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二
佛教在南亚诞生，东传轨迹很像鸠摩罗什的足迹，先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传播，又外溢出盆地，来到河西走廊，南北朝时期在凉州发展壮大，北魏一次就从凉州掳掠高僧工匠三万多人到大同，佛教对北魏文化发展贡献良多，使其在统一北方过程里站上了文化的制高点。高峰则是在隋唐长安形成的。在长安，佛教完成了中国化，形成了大乘佛教的研究学习中心，并借着唐朝的国力和文化影响力向日本、朝鲜、越南传播。《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当时在长安有名可考的寺庙有122座，尼寺31座。高僧大德云集长安。汉末至北宋末的千余年里，在长安的佛教寺院中，参与译经弘法的中外高僧超过百余人。其中弛名的外国著名僧人有鸠摩罗什、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等，本土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高僧不计其数。来华寻经问道驻足长安的日本、新罗僧人代有其人，他们不仅在长安从师学习佛教，也学习其它中国文化的内容。长安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终极影响力是文化。唐代之所以伟大，影响深远，被国人敬仰，是其文化的繁荣。佛教繁荣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时代。宗教是思想、是文化，众多的寺院译场是吸收学习文化的场所，翻译也是吸收文化思想的活动，众多的寺院、众多的宗派是百家争鸣、也是是创造文化的活动。精神的创造最后都会表现在物质世界的繁荣。一个创造的时代在历史里一定是辉煌的。
宗教的创造活动是虔敬用心的，所以社会气质是向上向善的。功利心小，便没有今天的内卷。创造的教义学说、石窟、法器，乃至供养宗教活动的金银珠宝的创造都饱含匠心，这便产生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力量。长安城里今天可见的寺庙，大都起源于唐朝。六处祖庭之外，地位和影响力巨大的还有法门寺、兴教寺、大荐福寺、青龙寺、仙游寺、至相寺、悟真寺、广仁寺、罔极寺、云居寺、感业寺等。
西距长安百公里的法门寺，则以另外的方式闻名于世。始建于东汉末年，因供奉有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而享有“关中塔庙始祖”之誉。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敕名“法门寺”，沿用至今。历史上，因为迎奉佛指舍利，法门寺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寺院。
1981年，由于连绵阴雨，法门寺宝塔半壁坍塌，这个因缘却使蛰隐千年的法门寺再现辉煌。1987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封闭了千年的地宫被打开了，四枚佛指舍利与二千多件大唐国宝重见天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法门寺瞬间被推向世人瞩目的舞台中央。上世纪末，有关法门寺的新闻充斥报纸版面。佛指舍利先后赴泰国、赴韩国、赴台湾、香港地区瞻礼供养，享受战机护航，政要迎送的礼遇。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释迦牟尼圆寂两百多年后，阿育王统一了印度，把释迦牟尼佛舍利子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寺庙弘法。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有这样的影响后世的有心无心之举。两汉时期，这些舍利子也传入中国，除了法门寺，北京灵光寺有佛牙舍利，北京云居寺、镇江甘露寺、杭州雷峰塔等地也有佛舍利。法门寺则因为历史上几次皇家迎奉供养活动盛名于世。
1988年真身宝塔复建落成，法门寺对外开放，引来了潮水般的游客。随着人流前往参观，进入地宫，匆匆瞻仰一眼佛指舍利，来到珍宝馆，看到了大唐盛世的气象。八重宝函和鎏金银锡杖等法器庄严，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包括制、贮、饮全套的茶道用具，皇家丝织品琳琅满目，是一个盛唐精品的博览会。虽然是走马观花，实属大开眼界。这是任何博物馆都难以提供的。法门寺就凭这些珍宝，都可以成为人生不能错过的必访之地。而它赖以出名的是佛指舍利。后来读书知道，法门寺圣物法器珍宝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宗教仪轨，地宫总体上表现为真身舍利供养大曼荼罗。所有这一切，都让法门寺更添神秘迷人色彩。
新世纪初，法门寺西侧，扩建了文化景观，建成了高达一百四十八米的双手合十舍利塔、宽达百米、长达千米的佛光大道，可容纳十万人的舍利塔广场都给人以震撼。法门寺文化景区设计用心，宏大巍峨，气势超凡。比如一些建筑数字都有寓意，像148米高的舍利塔，1230米长、108米宽的佛光大道，设计里面都蕴含佛教元素。我觉得心思是用到了，还停留到浅显层次，不能和思想的精进升华相比美，就是成人的童话而已。客观上留下了美伦美央的博大建筑群。参观其中，感慨其散发出的时代气息。到处可见供养信息，满目被标价命名了的事物。供养人制度古已有之，标价出售命名权算创新，浓郁的商业氛围是新时代产物，景区与寺院巨大的反差以及运行中传闻的嫌隙，一时也说不准算不算弘法。后来想到，能吸引人、收获信众、哪怕只是刷存在感，都达到了弘法的效果，只是有双刃剑的可能。在空旷的文化景区里面，高大的雕像建筑下，心想这高大空旷里，会不会给精神灵魂也留下高大的空间，还是会让精神支撑不住充盈不了庞大的空间？精神文化场合最该有的灵魂是什么？佛教的传播发展时期，无论是译经、吸引扩大信众、还是创新宗派，都算一种创造活动。那么，宗教在历史上的其它时期，大部分算守成了。守成期里大概是给专职人员提供了一个饭碗吧。出门到停车场，旁边的法门寺佛教交流中心也富丽堂皇，进进出出的僧人们雍容雅贵，一改心目中固化的化缘托钵印象。脑海里闪现苦行僧这个词。两相对比，这是多么不搭啊。思虑新时代的神职人员角色问题，他们是精神文化工作者还是商品市场的参与者？一个有历史有传承有影响的地方该怎样的弘法护法？
法门寺历史里不乏弘法护法的故事。唐武宗毁佛期间，要销毁佛指舍利，为保护佛指舍利，弄出了影骨。这算欺君了，当然是为自救。佛家不打诳语，影骨的出现是特定环境下的变通还是智慧？算护法吧。上世纪三十年代，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先生组织整修法门寺时候，即发现了地宫，担心战乱时期难以保护，便要知情者保密，把地宫继续封了起来。*革文**时期，住持良卿法师面对要开挖地宫的革命小将，*焚自**以身护法，保住了法门寺地宫免遭浩劫。这些行为肯定属于护法，是功德。保护了法门寺，弘扬了佛法。
樊川兴教寺是高僧玄奘法师的长眠之地。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圆寂后，先葬于白鹿原，唐高宗二年(公元669年）又改葬为樊川少陵原，并修建了五层灵塔，陪葬其侧的有弟子窥基和圆测，也建了灵塔。次年因塔建寺，唐肃宗题“兴教”二字，从此兴教寺香火不绝千余年。 上学时候老师组织活动游览过兴教寺，因为是玄奘墓地，印象很深。这一处寺院虽然因为少陵原地形限制，不能像法门寺那样大肆扩建了，历史遗留的格局和底蕴足以使其流芳千古。后来再去访问，注意到兴教寺的山门上大字是“护国兴教寺”，日寇气焰正炽的民国时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众显达都曾解囊维修兴教寺。寺里有碑记。若以玄奘的事迹以及其精神，我觉得兴教寺更值得纪念弘扬。若是学习一些宗教的做法，这里被尊为圣地也不为过。玄奘有真实的激励后世精神品质。
乐游原上的青龙寺唐代颇为兴盛，是日本来华学习的僧侣云集的地方。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中空海、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睿都求学受法于此。可惜随着长安衰微，早变成遗址。古原虽然接近城中位置，由于地势较高，上世纪末，还是孤立于市区的农地，却能登高望远，是一个散心的好去处，还可感受古人驱车登古原的况味。因为空海学成密宗后回日本创立真言宗，成为开创“东密”的祖师。因此，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资助在遗址上复建了青龙寺。以其繁盛的樱花闻名遐迩。春夏之际，赏花人群川流不息。初建成时，在原上还孤零零的。有一个黄昏，骑自行车从西影路登原，寺内溜达一圈，从原北下到南二环，一时还迷失了方向。后来城市完全覆盖了古原，乐游原变成了历史记忆。
西安城墙内有广仁寺和云居寺。西北角的广仁寺建于清朝初年，是一座“喇嘛寺”。是西北和康藏一带大喇嘛进京路过陕西时的行宫，在巩固西北边陲方面，广仁寺无疑发挥了功用，有大功德。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藏西**元素，颇受游客钟爱。东关罔极寺也历史悠久，高僧辈出。是唐朝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所建。取《诗经》“欲报其德，昊天罔极”之意。
寺院是文化遗产。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它是无形的，却有无比坚强的永恒属性。它是影响力，是精神的高度，是前进的旗帜，是坚守的藩篱。它赋予一个地域无形财富和影响力，面对外来民族文化的侵入，不像土地和物质财富那样容易被占有和掠夺。相反，以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外来事物并同化之。佛教传入中国后，长安是其获得新生的地方，完成中国化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依靠盛唐强大经济与政治力量，把佛教推向了高潮。长安也依靠佛教使自己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中华文化也因之上升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