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
内容提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为应对该国国内不断加剧的极端主义，美军于2007年发起了“康复中心服务计划”，旨在从预防、康复和善后关注三个方面针对伊境内被拘押者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美国的撤军和伊拉克教派政治的发展使得该计划未能持续下去。“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导致伊拉克安全局势再度恶化，极端主义威胁加剧。目前，伊拉克的去极端化计划更多强调在个人层面对极端分子进行脱离劝解、心理疏导和观念纠偏。伊拉克的去极端化实践表明，去极端化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思想层面针对个体的微观治理，同时也离不开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宏观治理。
关键词
伊拉克；去极端化；“康复中心服务计划”；伊拉克战争；教派政治
作者简介
李睿恒，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
正文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被简化为具体的事件与个体*力暴**行为，*力武**打击、物理消灭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共识，但“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未能阻断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态势。近年来欧洲本土恐怖活动频发，恐怖分子不断以宗教名义发动*力暴**恐怖袭击，这令西方开始反思单纯依靠*力武**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由此，恐怖主义开始被解释为一种过程，极端化则是个体在此过程中向恐怖主义过渡的前期阶段，具体指个体在经历某种心理变化后放弃主流价值观和传统，倾向于奉行极端的政治、社会或宗教意识形态。当这种心理转变与*力暴**实践相结合时，个体便逐渐滑向*力暴**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新认知，使其反恐政策从原先的硬性手段向“反极端化”（counter-radicalization）和“去极端化”（de-radicalization）的软性举措拓展。简言之，个体在成为恐怖分子前所经历的极端化过程是可以被预防或阻断的，即使个体已成为恐怖分子，也可以先后通过行动上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和意识形态上的“认知转变”（cognitive change），实现去极端化的逆向改造。
反极端主义和去极端化虽然被当作某种抽象进程，但其实践仍需依靠具体的政策及其实施。反极端主义旨在防止社会中的年轻人或脆弱群体变得极端或具有*力暴**倾向，其政策通常包括教育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和运动、信息传递、能力建设、强化社会建设，以及发挥榜样的作用。去极端化则致力于规范和说服事实上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脱离*力暴**和进行悔改，其政策则包括宗教康复、教育和职业培训、社会培训、家庭计划以及后期护理和释放。
目前，反极端主义与去极端化政策已在马来西亚、沙特、英国、加拿大等多国通过实践取得了相关的成功经验。深陷战后冲突和恐怖主义泥沼的伊拉克在反极端主义和去极端化方面的实践及经验，通常并不为学界所关注。然而，伊拉克作为中东主要大国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前沿阵地，其反恐成效对中东乃至全球反恐斗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上述安全形势总体良好的国家不同，伊拉克的反恐斗争尤其是去极端化进程与战后该国的政治进程走向联系密切。因此，本文以伊拉克的“康复中心服务计划”（TIFRIC Services Project）为例，考察伊拉克去极端化进程的缘起、发展和成效，以期为去极端化实践提供启示。
一、“被拘押者行动”与伊拉克战后极端主义的挑战
伊拉克的去极端化工作并非由伊拉克政府发起，而是始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队军**基于“被拘押者行动”（Detainee Operations）设立的“康复中心服务计划”。“被拘押者行动”服务于美国的军事作战任务，通过逮捕和拘押战争冲突中构成威胁者来减轻美国战术指挥官的作战负担。战争结束后，美军将被拘押者移交第三方实体、组织或战事所在国政府和*队军**进行管理。从朝鲜战争至“沙漠风暴”行动，美军一直在军事冲突中沿用“被拘押者行动”。但该行动因服务于战时目的及其运作方式决定了美军在战后一般不会给予该行动过多关注，而被拘押者需要在战后尽快得到移交才能保证该行动不会在资源和道义上给美军造成持续的负担。
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后，同样开展了“被拘押者行动”。由于美国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不信任和未制定有效的战后计划，加之当时负责监管伊拉克战后政治和经济重建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在海外伊拉克反对派的误导下仓促下令解散伊*队军**和实施“去复兴*党**化”（de-Baathification）计划，美国失去了稳定伊拉克局势所能依靠的力量。一方面，美军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导致“被拘押者行动”被迫继续运转，被拘押人数因伊拉克安全局势的恶化和美国“去复兴*党**化”政策的实施而持续上升。据统计，从2003年底至2010年8月，被美军拘押的伊拉克人从5,500名增加至26,000名。另一方面，被解散的伊拉克*队军**亟待重建，尚无力独自维护国家安全，而美国快速组建过渡议会和制定新宪法的计划却因受到伊拉克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教令反对而被迫搁置。由于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缓慢，无论是伊拉克*队军**还是过渡政府，都难以成为美军“被拘押者行动”的合适承接方。
在当时*乱暴**和反美浪潮迭起的伊拉克，被迫延期的“被拘押者行动”囿于美军战后疏于重视和后期规划的不足，既无法实现美军期望的安全形势缓和，也难以满足美军在当地的情报搜集需求。据当时驻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一名美军中士估计，85%～90%的被拘押者都不具有任何的情报价值。相反，该行动逐渐演变成一种惩罚性的监禁制度，反过来加剧了伊拉克国内极端主义的抬头。
首先，战争的复杂性、语言障碍、情报搜集限度和作战时的高亢情绪，使得有效甄别无辜者和构成安全威胁者成为美军的一项艰巨任务。据国际红十字会2004年的一份解密报告统计，约70%～90%的被拘押者都遭到了美军的错误逮捕。事实上，战时伊拉克民众中持观望态度者占多数，立场的摇摆使得该群体成为极端组织争取的对象。美军错误逮捕带来的屈辱感和随之对被拘押者家庭造成的生计问题，实际上将他们推向了美军的对立面，并在狱中或获释后易被极端组织所动员。
其次，美军未能满足被拘押者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以阿布格莱布监狱为例，一方面其地处人口稠密地区，易遭到*动暴**和反美武装的袭击；另一方面，由于被拘押者的数量超出监狱承载能力，大部分人只能居住在露天简易帐篷中，美军仅提供沙袋作为防身掩体，使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2004年8月，阿布格莱布监狱遭到迫击炮袭击，造成22名被拘押者死亡，91人受伤。从资源配置来看，阿布格莱布监狱人员配比严重失衡，医疗服务长期匮乏，曾有90名美军士兵对监狱内的7,000名被拘押者进行看管的先例。人员不足导致的管理混乱、士兵*力武**滥用和虐囚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被拘押者对美军的不满与仇视情绪。
最后，牢狱环境易催生狱内帮派。从功能上看，监狱内帮派的形成有利于保护帮派成员在狱中的人身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为帮派成员提供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帮派头目的极端分子利用帮派的组织架构以及被拘押者的屈辱感和仇美情绪，在监狱内部进行极端思想灌输和*力暴**动员。有研究表明，伊拉克战争后被拘押者在关押初期大多并非虔诚的宗教信徒，但监禁期间为寻求内心的慰籍，被拘押者变得更加笃信宗教，这恰恰被狱内的极端分子头目所利用。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的曝光使得美军“被拘押者行动”的弊端进一步凸显。2004年初，阿布格莱布监狱的279张美军虐囚照和19段虐囚视频被公之于众，引发全球尤其是伊斯兰世界舆论哗然。迫于舆论压力，美军迅速将部分被拘押者释放或转移至布卡营（Camp Bucca）和克罗珀尔营（Camp Cropper）。然而，被拘押者遭受的*辱侮**突破了伊拉克社会的道德底线，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异样眼光使得被释放者尤其是女性难获信任和重新融入社会。被转移至其他军营的被拘押者将自己在阿布格莱布的遭遇诉说给新的狱友，进一步激化了被拘押群体内部的反美情绪。2004年至2006年底，伊拉克监狱内部*乱暴**和越狱事件频发，最终都遭到美军的强力*压镇**。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和美军的应激反应，戏剧性地增强了“两河流域基地组织”（Tanzim al-Qaedat fi Bilad al-Rafidayn）招募外籍武装分子和动员被拘押者的能力，2006年该组织的武装分子数量一度达到3.5万人。
2004年4月1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成立134特遣部队（Task Force 134），旨在了解、改善和负责整个伊拉克战区的“被拘押者行动”，对被拘押者施行有尊严的监护和关怀。限于人手和资金的不足，加之当时美军更加关注战场局势，除在士兵赴任前进行适当培训和分发工作规范手册外，134特遣部队并未对“被拘押者行动”作出实质性的改进。2005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在布卡营发起一项家庭探访计划。由于布卡营位于伊拉克南部偏远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向被拘押者亲属提供部分差旅费支持探亲，希望帮助被拘押者在释放后能尽快重新融入社区。但因拘押营内部*乱暴**问题，该计划很快被迫中止。
伊拉克极端主义的泛滥并非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原因，而是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结果。从1991年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以来，“基地”组织就和当地“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in Kurdistan）及随后成立的恐怖组织“库尔德斯坦伊斯兰支持者”（Ansar al-Islam fi Kurdistan）合作，将伊拉克北部当作避难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Zarqawi）借复兴*党**倒台后伊拉克国内的安全真空和教派冲突发展壮大“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被拘押者行动”的管理失策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极端主义的抬头。
二、美军增兵与伊拉克去极端化尝试
为缓解伊拉克日益恶化的安全局面，2006年至2007年间，美国调整政策，先后向伊拉克增派4万兵力，联合逊尼派部落民兵“觉醒运动”打击伊拉克本土叛乱武装和“基地”组织势力。2007年至2008年间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明显好转。然而，美军在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增加了被拘押者的数量。2007年11月，被拘押者数量达26,121人，创下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的历史最高。美军管理压力的上升和增兵带来的人事变动，为“被拘押者行动”的改革创造了契机。
2006年初，约翰·加德纳（John D. Gardner）中将被任命为134特遣部队指挥官。上任后，他开始考虑改善因“被拘押者行动”而造成的极端主义抬头的局面。加德纳首先邀请去极端化领域的专家访问伊拉克，对当地被拘押者群体进行整体评估。2006年11月，相关领域的专家代表团访问伊拉克，对当地的安全态势进行调研评估。经过论证，134特遣部队发起了一项去极端化试验计划，与伊拉克当地伊玛目和宗教学者开展合作，对克罗珀尔营内的500～800名等待审判的极端分子进行去极端化教育。该计划旨在实现五大目标：一是使受教育者开始怀疑并谴责极端意识形态；二是受教育者帮助美军识别拘押营内其他的极端主义分子；三是掌握涉及“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可靠情报；四是受教育者被释放后能在美国未来的任务中变得可靠且忠诚；五是受教育者向朋友、家人和同事传播反极端化的信息。
在实施方案上，134特遣部队的构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将参与者分为成年组和未成年组两类，每15人一组接受培训；二是计划实施周期定为6周；三是除美军外，计划工作人员还需包括宗教学者、信仰上可靠的小组协调员、心理学家和评估委员会成员；四是基础课程以温和的宗教宣传和教育为主，配以其他相关音频与视频补充材料；五是每周召开小组或个人会议，布置相关讨论课作业。
在界定去极端化计划参与者的资格问题上，134特遣部队提出，参与者首先应是非文盲，以便对其进行教化。其次，分成年组和未成年组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成年组应至少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基地”组织成员、定叛主义者、瓦哈比主义者或已被确认的极端主义者；（2）前复兴*党**军人、警察或民兵；（3）近期在宗教信仰上变得虔诚者；（4）对拘押营管理制度不满者。未成年组应至少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近期在信仰上变得虔诚者；（2）持有极端主义观点者；（3）对拘押营管理制度不满者。最后，参与者有亲属住在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这将便于发挥家庭在康复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006年底，克罗珀尔拘押营启动了未成年组试验计划，布卡拘押营对成年组进行基础技能教育并教授政治和历史课程。为保证该计划能在多机构和各层次顺利推进，加德纳中将向伊拉克联军申请至少配备一位上校衔以上的军官作为计划协调人，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ghan）上校因此被调至该岗。但事实上，加德纳中将的想法并未得到军方高层的支持，卡拉汉上校并不相信该计划能够奏效，这反过来阻碍了计划的推进。加德纳中将在134特遣部队的任期仅维持了1年，加德纳卸任后，其提倡的去极端化计划遭到搁置。
2007年海军陆战队道格拉斯·斯通（Douglas Stone）少将接任134特遣部队指挥官时，美军在伊拉克运营的拘押机构已从最早的17家缩减至只剩克罗珀尔营和布卡营两所。斯通希望继续推行去极端化工作，该想法虽然受到了联军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上将的个人支持，但并未获得更多高层的支持和相应的资金资助，甚至有军官要求彼得雷乌斯解除斯通的134特遣部队指挥官一职。2007年2月，在斯通密集的沟通努力下，134特遣部队最终成立了战区拘押设施康复中心（Theater Internment Facility Reconciliation Center, TIFRIC，以下简称“康复中心”）并设立“康复中心服务计划”。该计划从预防、康复和善后关注三个方面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分为评估分类、康复项目和社会接触三个实施阶段。
第一，该计划的目标对象是被美军拘押者，其预防过程仅限于拘押营内部，不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预防工作。当满足前述标准的被拘押者抵达康复中心时，一个由3名伊拉克人（宗教学者、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各1名）组成的团队进行先期评估和分类。其中，高风险群体（红色）主要指拘押营极端群体中能对他人进行精神感召和*乱暴**动员的“领导层”；中度风险群体（黄色）主要指拘留营极端群体中负责施行*乱暴**等活动的“执行层”；低风险群体（绿色）主要指拘留营极端群体中的“底层”，其中很多人在被拘押前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队军**中担任低级士兵，活跃度低且未参与*力暴**活动。不同级别者将被安排至相应的居住营。居住条件的优劣，则与风险级别呈现为负相关关系。风险程度越高，居住条件越艰苦，反之亦然。评估分类措施的首要目的是对各层次群体进行物理隔绝，防止其思想和行为的相互传导，导致个体的进一步极端化。居住条件的差异，为被拘押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居住条件得到提升的“执行层”和“底层”，在脱离“领导层”的指挥和胁迫后更容易消除屈辱感，从而脱离*力暴**并转变观念。此外，群体分类也有助于美军获取情报，以识别营内极端分子和打击战场上的恐怖分子。
第二，康复项目被统称为“启蒙项目”（Tanweer Program），包括基础教育项目、伊斯兰研讨项目（Islamic Discussion Program）、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和创造性表达项目。每个项目都会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心理学家和伊拉克当地宗教学者进行合作，制定相应的英语和阿拉伯语版工作手册。这一方面是为确保项目落实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则是为保证相关细节不会违背伊拉克本国的风俗习惯。
伊拉克战争后，被美军拘押者中60%都未受过基础教育。为防止后续项目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134特遣部队于2008年2月同伊拉克教育部签订官方谅解备忘录，在拘押营中合作发起了“智慧馆”（Dar al-Hikma）基础教育项目，由134特遣部队出资建造教学设施，伊拉克教育部负责制定教学大纲和教材并配备教师。受教育者接受为期14周的基础教育，课程水平分成5级，教学内容涵盖阿拉伯语、英语、数学、地理学、科学和公民学。随着教学设施的完善，学校还向受教育者提供电脑培训等课程。
伊斯兰研讨项目旨在改变被拘押者对宗教的极端看法，正确引导其宗教观。根据被拘押者对宗教认知的极端程度，该项目将研讨时长分为6周、3周和4天三类。每类研讨都配备宗教学者和心理专家，轮流与被拘押者开展对话，每次对话持续6个小时，参与研讨的被拘押者人数在10至15人之间，配备2至3名宗教学者和心理专家。此类研讨涉及伊斯兰教基础教义与教法学知识和社会话题，尤其重视对几类敏感议题进行讨论，如对“吉哈德”（jihad）的理解；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相关问题；殉教与自杀式行动；对“9·11”事件的评价；伊斯兰教、萨拉菲主义、瓦哈比主义和定叛主义间的关系及其新旧传统；针对极端组织的效忠（bay’ah）问题；“基地”组织及其伊拉克分支的相关问题；扎卡维的地位问题、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伊拉克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在讨论形式上，被拘押者被允许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而不是仅靠工作人员单方面灌输知识。每次讨论后，工作人员都需要形成分析报告，以此作为开展和完善后续工作的依据。这一项目获得了逊尼派部落领导人谢赫阿卜杜·萨塔尔（Sheikh Abdul Sattar）的合作支持。
为帮助被拘留者出狱后能回归社会和解决生计问题，康复中心还开展职业培训项目，培训领域涉及农业、理发、木工、石工、缝纫等行业；同时还发起创造性表达项目，通过开设绘画、手工艺品制作等艺术课程，培养被拘押者的兴趣素养。
第三，推动被拘押者逐步建立与社会的重新接触，被拘押者的家庭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属被允许对被拘押者进行定期探访和交流，每次最多不超过6位家属探访，探访时间为10分钟。家属需在康复中心报备，两者间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关注被拘押者的情况，以制定更合理的康复计划。2006年至2009年间，美国政府委托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制定了一项二轨对话倡议，希望对伊拉克宪法进行调整和削弱“去复兴*党**化”政策的影响，促成伊拉克各派力量间的全国和解，为去极端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
康复中心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被拘押者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该中心的评估报告显示，完成改造计划后的被释放者中只有不到1%的人再次诉诸极端*力暴**。2008年1月至9月期间释放的1.5万多名被拘押者中，只有约100人被再次拘押。但也有实质性参与项目设计的专家认为，“康复中心服务计划”由于启动时间晚、整体历时短，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并未得到充分评估，相关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该计划虽在管理和运作方式上得到大幅改善，但总体上仍难以超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基本思路，这成为计划实施效果的主要制约因素。如前所述，除业已确认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外，前复兴*党**军官、警察或民兵、对拘押营管理制度不满者以及近期在信仰上变得虔诚者，都被列为需要进行去极端化改造的群体。以是否是复兴*党**成员作为判断标准，其本质是美国“去复兴*党**化”政策的延伸；以对管理制度是否不满作为判断标准，其实质为是否持反美立场，二者共同反映了该去极端化计划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以信仰是否虔诚作为判断标准，实际上印证了小布什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和敌视，而正是这种基于伊斯兰教阻碍民主观念和制度形成的错误认知，使得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认为有必要通过战争和“民主改造”的手段来推动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
其次，去极端化计划的落实缺乏*队军**内部各层级部门的相互协作。在拘押营内部极端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军方多数人更愿相信增兵和作战等军事手段才是消灭极端主义的良策。去极端化计划虽由美军发起，却离不开伊拉克政府的配合，但被拘押者大部分为逊尼派的事实和当时不断加剧的教派冲突，使得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官员对该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如全国和解倡议就遭到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政府的排斥和阻挠。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去极端化计划推进的重要障碍之一。相关专家与10余名监狱内部极端分子“领导层”交谈后认为，美军控制下的被拘押者信仰虔诚且宗教知识水平较高，这决定了对其开展的宗教康复过程将是一个漫长且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它同时意味着美军寻求合作的宗教学者不仅应具备渊博的伊斯兰教知识，还需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演变、教义内容、代表人物及其思想都有深入的了解。然而，伊拉克战后人才流失严重，专业工作人员极度匮乏，且在当时的逊尼派看来，与美国合作对个人而言政治风险较高。从法律层面来看，伊拉克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假释的概念，因此康复工作缺乏监督和测评被拘押者回归社区后行为的法律机制。
三、美国撤军后伊拉克去极端化进程的挑战
2008年，美国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签订《战略框架协议》（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和《伊美部队地位协议》（The U.S.-Iraq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承诺所有美国驻军于2011年底前全部撤离伊拉克，并规定自2009年起两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新的被拘押者交由伊拉克司法系统处置。2010年3月，美军在伊拉克管理的最后一处拘押营克罗珀尔营及其康复计划设施都被转交给马利基政府。
马利基于2006年至2014年间出任伊拉克总理。随着2008年伊拉克安全形势缓和以及2009年起美军逐步撤离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开始进一步强化什叶派对权力的控制，通过扩大总理权限、设立管理*队军**的新机构、在*队军**中扶植亲信等手段逐渐加强对*队军**的控制，打破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队军**重建架构，将美国坚持要求纳入伊拉克*队军**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排斥在外。2010年3月，400余名逊尼派男性在无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伊拉克*队军**带离摩苏尔，并在巴格达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遭受酷刑。服务于什叶派和马利基政治私利的伊拉克*队军**呈现出高度的教派化与政治化特征。马利基本人无意进一步缓和伊拉克的教派矛盾，更遑论认同和推动针对逊尼派极端分子开展去极端化的举措。2010年7月，马利基政府关闭了移交仅4个月的克罗珀尔拘押营，并将其更名为卡尔赫（Karkh）监狱，美军主导的去极端化计划随之停滞，被拘押者的*权人**状况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撤军时，伊拉克参与去极端化康复计划后再度入狱的人数占比不到1%，这其中固然有项目本身的因素，但美军增兵对缓和伊拉克安全局势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伊拉克极端主义的抬头本身就是美国入侵及其战后政策的结果，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并未提供巩固去极端化成果所需要的政治和解空间。美军主导制定的去极端化计划，其实质是为解决美军占领伊拉克后“被拘押者行动”面临的困境。
通过与美军在军事行动和去极端化方面合作，逊尼派的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但逊尼派不仅未赢得什叶派政治力量的尊重，反而引起了后者怀疑并对其采取*压打**政策。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以“去复兴*党**化”为由，排挤具有威望和竞争力的逊尼派政治家，拒绝向“觉醒运动”提供物资支持，不断在逊尼派内部挑拨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在伊拉克的去极端化计划实际上只获得了有限的社会支持。以“觉醒运动”为代表的逊尼派部落力量之所以愿意与美军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在伊拉克疯狂肆虐，主张在穆斯林群体内部实行“定叛”，甚至袭击包括什叶派甚至世俗逊尼派在内的伊拉克平民。这突破了逊尼派社群的底线，因此与美国的合作本质上只是逊尼派力量的权宜之计。
美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撤军，与其在伊拉克战争后仓促推行“去复兴*党**化”政策并解散伊拉克*队军**无异，这都是源于对伊拉克局势的误判。美国错误地认为，增兵后*力暴**程度的减弱会自发地带来伊拉克政治进程的顺利过渡。进一步来看，即使落实部分美国军官提出的保持2万至2.5万在伊驻军的建议，也难以扭转伊拉克去极端化进程停滞的局面。一方面，奥巴马为兑现大选承诺和应对国内反战压力，希望尽快实现从伊拉克撤军，无意遏制马利基政府的集权行为，马利基因此早在美国撤军前就已开始诉诸教派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战略框架协议》和《伊美部队地位协议》规定了美军无权参与伊拉克被拘押者的管理工作。
马利基煽动教派矛盾和*压打**逊尼派民兵武装的政策，和美国撤军一道，为力量本已遭到严重削弱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复苏提供了空间。在其头目阿布·伯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领导下，该组织在伊拉克逊尼派中的吸引力得到提升，大量前复兴*党**军事与情报人员被征召加入，这大幅增强了该组织的专业作战能力。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持续壮大，先后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至2014年6月宣布建立“哈里发国”时，该组织已占领伊拉克近三分之一的领土。随着“人民动员组织”（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的成立以及伊朗和美国的外部支持，2017年7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行动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拉克政府夺回摩苏尔。此后至2019年3月，被占领领土陆续得到解放。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拉克进一步意识到从思想层面根除“伊斯兰国”极端意识形态影响的必要性。卡伊姆镇（al-Qaim）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地区，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时期，当地有十余名宗教人士加入该组织，近4,000名当地平民遭“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或失踪，为应对极端主义的蔓延和应对失踪人口回归后对当地社会的潜在影响，伊拉克政府将卡伊姆镇作为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的重点地区。2018年以来，卡伊姆教育大学开始对当地留守女性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相关课程。
2018年2月，伊拉克政府与联合国合作，在“伊斯兰国”组织原控制地区开展名为“支持国家青年战略”的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计划。当地政府借助社区、宗教和部落力量，首先确定存在思想极端化风险的青年群体，分析其极端化的成因，然后由受伊拉克教育部、青年和体育部与联合国培训合格的教育者对这些青年开展相应的心理疏导和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社会实践帮助其尽快融入社会。该计划还包括针对所有青年群体设立的心理咨询服务、青年俱乐部和职业发展中心等机构。当地政府还与宗教学者和部落领袖开展合作，制定符合当地社区特色的去极端化项目；同时注重运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等信息技术手段，既防止极端思想的网络传播，又借助青年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反极端化教育。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力量从弱化、复苏到“伊斯兰国”组织兴起的现实表明，击溃“伊斯兰国”实体的军事胜利，只是伊拉克去极端化进程的开始，而非结束。去极端化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其手段不仅包括对极端分子的矫治，还包括通过社会治理，消除宗教极端主义的表象和思想根源”。去极端化工作如果脱离社会环境，难以做到标本兼治。去极端化的成功“需要一场全国和解”，并理解极端化背后的“动机、心理和社会背景”。
伊拉克国内极端主义的兴起具有复杂的教派和族群因素，通过全国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来弥合教派和族群分歧是去极端化进程的必要一环。美国学者指出，政治意愿的不足、公正调停者的缺位和全国和解架构的缺失，导致2006年和2016年伊拉克的全国和解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从政治意愿来看，美军的“去复兴*党**化”政策、解散伊拉克*队军**的措施以及其主导建立的教派族群政治体制，是导致伊拉克社会撕裂的主要因素：什叶派政治精英为确立自身在战后伊拉克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利用什叶派群体占人口多数的优势，将复兴*党**身份和逊尼派身份人为等同，“去复兴*党**化”由此演变为“去逊尼派化”（de-Sunnification）；逊尼派力量试图夺回其原本享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但被“基地”组织利用以进一步煽动教派仇恨；库尔德人成为战后伊拉克合法的政治力量，欲谋求更大的自治权，这加深了伊拉克国内的族群矛盾。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虽然都做过尝试，但两者的立场偏好和马利基政府拒不配合的态度，使得外部调停难以奏效。从全国和解的角度来看，横向上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股力量，与纵向上的中央与地方各级力量（其中不乏部落等因素），都有自身的政治考量，这导致伊拉克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对和解进程进行协调。
但近年来，跨教派武装力量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中积极开展合作、2017年7月伊拉克全国*威示***行游**跨越教派、地域和阶级的特征，2018年大选中曾经的敌对力量——萨德尔运动和伊拉克*产党共**联合参选并打出改革主题的竞选标语，都标志着伊拉克的全国和解进程正在出现积极的信号。
目前，伊拉克政府已和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NAMI）一道，希望借助重新整编人文学科教材、发起新闻宣传活动、整修文化遗迹、开设博物馆等方式，强调伊拉克的共有价值观和历史遗产，淡化教派和族群身份，为伊拉克全国和解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未来，伊拉克政府可进一步着手设置统一的协调机制，考虑首先从教派、族群和地域内部进行和解，再逐步跨越教派、族群和地域限制。2007年至2009年期间，巴格达部分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区共同成立了多个小型部落长老委员会。此类委员会按照部落习俗对教派冲突双方开展调停，以缴纳“血锾”（fasel）为代价进行和解，以此降低教派冲突升级为*力暴**复仇行为的风险。此外，渐进推动伊拉克教派—族群政治体制的改革——如重新评估“去复兴*党**化”政策的有效性对无辜受牵连的逊尼派群体进行大赦、缩小选区规模以更好反映社区利益等措施，*队军**改革与重建，完善规范司法程序，制订有效的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发挥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在政治中积极的制衡作用，在应对地缘竞争影响方面找到新的平衡点等，都是确保伊拉克全国和解顺利进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宗教康复、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家庭护理等去极端化项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和发挥最大功效。因此，平衡有序地推动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宏观治理，并在思想层面针对个体进行去极端化的微观治理，既是伊拉克去极端化进程的方向，也是挑战。
四、结 语
为了应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该国不断加剧的极端主义，美军于2007年发起了“康复中心服务计划”，旨在从预防、康复和善后关注三个方面针对伊境内被拘押者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美国的撤军和伊拉克教派政治的发展使得该计划未能持续。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伊拉克安全局势再度恶化，极端主义威胁加剧。目前，伊拉克的去极端化计划更多强调在个人层面对极端分子进行脱离劝解、心理疏导和观念纠偏。伊拉克的去极端化实践表明，去极端化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思想层面针对个体的微观治理，同时也离不开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宏观治理。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实体已被击溃，但消除其极端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开展包容性的全国和解来弥合教派族群分歧，强化伊拉克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外交能力的建设，为去极端化计划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使去极端化进程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产生良性互动，进而根除极端主义产生的政治与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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