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4日下午，因开罪奉系军阀而避祸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报界巨子、《京报》主笔邵飘萍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原来他的妻子和侧室发生纠纷，家人无法处理，只得告诉邵飘萍，邵未加思索地说：“即刻回来。”孰料此时电话早已被人监听，奉军便衣闻讯立刻在路上将其逮捕。与此同时，《京报》报馆和其住宅也遭军警包围搜查，最后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以及邵飘萍与冯玉祥的合影等，随后报馆被侦缉队查封。
邵飘萍
次日凌晨4时，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和家人获悉飘萍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北京新闻界及其他各界人士，恳请紧急营救邵飘萍。下午15时,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办法，会议决定由13名代表组成营救小组与张学良进行交涉。据当年《申报》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13位代表是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汉口《正议日报》驻京记者和《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以及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组成，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对此事做了详细的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化赤**，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就在代表们会见张学良时，邵飘萍的家人和亲友也在四处奔波寻找其他的营救途径，但奉系军阀杀邵之意已决，各方营救均未奏效。4月26日1时,直奉联军总执法处提审邵飘萍，审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邵飘萍被处死刑，4时许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据史料记载：“……看到飘萍尸体，*弹子**从后脑进入,向前面左颊部位穿出,成一个小三角形似的。头发蓬乱,血迹斑斑。他身穿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丝光袜,红皮底黑色缎面鞋。”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张贴的布告中，邵飘萍的罪名如下:“京报社长邵振青（邵飘萍字振青），勾结赤俄，宣传*化赤**，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
邵飘萍红颜知己祝文秀
邵飘萍遇难后, 北洋军阀不准家属收尸, 邵飘萍的好友、京剧名伶马连良毅然以以友人的身份为邵筹办治丧，他出钱请人在城外搭建了一个开丧的凉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吊唁的人很多，开丧从上午7时开始,到下午3时还没有结束，在马连良当时拍摄的照片中，邵飘萍饮弹牺牲后左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对于北洋军阀杀害邵飘萍的*行暴**，与邵同时期的报人陶菊隐日后在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愤怒地写道：“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动反**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邵飘萍与奉系军阀究竟有何仇恨，以至于张作霖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原来早在1918年，飘萍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张作霖自由行动》的报道，对这位“东北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邵飘萍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他支持奉军将领郭松龄的倒戈行动和郭松龄与冯玉祥的联合，他在《京报》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赞颂郭松龄顺应*意民**，怒斥张作霖的滔天罪状，甚至还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邵飘萍的“铁肩辣笔”让张作霖乱了手脚，想用30万大洋堵住他的嘴，然而邵飘萍并不买账，他高调回应：“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后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攻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又把真相公诸于众，更是引发了规模宏大的反张运动，张作霖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乃有飘萍必死之心矣”。
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
邵飘萍走了，但却在中国近代新闻言论史留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意民**”的办报理念和“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美誉，多年后在陕北的窑洞里，早年曾在北大新闻研究会听过邵飘萍讲课的毛*东泽**还充满敬意地对埃德加·*诺斯**谈起这位昔日的老师：“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飘萍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