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了其脱亚入欧的进程，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举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明治宪法》的颁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点，由此日本开始正式迈向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在似乎即将成为西方式的现代民主国家之际，日本国内突然发生多起*杀暗**和*变政**，对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政*党**政治也在一夜之间轰然瓦解，日本随后完全倒向法西斯主义。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近年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日本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倒幕后至《明治宪法》颁布前（1868—1889）
倒幕后，原武士阶层的一系列特权被陆续取消，甚至于原本武士的保留地与生存基础——*队军**——也开始招纳农民，逐渐落寞的武士群体有着强烈的意愿通过战争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明治维新后，天皇发布《军人敕语》，倡导军人应当拥有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等精神，这即是武士道精神在近代日本的新发展。而在面向公民教育的《教育敕语》中，同样倡导忠孝、恭俭、义勇奉公等精神，因这两部敕语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这就使得军人道德成为了全民道德，使武士道精神成为了日本人民普遍信奉的价值准则。
1874年，大久保利通政府向台湾出兵，1875年又派出*队军**来到朝鲜釜山、江华岛寻衅，即江华岛事件。《明治宪法》颁布的五年后，日本借机又派兵朝鲜，继而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统治层内部，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未消失，只是在某一段时期内出于国内外形势与财政等因素被暂时压制下去了。
与此同时，自倒幕以来在日本传播的西方政治思想开始在普通民众中开花结果，随着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的著述的推动，以及1875年天皇下诏宣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日本中下层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自由民权运动逐渐声势浩大起来。同样是在1880年，第一次国会期成同盟大会召开，全国共70名代表参加，会议最后通过了递交给天皇的开设国会*愿请**书。虽然该*愿请**书未被采纳，但民间争取权利的行为并未就此停止，随即成立的自由*党**成为了争取民权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彼时中日两国都遭受了英美等国的侵略，日本所遭受的损失与歧视却远比中国为轻。如列强在中国无视法令大肆销售*片鸦**，在日本却未违法输入*片鸦**；英国（包括殖民地）及美国立法拒绝中国移民，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国家立法拒绝日本移民；美国陆海军学校拒绝中国留学生，却同意日本留学生深造。原因可能在于英美等国害怕中国富强更甚于日本；也可能因为相比清政府，日本更愿意接受其政治思想并付之于实践，从而赢得了英美等国的好感。无论如何，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道路上遇到的阻碍远比中国为轻。
明治宪法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其设立的权力架构自天皇而下，包括议会、内阁、裁判所及枢密院。枢密院作为天皇的咨询机关，只能在天皇向其咨询时提出一些意见，且意见采纳与否也完全由天皇决定。至于天皇，虽然宪法中多次用“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等词句描绘其至高地位，但是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天皇并不能抛开其他机关仅凭自己做出重要决定。在立法方面，天皇必须在议会的协赞下才能行使立法权；在政务方面，天皇的敕令需要得到国务大臣的副署名才能施行；在司法方面，判决虽以天皇的名义作出，但是天皇并不能参与实际的审判过程。也就是说，天皇在以上事关国家权力的三个重要领域都不是实际的决策者。
倒幕运动中，来自萨州、长州两藩的中下级藩士立下了汗马功劳，与之对应的，这部分有功的维新派在随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中的代表就是日后被称为“元老”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西园寺公望、桂太郎等九人，除了西园寺公望原本出身于公卿家族外，另外八人皆出自萨长两藩，其中为中国人熟知的伊藤博文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维新派虽以“尊皇倒幕”为旗号，但其目标实为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可与欧美列强比肩的日本，而非复活古代天皇制。
伊藤博文
在多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明治宪法》展现出了一副奇怪的面孔：天皇是神圣的国家统领，却在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上都没有决策权；宪法确立了法律至上的原则，议会这一立法机关作出的决定却要经过国务大臣的附署才能施行。实际上，一切制度都是以内阁（行政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因为诸多的斗争与妥协，《明治宪法》中各权力主体间的态势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面孔。在以元老为代表的萨长藩阀势力占绝对优势时，政局尚可平稳运行。当元老们逐渐逝去后，《明治宪法》就成为了内阁、议会、军部争斗的战场，各方依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宪法，由此导致日本政局一步一步从混乱走向无可挽回的局面。
议会和政*党**的发展
议会往往与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明治宪法》和议会诞生之前，日本民间就已经存在政*党**了，但这些“草根”政*党**并未被当局正眼相看。第一次进行众议院议员选举时，由于在经济上对选举权进行了限制，全国人口约4000万，但有权投票者仅为45万人左右，因此选举活动是靠地方名望家而不是政*党**组织。
然而，政局的发展终究不能为元老们的好恶所决定，只要《明治宪法》中的民选议会在继续发展，它终究会对政*党**大开方便之门，最后对内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议会开设数年后，当时的两大政*党**立宪改进*党**和自由*党**共同拥有的议席就已超过议会的半数。1898年两*党**合作组成宪政*党**，经过伊藤博文向天皇的推荐，由双方的*党**首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共同组成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政*党**内阁，即隈板内阁，大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8年，原敬作为政友会的总裁，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实现组阁，这也是第一次由无爵位的平民政治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日本议会
除了通过议员组阁影响政局外，议会还积极运用宪法授予其的预算审批权、法案协赞权等权力，对内阁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例如，第一次召开帝国议会时，议会就将内阁提交的年度预算削减了11%以上。甲午战后内阁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在议会上提交的“地租增收法案”遭到了否决，最后将该法案的期限缩减至五年才获得通过；五年后内阁要求该法案继续有效的提议又一次遭到否决，即使议会被解散也未能改变结果，最后该法案被撤回。根据统计，战前的四十二届内阁中有十三届内阁的提案遭到了议会的否决，被否决的提案总计近百件。由此可见，议会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监督和牵制内阁之外，议会还积极发挥其作为立法机关的作用，促进日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1890年，日本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法律，1898年仿照《德国民法典》颁布了《明治民法典》，随后又颁布了《商法典》、《刑法典》，建立了完善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此外，在众议员选举条件方面，经过在野*党**的努力，《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过三次修订后，选举权中的纳税、住所等要求都被取消，日本于1929年进入了男子普选时代。
政*党**内阁的发展
在《明治宪法》颁布后，渐渐形成了三股力量争夺国家权力的局面，这三者分别是藩阀元老、军部以及政*党**。其中藩阀内部又区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为首的立宪主义派，这二人都曾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另一派是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保守派，山县本人更亲手打造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军部拥有了抗衡内阁的力量。由于《明治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内阁的产生机制，只是简单地说由天皇决定；在天皇几乎不干涉实际政务的背景下，内阁就成为了各方比拼实力的舞台，内阁成员的此消彼长也是各方势力强弱的写照。
在《明治宪法》颁布后的初期，藩阀内部的分歧并不大，不仅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对政*党**政治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而*队军**事实上也是由这些藩阀所掌控，所以内阁与军部能够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当大隈重信率领的政*党**第一次实现政*党**组阁后，藩阀内部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伊藤博文于1900年创立政友会，并以其*魁党**的身份组阁，阁员中除陆海军大臣外皆为政友会成员；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日本政坛开始了长达18年的“桂园体制”，即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友会以及获得军部与贵族院支持的山县派轮流组阁；在伊藤博文之后，政友会的代表为西园寺公望，山县派的代表为桂太郎，故这种轮流执政的现象被称为“桂园体制”。桂园体制是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的中间阶段，在这一时期，元老们之间的分歧开始变得明显，例如在外交上两派都持对外扩张的态度，但山县强调*力武**，而伊藤和西园寺强调隐蔽的侵略方式；对于当时还不成熟的政*党**，伊藤主张扶植，而山县保持着一贯的超然主义的心态；此外，伊藤认为应当加强首相对军部的控制，军备的规模应根据当前实力来扩张，而山县强调军部的独立地位，并极力要求扩张军备。虽然双方的分歧如此之大，但因对方分别控制着众议院、贵族院、军部等机构，故不得不相互妥协与合作以保证政局的平稳运行。
日本内阁
在政*党**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军部也开始利用一些制度性资源扩张自己的权力及独立性。1900年政友会组阁看似是伊藤博文一派的胜利，但在此之前，山县内阁已于同年确立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即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者中将担任。这个制度的影响是，一来无法通过任命文官来制衡军部，二来如果陆海军大臣请辞，且不在*队军**中指认其继承人，内阁就会因为缺少陆海军大臣导致无法组阁；军部这一要挟、控制内阁的绝好手段，在后来成为了法西斯政治取代政*党**政治的制度性条件。
一战结束后，随着立宪主义思想、反战思想的传播以及俄国革命的冲击，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不断发展，军部对内阁也处于弱势地位。1918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无爵位、非华族的众议院议员——原敬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出任首相，这也是第一次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政*党**内阁。此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元老们的去世和老迈，元老的影响力和对内阁的干预也在减少。唯一相对年轻的元老为西园寺公望，他虽然出身贵族，却极为推崇立宪主义和政*党**政治，甚至想打破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找一位平民女子为妻；在元老仅剩他一位时，也没有向天皇建议赐给其他人“元勋待遇”、“匡辅大政”等成为元老的象征，也就是说，西园寺本人希望自己成为最后的元老，让元老制度逐渐消亡，并弱化奏荐这一功能。他的身体力行为日本立宪主义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西园寺公望
在政*党**控制内阁时期，由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人的去世，以东条英机、岗村宁次等人为首的激进派在军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山县有朋等人虽然也持军国主义态度，西园寺等元老还能与其沟通以保证政局的平稳，但对少壮派等新兴力量西园寺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力。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了军部崛起的契机，从20世纪三十年*开代**始，*队军**中的激进分子开始不服从命令自行行动，918事变甚至后来的七七事变都是中下层军官在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操作的；对内则以*杀暗**、*变政**等方式谋求瓦解政*党**内阁。犬养毅被刺杀后，西园寺迫于军部压力选择了军部中的稳健派冈田启介等人担任首相，组成了数届“中间内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陆军的失控，在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兵变中，多名政府高层被害。由于西园寺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奏荐首相、间接影响政府上层，在这场*变政**中他所倚重的重臣或被*杀暗**，或者影响力进一步降低，年近九旬的西园寺作为元老的影响也因此进一步减弱，再也无法阻挡军部对内阁与议会的侵蚀。就在这一年，曾经被限制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再次复活，在日本政界已没有力量能够匹敌军部了。
议会与政*党**衰落的原因
1900年，宪政*党**以“献*党**”的方式帮助伊藤博文成立了立宪政友会，政友会因作为总裁的伊藤博文素有极高的声望，且与政府高层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其甫一成立，便有着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入*党**对象的选择上，伊藤博文共规定了十类人，下面仅举数例：无*党**派现任（前任）议员；市长及其助理、市会议员；商会会长；公司经理；律师；府县名流等。由此可见，伊藤博文希望创立一个容纳日本中上层人士的、有较高政务能力的精英政*党**；也就是说，创设此*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参与政权，至于下层民众和社会政策并不在其首要考虑范围内。当1932年政友会组阁后，时人评价道：“常常无视社会政策，这是政友会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这样一些社会政策，也绝对不是经政友会内阁之手实现的。健康保险法的制定、妇女夜间作业的禁止、工人灾害扶助法的制定等，都是民政*党**完成的。”
政友会
政友会的成立背景使其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日本国内煊赫一时的大*党**，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成功的一些因素到头来却成为了埋葬它的原因。在1930年民政*党**内阁签署伦敦裁军妥协案后，政友会联合军部与枢密院反对裁军以试图倒阁；1935年，政友会配合军部、右翼分子展开国体征明运动，批判“天皇机关说”，并借机抨击民政*党**内阁，随后政府被迫铲除“天皇机关说”。削弱军部势力和*制专**力量对所有政*党**都应是大有裨益，而政友会却为了组阁不惜与藩阀、军部合作攻击其他*党**派，最终为政*党**整体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与政友会竞争的另一个政*党**民政*党**虽然更重视平民和社会政策，但其前身立宪同志会也是由藩阀出身、曾任首相的桂太郎创立；在谋求组阁的过程中，也同政友会一样在谋求与藩阀的合作；此外，彼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对天皇的狂热崇拜中，民政*党**倡导的民本主义在宣传过程中不免处处掣肘。总体来说，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足使政友会和民政*党**无法摆脱与藩阀势力、垄断资本的密切联系，因此会为了一时之得失放弃民主政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覆灭的命运。
进入20世界20年代后，由于山县有朋的去世，政*党**开始掌控内阁。同时，藩阀控制*队军**的局面也开始被打破，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军官开始成为*队军**中的中坚力量，后来逐渐形成的皇道派中大部分成员即来自这一群体。他们对于当时日本的贫富差距、农村贫困以及政*党**与财阀勾连的现象极为不满，认为政客窃取了*队军**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其中的激进分子倾向于用*杀暗**、*变政**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失去民众支持的政*党**内阁在数次*变政**后便宣告瓦解。
拒绝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杀
在制度上，虽然主持宪法制定工作的伊藤博文坚持立宪主义，但是《明治宪法》中并没有给政*党**预留太多的发挥空间，政*党**的主要活动场所——议会在制度上并没有向内阁输送成员的能力，甚至主导明治政府的重臣们从宪法制定伊始就在考虑如何*压打**政*党**在议会中的势力。虽然伊藤后来转向了政*党**一派，但宪法中的制度已然被死死规定。且不论后来西园寺等人和几个政*党**是否想要修订宪法，即使有这个意愿，也会面对军部的坚决反对；更何况修订宪法、扩大议会权力很可能与天皇任免官员的大权相矛盾，即与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统帅权的国体相矛盾，这在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党**的发展极度依赖高层的扶植，而民众的支持对其能否组阁并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畸形的制度必然导致政*党**的畸形发展，即为了组阁过于重视与高层、财阀的关系而忽略了与民众的关系，换句话说，政*党**的发展方向并不能由其自身意志决定。而当时日本*队军**正处于一个强盛期，相比参与政*党**，平民通过参军来建功立业报效皇恩要容易得多。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一旦政*党**所倚仗的上层人士影响力开始减弱，自然就无法抗衡军部。
在精神层面，为了实施倒幕运动、建立新政府、进行维新运动，维新领袖们选择了天皇这幅现成的大旗。在《明治宪法》颁布之后，天皇的地位更是被法律确定下来，“尊皇”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行为，一切行动若有益皇权，则值得去做；若有损天皇权威，则会被坚决*制抵**。但是，哪些行为有益于皇权而哪些行为有损于皇权，则是各派能否自圆其说的问题。例如，军部就以天皇是*队军**的统帅为由，极力扩大其势力，强烈*制抵**一切削弱*队军**的行为。
然而，在政*党**这一方，就算其能以天皇的名义开展活动，但是若想要长久生存和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倡民权，此时则会不可避免地与天皇权威发生矛盾。归根到底，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制专**主义和立宪主义是根本矛盾的两种思想，无法实现融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民权派一方并非没有做过努力，如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认为，明治宪法中的最高权威是法，宪法本身就是对天皇权力的限制，天皇作为一个国家机关，也需要服从社会正义，不能否认个体的权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盛行时，他因此学说受到了强烈的批判，随后辞任贵族院议员职位，并被东京大学解聘。
美浓部达吉
政*党**的行为时时刻刻面临着对天皇不敬的危险，因而处处掣肘。可以说，从《明治宪法》颁布开始，政*党**的手脚就已经被死死捆住，在后来近四十年的参政过程中，政*党**仍然没有获得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席卷下政*党**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其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同时被决定的还有日本立宪政治的命运。1932年5月15日，拒绝承认伪满洲国的首相犬养毅在自己的住宅内被数名军官刺杀（即“五·一五”事件），政友会内阁随即集体辞职，政*党**内阁的时代就此终结；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强，政*党**逐渐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