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2022年，《寻访·记忆一一口述校史》出版，本书通过对老专家、老校友的口述访谈，围绕学校学科发展、体育运动、老校友、78级研究生4个方面，追昔抚今，继往开来，昭示先行者的艰苦奋斗，鞭策后来人开拓创新。
问
访谈组:
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及来北京矿业学院工作前的求学经历吗？
杨万举：
我1945年1月出生。我父亲年轻时从老家宝坻出来，到天津鞋店当店员，后来就把我母亲接过来了，之后就在天津租房，我和我二哥都是在天津长大的。
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全靠着哥哥姐姐的一些工资赡养我父母。1953年我大哥抗美援朝回来，转业到北京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58年，我大嫂带着我侄女到北京落户。当时，北京正在大搞工业建设，在西郊（现在叫鲁谷村）建立了北京汽轮发电机厂。大嫂到那里以后，在幼儿园当园长，正好工厂开始招工，大嫂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当时我想出去闯荡天地，就来北京汽轮发电机厂参加工作了。
问
访谈组:
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到北京矿业学院工作？在学校具体做什么工作？
杨万举：
1958年12月8日，我在北京汽轮发电机厂参加了工作。工厂刚建，我们这些新工人就先分到北京市的其他单位参加培训。我随着工厂20多名新工人到北京矿业学院的实习工厂培训，实际上我到的是机电系的电机厂，那时的厂长叫寿本富。
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在运输实验室。到1960年的时候，电机厂整体合并到实习工厂。我们培训完按照协议规定，来参加培训的27个人，留下了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人回到了北京汽轮发电机厂。几年后北京汽轮发电机厂更名为北京重型电机厂。
我是1957年在天津取得乒乓球三级裁判员等级证书的。当时，裁判到一个新的地方，需先到当地体委去报道。我到北京后，经常利用周日时间参加北京市体委组织的竞赛活动。
问
访谈组:
您可以说说在北京矿业学院时期有关乒乓球的故事吗？
杨万举：
1962年，学校乒乓球队正式成立时，没有正规的教练。当时几名队员都是58级、59级的学生，大家互相带着训练，只有队长，没有固定教练，不像当时学校篮球队、田径队。1963年，陈铭训开始负责乒乓球训练工作。乒乓球队训练是每天下午课后活动时间，但是我不参加，因为我是裁判。有比赛的话，我就帮着组织、管理。
1960年，北京矿业学院举办第一届全国煤炭系统高校乒乓球比赛，为此我找到了工会，联系上了体育教研室，报名参加裁判工作。这样，学校才知道我是乒乓球裁判。这之后，工会有什么活动我都参与，协助工会开展工作。乒乓球队有什么活动我都参加，并帮着做一些组织、管理工作。后来，我曾把国家乒乓球队和北京乒乓球队各邀请来一次，在咱们学校打表演赛。
问
访谈组:
北京矿业学院时期，学校体育事业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杨万举：
当时，学校有一部分高水平运动员。古景华是400米中栏的田径运动员；刘书谦是110米高栏的运动员，刘书谦还是学校6名运动健将之一。北京市体委为了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组织集训，在咱们学校集训，其中包括北京医学院的钟南山。
问
访谈组:
四川矿业学院时期，学校体育工作是怎么样的？
杨万举：
1970年，去四川的时候，整个工厂都迁过去了。当时，我是自己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我们工厂没安排在合川的三汇坝，而是安排在重庆的上桥，在这里我通过乒乓球认识了很多老师。
学校受场地的限制，只有一个广场，在周末的晚上，从四川的电影公司租片给大家放电影。招到工农兵学员以后，才开设体育课，基本就是练练单杠、双杠，还有篮球等，篮球教练是全国著名的马中华先生。
在四川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开展兵乓球活动，我还组织四川矿业学院重庆办事处及附近单位开展体育竞赛，带着他们参加重庆市的比赛。
问
访谈组:
您现在是国际级乒乓球裁判，这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体育裁判历程吗？
杨万举：
我小时候就喜欢打乒乓球，偶尔到天津青年会打球，每次需要花费一角钱。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天津日报》刊登了举办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的通知，就报名参加了。经过五六次的学习培训，我领取到了三级裁判员等级证书。
1960年，北京矿业学院要举办第一届全国煤炭系统高校乒乓球比赛。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找到了学校体育教研室毛遂自荐，拿出我的裁判员等级证书，说想要做裁判，从而参加了该次比赛的裁判工作。这是我首次参加全国大型赛事，通过裁判长的介绍，我开始与北京市的一些裁判员接触，陆续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比赛。经过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第二次裁判员培训后，从东城区体委领取了二级裁判员等级证书。我当时就是喜欢这项工作，每次参加比赛的裁判工作，都是早上骑自行车去，中午不管饭，但工作一天能补助两角钱。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需要70多名裁判员，他们都是从各个单位选派的。北京高校系统有3个裁判员名额，我凭借着二级等级证书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并以16岁的年龄成为那届比赛中年龄最小的裁判员。第一次上场做副裁判，当看见全场的观众，听到雷鸣般的掌声，紧张得心都快蹦出来了。
从1961年开始，我陆续参加了许多全国性的比赛。有一种关于裁判的说法叫“赛场上的法官”，既然当法官就要掌握“法律”，而乒乓球赛场上的“法律” 就是“乒乓球比赛规则”。裁判只有在熟悉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误判、漏判，才能在比赛中严格依据规则处理各种纠纷和问题。另外，做裁判还要有公正心。虽说现在很多重要比赛场次都会设中立裁判，但如果没有公正心，在循环赛的时候，裁判的判罚同样也会影响到后面比赛的结果。
1986年，我被国家体委二司借调到深圳，筹备第8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前后在深圳工作了半年，负责接受报名、场地器材、组织裁判等多项工作，进一步从原来的临场裁判向乒乓球项目的组织策划者转变。从深圳回到北京没多长时间，又被国家体委借调到1990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委员会工作。
我参与比赛的领导组织工作越来越多，但我始终坚信一条，如果作为裁判不经常去参加临场工作，那么我的综合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一旦有机会，我都会积极申请去做临场裁判。1995年天津第43届世乒赛、2005年上海第48届世乒赛单项比赛、2008年广州第49届世乒赛团体赛，我都出现在了临场裁判队伍中。
问
访谈组:
作为国内唯一经历了4届世乒赛的裁判员，您觉得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乒乓球裁判员？
杨万举：
从我开始做裁判的时候，就牢牢记住了 “严肃、认真、公正、准确”这8字方针。
我在一次国际比赛上遇到一件大事，1972年，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结束以后，中日老运动员进行一场友谊比赛，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到现场亲自观看比赛。我在编排组工作，事先，我们要把双方出场运动员名单记下来，需要准备节目单放在主席合上，我们就负责印制节目单。因为有国外运动员参加，当时又没有电脑，比赛出场节目单是中英文，靠外文印刷厂印刷。
我们拿到节目单以后，我们组3个人都过目了，都没发现问题。多亏了打字员，是部队的小战士，拿着底稿念出了上场运动员的名字——“日本的获村”。我们一听，发现不对，应该是“荻村”，没有“获村”，才发现把荻村伊智朗的名宇给打印错了。“获”的右下边是个“犬”字，“荻”右下边是个“火”宇。
当时是16:30了，距离晚上19:30比赛只有3个小时，往主席台送的节目单己经交上去了，只要总理来一看，这就出大事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没法用机器印，就用手*油推**印机印了十几张，赶紧给主席台换过去。这次经历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犬”，一个“火”，天差地别。如果没有那个打字员发现怎么办？如果我们3个人都没发现问题就酿成大错了。
这件大事以后，我永远记住了要“严肃、认真、公正、准确”。尤其我在做编排工作时，都是一个字挨着一个字地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经验教训，因为我过目了，没提出来，那么我就有责任。
问
访谈组:
作为老一代教师，您对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我们新一代学子有什么建议和寄语？
杨万举：
学校的体育传统从建校到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我也希望咱们在校的学生在学习期间，要珍惜青春年华，好好发扬咱们学校的体育精神，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毕业以后在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特别鸣谢——杨万举老师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
来 源/《寻访·记忆一一口述校史》
图片制作/李艳玲
本期编辑/王紫溪
责任编辑/王丽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