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末至唐五代，西王母故事进入高速发展期，不论是在人物、情节还是在意象上都有很大的进展。
由于这个时期的西王母故事与道教信仰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由此也可称这个阶段为“西王母故事的道教发展期”。
也正是由于道教典籍中对于神仙之事的富有文学色彩的演绎，直接导致了仙话小说的繁盛。
相较于前代史籍和诸子著作中的西王母故事，仙话小说中的西王母故事基本都拥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场景对话描写，文学色彩浓厚。
在小说之外，这个时期还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黄金发展期，在形式和内容都有着长足的进步，西王母故事成为游仙诗、会仙诗、咏史诗中常见的人物。
人物
自汉末至唐五代，西王母故事在人物上的变化体现在两点，一是与西王母故事相关的人物越来越多，不论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还是历史上的现世君主，亦或是求仙访道的道教中人，都相继成为西王母的座上宾。
其次是西王母本身形象的变化，自先秦至两汉，西王母经历了由兽及人，再由人及神的蜕变，至汉末，西王母在诗文中的形象已经是个雍容华贵的女神了。
而在这个历史时期，随着道教将西王母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并且尊之为女仙之首，西王母身上的道教色彩越来越浓，并且被赋予了传道授经的职能。
先秦至两汉时期与西王母故事产生关联的人物这个时期依然存在，如周穆王会王母故事就载于《拾遗记》、《水饰》以及诸多诗文当中:王母献舜珍宝之事载于《宋书》、《金楼子》、《异苑》、《墉城集仙录》。
这个时期新出现在西王母故事中的君王有黄帝、汉武帝、燕昭王等，其中又以黄帝与汉武帝的故事更为盛行。
王母降武帝故事最早载于《汉武故事》，据游国恩先生考证应出于汉末建安年间。载王母七月七日降承华殿会武帝事，还引出了东方朔遭贬斥之事，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汉武帝和东方朔。西晋张华《博物志》延续了《汉武故事》的基本人物和架构。
《汉武帝内传》所讲述的王母降武帝故事刪去了东方朔这一人物，增添了上元夫人这一道教女仙形象，使得故事的道教色彩更为浓厚。
唐代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采用的是与《汉武故事》和《博物志》相似的故事框架，东方朔的形象得以保留。
黄帝传说在战国前并不多见，战国至西汉初年，学者们纷纷对这人物进行加工和改造，逐渐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故事体系，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最终确立了黄帝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
在此之后，更多的故事与人物开始附着于黄帝故事，使之呈现出更多的面貌。
王母与黄帝的故事最早见于《黄帝出军诀》和《龙鱼河图》中，《黄帝出军诀》现已不存，年代也存疑，据《帝王世纪》以及《太平御览》所存佚文，推断可得此书与《龙鱼河图》一样为汉代纬书。此两书都记载西王母授黄帝神符，黄帝以之克蚩尤。
由此可知，在汉末时，黄帝传说就与西王母故事相结合，产生了新的故事情节模式。此故事在后世的小说中得以保存，在《西王母传》、《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墉城集仙录》、《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中都可见到。
燕昭王是战国时燕国君王，传说燕昭王好仙道，西王母与燕昭王的故事也是燕昭王求仙故事的一个分支。
燕昭王最早出现于西王母故事中是在东晋王嘉《拾遗记》，载王母与燕昭王遊于燧林之下，唐末杜光庭《仙传拾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敷衍。
除了像黄帝、舜、禹、周穆王这样的上古君王和燕昭王、汉武帝这样的人间君主之外，西王母故事中的人物还有一些求仙访道的凡人。
汉代纬书《尚书帝验期》、晋代《茅三君传》及后来的《西王母传》、《集仙传·大茅君》、《墉城集仙录·金母元君》中都载王褒、茅盈向西王母求道之事。晋葛洪《神仙传》载淮南王刘安好仙道，王母降，授仙经、灵方、尸解之道。
中唐颜真卿之《魏夫人仙坛碑铭》以及《集仙传·大茅君》都载西王母会魏华存魏夫人之事。在这些王母与求道之人的故事中，西王母都是作为传道之神的形象出现的，行文间所充斥的道教色彩也明确显示，这些故事都属于道家仙话传说。
由于西王母在道教中的尊贵地位和记载西王母故事的仙话小说性质，还有一类人物是西王母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与西王母一起出现的各位道教仙真。
第一类是西王母之侍女。相较于上个阶段的有三青鸟为西王母使，这个时期的西王母已经有了自己的侍女，也称为“玉女”，这也是西王母故事中最早出现的一类仙真。
在《汉武帝内传》和载于《无上秘要》卷二十的《茅三君传》中出现了王母携一众侍女的伎乐场面，出现了更丰富的侍女形象，以《汉武帝内传》为例，先后出现了王子登、董双成、石公子、许飞琼、阮凌华、范成君、段安香、安法婴八位侍女，《茅三君传》与之大致相同，只是将阮凌华换成了婉绝青，删去了安法婴。
这一经典场面至唐末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仍然沿用，结合二者的说法，合“阮凌华”与“婉绝青”而为“婉凌华”，共八位王母侍女。
另一类是道教女仙，如上元夫人，见于《汉武帝内传》，王母招上元夫人同席，并称其为:“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统领十方玉女之名录者也。”
九天玄女也是西王母故事中较早出现的神女，最早见于汉代纬书《龙鱼河图》，载天遣玄女授黄帝兵信之符，在《西王母传》中成为王母遣其助黄帝战蚩尤，其后之《轩辕本纪》、《墉城集仙录·金母元君》、《墉城集仙录·九天玄女传》都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沿袭。
道教仙真大量出现在西王母故事中，首先是与西王母女仙至尊的地位有关，更重要是与西王母“母养群品”、“三界十方得道升仙者咸所隶焉”的神职有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时期，西王母故事中的人物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但是这类人物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扁平化”。
这类人物都是道教徒杜撰出来的到道教仙真，与其说是人物，“人物符号”更为贴切。这类人物的大量出现和堆砌，不是为了对于故事情节和内容有什么发展，只是为了堆砌而堆砌，最重要的功用应该是使得作品的道教色彩更为浓重，显得更为真实可信而已。
情节
相较于先秦至两汉以君王访求王母为主流的王母故事，这个时期的西王母故事以王母下降为主。
周穆王访求王母的故事在小说中仍可见到，如《水饰》所载穆天子奏钧天乐于元池，觞王母于瑶池之事，除此之外基本只存在于以穆王西巡为题材的诗歌当中，如李白《古风》“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以及李群玉《穆天子》“穆满恣逸志，而轻天下君”，都是托古以言志。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周穆王故事也受诸多王母下降故事的影响，在故事形态上产生了变化，如《拾遗记》卷三中就载穆王三十六年，西王母乘翠凤之辇以降。
王母下降的故事情节，按其具体内容分，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王母献宝。此情节延续了先秦时期的西王母献宝故事，具体表现为:《帝王世纪》、《金楼子》、《西王母传》、《异苑》、《墉城集仙录》所载王母献舜美玉及地图;《宋书.符瑞上》所载王母献禹白环玉玦:《瑞应图》载王母献黄帝白环。
第二，王母授仙桃、神符、道书。此情节既是对前代神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西王母故事的延续，又是在汉代以后道教思想下对西王母故事的新发展。
在这类情节中，西王母不再面目模糊、亦人亦神，她已经具有了完整的神格，是道教的至尊女仙。
王母授武帝仙桃、道书载于《汉武故事》、《博物志》、《汉武帝内传》、《前汉刘家太子传》等;王母授黄帝神符、道书载于《黄帝出军诀》、《龙鱼河图》、《西王母传》、《黄帝内传》、《墉城集仙录》、《天坛王屋山圣迹记》。
此外还有王母授凡人道书，如《尚书帝验期》中王母授王褒和茅盈道经，葛洪《神仙传》中载西王母授刘安仙经灵方之事。
此故事情节根据其内容可将其总括为“西王母传道”，其实在具体的情节演变中，每一个故事都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王母降武帝始于《汉武故事》和《博物志》，其中载王母七月七日降承华殿，授武帝仙桃，东方朔于牖中窥母，此故事情节在唐代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中仍可以见到。
《汉武帝内传》，删去了东方朔故事，使得故事重心更为突出，载王母七月七日降武帝，授仙桃、长生之言，命武帝戒恣欲、淫乱、杀伐、奢侈等，后招上元夫人同席，授武帝《五岳真形图》、《十二事》。
相比《汉武故事》和《博物志》，《汉武帝内传》具有更为浓重的道教色彩。
在西王母授黄帝神符、道书故事中，《黄帝出军诀》和《龙鱼河图》所载是最早也是最简略的，只言西王母遺道人以符授黄帝助其战蚩尤，《西王母传》将“道人”具体为“九天玄女”，《黄帝内传》不提蚩尤之事，只言王母与黄帝会阆风瑶池之上，并授之以石函玉笈之书及《神芝图》，此情节当为黄帝故事受汉武帝故事影响而产生的新情节。
唐末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是西王母故事的集大成之作，总括了前代西王母故事的主要情节，于黄帝与西王母故事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较为详细地描写了神符的功用及九天玄女之道法，并增添王母授黄帝地图和清静无为正真之道。
若说《墉城集仙录》是对前代王母会黄帝故事的复述，那么《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就是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戏说。《天坛王屋山圣迹记》描写了王母与黄帝在王屋山的两次会面，言辞藻饰铺陈。
综上，这个时期的西王母故事主要情节是王母降授故事和王母开宴故事，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叠，但是两个故事的发展脉络是迥然不同的。
王母降授故事虽然在这个时期蔚为大观，但是基本属于道教范围内的传经降诰故事;与之相反，王母开宴、众仙*会集**的故事情节虽然也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个故事情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后世的通俗小说和戏曲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使之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之后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
意象
自先秦至两汉，西王母故事中的叙事意象主要是美玉意象、不死药意象以及经书、地图等，自汉末至唐五代，西王母故事中的意象在此基础上承袭并进一步发展。
第一，美玉意象。
“白环”、“玉块”一类的美玉意象在这个时期的西王母故事中仍可见到。
如《帝王世纪》、《金楼子》、《西王母传》、《异苑》、《镛城集仙录》所载西王母献舜之“白环”、“玉块”、“白馆”、“白玉管”、“皇珀”;《宋书·符瑞上》载禹时西王母献白环、玉块;《瑞应图》载西王母献黄帝白环。
这个时期的美玉意象与前代在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先秦时期的宗教和政治色彩在秦汉以后淡化许多，更多的是作为祥瑞的标志而存在。唐代杜确《楚宝传》、苏鹗《杜阳杂编》、段成式《酉阳杂俎》都记真如献定国宝之事，且文字大抵相同，称:“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所在处，外国归服。”
第二，不死药意象的淡化和仙桃意象的凸显。
对于这两个意象的交接，由于“桃”自古以来的辟邪功能，仙桃成为王母会武帝故事当中的常见意象，在此后的《博物志》、《汉武帝内传》、《前汉刘家太子传》中都可见到。
第三，神符、仙经、道书一类的意象。
这类意象的道教色彩浓厚，常见于辅道之书。
如《黄帝出军诀》、《西王母传》、《黄帝内传》、《墉城集仙录》等所载西王母授黄帝神符以战蚩尤;葛洪《神仙传》所载西王母授刘安仙经灵方:《汉武帝内传》载西王母授汉武帝《五岳真形图》、《十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