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水分流，波澜壮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时期。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这一时段的小说创作再不复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枝独秀或双峰对峙状态，也不呈上述七八十年代的三足鼎立之势，而是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作家各自追求的独特性，总体上构成了众水分流、各朝所向的局面。
就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而言，受这期间的现实变革和强国梦的影响，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家大多比较关注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和主持这些变革的改革家，以及与之有关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想的萌芽。同样是关注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在姚雪垠续写《李自成》的同时，刘斯奋已经把目光投向这个动荡年代的一批江南士子，通过这群江南士子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在姚雪垠表现农*运民**动的推动力之外，揭示出一种新的思想萌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刘斯奋历经十余年创作完成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对这期间晚明题材的文学创作和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开拓。
同样是从明代社会取材，熊召政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则把笔触伸向更早时期的万历年间。作品反映了张居正的变法给江河日下的明王朝带来的短暂中兴，围绕张居正的变法展现出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塑造了一代名臣张居正的改革家形象，丰富了古代历史小说的人物画廊。同样是以变法为中心，六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则有志于将今天的社会变革、民族复兴，与他心目中“中华文明正源”的秦王朝相对接，着力表现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强大、中国的统一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这个统一的帝国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所奠定的宏伟基础。作品气势宏大，风格豪放，是这期间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
与刘斯奋一样关注易代鼎革时期的思想文化，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选取了三个富有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作者既无意于作翻案文章，也无意于为这三个历史人物评功摆好，而是专注揭示他们在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他们自身存在的思想文化矛盾和心理人格冲突，以此来表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古老中国“走向现代”的曲折艰难，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在近代题材历史小说通常塑造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人物之外，又塑造了一批全新的历史人物形象。
与唐浩明注目晚清重臣不同，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则把目光转向清中叶以前的盛世。虽然作者把清王朝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落霞”，但他仍想用自己的作品留住这片落霞的余辉。与凌力的清代帝王小说着力表现开国之君的功业不同，二月河的这三部作品同时也努力开掘帝王的内心世界，表现帝王所特有的人情、人性，因而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生气灌注，在历史小说还原历史的同时，注重还原人性，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对此后清宫题材的文学和影视剧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古代历史小说众水分流的态势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小说创作，则呈现出一种汪洋恣肆的弥散状态。新历史小说除中短篇创作外，这期间出现了一批长篇作品，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等。这些作品在继续上世纪80年代末中短篇新历史小说的民间叙事和欲望叙事的同时，又兼有狂欢化色彩，有些作品为迎合影视改编需要，出现了游戏历史、娱乐历史的趋势。
与新历史小说的狂欢化、游戏化倾向形成对比，这期间另有一批以近现代历史为创作背景的长篇小说，虽然也以历史为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空间，但作品却指向一些严肃的社会人生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乎社会变迁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有关乎家族兴衰的，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有关乎人生命运的，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有关乎理想追求的，如张炜的《家族》《柏慧》；有关乎存在状态的，如张炜的《九月寓言》；有关乎历史文化积淀的，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关乎英雄成长的，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有关乎革命的神圣性的，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一些作家采用史书、方志、笔记的体例创作的小说，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方方的《武昌城》、叶广芩的《青木川》、贾平凹的《山本》等，也表达了类似的创作题旨。此外，余华《活着》、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史铁生《务虚笔记》、格非 “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部分内容，也涉及到近现代历史，都属于这类弥散状态的现代历史小说的范畴。这些作品虽然并不一定指向特定的历史年代和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不一定完全遵循固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甚至消解了某些社会人生信条，但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新中国70年历史小说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丰硕成果。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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