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艳 樊志宏
摘 要：文化线路是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概念和遗产类型，也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考古界和遗产保护界日益关注的课题。经过多年发展，文化线路早已脱离遗产保护的窠臼，走向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从文化线路概念形成到实践应用的过程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它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文化线路的认识逐渐深入，还能够从中获得关于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考，也为文化线路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支撑，还可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借鉴。文章从文化线路的本体研究入手，考察文化线路的概念形成过程，总结出其所具有的全球共识背景和日益拓展的认同。文章对文化线路概念进行哲学分析，认为文化线路体现了人的生存方式，体现了对文化总体化的追求，体现了总体现代化的实践，这些都为文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文化线路；概念形成；全球共识；文化总体化
文化线路源于欧洲，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概念。1994年，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线路”概念。由于“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有利于整合文化遗产资源，有利于提升文化遗产价值，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发展，有利于引导社会各界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待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各民族大团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文化线路逐渐成为显学。目前，关于文化线路的研究集中于文化线路的保护和利用、文旅融合实践、遗址保护、古迹遗址环境法律保护、文化遗产、廊道遗产、遗产管理、国外文化线路、景观环境价值、都市更新、构建世界文化遗产网络、文化线路可视化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对文化线路概念形成、逻辑演化研究相对不足，对文化线路更深层次的思考阙如。文化线路“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承担特定用途的交通线路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它具有丰富、多维文化内涵，是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文化线路的内涵包括“文化”“交通线路”“历史现象”“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活动”等方面，是基于历史人文的线性文化遗产。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国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肇始于国际力量推动下的丝绸之路研究”，自此文化线路理念在国内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京杭大运河、灵渠、蜀道、万里茶道、茶马古道、浙东诗歌之路等一批文化线路逐渐浮现出来。文化线路逐渐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藩篱，走向文化空间重构的蓝海。
一、概念形成：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共识
文化线路的形成经历了并不漫长但渐趋共识的过程，回顾这个过程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从中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探析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理性思考和不懈努力，更可以从历史溯源中获得某些建构理论的信息。
(一) 概念发端：从文化旅程到文化线路的孕育
文化线路的概念发端于欧洲文化旅程，这是基于文化旅游休闲的线路发掘，其后越来越走向与遗址遗迹以及遗址保护结合，并定名为“文化线路”，最终获得全球认可。
20世纪60年代，欧洲议会提出“文化旅程”的概念，这是文化线路的雏形。1968年，“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公约规定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措施等条款，明确“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由其所在国家依法严格予以保护”，“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世界遗产公约》极大提高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明确表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属于全世界人民，提升了遗产的国际地位和普遍价值。条约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规定，让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以“单体”或“团组”的形式获得保护，也为后来的文化线路申遗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全球遗产保护意识提升，申遗成为潮流，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拓展世界遗产的概念和保护范围。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倾向强调历史环境，保护范围也日益扩大：从单体到街区，由街区扩大到城镇，兼及文化景观、遗产区域。1987年，欧洲委员会发布《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宣言》，“文化线路”一词首次出现。同年，目标为“以文化合作的形式提升对欧洲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认同，保护欧洲文化的多样性，鼓励文化间的交流，协助调解地区矛盾”的欧洲文化线路计划实施，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线路成为欧洲第一条文化线路。欧洲文化线路提出并认可“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文化交流性”，认同文化对地区矛盾的“协助调解”作用。欧洲文化线路的产生并非遵循遗产保护思路，而是基于地缘政治和文化融合的考量，但其理念对“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影响。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线路也随后被提出来。1993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线路首次作为“文化线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召开，“文化线路”概念正式诞生，核心在于“强调国家间或地区间交流和对话”，“遗产线路的文化意义源于其整体性，因此其整体价值大于其组成遗产要素的价值总合”，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特定类型被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广泛接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文化线路的概念承袭了“欧洲文化线路”中的促进不同区域间“交流和对话”的理念，认同文化差异性，着力文化交融性，明确提出“遗产线路的文化意义源于其整体性”，且整体价值大于单个遗产价值的总和，为线路遗产申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理性。
1997年，欧洲文化线路学会(EICR)成立，并于次年颁布了《欧洲议会关于文化线路的决议》。同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通过了《CIIC工作计划》《CIIC章程》等文件。1998年在西班牙圣克里斯托·拉格拉举行的会议将文化线路保护范围扩展到衬托它的自然背景，明确提出“保护文化线路也保护现存的地域文化和它们完整的地理区域”。1999年的伊比扎会议、瓜拉吉托会议，提出了文化线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实践操作过程及办法，阐释了文化线路多维度概念、内涵、界定、评价方法及要素标准。
文化线路概念的孕育，包含了人们认识上的加深、思想上的共鸣以及研究上的开掘，最终，基于线路的遗产保护观念逐渐显现，文化线路应运而生。经过多年发展，法国米迪运河(1996)、奥地利塞默林铁路(1998)、印度大吉岭铁路(1999)、阿曼的乳香之路(2000)、日本纪伊山的朝圣之路(2004)、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香料之路(2005)等涉及商贸、交通、流域等方面的文化线路纷纷进入世遗名录。
(二) 理念嬗变：从遗产保护到线路宪章的拓展
对文化线路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理念嬗变。随着遗产保护理念的变化，文化线路不仅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且在理念上获得广泛共识，并引发线路申遗的全球行动。
2001年，CIIC进一步对“文化线路”的内涵予以阐释，在《2001CIIC专家报告》中提出：“文化线路必须是两点之间的实际路线(即物质路线和具体路线)，这种路线已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使用。这条路线还必须导致文化的交叉融合……并且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有形和无形的可以作为见证的遗产。”这个定义从物理空间、文化识别、历史语境等方面对文化线路进行了约定，对文化线路的识别、认定、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性”“实用性”“交融性”“真实性”“留存性”等成为文化线路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个定义还局限于遗产保护思维，尽管它提到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方面，但对文化线路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丰富内涵的认识仍显不足。
2003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大会执行操作指南》讨论稿中，对文化线路的定义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这个定义从物理形态上给出了可操作性的指南，点明了文化线路的物理空间性和演变历史性，特别强调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滋养，这种滋养通过遗产得以体现。文化和历史都“代表着人对自然的超越”，文化线路是人对自然超越的留存物，这个定义凸显了文化线路意义的多样性，强调了人的创造价值和历史的积淀意义，特别是对于非物质交流以及文化相互影响的关注。这个定义走出了遗产保护的狭小藩篱，体现了人的作用，但对文化线路的四维时空特性、文明演进的核心载体功能认识不足。
2005年，文化线路成为世界遗产的新分类，且文化线路系列跨境遗产被纳入《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8年9月，ICOMOS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确立了宪章的目标，文化线路的定义、类型、辨识程序、完整性和真实性、可持续利用和旅游、公众参与等内容。《文化线路宪章》认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为文化线路：a)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b)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c)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在强调文化线路的物质载体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人类的互动交流，强调了文化线路的动态性和系统性，并将交流因素概括为物质(货物)和非物质(思想、知识和价值观)两大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文化间的交流互惠，事实上也体现了文化平等。文化平等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保持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尊重的基础，文化间的互惠平等是这个定义最大的亮点。此外，文化线路拥有与*物文**古迹、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其他遗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且显示出独特性和新颖性，“通过新颖的科学视角，推动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保护文化遗产来相互了解、交流，增进合作，从而在一个整体的、跨学科的和共享的框架内，认可和提升这些遗迹的重要性”。
2010年，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第53号决议《建立文化线路扩大局部协定》，也称《文化线路扩大部分协议》(EPA)，将“欧洲文化线路”的定义写入协定，这是欧洲文化线路发展的里程碑。“文化线路”被定义为“具有文化、教育特征的遗产与旅游合作框架，旨在通过促进某一条或是某一系列基于历史旅程、文化概念、旅行线路以及人物或现象的路线的发展，帮助理解并尊重其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共同欧洲价值观”。这个定义受文化旅游或经济驱动的影响，将文化线路的意义局限于实用主义范畴，但该定义在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增进文明互动、建立共同价值、促进文旅发展方面有巨大作用，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的范本。2013年，欧洲通过《确认建立文化线路扩大局部协定》。截至2015年12月，共有33条文化线路通过认定，这些文化线路以多元化的主题和形式展示了欧洲共同的记忆、历史与遗产，是对欧洲多元文化的最佳阐释。
由于理念的嬗变，从《2001CIIC专家报告》到《文化线路宪章》，从欧洲文化线路到欧洲委员会的《建立文化线路扩大局部协定》，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人们对文化线路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深入，不断突破传统遗产保护的藩篱，争取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落地生根：从理念开掘到应用实践的跃迁
文化线路不是停留在口头言说或文化宪章里的语言，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遗产保护共识，具有强大实际应用能力和广泛社会效果，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引擎。
(一) 理念开掘：从线路宪章到线路保护的落地
自1993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线路首次作为“文化线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线路类文化遗产逐渐增多，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型。文化线路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某些功能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在CIIC的推动下，线路申遗工作深入推进，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化线路的挖掘和保护，其中洲际皇家线路、丝绸之路、可可路线、印加之路等跨国跨洲的文化线路尤其引人注目。
对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线路保护起步较早的是美国。美国在原有绿色廊道(green way)基础上提出“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的概念，目的在于推动生态观景、游憩娱乐、遗产保护、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所谓“遗产廊道”，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遗产廊道是线性景观，具有自然、经济、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价值。从绿色廊道到遗产廊道，从“自然”到“自然+人文”，“文化”在廊道中的价值被凸显。截至2016年，美国设立的49个国家遗产区域中，有8条为国家遗产廊道。尽管称谓不同，但美国的遗产廊道应归属文化线路之列。
以理念开掘而言，文化线路几乎具有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从单一的“遗产”到城市和村庄相关设施的“遗迹”，到建筑或遗产组群的“文化景观”，再到“文化线路”，文化不仅被串联起来，而且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地区的‘线路’被定型为传播当地历史、带动当地文化旅游的概念”，文化线路从理念变为实践后，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保护领域丰富了，其复杂性也大大提高了。文化线路在世界遗产领域落地生根，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推动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的理念，因为“每条线路都被看成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间进行接触的途径”。洲际皇家线路是国际文化旅游线路委员会规划的项目，贯穿16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线路，包括海上和陆上线路，涵盖西班牙、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分布于世界不同的国家，受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与浸润，“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连接着许多伟大的文明，也创造着世界历史”。
(二) 应用实践：从线路保护到全球共识的生根
从理念到应用的一个突破是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入。1994年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之后，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平衡性问题，而同年的《奈良真实文件》则提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原则。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看到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从懵懂觉醒到高度自觉、从面向整体到尊重个体、从普遍认知到承认差异的转变，同时，众多遗产因线路诞生、沿线路分布、就线路存留的状况也日益引起重视。文化线路为建立一个全新的能够反映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能够适应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体系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从理念到应用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操作指南》中文化线路定义的不断修订，从而为文化线路的申报和保护提供了与时俱进、可堪操作的依据。2003年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国际专家会议从物质形式、价值功能、文化融合等方面对文化线路进行定义。而到2005年，文化线路以遗产线路的形式被纳入《操作指南》后，其内涵被极大地丰富。在2013年版《操作指南》附录3中，文化线路被界定为：“它提供了一种优先的架构，对相互理解、对待历史的多重态度与构建和平文化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遗产线路由各种物质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于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对话，它们说明了沿这条线路在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互动和交流作用。”这表明对文化线路的认识从单纯的遗产扩展为基于线路的动态特征、思想交流以及时空流动，更加强调线路的文化意义和交流对话价值。文化线路的多维特性也被彰显出来，且日益凸显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目标。
在中国，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展开，文化线路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文化线路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础理论，是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其内涵做进一步的研究思考。
三、内涵扩充：基于文化总体化的哲学思考
从概念生成到实践应用的演化过程来看，尽管文化线路的概念在不断深化，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充，但是，对于文化线路所展现出的文化总体化，对未来发展的启思性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为此，必须从哲学高度和系统理论角度对文化线路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 文化线路体现了人类跨越时空的共有生存方式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文化线路体现的是人类共有的生存方式。依个体而言，生存方式体现为个体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性，并由此生发出个体的特殊性表征和价值。但是，文化线路在沉淀了历史时空中众多个体的生存方式的同时，更是人类社会群体在四维时空中演进的整体呈现，是一种“展示了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人类社会的迁徙和交流展现出文化线路“活”的线性形态，赋予文化线路系统整体性和时空适应性价值。文化线路之所以会呈现出线性的廊道模式，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每段时期的文化，也都是融汇在当时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活动中的，而人员、要素、产品等的流动流通一直都是沿着线性线路进行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文化线路的过程中，看到的不止是单个遗址遗迹投影出的个体生存，更是人类社会系统整体性的生存方式和跨越四维时空的适应性演进。
历史地看，文化线路是人类基于某个连续空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创造。从历时性来看，文化线路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洗礼才能产生并逐渐发展，这是人类在时间横轴上连续做功的能量结晶。从共时性来看，既有相同时空中人类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生产生活，又有与先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互动。因此，文化线路充分体现了人类交流跨越时空的共存。
对于文化线路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遗址遗迹保护，而应扩大到对历史断面中人类生存方式的研究和理解，在跨越时空的共存中增进认识与理解，从而推演、修复文化线路的故事链条。按照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必须坚持原址保护，尽可能减少干预，定期实施日常保养，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按保护要求使用保护技术，正确把握审美标准，保护*物文**环境，不重建已不存在的建筑，考古工作注意保护实物遗存，预防灾害侵袭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在确保文化线路的历史性、真实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存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记忆。通过记忆回溯和持续利用，文化线路所承载的人类生存方式得以延续，文明基因断点逐渐修复，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二) 文化线路体现了文化总体化的系统价值
文化线路的系统价值蕴含在其总体化中。从历史中走出的各种文化线路，聚合了拓展发展边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思想流等各类福利增量提质型文化流，还有因战争、灾患、动荡所引发的流离失所、宗族迁移等福利损耗型文化流。从形态上看，这些文化流都是线性的；但从系统效应来看，它们又都是非线性的，即具有规模效应——文化系统中每个个体的生存价值总和不等于系统总体的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规模效应，既有规模效应递增型的，即系统总体的价值大于每个个体生存价值的总和；也有规模效应递减型的，即系统总体的价值小于每个个体生存价值的总和。但不管是哪种类型，文化总体化的趋势自文化线路诞生起就一直存在。
“正是在这种日益强化的文化总体化趋向中，文化本身的经验逐渐由生活世界的‘隐背景’，凸显为生活世界的‘显背景’。”“隐背景”和“显背景”是相对的，文化线路所承载的历史、人文、自然、思想等是隐背景，代表了人们对文化线路的认同；在文化线路上生活、旅游、工作的人是显背景，代表了文化线路的创造性表征和超越性思维。与隐背景相呼应的是隐秩序，文化线路的日常运维依赖的就是长期积淀形成的隐秩序。
在文化线路跨越时空的演进中，文化总体化的系统价值日益突出，隐背景走向前台，成为规范、制约、协调整条线路的显规则；而持续活跃的个体则从形式上逐渐退隐，成为服从规则、和谐共处的时空过客。也就是说，文化线路是由单个个体“走”出来的，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个体走过这些线路，文化线路就逐渐超然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具有了自身独有的系统价值。这体现了文化线路既尊重个体价值又强化整体价值的特性。
隐背景提供了文化线路存在的文化基因，显背景则实现了文化线路当下的表达。无论是隐背景还是显背景，维系文化线路生存与发展的是总体化。文化线路的总体化不仅体现了文化认同上的趋同性，还体现了文化变迁中的适应性。随着人流、物流的迁移，文明冲突与文化妥协不可避免，这就是文化线路的适应性。
文化线路的总体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趋势。文化线路因人类交流而诞生，其“动态并不遵循自然法则或是偶然现象，而完全是人类行为过程和兴趣”。因此，在人类长期的运输、贸易、朝觐或战争攻防过程中，文化交融、分歧弥合、思想碰撞、价值交换持续进行，并最终形成某种相对一致的看法和做法。
总体化是文化线路动态的存在，也是考察文化线路的着力点。总体化体现了文化线路的整体价值，也凸显出文化线路特有的价值认同。此外，总体化还体现在以“线路”方式串联不同文化，展现了文化的平等性、交流性、互惠性，并赋予其整体性含义，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三) 文化线路体现了总体现代化的发展导向
文化线路总体化的非线性特征，也深刻地体现在其“分形”的升维演进路径上。在连接历史、现在、未来的非线性时空中，人类社会文化线路的主脉干支走出了一个非连续的升维突变运动进程。这个进程的必然方向就是人类文明的总体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系统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包含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观念行为层面的现代化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其中，物质层面现代化和制度层面现代化居于外层，观念行为层面现代化处于核心。文化线路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化，既是适应于当代社会的生存之需，又是面向未来的使命所在。借助现代科技，遗址遗迹得以科学保护并传之久远；借助现代制度，线路资源得以理性开发并可持续利用；借助文化认同，文化线路得以发掘重现并传承光大。当下文化线路的保护、申遗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人类文明遗产，使之成为人类未来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持续性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源，文化线路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总体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和思想观念不可或缺。
总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事物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它关照每个个体的完整，充分尊重个体构造的完整、功能的完整和精神文化的完整，并提供个体充分释放自我的空间和机会。因此，文化线路的物质要素现代化必然是尊重遗产保护规则的现代化，非物质要素的现代化则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制度、观念的演替，后者应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必须确立人的主体性，这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本质内涵。
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建立联系并逐渐强化交流，通过劳动创造新事物也创造人本身，从而实现文化的创造、财富的积累、交流的递延，造就了文化线路，也必将通过努力延续文化线路。当然，总体现代化既包括个体的总体现代化，也包括人类整体的现代化。文化线路正是在人类整体向好向上向善的背景下，某些人群共同努力实现的伟大创造。从实践来看，文化线路充分体现了包含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
四、结语
从概念生成到实践应用的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化线路绝非隶属于单纯的遗产保护范畴，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遗产保护是文化线路的起点，也是其走向未来的依托，但是，着眼点应从单纯的遗产保护移开，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观念价值领域。对文化线路的概念、实践和未来发展都应给予积极的关注，并通过多学科交叉思路不断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从而让文化线路不仅关乎历史人文，而且关乎当下遗产保护和文旅产业，更指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线路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历史亦是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发展与人须臾不可分开。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化线路的宿命。共有生存方式是文化线路的实存，总体化的系统价值是文化线路的虚存，总体现代化的发展导向则是文化线路的历史趋向。
历史并非现代化的负累，而是带着厚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体直面当代人的主体奔向无尽的历程。文化线路恰好融合历史与现实，带着使命走向未来。其共有生存方式、总体化系统价值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的强烈关注和必然趋势，总体现代化则体现了人类共同的进步。基于此，全面、系统、完整的文化线路总体现代化，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和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体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线路的总体现代化其实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缩影，也是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当下方案。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本文系第二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原载《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