。
但那不是一次征服。她像光一样快速。靠着M。M就是*啡吗**。实际上，我大老远地从城里跑到城外的穷人区……然后我说：“这东西给你。”她说：“嘘！”她给自己注射了一针。然后我说：“啊……现在是时候了。”然后我就掏出了我那没出息的坏家伙。但是……这么着，去墨西哥就值得了！
斯特拉：来这儿，猫咪！它又跑了。
凯鲁亚克：她人很好，你会喜欢她的。她的真名叫埃斯佩兰萨。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巴黎评论》：不知道。
凯鲁亚克：西班牙语里，是“希望”。特丽斯特莎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悲伤”，但她的真名是“希望”。她现在嫁给了墨西哥城的警察局长。
斯特拉：不太对吧。
凯鲁亚克：不过，你不是埃斯佩兰萨——我这么跟你说吧。
斯特拉：我不是，我知道，亲爱的。
凯鲁亚克：她特别瘦……羞涩……瘦得像一根杆子。
斯特拉：她嫁给了一个警察局副局长，你跟我说的，不是局长。
凯鲁亚克：她真不错。总有一天，我要再去看她。
斯特拉：没门儿。
《巴黎评论》：你真是在墨西哥时就写了《特丽斯特莎》吗？不是后来才写的？
凯鲁亚克：第一部分是在墨西哥写的，第二部分……也是在墨西哥写的。对的。一九五五年第一部分，五六年第二部分。这有什么重要的呢？我又不是查尔斯·奥尔森，那个伟大的艺术家！
《巴黎评论》：我们只是搜集事实。
凯鲁亚克：查尔斯·奥尔森会给你所有的日期，你知道，关于他怎么在格鲁斯特的海滩上找到*狗猎**的所有细节。看见有人在……叫什么来着？温哥华海滩？挖狗河？……狗镇的海滩上手淫。对，他们就管那地方叫“狗镇”。这是梅里马克河上的狗屎镇。洛厄尔就叫“梅里马克河上的狗屎镇”。我不会去写一首叫狗屎镇的诗，糟蹋我自己的镇子。不过，如果我有六英尺六，那我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对吧？
《巴黎评论》：你和其他作家相处得怎么样？你和他们通信吗？
凯鲁亚克：我跟约翰·克莱隆·霍姆斯通信，但一年一年越来越少；我变懒了。我不给读者们回信，因为我没有一个秘书来记录我的口述，打字，买邮票、信封，等等，我也没什么可回复的。我不会用我下半辈子的时间，像个竞选某个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一样，微笑、握手、交换老生常谈，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得像葛丽泰·嘉宝一样，让我的思想独自清静。不过，当我出去时，或者家里有不速之客时，我们玩得比一群猴子还欢实。
《巴黎评论》：妨碍你创作的都有哪些事情？
凯鲁亚克：妨碍创作的……妨碍创作的——浪费时间的？我得说，主要是那些暗中雄心勃勃想当作家的人对一个臭名昭著的作家倾注的注意（注意啊，我说的是“臭名昭著”，不是“著名”），他们跑来，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来让我给他们帮助，这些事，其实都是该由一个该死的文学代理商给他们做的。当我还是一个人称“无名的挣扎中的年轻作家”时，我是自己跑腿的，我在麦迪逊大街上跑来跑去许多年，从一个出版商到另一个出版商，从一个代理商到另一个代理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一个出过书的著名作家写信要求指点或帮助，或者，我的天，居然有种把我的手稿寄给某个可怜的作家，然后他还得急忙把手稿寄回来，免得人家说他偷了我的主意。我给年轻作家们的建议是，自己找一个文学代理商，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大学教授（我是通过我的教授马克·冯·多伦找到我最早的一些出版商的），然后自己干跑腿的活，或者俗话说的“活计”……所以，妨碍我创作的不过是某些“人”。
保护创作的是夜晚的宁静，“当整个世界都在沉睡”。
《巴黎评论》：写作的最佳时间和地点是？
凯鲁亚克：房间里的一张桌子，靠近床，很好的灯光，从半夜到清晨，累了喝一杯酒，最好是在家，如果你没有家，就把旅馆房间或者汽车旅馆房间或者一块垫子当作你的家：和平。[拿起口琴吹起来]哇，我真会吹！
《巴黎评论》：那么，在*品毒**的影响下写作呢？
凯鲁亚克：《墨西哥城蓝调》的第二百三十首纯粹是在*啡吗**的作用下写出来的。这首诗的每一行都是隔一个小时写出来的……吸了一大剂*啡吗**之后高起来了。[找到一堆稿件读起来]
爱情那广袤的衰败的尸骨堆，
一个小时以后：
英雄泼洒的牛奶，
一个小时以后：
沙暴摧毁了丝绸手帕，
一个小时以后：
蒙住双眼的英雄的安抚，
一个小时以后：
被谋杀的人迎回此生，
一个小时以后：
骷髅们交易着手指和关节，
一个小时以后：
善良的大象那颤抖的肌肉 被乌鸦撕碎咬开，
（看见了吧，金斯伯格是从我这儿偷走这个的。）
一个小时以后：
诞生出精致的膝盖。
念这一句，萨洛扬。
萨洛扬：诞生出精致的膝盖。
凯鲁亚克：很好。
恐惧，滴答着细菌的老鼠。
一个小时以后：
各各他，冰冷的希望换来冰冷的希望。
说这一句。
萨洛扬：各各他，冰冷的希望换来冰冷的希望。
凯鲁亚克：真够冰冷的。
一个小时以后：
潮润的秋叶，倚傍着 船上的枯木，
一个小时以后：
海象胶质的纤巧模样。
你可以念，萨洛扬。
忍受长久的*辱侮**，直至死亡。
萨洛扬：忍受长久的*辱侮**，直至死亡。
凯鲁亚克：与优雅神秘掩藏性别的生物作战。
萨洛扬：与优雅神秘掩藏性别的生物作战。
凯鲁亚克：
块块佛料冻结，切开 在显微镜下 在北方的停尸房。
萨洛扬：嗨，我说不了这个。块块佛料冻结，切开，在显微镜下，在北方的停尸房。
凯鲁亚克：阴茎的苹果将要播种。
萨洛扬：阴茎的苹果将要播种。
凯鲁亚克：割开的食道多如泥沙。
萨洛扬：割开的食道多如泥沙。
凯鲁亚克：就像亲吻我的宠猫的肚皮。
萨洛扬：就像亲吻我的宠猫的肚皮。
凯鲁亚克：我们温软的赏赐。
萨洛扬：我们温软的赏赐。
凯鲁亚克：他真是威廉·萨洛扬的儿子吗？太好了！你能重复这一句吗？
《巴黎评论》：我们应该问你一些直截了当的严肃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艾伦·金斯伯格的？
凯鲁亚克：我先认识了克劳德。然后再认识艾伦，最后认识巴勒斯。克劳德是从防火通道中进来的……胡同里有枪声——砰！砰！而且还在下雨，我妻子说：“克劳德来了。”然后防火通道里就走出这么个金发碧眼的家伙，全身透湿。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正追我呢。”第二天，艾伦走进来了，怀里抱着书。十六岁，耳朵支棱着。他说：“嗯，分寸是美好中更好的那一部分！”我说：“哎，闭嘴，你这个小抽筋的。”然后，第二天巴勒斯来了，身上穿着泡泡纱套装，身后还跟着另外一个人。
《巴黎评论》：哪个人？
凯鲁亚克：就是后来死在河里的那个。就是来自新奥尔良、后来克劳德杀死了扔进河里的那个人。克劳德用童子军的刀在他心脏上捅了十二刀。
克劳德十四岁的时候，他是新奥尔良最美丽的金发碧眼男孩。然后他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的头头是一个红头发的大同性恋家伙，上的是圣路易斯大学，我记得好像是。
那时，他已经爱上了巴黎一个跟克劳德长得很像的男人。这个家伙在全国追着克劳德，这个人害得克劳德被从鲍德温、图兰和安杜佛预科学校开除……这是个同性恋的故事，但克劳德不是同性恋。
《巴黎评论》：那么，金斯伯格和巴勒斯的影响呢？你那时有没有想到过你们三个人对美国文学写作会留下的烙印？
凯鲁亚克：我决心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引号，就像托马斯·沃尔夫那样的，你瞧。艾伦总是在读诗写诗……巴勒斯读很多书，四处走动，观察事物。我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已经给翻来覆去写过好多次了……我们只是三个很有兴致的人物，住在有趣的大都市纽约，身处校园、图书馆和咖啡馆。你在《空虚》中能找到很多具体细节……在《在路上》里，巴勒斯是布尔·李，金斯伯格是卡洛·马克斯；在《地下人》里，他们分别是弗兰克·卡莫迪和亚当·穆拉德。换句话说，虽然我不想因为这个对你们不礼貌，我在我的小说里那么忙着自己采访自己，那么忙着写下那些采访，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过去十年里，我还是要忍痛向所有采访我的人（成百的记者、成千的学生）重复，再重复我在书中已经解释过的东西。实在是没有意义。而且这些本来就不重要。我们的作品本身才算数，如果这些作品真有意义的话，我对梭罗和其他作者以来的我自己的或他人的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自豪，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身在此山中。骂名，用文学的方式进行公开忏悔，是你与生俱来的心灵的磨难，请你相信我。
《巴黎评论》：艾伦曾经说过，他是听了你向他阅读莎士比亚以后，才学会如何阅读莎士比亚的，在此之前，他根本就不懂莎士比亚。
凯鲁亚克：这是因为在我的前世，我就是莎士比亚。
离开了你，日子多么像严冬， 你，飞逝的流年中唯一的欢乐…… 我受尽如此寒冻，每天如此灰暗。 而辉煌而去的夏天却在我的花园拉下一堆粪便。 一头又一头猪跑来吃食 冲破我破旧的山中陷阱，还有老鼠 陷阱！要结束这首十四行诗，你一定要 说：塔拉塔拉塔拉！
《巴黎评论》：这是即兴创作吗？
凯鲁亚克：哦，头一部分是莎士比亚……第二部分是……
《巴黎评论》：你写过十四行诗吗？
凯鲁亚克：我给你来一首即兴十四行诗。得是什么时候，现在？
《巴黎评论》：十四行。
凯鲁亚克：这是十二行诗，再加两行结句。你在结句里拿出你的重磅炮弹。
此间苏格兰的鱼看见你的眼 我所有的渔网都吱吱作响……
要押韵吗？
《巴黎评论》：不用。
凯鲁亚克：
我可怜的皴裂的手无力地垂下 看见教皇那邪恶的眼睛。 头发蓬乱的疯鬼们在我的房间游晃 聆听我的坟墓
这个不押韵。
七行了？
《巴黎评论》：有八行了。
凯鲁亚克：
地球上所有的生机都会爬行 像*狗猎**爬过秘鲁的坟墓 苏格兰的坟墓
十行了。
不过不必担忧，我甜蜜的天使 你的珍宝 已经嵌入我的珍宝
《巴黎评论》：还真不错，杰克。你怎么写的呢？
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不同，我没有学过格律。我结识金斯伯格……我从墨西哥城一路招手搭车到了伯克利，这可是很长一段路啊哥儿们，很长的一段路。杜兰戈……奇瓦瓦……得克萨斯。我回到金斯伯格那里，走进他的小房子，说：“哈，我们要放点音乐。”他说：“你知道明天我要干什么吗？我要往马克·肖勒桌子上扔出一个新的韵律理论！关于《奥维德》的韵律安排！”
[笑声]
我说：“慢着，哥儿们，坐到树下来，别去想那个，和我喝杯酒……和菲尔·惠伦、加里·斯奈德和旧金山的所有流浪汉们。你可别想当什么伯克利大教授，就当一个树下的诗人吧……我们会搏斗，我们会有突破的。”他还真采纳了我的建议。他还记得这个。他说：“你教个什么呢……你的嘴唇都裂了！”我说：“当然了，我刚从奇瓦瓦过来。那儿非常热，唷！你出门，小猪们会跑过来蹭你的腿，唷！”
然后斯奈德带着一瓶葡萄酒来了……惠伦也来了，那个谁也来了，雷克斯罗特，谁都来了……于是我们就有了旧金山的诗歌复兴。
《巴黎评论》：那艾伦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呢？你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凯鲁亚克：哦，没关系……他让我在他房间里睡觉。他不是因为这个被哥大开除的。他头一次让我在他的房间里睡觉时，和我们在房间里一起睡觉的是兰卡斯特，英国的什么白玫瑰或红玫瑰的后代。但有个家伙闯进来……管这个楼层的家伙，他以为我是在追求艾伦，而艾伦已经在纸上写了，我在那里睡觉不是因为我追求他，而是因为他追求我。但我们是在真的呼呼睡觉。后来他拿出一个小本子……他那里有些偷来的东西……他那里有小偷，维基和汉克，他们全都栽在偷东西上，一辆车翻了，艾伦的眼镜破了，这些都写在约翰·霍姆斯的诗《走》里面了。
艾伦·金斯伯格十九岁的时候问我：“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名字改成艾伦·雷纳？”“你要是把你的名字改成艾伦·雷纳，我就一脚踢在你的蛋上！还是叫金斯伯格……”他就还是叫金斯伯格。这是我喜欢金斯伯格的一个地方。艾伦·雷纳！
《巴黎评论》：这是不是将你们所有人在五十年代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将“垮掉的一代”团结在一起？
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只是我一九五一年在《在路上》的手稿中用过的一个短语，形容像莫里亚蒂那样开着车跑遍全国，找零活、找女朋友和寻开心的家伙们。后来，西海岸的左派团体们借用了这个词，把它变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反叛”和“垮掉的一代的*反造**”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的，需要抓住某个青年运动。我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一个拿奖学金上学的大学生、一个商船上的水手、一个火车上的铁路司闸、一个看稿件写概要的、一个秘书……莫里亚蒂卡萨迪是戴夫·尤尔在科罗拉多新雷默的牧场里的一个牛仔……这是哪门子的“垮掉的一代”？
《巴黎评论》：“垮掉的一代”人群里，有没有一种“集体”的感觉？
凯鲁亚克：这种“集体”感主要是我提起的那些人激起来的，比如费林盖蒂、金斯伯格；他们的思想都很社会主义，想让所有人都住在某种狂热的基布兹30里，团结啊什么的。我是个孤独的人。斯奈德和惠伦不同，惠伦又和麦克卢尔不同，我和麦克卢尔不同，麦克卢尔和费林盖蒂不同，金斯伯格和费林盖蒂又不同，但我们还是就着葡萄酒找到了很多乐趣。我们结识了成千上万的诗人、画家和爵士乐手。你所说的“垮掉的一代”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迷惘的一代”呢，听起来对不对？或者歌德和他的“威廉·麦斯特的一代”？这个话题真无聊。把那个杯子递给我。
《巴黎评论》：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初解散了？
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对左派政治发生了兴趣……就像乔伊斯，我说，二十年代乔伊斯对埃兹拉·庞德说：“别拿政治来烦我，我感兴趣的唯一一样东西是风格。”此外，我也厌烦了新的先锋派和甚嚣尘上的煽情主义。我在读布莱士·帕斯卡，记关于宗教的笔记。我想和非知识分子们混在一起，你可能会这么叫他们，而不是要没完没了地把我的头脑教条化。他们甚至开始在活动中将鸡钉上十字架，下一步该是什么？真的将一个人钉上十字架……如你所说，垮掉的一群于六十年代初解散了，各走各的路，我走的是这一条路：家庭生活，和当初一样，偶尔去本地的酒吧里咪上一口。
《巴黎评论》：你认为他们现在在干什么？艾伦的激进的政治参与？巴勒斯的拼贴法？
凯鲁亚克：我是*美亲**国的，而激进的政治活动却别有他图……这个国家厚待了我的加拿大家庭，或多或少，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来贬低这个国家。至于巴勒斯的拼贴法，我希望他能够回到他曾经写的那些特别好笑的故事和《赤裸的午餐》里那些出色的平凡的插曲。剪贴不是什么新花招，事实上，我这个钢铁陷阱的头脑，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拼贴……就像每个人在交谈或思考或写作的时候，他的头脑都在拼贴一样……这只是一个古老的达达把戏，是一种文学拼贴。不过，他还是搞出了一些很好的效果。我想让他优雅、有逻辑，所以我不喜欢他搞拼贴，用拼贴来告诉我们人的思维是破碎的。当然了，人的思维是破碎的，每个人在吸毒达到的幻觉中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是，如何解释这种破碎，让人在工作日的某个时刻也能够理解它？
《巴黎评论》：你如何看待嬉皮和迷幻现场？
凯鲁亚克：他们已经在改变了，我不好做出判断。他们也不是都属于同一种类型，挖掘者就不同……再说，我连一个嬉皮都不认识……我觉得，他们认为我是个卡车司机。我确实是个卡车司机。至于迷幻现场，对家里有心脏病的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将麦克风碰下了脚凳……捡回来]你有什么理由从这个道德中看到什么好东西？
《巴黎评论》：对不起，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凯鲁亚克：你说你的肚皮上有个小胡子，为什么在你的道德肚皮上有个小胡子？
《巴黎评论》：让我想想。实际上，是一粒小白药片。
凯鲁亚克：一粒小白药片？
《巴黎评论》：很好的东西。
凯鲁亚克：给我。
《巴黎评论》：我们应该等场面冷静下来再说。
凯鲁亚克：对。这粒小药片是你的道德的小白胡子，劝诫你、告知你，你会在秘鲁的坟墓里长出长指甲。
萨洛扬：你觉得你像人到中年了吗？
凯鲁亚克：没有。听着，我们的录音带快到头了。我想加点东西。问我“凯鲁亚克”是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杰克，再跟我说说，凯鲁亚克是什么意思。
凯鲁亚克：好，kairn。K（或C）A-I-R-N。cairn是什么？是一堆石头。康沃尔。凯恩沃尔。对了，kern，也就是K-E-R-N，和cairn是一个意思。Kern。Cairn。Ouac的意思是“康沃尔人的语言”。Kerr，就是黛博拉·蔻尔（DeborahKerr）那个蔻尔。Ouack的意思是水的语言。因为Kerr和Carr的意思就是水。Cairn的意思是一堆石头。一堆石头里没有语言。凯鲁亚克。凯鲁（水），亚克（的语言）。它和古老的爱尔兰名字克维克（Kerwick）有关系，克维克是一个变种。这是个凯尔特名字，凯尔特本身的意思就是石头。照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说法，这些都是波斯文。当然你知道他并不是波斯人。你记得吗，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一起去老康沃尔破了一个案子，然后他说：“华生，针头！华生，针头……”他说：“我在康沃尔这里破了这个案子。现在我有权利坐在这里，做出决定，读书，然后会向我证明……为什么凯尔特人，又名凯鲁阿克或者凯鲁亚克的，是波斯人的后代。我即将开始的事业，”他注射了一针*品毒**后，接着说，“将会充满艰难险阻，不适合你这样花样年华的女子。”记得这个吗？
麦克诺顿：我记得。
凯鲁亚克：麦克诺顿记得这个。麦克诺顿。你以为我会忘记一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吗？
（原载《巴黎评论》第四十三期，一九六八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