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豪抢枪杆子
曾国藩的焦虑
徐州城内一片肃杀之气，曾国藩心神不宁。
“余决计不回江督之任……”1865年9月25日，曾国藩在徐州城官邸给曾国荃写家书。两天前，曾国藩率领*队军**进驻徐州城，听闻一万多名捻军骑兵劲旅在山东飘忽不定。想起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败走山东，曾国藩强烈预感到重返两江总督府的机会已经很小了。
坐在徐州城，曾国藩脑子里一片茫然。“在外太久，精力日疲。”曾国藩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对剿灭捻军更是“茫无头绪”。[1]曾国藩在信中表达了退隐江湖的向往。不过，他心底依然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出山，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北京朝廷下诏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富庶之地，朝廷每年的饷银主要依靠山西。
曾国荃是湘军骁将，剿灭南京太平军后，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曾氏家族当时出现两位爵爷，可谓风光无限。曾国藩遭遇捻军流寇的侵袭后，自然希望归隐老家的弟弟出马。
山西巡抚在当时绝对是个肥差，曾国藩早在8月15日就给曾国荃写信，希望他能够到山西，因为那里的商业税维持在太平军起义期间的水平。一旦曾国荃去了山西，曾国藩率领的剿捻部队的军饷就有了保证，也就不用再依赖于李鸿章。但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同时还将写给同治皇帝的辞职奏折抄了一份给曾国藩。
曾国藩在徐州城孤独沮丧，李鸿章的淮军不听帅令，想通过亲弟弟担任山西巡抚打通新的军饷渠道，可弟弟却死活不去山西。他也担心曾国荃花钱如流水，一不小心就会整出个贪污大案，到时候保不住的不仅仅是爵爷爵位，还有可能置已于死地。曾国藩在万般无奈之下，只有让住在南京的家眷赶紧回湖南老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家书中抱怨，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山东曹县、单县等地流窜，每天行进一百四五十里，而自己接管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被捻军骑兵拖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曾国藩的蒙古骑兵跟捻军骑兵交手屡战屡败，人人胆战心惊。身为主帅的曾国藩很是担心：“何能破此悍贼？殊为焦灼。”[2]
前线战事不利，李鸿章步步为营，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窝在老家不出来，曾国藩心底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他决定将妻儿老小统统送回老家。曾国藩在家书中吩咐弟弟们，不要修盖新房子，将老房子修缮一下就可以了。这足以窥见曾国藩当时心里的失望。曾经打造的湘军集团已经被打散，一手培养的学生克扣自己的军饷，奋不顾身保下来的爱新觉罗江山成了叔嫂的角斗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曾国藩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向往妻儿老小围炉而饮的寻常百姓日子。曾国藩在作出不回南京的决定之前，跟李鸿章进行过数月的谈判，李鸿章掌管两江大权，自然不愿意让曾国藩回来。
李鸿章的改革大计
李鸿章对山东的捻军了如指掌。当初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跟捻军对抗，结果僧格林沁被击毙，爱新觉罗皇族倚重的骑兵劲旅精神随之崩溃。这支部队在曾国藩手上已经成了烂泥。现在前线的捻军骑兵令淮军将士心神不宁，[3]只要捻军在前线拖住曾国藩，李鸿章的两江总督就能安稳地做下去。李鸿章听闻朝廷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已经明显感觉到朝廷的意图。
淮军精锐在曾国藩手上，将帅矛盾日趋恶化，曾国藩跟李鸿章依然维持着联盟关系的根源在于军饷。一旦曾国荃到了山西，曾国藩的军饷就不再依赖于李鸿章，那么李鸿章操控淮军的能力也就会下降，两人的关系自然会更加紧张。淮军将士的真正主人是李鸿章，可曾国藩有了经济靠山，一定会对淮军将士痛下杀手，那样曾国藩的剿匪大军就会出现淮军将士跟湘军老班底制衡的局面。
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李鸿章看来只是群宵小之徒，太平军盛世时有百万雄师，但在与湘军、淮军的八年争战中逐渐被消灭，更何况以太平军残余为班底的捻军呢！
唐廷植花钱消灾，让广东商帮迅速倒向李鸿章。旗记铁厂让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布局上升到国家改革的战略高度。集团化的运作刚刚开始，需要大量的机器、人才跟资本。搬迁到南京的安庆*械所军**，以及曾国藩从美国采购的机器，不能跟随曾国藩回老家，一旦将曾国藩的军工产业划归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李鸿章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奏折，说制造轮船跟枪炮的机器有专用的，也有通用的，如果要采购齐全了，需花数十万两黄金，加上招募中外工匠，采购欧美铜铁木炭等原材料，花费也是数万金。李鸿章在奏折中强调，一味地从欧美采购制器之器，对于割地赔款的大清帝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大清帝国的资金链就会断送在盲目的改革中。[4]
改革没有浪漫曲。
李鸿章在奏折一开始大讲改革的苦难，甚至提出上海洋炮局的那些机器尽管价值万金，但是缺的机器还很多，只能量力不断添置。关于军事工业的设备问题，李鸿章现在已经盯上了曾国藩。曾国藩如今在剿匪前线，李鸿章不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将曾国藩的资产划拨给自己，只能先从价格等问题说起，说曾国藩委托洋人采购的机器成本太大，根本就没有把握。
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说，海外采购增加成本的同时，还要派人去海外学习，等学成归来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欧美工业并非全是为了军工，民生日用品也已经工业化了。数十年后，大清帝国的民用工业也一定兴盛，那个时候商人可以用制器之器追求更大的利益，到时候国有跟民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李鸿章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同治皇帝，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集中优势，通过国有资本控制的军事工业开始，不要太过分散资源。一旦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失去了主导地位，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即使铜钱火器这样的生意他们也会涉足，那个时候国家想要禁止都会很难。李鸿章在上海眼巴巴看着广东商人、江浙商人依附在欧美商人名下做各种生意，一旦华商跟欧美商人合资造枪造炮形成规模，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到时想管都没法管了。
“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5]为了大赶快上，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不若就近海口，直接买洋人要卖的铁厂机器，只要价格谈好，可立即进行生产。在技术方面要学习欧美人的长处，将欧美人的技术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这一思路被总理衙门以及改革派人物采纳，并上升到大清帝国改革模式：师夷长技以自强。李鸿章自然盯上了容闳去美国采购的最新机器，因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美国的机器已经达到全球技术的巅峰。
李鸿章向同治皇帝建议：“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到沪后，应归并臣处措置”。[6]李鸿章直接让皇帝划拨曾国藩的军工资产，一方面是容闳采购机器的款项中，有2万两白银是李鸿章筹措的，如果容闳的机器被他人调走，那么李鸿章自然就是给他人做嫁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接班人左宗棠在杭州一直捣鼓轮船，还从洋枪队中挑选了懂枪炮制作的人，充当闽浙总督幕僚，左宗棠一旦提走容闳采购的机器，那他开办的军事工业将得到飞速发展。
同治皇帝少不更事，对李鸿章的长篇奏折不知如何安排，慈禧太后对军事工业改革也是一窍不通。李鸿章的奏折被推来推去，同治皇帝琢磨了十天，只在奏折上写了一句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御批的这句话应该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明明是自己拿不了主意，又不好意思直说，只能让奕?管理的总理衙门去办。慈禧太后刚刚免掉了奕?议政王的乌纱帽，又不好意思说让奕?去办，只能批示让总理衙门知道。
总理衙门知道，可不仅仅是知道而已，李鸿章的军事工业改革大计早在咸丰皇帝时期就提出了，一直是奕?在领头。奕?现在虽被挤出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力核心，强国的改革还是要继续推行下去的。唐廷植做梦也没有想到，丁日昌算计自己的背后，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跟经济改革远谋已经直通紫禁城，自己的消灾交易成为了大清帝国国企*跃进大**重要的一步。
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的批复之后，立即对江南制造总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他将上海洋炮局的资产全部注入到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还没有运抵上海，就已经被李鸿章记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账目中，另外他还将旗记铁厂的工人、技师统统高薪留下，包括旗记铁厂的原老板福尔斯。
在资产重组的大棋局中，李鸿章已经不用担心广东商帮跟浙江商帮分化，他留下马格里以及福尔斯一帮洋人，就是希望洋人们将技术留在江南制造总局。依靠几个洋人想将江南制造总局发展成国际化的军工集团，那基本是白日做梦。李鸿章盯住容闳采购的美国机器背后，实际上是对曾国藩的安庆*械所军**的垂涎。安庆*械所军**现在已经完完整整地搬迁了到南京，跟着到南京的是一帮对八股文没有兴趣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只是国产的二把刀，但在人才奇缺的时代，那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李鸿章已经对曾国藩曾经苦心招徕的人才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决定将苏州的洋炮局搬迁到南京，跟安庆*械所军**进行资产重组。
重组安庆*械所军**与苏州洋炮局的重任落在了马格里肩上，因为李鸿章希望将重组后的企业做成江南制造总局的*火军**龙头。马格里综合了两块资产的优势，决定将安庆*械所军**的*弹子**、*药火**、枪炮剥离出来，跟苏州洋炮局的枪炮业务重组成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各种口径的火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后勤配套*火军**品。金陵制造局的定位立即清晰：国有全资控股*火军**制造商。远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则定位为：国有全资控股军事设备制造商。
奕?的一石二鸟计划
上海滩波谲云诡，紫禁城杀机四伏。
李鸿章如愿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这是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裁军之后，汉族武装集团掌握的最大军事工业资产。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北京城的政治斗争。当初，奕?联手慈禧太后发动辛酉*变政**后，在“叔嫂共和”的美好时光背后，是奕?跟慈禧太后都在蓄养自己的势力，只要其中一方的势力超越另一方的时候，叔嫂共和的均势便立即被打破。
*场赌**无父子，*场官**无朋友。在奕?跟慈禧太后“叔嫂共和”的均势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世代同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蒙古科尔沁部。执掌科尔沁部的亲王僧格林沁是道光皇帝姐姐的养子，手握着帝国最精锐的蒙古骑兵，更为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曾经统率过皇家禁卫军精英部队，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都有僧格林沁的心腹，蒙古诸王劲旅尽归僧格林沁调遣。在剿灭捻军初期，僧格林沁节制五省兵马，成为满蒙*队军**的最高统帅。
僧格林沁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骑士，他手上的军权跟在皇族中的影响力，让奕?跟慈禧太后都敬畏有加。1865年，捻军在山东、安徽等地与太平军残余势力合流，僧格林沁已经带领骑兵到了山东剿匪前线。僧格林沁远离帝国权力核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向奕?动手。僧格林沁战死前线令奕?措手不及，在汉族武装集团中寻找自己的枪杆子成为奕?最后的选择。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跟太平军作最后决战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经过裁军之后，更已一分为三了，加上江湖帮会暗布，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很难直接掌控湘军集团。淮军集团是一支成长神速的汉族武装力量，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控制李鸿章需要一个令其心动的筹码。可是，失去“议政王”绝对权威的奕?，拿什么离间师徒二人？李鸿章曾经鼓动曾国藩赴上海“阴持外交权柄”，正是这一封私信让奕?窥见了师徒二人的嫌隙。
裁军剪除了曾国藩的羽翼，一纸调令又让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前线剿匪，让李鸿章顶替了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奕?的算盘之中，让曾国藩统率李鸿章的部队，曾国藩势必难以驾驭，这就会导致师生失和。奕?的离间之计相当成功，但这仅仅是抓枪杆子的第一步。李鸿章在两江地盘上大兴军事工业的时候，奕?的盟友、漕运总督吴棠出马了。
吴棠跟李鸿章是安徽老乡，是穷苦人家出身，从知县一路奋斗到漕运总督的高位。吴棠跟奕?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户部右侍朗王茂荫是奕?的盟友，在1853年向咸丰皇帝力荐吴棠，吴棠才得以在*场官**平步青云。
王茂荫在1863年担任六大部委之首的吏部副部长，专管帝国人事任免、升迁、考核大权，成为二品大员。当年，吏部给吴棠的考核评语是剿捻得力，并推荐其到扬州担当剿匪主帅。身为奕?阵营得力的干才，王茂荫的意见自然得到奕?的首肯。
奕?掌控枪杆子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曾国藩带走大批淮军征战在山东地界的时候，又下令李鸿章抽调淮军精锐渡海北上天津布防，刘铭传率领的淮军劲旅就被抽调到周家口驻防，那可是八面受敌之地。[7]调走刘铭传部之后，奕?又下令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防止转移至河南的捻军主力跟西北回民义军联合反清。
杨鼎勋部是整编的洋枪队，为了全面接管洋枪队，李鸿章在上海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最后让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将洋枪队指挥权拱手相让。洋枪队被整编到杨鼎勋部后，一下子成为淮军的精锐之师。淮军精锐部队在两江总督府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奕?又将其调走了。这等于架空了李鸿章。
李鸿章突然意识到奕?的如意算盘：用李鸿章牵制曾国藩，然后调走李鸿章的部队，让淮军精锐尽归爱新觉罗皇族掌管。一石二鸟的布局才刚刚开始，奕?决定将没有大军且跟曾国藩剑拔弩张的李鸿章赶到河南的战场之上，由北京派的吴棠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
奕?将曾国藩跟李鸿章调离两江，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要掌控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早在1862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在天津训练禁卫精英，并聘请英国军官组建洋枪队。当时英国*队军**已经有现代化的火炮，崇厚在天津大规模仿制外国炮车，试铸炸炮。崇厚在天津高调搞军事工业，甚至可以直接从北京拨款，可是规模上不去，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组建天津洋炮局。
1864年6月2日，奕?以“议政王”的身份向同治皇帝上奏折，要派禁卫军中的炮兵精英到苏州洋炮局学习炸炮、*弹炸**以及各种*火军**机器的制作，以及制器之器的使用。奕?当时谋划禁卫军精英学成之后，再向所有八旗部队推广。奕?对禁卫军精英们到苏州学习很有信心，他跟皇帝说：“半年后，当能自出机杼，为他处设局制器之先导。”
天津尽管有英国的军官，可是*火军**制造水平相当有限，跟马格里他们没法相提并论。在军事工业技术缺乏的情况下，奕?对崇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奕?挑选精英到苏州学习制造*火军**以及军工设备的技术，就是要在天津开设军工企业，他要给已经没落的八旗部队提供最先进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让满洲劲旅重振雄风。在“叔嫂共和”均势下，只有让八旗部队起死回生，才能真正成为他们的绝对领袖，也只有抓住八旗军权才能真正主宰帝国命运。
禁卫军精英们在苏州很快学成北上，奕?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崇厚下令，要求崇厚在天津兴办军事工业企业，主要造枪炮。崇厚训练禁卫军的时候，*器武**都是购买的，尽管也督造过火炮，但是对开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就很外行了。崇厚将天津制造局的筹建委托给了密妥士。密妥士是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的弟弟，曾经担任过法、荷、比、普鲁士等国驻华领事的翻译。
密妥士是个大手大脚的人，他给崇厚开列了一份建厂清单：购买国外机器、雇觅外洋工匠、所需船价费用等项约计需银10余万两。李鸿章设立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购买旗记铁厂才花了4万两，密妥士一开口就给崇厚开了10万两的预算清单。崇厚是奕?的铁杆儿盟友，天津制造局开办关系到禁卫军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也是自己重振、掌握八旗劲旅的制胜砝码。奕?马上就给总税务司赫德下令，将天津、东海两关应解户部两成之款，改拨天津局，专办军器*药火**。
关税征收需要时间，天津制造局的第一笔启动资金从何而来？奕?立即召集总理衙门与户部联席会议。户部当时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拿得出银子给天津制造局。联席会议开了几天几夜，总理衙门终于将目光盯向了阿思本舰队。根据阿思本舰队解散的约定，英国人变卖轮船后，要将轮船款项划拨给大清帝国。当时，英国人在香港卖掉了轮船，有8万两白银要划拨给户部。[8]
天津制造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奕?立即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皇帝上奏折，让李鸿章派熟悉*火军**制造的管理人员北上。[9]同治皇帝很快就给李鸿章发了上谕，尽管上谕中没有明示要他派谁，但李鸿章已经明白了奕?的心思，他们是要丁日昌北上天津。
淮军精锐调离两江、吴棠觊觎两江，一旦奕?的谋局成功，两江地界上的军工产业都将成为奕?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筹码。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感叹道：“内廷斟酌之苦心。”[10]现在师生俩别无选择，只能放下恩怨再度联手。
王爷的新猎物：马尾船政
师徒联手
李鸿章在总督府如坐针毡，提笔给远在徐州城的曾国藩写信。
吴棠跟李鸿章是老乡，尽管两人表面上关系不错，在这之前也号称是金石之交。可是奕?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只要李鸿章到了河南剿匪前线，吴棠立即就会跑步进入两江总督府，两江人事、军政大权将全部落入奕?手中。曾国藩率领的汉族武装剿灭了南京的太平天国，在帝国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李鸿章希望曾国藩能够就两江人事“熟筹密陈”。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信的时候内心是矛盾的，奕?的“议政王”头衔被慈禧太后褫夺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军政大权，一定会加速对汉族武装集团的渗透、控制，寻求对抗慈禧太后的政治筹码。两江军政大权的背后就是财富，要想东山再起就得依靠两江。李鸿章此时跟曾国藩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时候老师在前线，手握重兵，慈禧太后会有所忌惮，奕?更会忌惮。可跟曾国藩合作，自己在两江的布局就会重归湘军集团。
紫禁城的波谲云诡令李鸿章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险恶，*场官**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与利用。
李鸿章给曾国藩提交了一份新的两江人事名单：李瀚章担任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11]丁日昌担任类似财政厅厅长角色的江苏布政使。
李鸿章的算盘是，即便吴棠总督两江，只要李瀚章控制了两江重地江苏，丁日昌控制了财政大权，两江依然在淮军集团手上。李鸿章在信中还提出了一套更为露骨的人事安排：李瀚章署理两江总督，丁日昌当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知道按照哥哥的资历，只能做个代理总督，但只要两江位子控制在自己人手上，自己就可以随时回到两江地盘上。
信函快马加鞭被送往徐州城，李鸿章希望老师在人事问题上不要一味地隐忍，尤其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瞬息万变的*场官**令李鸿章坐立不安，因为在给曾国藩写信的时候，奕?跟他要人的命令已经过了三天，老师曾国藩在这个时候会不会真心跟自己合作呢？如果不合作，吴棠会给他筹集剿匪粮饷吗？如果合作，曾国藩会答应淮军集团独霸两江吗？
李鸿章在总督府坐立不安，书信送出的当天，李鸿章收到李宗羲的一封信函。李宗羲在信函中提议，现在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山东剿匪，淮军将士多有掣肘，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领兵剿匪自然事半功倍。曾国藩回师南京，坐镇两淮，为剿匪大军筹粮筹饷。如此一来就断了爱新觉罗王族瓦解汉族武装集团的计划。
李鸿章对李宗羲可是敬畏有加，这位曾国藩的部下在湘军攻克南京后，迅速接管征收商业税的江北厘金局，成为曾国藩搂钱的筢子。李鸿章提出的人事方案中，让丁日昌担任江苏省布政使，其实就是直接夺了李宗羲的饭碗儿。
李宗羲自然不想让丁日昌取代自己的布政使之位，他了解到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已经发出，但是他知道他给李鸿章提出的新的人事方案，李鸿章也会如实跟曾国藩通报。因为李鸿章在奕?的逼宫下，希望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如果曾国藩不支持他，吴棠把持了两江，曾国藩最多就是解甲归田，可李鸿章辛辛苦苦打造的淮军集团却会失去根基，到时洛阳剿匪前线就是淮军瓦解的墓场。
李鸿章非常清楚李宗羲自保的目的，他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将李宗羲的建议告诉曾国藩，一方面又要让曾国藩无法选择李宗羲的方案。11月4日，李鸿章再次提笔给曾国藩写信，信中陈述了李宗羲的方案。李鸿章在信中很委婉地说，当初曾国藩出征山东，已经向朝廷说不再回任两江总督，所以自己在第一封信中就没有提及。
曾国藩对朝廷的承诺是李鸿章最好的借口，另外按照现在奕?的野心，还是不要急于对调。可是自己不走，朝野上下就会嘲笑李鸿章不管国家安危，贪恋权位。李鸿章在信中虚与委蛇，提出按照李宗羲的意见，相互对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自己赴山东剿匪，如此一来朝廷难以掣肘，汉族武装集团后路大局满盘俱活。
李鸿章的这封信无疑将了曾国藩一军。曾国藩之前已经向朝廷表明不回两江，现在因为奕?插手两江，自己突然要跟李鸿章对调，这更容易引起朝廷猜忌。李鸿章万万想不到，他在给曾国藩写信的11月4日，曾国藩同时也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写信，他也为朝廷调李鸿章到洛阳剿匪大伤脑筋。尽管李鸿章一度克扣自己的军饷，可他真要调离两江，由吴棠来执掌的话，那么前线粮饷供给将更糟糕，可是自己如何跟朝廷建议李鸿章的调令暂缓呢？
曾国藩在收到李鸿章第一封信函的时候很是失望，淮军将士在山东战场消极殆战，徽州的淮军将校蠢蠢欲动，大有闹饷风潮的危险，而捻军在曹州境内烧杀抢掠，曾国藩苦心布局才抽调了6000人马，从徐州城兵发曹州[12]。战场上一塌糊涂，两江地盘现在成了北京派争夺的筹码，李鸿章言辞恳切希望自己安排两江人事，可是他第一次提出的人事方案，完全将湘军集团排除在两江之外。湘军集团八年抗战，曾氏兄弟解甲归田，可还有一大帮兄弟在政界、军界，曾氏兄弟需要为兄弟们谋一个美好的未来。
令曾国藩欣慰的是，李鸿章听取了李宗羲的建议，提出了互调的方案。曾国藩在11月7日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出李鸿章不宜去洛阳，应该继续留在两江，为剿匪大军筹措稳定的粮饷。
李鸿章现在难以理解曾国藩的寂寥，当他了解到朝廷将曾国藩的折子留中不发后，决定亲自给同治皇帝写一份奏折。11月25日，李鸿章斟酌再三，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部队没办法远调，粮饷也没有办法专项筹措，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火军**难以供应多条战线。[13]
奕?早已预料到两江地盘争夺惨烈，李鸿章的这份奏折让奕?意识到，曾国藩跟李鸿章师徒之间可以离间，但当他们有着共同利益时，又会联手。没有枪杆子的爱新觉罗皇族，已经成为汉族武装集团的附庸。左宗棠在福建马尾的行动，让奕?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棋局。
赫德阻挠左宗棠
一位头戴蓝宝石顶戴，身穿九蟒五爪蟒袍，胸前绣着孔雀补服的官员，急匆匆跨进了闽浙总督府，直奔总督府内堂。
这位官员可不是一般的官员，他可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在江南是享有盛名的富豪，他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是小伙计出身，跟杭州巡抚王友龄关系密切，在太平军攻破杭州之前，已经混到了杭州粮道的位置。太平军攻占杭州城后，已经身为江西候补道的胡雪岩，转身带领粮队直奔江西，迎接楚军大帅左宗棠。
胡雪岩的千里迎楚军让左宗棠感动莫名，左宗棠在1862年2月26日给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推荐信。左宗棠跟皇帝说，部队已经进入浙江境内了，大军所有粮饷供给需要设立粮台转运，以资接济。左宗棠推荐了一堆人之后，话锋一转，说有一位浙江籍的江西候补道，叫胡光墉（胡雪岩字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已经到江西了，可以委托办理粮道业务。[14]
左宗棠的一封推荐信，立即让胡雪岩成为楚军的粮草大总管，当时身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的奕?替皇帝下达了胡雪岩的新官职任命。[15]左宗棠的大军进入浙江境内后，胡雪岩的家业开始壮大，钱庄、药房也进入快速扩张期。左宗棠挥师福建的时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开设了分号，福州自然成为扩张的重点。
胡雪岩跟随左宗棠进入福建的时候，官职已经升到了按察使福建补用道。这个官职可不像唐廷枢他们那样是花钱买的，而是货真价实一步步混出来的。按照大清帝国官职品级，胡雪岩已经是分管福建官吏的正三品大员了，只是没有上任而已。胡雪岩根本就不在乎上任的问题，他要的就是这个头衔，因为他还有庞大的生意需要料理。
胡雪岩深知左宗棠的艰难，他在杭州的时候就一直实验小火轮，当时已经晚了曾国藩的安庆*械所军**三年，可是杭州的实验速度极慢，法国人德克碑说是轮机的问题。左宗棠立即派德克碑到法国去采购轮机。正因为德克碑的采购，引发了轩然大波，赫德串联北京各路势力，抨击左宗棠的造船行动，甚至动用了英国政府力量来干预左宗棠的计划。
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d’Aiguebelle），出生于法国巴黎，踏上中国土地之前是法国海军少尉，第二次*片鸦**战争时来到中国。1862年，德克碑跟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联手组建了常捷军。1863年，驻上海法国海军舰队司令伙恭任命德克碑为常捷军统领。在跟左宗棠合作的过程中，德克碑颇为卖力。左宗棠向朝廷请功，朝廷特授德克碑提督衔，赏黄马褂。
一位小小的法国海军少尉，两年多就混到了提督将军，德克碑可谓官运亨通。在剿灭太平军的战争结束后，德克碑就面临着失业的危机，因为大清帝国不希望英法雇佣军留在国内。德克碑跟左宗棠表忠心，希望继续留在中国效犬马之劳，甚至愿意仿效华尔，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留辫子穿马褂儿。
德克碑到法国采购机器的消息一出来，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赫德。赫德当年跟李泰国没有做成奕?的舰队生意，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恨得是咬牙切齿。曾国藩在安庆实验轮船就让赫德紧张了一把，左宗棠在杭州实验不成反而让法国人回国采办机器，这样一来英国人的轮船生意就更难做了。更为关键的是，德克碑回到法国，已经向法国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法国政府支持德克碑的行动。
赫德担心德克碑的生意一旦做成，英国政府脸上难看，那样一来英国驻中国领事就会向自己施压，自己一个英国人能够坐上大清帝国总税务司的交椅，一方面是跟奕?关系密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政府力量在背后支撑。阿思本舰队已经让伦敦的政客们丢了大脸，这一次伦敦政客们一旦发火，自己在中国的官位也就难保了。
赫德决定联手威妥玛。
威妥玛，剑桥大学高才生，跟随英国陆军踏上侵华之路，后进入英国政界。威妥玛脑子灵活，喜欢琢磨，到中国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的发音系统。他琢磨更多的是中国内政。1855年，威妥玛成为大清帝国上海海关税务司，开启了洋人掌控帝国海关税务的时代。1861年开始，威妥玛荣升英国驻华使馆参赞。
赫德跟威妥玛在中国混了多年，对爱新觉罗日益削弱的皇权了然于胸，民心与皇权的对峙已经成为大清帝国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则在于吏治的腐败。赫德跟英国驻华使馆商议之后，决定率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给奕?写个报告。
《局外旁观论》送抵总理衙门奕?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场官**震动了。赫德的报告言辞激烈：肱骨腐败、税如牛毛，整个帝国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16]赫德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帝国的各种制度是腐败的温床，导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国要么*国亡**要么被列强瓜分。
赫德在撰写报告的时候，肯定跟威妥玛进行了商议，因为他的报告是跟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一起送达奕?办公室的。两人在报告中抨击帝国官员“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帝国官员的虚荣背后是知识的浅薄、国家实力的贫弱。两人向总理衙门建议，大清帝国自强革新之路，只有帝国官员改掉妄自尊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借西法以自强，才能维护主权和强国富民。[17]
赫德跟威妥玛在报告中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开始兜售英国的产品：铸钱、轮船、*火军**、铁路。这两位给帝国开出的改革药方就是拿来主义，因为中国官员太腐败，也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重要的项目先请洋人来操盘，一如大清帝国的海关管理。至于经费问题，帝国可以向西洋国家进行借贷。
赫德跟威妥玛颐指气使的报告犹如*弹炸**，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全面插手帝国改革。威妥玛撰写的报告事实上是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授意，因为阿礼国上任驻华公使之前，威妥玛一直担任代理驻华公使一职。阿礼国到中国上任的时候，赫德正在跟威妥玛联络要插手帝国改革，这一举动正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阿礼国的旨意，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至上。[18]
阿礼国以照会的方式，将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跟赫德的报告送达奕?办公室。尽管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惊失色，可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奕?突然变得异常冷静。现在慈禧太后已经削掉了自己“议政王”的顶戴，掌控两江的改革又遭遇曾国藩、李鸿章师生的联手*击狙**，但现在阿礼国给自己送来了筹码。洋人都看出帝国需要整体的改革谋划，汉族武装集团怎么能四分五裂搞改革割据呢？
赫德跟威妥玛的报告是总理衙门操盘帝国改革的最好借口，江南制造总局现在已经尾大不掉，但是左宗棠的造船计划才刚刚开始。奕?非常清楚左宗棠跟李鸿章的微妙关系，如果将左宗棠掌控在自己手上，那左宗棠计划中的造船工业将是对抗、吞并李鸿章手上军事工业的最大筹码。奕?决定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崇厚等一干跟经济改革相关的大臣，以通盘大局为重，将各地改革情形，以密折的方式向总理衙门报告。[19]
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把戏。太平军被剿灭后，英国再无剿匪借口，加上第二次*片鸦**战争的赔款已经结清了，英国再无利益可图。现在中国开始大面积地推行改革，西洋各国都在想办法推销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相互竞争，英国人以中国自强的名义，无非就是想卖轮船等给中国，率先套利。
奕身在北京，自然难以知晓欧洲诸国的风云际会。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忙着跟英国人在货币方面一较高下，组织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货币会议，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拿破仑三世的野心就是要成立一个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拿破仑的货币同盟背后，就是要将欧洲多国的货币主权操控在法国人手上，让法郎成为取代英镑的全球性货币。
拿破仑三世的疯狂举动令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相当愤怒，法国人操纵货币就是要图谋英国人的全球霸主地位，在东方自然不会将中国市场拱手相让。当德克碑回到巴黎，通过军方向拿破仑三世传递了大清帝国南方重臣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后，拿破仑三世当即表示同意，并下令从法国选派工匠，跟随德克碑一起到中国，传授法国的造船技术。
左宗棠得到德克碑从巴黎传来的信息后，意识到大清帝国的改革已经卷入英法两个列强的争霸战争中，英国人跟法国人无论是兜售轮船，还是派出工匠，都压根儿没想让中国人掌握西洋先进技术，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垄断技术，向大清帝国倾销工业产品，套取大量黄金白银，进一步操控大清帝国的改革，以增加他们称霸全球的筹码。
当左宗棠收到总理衙门关于赫德跟威妥玛报告的抄阅件时，意识到伦敦跟巴黎宫廷的较量背后，赫德是这一场国际角力的重要幕后推手。因为在左宗棠的计划中，除了选定法国人德克碑帮办轮船工业外，正在汉口海关税务司任上的法国人日意格，也是左宗棠内定的国际人才。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情仇，在左宗棠重用日意格开始时就进一步恶化了。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自幼家贫，早年效力于法国海军，1858年随英法联军进入广州。1863年，李泰国辞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日意格成为赫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曾经亲密无间的侵略盟友，顿时形同陌路。失意总税务司的日意格重返军界，跟德克碑一样就职于常捷军。太平军被剿灭后，日意格向左宗棠保证，愿意留在帐下效犬马之劳。
左宗棠对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了然于胸，可万万没想到赫德将个人恩怨推向了国际交锋，他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密折，提出西方各国都在搞工业革命，不能上了西洋列强的当。更重要的是邻居日本也正迎头赶上，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内乱不已，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中国必须学习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轮船制造工业，如此一来，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枉，一时之费，数世之利。[20]
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密折中，详细汇报了兴办轮船工业的计划：在福建海口罗星塔建立造船基地，聘请西洋工匠，同时派出大量好学者，学习西洋技术。至于造船经费，直接从闽海关划拨，如果费用不够，可以通过在闽浙征收商业税的方式，补贴费用差额。轮船造成之后，派人跟西洋技师出海操练，优秀者可加官晋爵。
兴办轮船工业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以赫德为首的西洋势力，北京城的顽固分子经不住赫德的忽悠，认为现在不打仗了，造船没用，如果真要用轮船进行国防，可以直接购买，那样成本低廉。左宗棠为了堵住顽固分子之口，给总理衙门提出，轮船造成之后，可以投入漕粮运输之中，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运输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商业运输，降低商民的运输成本，有利于商业的兴旺。[21]当然，战争一起，轮船可以立即成为军舰，护卫国家安危。
轮船工业是曾国藩朝思暮想的一项改革，奕?也非常清楚，英法列强就是从海上打到北京城的，如果大清帝国没有强大的海军舰队，那么两次*片鸦**战争的悲剧将重演。
一场国际国内的博弈，矛头直指帝国的核心利益：改革自强。奕?一看左宗棠说得在理，如果此时总理衙门拖延，不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自己在帝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改革中将筹码尽失。奕?鼓动同治皇帝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在拿到皇帝批复后，左宗棠第一时间将胡雪岩叫到总督府，命令胡雪岩立即筹备建厂。红顶商人胡雪岩出马，大量的江浙资本涌向左宗棠，身在北京的奕?决定对左宗棠釜底抽薪。
左爵爷马尾布局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1866年10月14日，闽浙总督府议事厅。
身穿锦鸡补服，头戴珊瑚顶戴的闽浙总督、二等恪靖侯左宗棠望着对面的德克碑，频频地点头。德克碑身穿西服，头发油光可鉴，他一字一句很是费力地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将一份合约递给左宗棠。
德克碑静静地等待左宗棠的答复。左宗棠一遍又一遍地看德克碑的合约，这是跟胡雪岩商议过的一个人才引进模式。左宗棠担心西洋技术人才跟管理人才会依仗背后的国家政治，在中国人掌握了技术之后赖着不走，决定用合约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约束，只要聘用期一到，中方有权按照约定，解除洋人的一切职务。
左宗棠正在琢磨合约的时候，突然接到京城传来的圣旨：“奉到恩令，调督陕甘。”[22]
陕甘总督的调令一到，让左宗棠跟德克碑都惊讶不已。因为福建造船工业才刚刚开始，左宗棠正准备让德克碑、日意格与胡雪岩一起草拟造船厂的章程、设计规划、人员招聘、机器采购等事宜。现在德克碑的合约还没有签订，日意格还在江海关税务司任上。左宗棠一旦离开福建，以德克碑为首的法国技术班底将作鸟兽散，生意本在杭州的胡雪岩，也不会将大量的物力财力投向福州，那么福州造船工业将前功尽弃。
同治皇帝已经下令吴棠接任闽浙总督之位。
吴棠接任闽浙总督背后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场官**交易，奕?的目的就是要夺走左宗棠刚申请下来的福州造船工业项目。奕?迫不及待地要操控闽浙地盘，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早在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了一家船厂，法军东亚舰队司令饶勒斯不善经营，令三艘炮船荒废，当他了解到左宗棠在杭州实验轮船的消息后，派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去游说左宗棠买下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23]左宗棠拒绝了饶勒斯的无理建议，但是日意格此后一直充当左宗棠造船工业的幕后推手。奕?有理由怀疑法国人假手日意格，实现操控大清帝国造船工业之目的。
事实上，在奕?将吴棠调任闽浙总督的背后，英国人也一直在盯着福州的造船项目。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照会没有阻止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赫德担心巴黎宫廷会通过日意格、德克碑掌控中国的造船工业。从1867年赫德一手操纵吴棠转任四川总督看，不排除英国人可能在1866年同样运作吴棠出任闽浙总督一事。
吴棠调任闽浙总督对于奕?、李鸿章、赫德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奕?通过赫德掌控造船工业，未来的新式海军舰队将顺理成章地落入他的手里。奕?通过工业、军事两大筹码足以对抗慈禧太后，重建“叔嫂共和”的和谐政局指日可待。对于赫德来说，吴棠出任闽浙总督后，福建造船厂一定会聘请大量的英国人才，采购大量的英国设备，英国人将成为造船工业的核心。
对于李鸿章来说，吴棠调任闽浙总督一方面可以让奕?的心态平衡一点，更重要的是可以清除一个在江南争夺工业改革话语权的强悍对手。当年李鸿章的部队长驱直入浙江辖区，收走了大量税赋，令他和左宗堂关系更加紧张。左宗棠在福建的造船工业一旦做大，势必会分流江南的资金。更让李鸿章紧张的是，张斯桂已经离开了两江的军工企业，意欲随胡雪岩南下，一旦张斯桂将大量的江浙资本带到左宗棠阵营，这对于淮军集团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另外，曾国藩在山东剿捻力不从心，可能跟李鸿章对调，重返两江总督府。一直盘踞两江的李鸿章，若出马剿灭捻军，将左宗棠拉到剿匪战车上的谋划就不足为奇了。
吴棠成为奕?南下的急先锋，李鸿章跟赫德也没有反对，所以在左宗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纸调令就下来了。奕?的理由是陕甘回民叛乱，需左宗棠调集大军前往*压镇**。左宗棠深知调任陕甘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大棋局，他决定想一个两全其美之计，保全福州的造船工业。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
左宗棠在家仆的陪同下，走进了福州城宫巷。宫巷沈家是福州城有名的官宦之家，沈家进士老爷沈葆桢和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喜结良缘，在福州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美谈。没错，左宗棠就是要去沈府。
沈葆桢在福州城可谓传奇人物，小时候体弱多病，一直跟舅舅林则徐关系密切。1839年，沈葆桢考中举人，当年跟林普晴完婚。次年，沈葆桢携妻进京赶考，结果落第不中，夫妻俩伤心而归。1844年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考场上的这对宫巷父子兵，双双落榜，黯然而归。1847年，沈葆桢三进北京城，终于以第3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那一年的进士榜上，有一位终身成为沈葆桢阴影的同科，即第34名的李鸿章。
沈葆桢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期间，保全了江西广信，名闻天下，咸丰皇帝立即摺升他为广饶九南兵备道员。曾国藩对沈葆桢的能力很是赏识，1861年，他请沈葆桢到安庆大营，跟李鸿章同为幕僚。曾国藩对沈葆桢委以重任，力荐其出任江西巡抚，沈葆桢成为湘军大佬。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洪仁玕等。
左宗棠跟沈葆桢同为湘军大佬，交情甚笃。左宗棠到福州后，沈葆桢正在家丁忧守制。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还没有坐热，就被各方势力盯上了，眼下的轮船工业才开始，一旦让吴棠到了福州，轮船工业就可能落入英国人的掌控之中。左宗棠决定请沈葆桢出山。
沈葆桢丁忧的背后是*场官**倾轧，他其实是被排挤出了江西*场官**。如果让沈葆桢接手轮船工业管理，他就可以通过改革之路，重返帝国*场官**，光耀沈林两家门第。
沈葆桢将左宗棠礼让进客厅，两人深入交流了轮船工业的未来，左宗棠希望沈葆桢能够出山，帮他将马尾轮船工业搞起来。沈葆桢一直在听左宗棠高谈阔论，杯中茶叶都换了三轮，直到华灯初上，沈葆桢也没有答应左宗棠的邀请。最后，左宗棠只有带着家人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宫巷尽头。
福州将军英桂跟福建巡抚徐宗幹走进了总督府，左宗棠正忙着跟德克碑、胡雪岩商议马尾船厂事宜，面对这两位不请自来的同僚，左宗棠请二位坐定。徐宗幹将一份联名信递到左宗棠手上，原来是沈葆桢率领百名福州贤达，恳请闽浙总督左宗棠暂缓西行，留下来造轮船兴工厂。[24]
在联名信中，贤达们认为轮船工业乃国家万世之功，现在以德克碑为首的洋官乖顺，法兰西皇帝已经承诺将造船技术传授给中国人。加之福州的马尾一马平川，地质坚实，是帝国造船基地的不二之选。现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机不可失，非左宗棠这样的封疆大吏不能成事。
沈葆桢在联名信中强调，轮船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千秋伟业，事成则可以享受到无穷的好处，如果失败，大清帝国将让天下寒心。联名信中还提出，西征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朝廷可以让左宗棠暂留福州，让先头部队前行部署。等外国工匠齐聚马尾，造船大业有了头绪，左宗棠再北上西征。
英桂跟徐宗幹两人很快将百贤请留疏送抵紫禁城。同时，同治皇帝的御前还收到了一份来自福州的折子，内容是奏请朝廷派沈葆桢总理船政，写折子的人正是左宗棠。左宗棠认为，兴办轮船工业势在必行，不能因为自己离开福州而将轮船工业搁置，由于轮船工业事多烦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是不二人选。
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对沈葆桢的赞美之词极度华丽。沈葆桢身为林则徐的女婿、曾国藩的门生，剿灭太平军时功勋卓著，名望为中外敬仰。更为可贵的是沈葆桢思维缜密，早在皇上的圣明洞见之中。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现在沈葆桢是闲居在家的在籍公务员，自己跟英桂、徐宗幹他们商议，沈葆桢可堪重任。[25]
拉着皇帝来抬举沈葆桢，左宗棠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只有让沈葆桢接手轮船工业，自己多年苦争的事业才能延续。左宗棠心底还有一个如意算盘，李鸿章在上海大搞军工，一旦左宗棠离开福州，李鸿章的手就会想方设法伸向福州，操控轮船工业，那样一来万里海疆都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而让沈葆桢执掌福州船政，他岂能让同科李鸿章操控自己的命运？
左宗棠在西征之前，一定要将沈葆桢这位显赫的官二代推向帝国改革的前台，这样才能遏制住李鸿章的一支独大。沈葆桢一眼就看穿了左宗棠的用意，跟已经是淮军领军人物的李鸿章抗衡，自己单枪闯马尾，各色人等岂能听命于自己？如果局面不能操控，终将败兴而归。
左宗棠有十足的把握请沈葆桢出山。现在曾国藩在山东境内陷入僵局，李鸿章需要亲自上前线，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来顾及沈葆桢的浮出。加上现在西北回民跟捻军有联盟合围京城的倾向，朝廷希望自己早日北上平乱，如果不答应自己的安排，乱军*攻围**北京，那时爱新觉罗王朝真的就到了尽头。
宫巷深深，左宗棠再次来到沈家大宅。左宗棠向沈葆桢承诺，自己一定向皇帝争取，特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由中央颁发专门的关防大印，凡是涉及船政的事情，都由沈葆桢专折密奏，以防掣肘。最重要的经费问题，可以跟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会商，随时调取。[26]
左宗棠的允诺让沈葆桢心里有了底儿，但是沈葆桢还是没有答应左宗棠的邀请。沈葆桢非常清楚现在马尾船政的症结，德克碑跟日意格追随左宗棠多年，在左宗棠面前恭顺，换了新主人后，法国人的恭顺会延续吗？现在的马尾还是烂泥塘，自己一头扎进去，那可就跟如日中天的同年李鸿章成了*场官**对头，一旦出现问题，自己将身败名裂。
左宗棠又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出一切工料、洋匠的聘请、华工的雇用、工艺局、学堂等事项都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左宗棠再次向皇帝推荐胡雪岩，夸奖胡雪岩有才干，办事用心，熟悉洋务，是船政断不可少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胡雪岩在洋人中信用很好。
左宗棠的折子送达紫禁城，以奕?为首的北京派密谋于东堂子胡同49号，整个总理衙门灯火通明。左宗棠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马尾的轮船工业由船政大臣专项料理，无论是闽浙总督，还是福州军区，都只能是会商配合。现在西北回民*反造**，跟捻军形成东西夹击态势，有合围京畿的动向，如果不答应左宗棠之请，左宗棠一旦拖延出兵西北的时间，那样一来京城危急。
总理衙门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决定将吴棠塞到船政的大局之中。很快，同治皇帝就以廷寄的方式，向闽浙地界上的大员们宣布了朝廷的决定：“沈葆桢办事向来认真，先刻木质关防大印，以昭信守，待船政办成，再颁发新的关防大印。一切应该办理的事情、需要的经费，闽浙总督吴棠、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幹经理，随时与沈葆桢会上，不可延误。”[27]
奕?伸向轮船工业的手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现形了。沈葆桢身为船政大臣，总理一切船政事务，费用问题需要闽浙*场官**合力解决。吴棠身为闽浙总督，自然要参与船政大业会商。左宗棠已经意识到，朝廷没有明确胡雪岩在船政中的角色，只是交给沈葆桢差遣，而奕?已经给马尾船政成立了四人董事局，沈葆桢为执行董事、董事长，吴棠、英桂、徐宗幹为董事，他们手中可是攥着沈葆桢的资本命脉。
法国海军部的部署
1866年12月28日，两位法国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两位法国人站在甲板上，遥望北方。戎马倥偬的大帅已经北上剿匪，现在他们带着大帅的合约，踏上了回国之路。没错，甲板上一位是日意格，一位是德克碑。这两位就是左宗棠北上剿匪之前，为沈葆桢签下的洋人高级管理人员，都是跟左宗棠征战杀伐过来的洋人，对左宗棠言听计从。
日意格现在是马尾船政监督，德克碑是副监督。德克碑心里多有不快，因为在跟左宗棠剿灭太平军的时候，日意格在大清帝国的最*官高**衔是总兵，自己是提督。左宗棠本来要任命自己为监督，没想到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来尼冒出一句：日意格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且礼数、公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就这样，德克碑的监督位子被让给了日意格。
白来尼一句话就让日意格摘了桃子，德克碑的胸中怨气为帝国轮船工业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在左宗棠北上之前，德克碑、日意格两人已经跟大清帝国签订了五年合同，要在五年之内建造11艘150马力的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
日意格跟德克碑这一次回国任务艰巨，一方面要采购设备、招聘人员，更重要的是回国灭火。现在法国巴黎充斥着福州船政的谣言，传的最邪乎的是福州的船政跟北京政权无关，法国人现在卷入福州地方当局，一旦福州地方当局跟北京闹翻，那么法国军人就可能变成协助地方政权*反造**的帮凶，到时候北京朝廷就可以拒绝履行跟巴黎签署的一切合约。
巴黎的谣言正是来自日意格他们的法国同胞巴·德·美理登（Baron De Meritens）。美理登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1860年，他跟随侵华法国专使葛罗向北京挺进。那个时候的美理登还只是一个翻译，可这位小翻译在联军抵达天津后，威胁咸丰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说不答应法国人的条件就要挥师北京。美理登在第二次*片鸦**战争结束后，混到了一个闽海关税务司的美差。
美理登跟那位挑动第二次*片鸦**战争的英国人巴夏礼关系密切，所以赫德执掌中国海关税务司后，美理登就成了赫德的心腹。当赫德跟威妥玛在北京布局失败后，眼见从巴黎回到中国的德克碑成为船政监督人选，尤其是带着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回到中国的。赫德没办法向伦敦宫廷交差，便立即掉转枪头，唆使法国人内讧，企图将亲伦敦宫廷的美理登安插进福州船政。
这时正好有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赫德顺理成章地利用美理登。1866年，法国要在巴黎搞博览会，这是拿破仑三世在国际上扬威的一次行动，所以邀请大清帝国参加。当时总理衙门将参展任务交给总税务司，赫德就派美理登协助大清帝国到巴黎参展。作为赫德在海关税务司的下属，只要美理登借机在巴黎给日意格他们造谣，就能在巴黎宫廷搞臭日意格他们。赫德假意将美理登推向福州船政监督的位置，美理登出于感恩，就开始不断造谣。
美理登身为闽海关税务司，现在又是助大清帝国赴法参展全权代表，他的言论很快引起了法国远东舰队的注意，消息迅速传到了巴黎宫廷。一个是地方势力，一个是全国正统，地方势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一举夺得天下，拿破仑三世自然不想丢掉跟北京朝廷的合约，他要与英国人同享中国利益。
巴黎宫廷被谣言蒙蔽，日意格跟德克碑身为局中人，自然要回国争取巴黎宫廷的支持。左宗棠、胡雪岩跟两位法国人提出一个五年造船计划：预算300万两白银，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28]
德克碑跟日意格更看重左宗棠在合同中提出的现金激励措施：在五年期限内，以日意格、德克碑为首的洋人承包商，如果能够完成造船任务的同时，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24000两银，奖励各类师匠共6万两银。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如果日意格他们出色完成任务，朝廷应该再加奖励，以昭著忠顺。[29]
左宗棠将马尾船政移交沈葆桢之前，一方面跟国际人才签订聘用合同，让大清帝国的轮船工业规范化，一切按照契约精神执行，另一方面推出巨额现金激励，刺激国际人才的积极性。左宗棠在离开福州之前，如此周密安排，大兴轮船工业之苦心可见一斑。在大清帝国以军事工业开启的改革浪潮中，左宗棠开创了现金激励之先河。
左宗棠北上期间，日意格跟德克碑在海上航行了33天，于1867年2月1日抵达巴黎。两位法国军人在大清帝国混成了将军，更成为左宗棠大帅的帐下红人，自然也成为法国海军的光荣。法国海军部对德克碑、日意格的归来给予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日意格和德克碑向法国海军部说明，福州的船政是大清帝国皇帝的一项工程，属于中国的国家工程，它对法国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交易。一番欢迎之后，海军部没有继续听日意格跟德克碑的陈词，甚至一度回避二位。
法国海军部背后一刻也没有闲着，尽管美理登的说辞令巴黎各方拿捏不准，可是日意格跟德克碑实实在在拿下了中国轮船工业的巨额承包合同。面对巨大的诱惑，法国海军部行文向其驻香港海军司令调查真相。胡雪岩迅速获得了法国海军部调查船政一事，意识到日意格他们在巴黎遇到了麻烦，决定专程到上海争取白来尼的支持。
1866年3月，胡雪岩走进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白来尼跟胡雪岩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双方自然显得很轻松。胡雪岩反复跟白来尼强调，福州船政是在大清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创建的，自然是国家的。另外造船需要帝国多个海关的财政支持，面对强大的资金压力，地方政府岂敢跟北京作对？胡雪岩还向白来尼说，左宗棠一向讨厌英国扩张势力，所以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他跟法国人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自然希望这一次也跟法国合作。[30]
胡雪岩的一番说辞令白来尼动心了，眼见白来尼眼睛里对船政大生意冒绿光，胡雪岩进一步向白来尼说，大清帝国愿意跟巴黎合作，不想让英国人独占好处。白来尼一听非常高兴，但胡雪岩话锋一转，他希望白来尼调查美理登的真实身份，不能因为赫德在背后唆使，就破坏了中法两国政府的合作。
白来尼听后很无奈地告诉胡雪岩，美理登虽是法国人，可他并不是法国政府派往中国的官员。他在第二次*片鸦**战争中只是翻译，之后就一直受雇于中国海关，是在替中国工作。大清帝国聘用日意格跟德克碑，他们的担保还是自己出面的，所以巴黎宫廷并没有让美理登取代他们的意图。
法国驻香港的远东海军司令罗杰正一筹莫展，法国海军部让他调查福州船政，现在德克碑跟日意格已经脱离了法国海军，美理登在英国人手下为中国政府做事，如果让美理登进入福州船政，身后的英国人将从中渔利。如果自己支持日意格他们，一直图谋中国海军的英国人，一定会认为法国人搅黄了英国人的计划，伦敦跟巴黎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
身为远东海军司令，罗杰自然不希望放弃打入大清帝国海军心脏的机会，他很快掌握到美理登身后是英国人在操盘。罗杰同时还了解到，白来尼在上海已经站到了日意格这一边，于是罗杰跟白来尼联手，向巴黎宫廷报告说，福州船政是大清帝国皇帝支持的国家工程。罗杰在7月10日写给海军部长热罗利的函件里，非常坚决地劝告他不要阻止日意格的工作。罗杰担心海军部无法改变巴黎的局势，还写信给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希望皇帝支持日意格的主张。
法国海军部得到上海跟香港的报告后，作出了一个令日意格他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们允诺保留二位的法国军籍，并同意他们以法国海军军官身份受雇于大清帝国。此时，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北京的奕?，万万没有想到法国海军部在巴黎的部署。沈葆桢在两位洋人重返中国后，依然按照左宗棠签署的聘用合同，重用两位带着法国海军部秘密使命的军人。
竹枝词案震京城
福州船政遭掣肘
巴黎城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法国海军部迅速将日意格、德克碑的情况向国王拿破仑三世进行了汇报。一心要当欧洲老大的拿破仑三世兴奋异常，没想到两位法国低级军官，居然能够在短短几年内混成中国将军，还能拿下轮船工业的大单，这是英国人都没有实现的宏伟目标。当初，拿破仑三世听闻左宗棠的庞大计划后，就叮嘱海军部一定要抓住机会，没想到德克碑他们这么快就将计划变成了现实。
拿破仑三世决定见见这两位闯荡中国的将军，就立即让海军部安排两位将军进宫。1866年7月15日，日意格跟德克碑在王宫中觐见了拿破仑三世，当他们将中国轮船项目介绍一番后，拿破仑三世早已激动得心跳加速，“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31]拿破仑三世还给日意格和德克碑颁发了勋章，以示奖励。
日意格跟德克碑走出王宫，带着拿破仑三世跟海军部的神圣使命，开始为大清帝国招揽人才。历经7个月，日意格率先带着12名法国工匠回到福州，还带回了轮机、洋铁、机器等设备。日意格率领的欧洲技术团队到马尾后，沈葆桢发现这样一支队伍要完成五年期合约很困难，于是电告还在巴黎的德克碑，令其再招技术人员来华。
德克碑迅速跟阿弗尔市马泽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的一位工程师搭上关系，在这位工程师的帮助下，德克碑又招聘了39名法国工人跟工头，其中绝大部分工人都在铁路建筑工地工作过。到了1868年3月，德克碑带领扩招的法国工人回到了马尾工地。
曾经荒凉的马尾，一下子拥入了51名欧洲人。最让沈葆桢满意的是法国罗什福尓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Trasbot）的到来，这位是日意格带回来的第一位真正拥有造船技术的专家。[32]不懂船政的日意格，委任达士博为马尾船厂总工程师。
沈葆桢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奕?为了掌控船政，命令闽浙总督吴棠从上海跟香港船坞招了一批工人。总督大人招来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工友高，纪律却很差，对考勤制度置若罔闻，经常迟到早退，令其他工友很是不满。
更让沈葆桢头疼的是，吴棠经常跟左宗棠留下来的管理人才发生摩擦。左宗棠除了留下胡雪岩，还推荐了处理财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人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33]
吴棠对左宗棠北上之前的人事安排相当不满，这让自己根本就没办法按照计划掌管福州船政。令沈葆桢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搞人事斗争之前，吴棠试图拉拢福州将军英桂。吴棠跟英桂说，马尾船厂未必能搞成，即便成功了又有什么用呢？英桂是满洲正蓝旗赫舍里氏，是举人出身的帝国将军，在帝国军政界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吴棠拉拢英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左宗棠之前在给北京的奏折中，强调船政资金的重要来源是闽海关的关税，现在英桂兼任闽海关监督，掌握着福州船政的钱袋子。吴棠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英桂站到自己这一边，掐断一阵儿船政的资金，沈葆桢一干人马自然就会乖乖出局，自己掌握福州船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吴棠有点找错了庙门，身为沿海军区的司令员，英桂自然对左宗棠是极力支持的，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背后，英桂一直出谋划策。[34]英桂没有搭理吴棠，这让吴棠的计划落空。吴棠决定给沈葆桢一个下马威，拿出总理衙门的信函，说总理衙门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到时候搞得船没有造出来，钱反而花光了。
吴棠这样做，就是利用奕?来弹压沈葆桢，要让沈葆桢明白，总理衙门对福州船政不放心。可沈葆桢是个认真的人，立即阅读了总理衙门的信，发现总理衙门的信函就是问问马尾船厂的进展，根本没有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一说。[35]
吴棠万万没有想到，左宗棠虽在千里之外，英桂跟沈葆桢两位还将船政事业奉为圭皋。吴棠决定对左宗棠的死*党**、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动手，一出惊天大案在闽浙总督府密谋开来。堂堂总督要对左宗棠留下的船政要员下手，一干不得重用的官员摸准了吴棠的心事。英桂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总督大人爱答不理，那就硬将英桂拉入局中，将一出大戏唱响紫禁城。
吴棠大搞冤错案
1867年3月11日，同治皇帝雷霆大怒。
同治皇帝接到了福州将军英桂的奏折，说署理福建布政使夏献纶交给英桂一首竹枝词，里面牵涉督、抚、司、道大员。英桂不敢专断，故“钞录呈览”。
这首竹枝词记叙的是周开锡买的一位婢女是延平知府李庆霖送的，休掉的小妾是让同知沈应奎安顿的。周开锡身为护理巡抚，为一省之父母官，居然收受下属赠送的婢女，[36]还让下属给安顿休掉的女人，整个福建*场官**成了拉皮条的风月场所。同治皇帝正处于青春期，没想到帝国官员如此张狂，自然对竹枝词描述的香*情艳**事难以饶恕。
令同治皇帝暴怒的还有周开锡跟李庆霖结*党**跑官的嫌疑。当初朝廷调左宗棠西征，新任总督吴棠远在两江，福州将军英桂兼任福州巡抚。朝廷决定让英桂代理闽浙总督，这样英桂就不能再兼任巡抚一职，周开锡担任护理巡抚。竹枝词也记叙了周开锡担任福建护理巡抚之前，以李庆霖为首的一批左宗棠老部下，向英桂求情让周开锡上位的事情。[37]
英桂向朝廷上呈竹枝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竹枝词反映的情况，周开锡跑官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英桂自己。英桂面对这样的指控，知道自己不可能扣押下来。
周开锡跑官，英桂成为案件的主角之一，所以必须向皇帝汇报，否则就会落下欺君之罪。竹枝词的逻辑非常严密，它记叙李庆霖跟周开锡一干人马属左宗棠*党一**，周开锡坐上福建巡抚的位子，就会成为左宗棠遥控福州政局最有力的棋子，李庆霖等人也可以官运亨通。自然，李庆霖送给周开锡婢女，沈应奎为周开锡照顾休掉的小妾等*场官**上的龌龊勾当就上演了。
竹枝词还指出周开锡的护卫亲兵问题。周开锡本是福建的布政使，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员级别，是不能够配备亲兵护卫的。尽管周开锡后来成为护理巡抚，但官衔没有任何变动，自然也就不能享有亲兵护卫的待遇。竹枝词指控周开锡擅自配备亲兵护卫，按照帝国宪法《大清律·兵律》，应交由兵部进行军事审判。
同治皇帝攥着英桂的奏折，看到周开锡只是竹枝词揭发的诸多官员中的一位，其他征收商业税、创造轮船、重用亲信等问题，都被一一编进了打油诗里。闽浙地界上，上至总督，下至知府道员，整个*场官**都成为举报对象。更为奇怪的是，英桂通过审查发现，夏献纶手上的竹枝词是管理盐场的盐法道海钟递交的，海钟又是从道员丁杰手上拿到的。
丁杰当时的职务是按察使衔候选道员，按照行政级别，他跟周开锡是平级的，可是周开锡的布政使是实权，丁杰虽拥有按察使的官衔，却只是一个候补的干部，只有等福建*场官**有空位子，他才能获得实权。丁杰跟英桂汇报说，自己走在大街上，有人向自己的轿子里投了竹枝词，具体是谁投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匿名的竹枝词牵涉了整个闽浙*场官**，左宗棠以及跟左宗棠相关的一干人马都成为控诉对象。面对连环指控，同治皇帝认为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真相，否则将后患无穷。
同治皇帝在3月11日这一天给军机处发了一道上谕，说在英桂呈送的《道员丁杰交出竹枝词，钞录呈览》一折中，丁杰的说辞反复，有不少疑点，这些疑点都涉及闽浙军政大事，军机大臣一定要让英桂面传丁杰，搞清楚竹枝词到底是什么人所编。吴棠刚刚抵达福建，不用回避，应该跟英桂一同调查此案。
同治皇帝命令一下，吴棠立即跟英桂组成专案组。
吴棠有了同治皇帝的上谕，觉得比总理衙门的信函管用多了，看沈葆桢这次还能怎么对付。当时，休病假的周开锡，身体已经痊愈，准备回福州上班，因为这时马尾船厂的基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沈葆桢希望周开锡能够早日回来帮忙办理船政，但吴棠却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病假。[38]
竹枝词中提到的征收商业税、创办轮船工程等都跟周开锡有关，吴棠不让周开锡重返*场官**，以休病假的名义将沈葆桢的这位得力助手打入冷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一方面让沈葆桢失去左膀右臂，因为周开锡被调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就不敢来福州，他身为红顶商人，一旦牵扯到福州*场官**大案中，他的生意可就完蛋了。另一方面，吴棠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员进入船政，迅速清理左宗棠在福州的势力，完全孤立沈葆桢。
吴棠立即将相关涉案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李庆霖成为审查的重点人物，延平府那么清静安逸的地方，李庆霖不在那里舒舒服服当知府，偏要跑到福州帮沈葆桢搞船政，这背后一定有文章。竹枝词中显示，李庆霖给周开锡送了一个婢女，这就是李庆霖拉拢周开锡，向沈葆桢船局渗透的手段。
远在北方的左宗棠听闻吴棠的行动，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左宗棠在信中大夸吴棠担任河道总督时美誉满天下，连皇帝都常常问起吴棠。左宗棠夸吴棠那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把吴棠架到道德圣人的高度，让他沾沾自喜，这样他才会听取自己关于竹枝词案的劝告。左宗棠在书信中说，吴总督初来乍到，可能有不少小人蒙蔽视听，令其对福建*场官**和船政有误解。[39]
吴棠根本就没有在意左宗棠的规劝，继续将竹枝词案扩大化。周开锡、李庆霖、沈应奎一干人马全部被隔离审查，而跟竹枝词毫无关系的叶文澜也被隔离审查了。
审查叶文澜是因为一位叫陈永禄的讼棍。叶文澜是地方绅士，加之与左宗棠关系密切，所以在福州声望很高。左宗棠一走，陈永禄就开始纠缠叶文澜，将陈年旧账一股脑儿往叶文澜身上招呼。吴棠亲自过问陈永禄诉叶文澜案，他明明知道叶文澜是被人诬告，却不立即结案，反而对陈永禄诉叶文澜一案一审再审。[40]
夏献纶一直是左宗棠倚重之人，在福建负责为左宗棠筹措粮饷，没想到丁杰的一本竹枝词，让他充当了举报的托儿，这就是吴棠的高明之处。周开锡是布政使，夏献纶顶替周开锡代理布政使，这就是要分化左宗棠阵营，让周开锡跟夏献纶分道扬镳。
夏献纶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将福州*场官**的情况详细向左宗棠进行了汇报。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给吴棠写信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颠倒是非黑白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左宗棠给夏献纶的信中告诫，不要因为他人的*谤诽**而退缩，也不要去跟小人争执，我辈肝肠如雪，何惧造作言语？如果你夏献纶跟周开锡都要离开福建，我们对轮船事业的一腔热血，将洒向何处呢？
在给夏献纶的信中，左宗棠告诉在福州的嫡系们，沈葆桢关于船政事务的奏折，左宗棠是要联名才能上奏的。按照朝廷给福州船政的批文，沈葆桢作为专门负责船政的大臣，新到的闽浙总督是不能擅自插手的。吴棠作为新任闽浙总督，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有了解清楚，就听信那些宵小之徒的谣言，搞得整个福州城人心惶惶。[41]
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竹枝词的背后玄机，一个是商业税问题，一个是楚军嫡系问题，吴棠把矛头对准的是船政，真正的目标是自己。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宣布降低商业税的征收比例，这让做生意的人很是开心，大多称颂吴棠爱民。左宗棠嘲笑吴棠这是沽名钓誉，表面看是降低商人税赋，实质上是为了恢复陋规，以便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
商业税的征收事关船政的经费和左宗棠北上剿匪的军饷，吴棠降低征收标准，势必造成船政跟军饷资金链紧张。现在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果造船，北上剿匪难保成功；如果确保剿匪军饷，那么船政的五年之约难以实现，那可是左宗棠当年给北京朝廷立下了军令状的。左宗棠劝告夏献纶，商业税背后涉及吴棠对船政核心利益的争夺，就是要逼迫自己放弃对船政的控制，所以吴棠轻易不会放弃关于商业税征收的主张。
夏献纶现在进退两难，身为福建代理财政厅厅长，商业税的征收若听命于吴棠，就会让左宗棠陷入两难之中。左宗棠在第二封信中跟夏献纶说，福州的兵制、财政问题都在朝廷备案，现在吴棠搞的税改事关船政，他想改，就需要上奏北京。在吴棠税改方案还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身为财政厅厅长的夏献纶不要跟吴棠激烈争执，否则会激怒他，他会走北京的门路，让税改成为事实。[42]
左宗棠给夏献纶出了一招，长官有错，下属不能不说，否则就未能勤勉尽责，所以夏献纶应该向吴棠详细说清楚各项原委，建议吴棠去详细阅读原委成案。当然，如果吴棠执意我行我素，不问青红皂白，左宗棠建议夏献纶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据理力争，不能坐视沈葆桢一手经营的船政伟业被破坏。[43]
这时，被调查的主角儿周开锡不想干了，他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跟苦闷。左宗棠在给周开锡的回信中说，自己跟吴棠没有什么交情，不知道这个人的深浅，当初收复杭州的时候，自己在胡雪岩分管的粮道看过吴棠的公文，从公文中可以窥见吴棠的庸鄙。[44]
面对船政伟业，左宗棠依然劝慰周开锡要和悦而铮，如果实在理解不了，那就洁身而去。[45]
面对闽浙地界不可动摇的楚军帮，吴棠明白不彻底将左宗棠的人给搞出局，自己就难以掌控船政。左宗棠面对老部下欲纷纷离开福州的局面，长叹一声：“平生志事，百无一就，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左宗棠在给夏献纶与周开锡的信函中忧愤感叹：“近日封疆之吏，将帅之选，多不惬人意，而时事则日棘一日，深为可忧耳！”
左宗棠的无奈
想当年，作为曾国藩府邸四大布衣幕僚之一的周开锡，现如今成为震惊大清帝国的竹枝词大案主角。尽管左宗棠千里传书对其劝慰，可负责调查的吴棠明知竹枝词乃诬蔑之词，仍对周开锡的桃色绯闻大搞恶搞。一腔热血报效无门，周开锡心灰意冷。
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将整个福州*场官**闹翻了天，左宗棠留在船局的人才被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本来要去福州，一听新到的闽浙总督吴棠在福州的霹雳手段，便写信给沈葆桢，说自己不想在船厂干了。尽管沈葆桢一再写信让他到福州，胡雪岩就是拖着不去。吴棠拿下周开锡、叶文澜等人后，还没有罢手的迹象。
沈葆桢守制期间，左宗棠三顾茅庐，将沈葆桢所有的担心都给化解了，甚至同意所有船政事务，两人都要联名会奏。现在日意格他们带着一帮法国技术人才到了福州，船政的官员却不断遭遇清洗。沈葆桢无法向法国人解释帝国*场官***规则潜**，只能给左宗棠写信，希望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能够向北京反映，遏制住福州船政的局势，否则船政伟业将尽毁吴棠之手。
面对吴棠的步步紧逼，左宗棠也是一筹莫展。左宗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抱怨说，吴棠到福州改弦易辙，让周开锡等一干人马都不想干了，不少提督、镇总兵、知府等人都写信，要跟自己一同西征，西征大军行至潼关，已经有四五人北上。左宗棠西征的粮饷取于闽浙，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很无奈地说，自己对吴棠不得不委婉。
左宗棠在信中感谢曾国荃经常写信安慰自己，左宗棠感叹，国家时局越来越危险，打仗的日子一长，民力、物力都不能支撑，加之*场官**钩心斗角，大清帝国已经暮气沉沉了。每当夜深人静，华灯初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坐深思，总是汗流浃背，百忧交集。[46]
军饷来自于闽浙，左宗棠在跟吴棠的较量中只能隐忍，但是他没有停止跟沈葆桢联手反击。左宗棠跟沈葆桢商议，让沈葆桢以船政工作需要为由，向皇帝提出让周开锡继续留在船政效力。在给沈葆桢的信函中，左宗棠痛批福州*场官**喜欢造谣，挟持长官，这一次竹枝词案根本就是没有证据的诬蔑，如果从轻了结的话，以后这一类谣言就会更多，甚至会影响到船政大业。
沈葆桢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控诉吴棠假总理衙门的公信，意欲克扣船政经费，明知周开锡被诬陷，仍然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假。沈葆桢在奏折中说，以日意格为首的洋人都尽心做事，帝国的官员却在相互争斗，自己身为船政大臣，个人生死不足为虑，但事关国家命运，恳请朝廷留下以周开锡为首的船政干才。[47]
奏留周开锡，那就一定要将周开锡身上的桃色案化解。沈葆桢决定另辟蹊径，单独就李庆霖送婢女一事向同治皇帝汇报。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左宗棠离开福州之前，尽管做过马尾船厂的选地工作，可是之后就去了延平担任知府，直到左宗棠离开福州后，英桂跟周开锡才向朝廷奏请李庆霖到船政工作。延平府地方安静，李庆霖没必要卷入船政的旋涡，所以他不会笼络周开锡、英桂等官员。
沈葆桢在竹枝词案爆发后，专门问讯了李庆霖，李庆霖跟沈葆桢说，吴棠审问自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及船政之事，就勒令李庆霖回原籍。沈葆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福州并没有劣迹，如果这一次带着冤屈离去，以后还有谁敢在船政做事？[48]
周开锡案的关键在李庆霖送婢女环节，沈葆桢向皇帝提出了李庆霖并未笼络周开锡，那么就不存在送婢女的贿赂行为。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还强调，周开锡、李庆霖两人的案件有冤情，吴棠视若无睹。而叶文澜案更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希望朝廷能够秉公审理，给叶文澜一个公道。
流痞铁匠撒欢马尾船厂
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西风烈，悍匪千里掠。
突然，北京城密旨送抵左宗棠营帐。左宗棠看完皇帝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英法两国约定十年后修订合约，北京朝廷决定提前让督抚臣僚出出主意，为两三年后的修约做准备。左宗棠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绝地反击，向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悲愤交加的奏折。
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中外通商主要在南北洋两大臣之手，由总理衙门总揽全局，自己只在闽浙跟海口领事、税务司有过交涉。而在西征后，距离闽浙太远，加之新上任的总督吴棠，“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这导致凡是自己引进的人才，所用的将校，无不纷纷要求离开福州。左宗棠在奏折中强调，船政乃大清帝国千秋之伟业，是唯一能跟列强在海上抗衡的通途，皇帝既然已经交由沈葆桢专事操办，船政的管理应该也由沈葆桢筹划。[49]
左宗棠当然也对修约一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竹枝词一案。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跟恭亲王奕?关系变得紧张，吴棠作为奕?*党一**，在福州*场官**只手遮天，自然让慈禧太后担心。加之左宗棠现在正带领十万大*转军**战西北围剿捻军，福州竹枝词案若不公正处理，何以安抚左宗棠？
慈禧太后给军机处的命令是，在左宗棠的奏折上写了一个“留”字。身为军机大臣的奕?自然明白慈禧太后的用意，这是暗示军机处，一定要尽快调查清楚竹枝词案，平息福州*场官**争斗案，让福州船政恢复正常。北京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州城，吴棠深感情况不妙，只得主动找到英桂，要将竹枝词案快速了结。
1867年7月13日，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这一天，同治皇帝向内阁发布了一道上谕，说无论是商业税、制造轮船，还是调员到福州，左宗棠都向北京进行了汇报，调到福州的官员也并非完全是楚军嫡系。“周开锡所买师姓之婢，并非知府李庆霖所送；同知沈应奎，并未为周开锡安顿已出之妾。英桂因兼署督篆，不能再兼巡抚，奏请以周开锡接护抚篆，并非李庆霖等代为恳求。周开锡、夏献纶现无亲兵随从。”
同治皇帝在上谕中强调，调查结论毋庸置疑。对于丁杰所呈竹枝词，英桂跟吴棠的调查结论是，系不知姓名人投入轿中。丁杰身为按察使衔的候补官员，对处理匿名控告的规矩是知道的，按照《大清律》的规定，竹枝词这一类的文件应该销毁，而不是一层层上交。因此要“将丁杰交部议处，并饬令回籍听候部议”。[50]
左宗棠最关心的是竹枝词案的幕后黑手，同治皇帝说道：“左宗棠前在闽省办理军需、厘捐等事，均系地方要务，岂可任令无知之人信口雌黄！所有编造竹枝词之人，仍着英桂等严拏究办，以儆刁顽。”闽浙总督吴棠在同治皇帝公布竹枝词案调查结果后，很快调任四川总督。左宗棠留下的船政人才，纷纷回到沈葆桢的身边。
不过，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正向福州船政以及沈葆桢席卷而来。
船政风波
1868年1月18日，马尾船厂旌旗猎猎。
船政大臣沈葆桢朝服冠带，在欢快的鼓乐声中，走向妈祖牌位。沈葆桢身后紧跟着船政监督日意格、副监督德克碑、总工程师达士博。法国人西装革履，在一帮身着朝服的帝国官员中，显得极为扎眼。沈葆桢手握三支巨大的佛香，跪在妈祖牌位下，希望这位海上神灵能够保佑马尾船厂。
焚香祈祷的高潮是龙骨上船台。在达士博的调度指挥下，沈葆桢与船政提调周开锡、布政使夏献纶等一干官员，将第一号轮船的第一截龙骨捧上马尾船厂的第一座船台。当龙骨上台安稳的时候，整个船厂“闻者皆欢声雷动，手舞足蹈”，这为大清帝国现代造船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51]
从马尾船厂传来的消息，令远在上海滩的赫德坐立不安，日意格跟德克碑两位左宗棠的马仔，到了沈葆桢手里依然是忠心耿耿，一旦让马尾船厂造出了轮船，英国人的生意就没有了。赫德再次想到了美理登，这位法国人上次造谣失败后，还在觊觎福州船政的监督之位，现在马尾船厂第一号轮船已经开工，美理登岂能放过眼前的机会？
美理登对上次的造谣事件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反而对日意格心生怨恨，在赫德的一番撺掇之下，他决定要让日意格在福州船政不得安宁。美理登学会了赫德教导的离间招术，决定从脑子愚蠢的人入手。很快，一位叫博士巴的法国人进入美理登的视线，博士巴在第二次*片鸦**战争时期来到中国，是法国侵华陆军中一名随军铁匠，没什么文化。
博士巴脑子不灵光，可是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经常以大师父自居，他忘记了中国的铁器已有上千年历史。博士巴在船厂名声不太好，跟工友们关系很紧张。他的上司博士芒也是一位法国人，对这位随军铁匠很是头疼。美理登经常以战友聚会的名义，跟博士巴喝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总会夸赞博士巴铁匠技术一流，为其屈居博士芒之下感到愤愤不平。
美理登每次愤愤然的时候，总是搂着博士巴的肩膀，搞得博士巴有一种浪子回家的感觉，鼻涕一把泪一把后，就捶胸顿足，拍桌子摔碗的。时间一长，博士巴真将自己当成一人物，在工厂里脾气越来越大，博士芒身为工头，不得不出面管理，博士巴一肚子的火立刻倾倒在博士芒身上。辱骂之声不绝于耳，搞得工厂里面鸡飞狗跳。
博士芒难以管束博士巴，这件事就闹到了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那里。达士博对日意格跟德克碑很是不满意，因为这两位虽是行伍出身，实则就是两个兵痞，尽管他们一直在法国海军混日子，可对造船一窍不通。只因傍上了中国的左宗棠跟法国海军部，就一下子成了大清帝国的一方大吏。更让达士博介怀的是日意格在法国期间的承诺。
日意格当时领着法国海军部的密令到处招人，跟达士博谈判的条件就是，只要有副监督离开福州船政，达士博就立即上位。
日意格跟德克碑的关系表面平静，但德克碑一直对日意格抢夺了自己的监督之位耿耿于怀。达士博对迟迟没有副监督离开心里不快，自然对日意格心生怨恨，博士巴辱骂工头博士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身为总工程师的达士博装聋作哑，分管的副监督德克碑也充耳不闻，以至于博士巴得寸进尺，搞得此事在整个船政都传得沸沸扬扬。日意格不好跟沈葆桢交差，只有批评达士博，两人关系越发紧张。
德克碑很快就了解到一个让他气极败坏的消息，那就是达士博消极管理的背后，是日意格在法国跟达士博有承诺。现在大清帝国方面派出的官员，日意格是不能动的，达士博唯一能够补上副监督空缺的机会，只有德克碑走了才可能。德克碑到中国后一直在*队军**里面混，早年跟左宗棠合作的时候，左宗棠就要让他滚回老家，这家伙鼻涕一把泪一把向左宗棠哭诉，最后夹着尾巴做人，才博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堂堂将军做了副监督，倍感窝囊的德克碑决定给日意格来个火上浇油。
有一天，沈葆桢的办公室来了一干中国工匠，义愤填膺的中国工匠没等沈葆桢说话，就开始控诉法国工匠设套刁难。按照船厂规定，工匠需要卯时上班，可是这一天法国工匠辰时才到，先到的中国工匠不能停工，只能先生产，结果法国工匠到了到处挑毛病，最后导致双方在船厂群殴。[52]
沈葆桢立即派出调查组，查明法国工匠故意迟到的背后，导火索是德克碑跟日意格的矛盾，德克碑暗中导演了群殴事件。沈葆桢决定将德克碑调出船厂，到求是堂艺局当教授。德克碑的离开让达士博心花怒放，可是日意格依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达士博尽管不敢像博士巴那样有恃无恐，却在言语上攻击日意格。
离开了实权位子的德克碑一方面给左宗棠写信控告，另一方面暗中撺掇博士巴进一步捣乱。福州船政被弄得乌烟瘴气，而这正是赫德、美理登他们希望看到的。博士巴在多人的怂恿下，愈发地骄横，不服从工作调动，经常辱骂工头，还经常无故迟到早退，将左宗棠时期定下的规定当成废纸。沈葆桢忍无可忍，决定开除博士巴。
沈葆桢让博士巴滚蛋，这时候他才深感后悔，可是船政大臣的决定无可更改。博士巴很快就得到高人指点，去法国驻福州领事馆告状，将福州船政内部的管理问题上升到外交问题，那样一来就不是一个日意格，更不是沈葆桢能够决定的，需要大清帝国的皇帝跟拿破仑三世大皇帝出面解决。沈葆桢忙着向第一号轮船的最后竣工冲刺，根本没有料到博士巴正在掀起一场惊天波澜。
现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为巴士栋（Ernest Blancheton），在到福州之前是法国驻宁波副领事。当马尾船厂的第一座船台竣工后，在没有征求大清帝国总理衙门同意的情况下，巴士栋跟他的上司宁波领事西蒙（G.Eug.Simon）突然移驻福州。巴士栋一行到福州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船厂张贴法文告示，收集日意格跟德克碑的问题。[53]
巴士栋一行意图明显，就是要搞掉日意格跟德克碑。日意格跟德克碑回到中国之前，得到了法国海军部跟拿破仑三世的密令。巴士栋现在要搞这两位，一方面是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已经离开了，更重要的是法国军方觉得日意格两人没有完成密令。巴士栋的福州行动背后，无疑是法国军方急于操控福州船政的谋局。
沈葆桢对巴士栋一行的无礼行为相当反感，严厉呵斥巴士栋的行为是干涉大清帝国内政，领事是为通商而设，跟船政没有关系，加上船厂非领事管辖之地，不能够张贴告示。巴士栋的夺权计划流产，正是因为巴士栋明目张胆干涉船政，才让随军铁匠博士巴肆无忌惮，搅得船厂法国工匠相互猜忌，互不信任，跟中方管理层以及工匠关系剑拔弩张。
西蒙在福州的时间很短，所以巴士栋成为代理领事。博士巴的状纸递到了巴士栋手上，控告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违约解除劳工雇佣合同，要求日意格恢复雇佣关系，如不恢复需赔偿3500两白银。美理登一直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眼见着博士巴的官司打到了领事馆，决定联手德克碑、巴士栋，先将矛头对准日意格，再图操盘帝国船政大计。
1869年7月11日，巴士栋将一份法文公文发到马尾船厂，要求博士芒、博士巴、日意格及中国工人张维新等六人到领事法庭会审[54]。日意格拿到巴士栋的传票，立即向沈葆桢提交了一份书面奏折。沈葆桢看完日意格的书面奏折，已经洞察到巴士栋的终极目标，这位代理领事当初没有将手伸进马尾船厂，这一次是要通过官司将领事裁判权凌驾到船厂之上，这是对帝国主权的公然践踏。
领事裁判权一旦渗透到船政，福州的船政大业将掌握在法国人之手。沈葆桢在日意格的奏折上作了长篇批示：“监督为船政而设，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作主，如果法国领事馆可以任意把持，则是法国船政，非中国船政。监督有约束外国工匠之责，不受约束者，监督理应检举，至于撤与不撤，船政大臣自有权衡。”[55]
沈葆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博士巴的解聘完全是根据合约办事。更重要的是，代表巴黎宫廷的驻华公使早就书面承诺，船政是中国人做主，巴士栋岂能违背公使之诺！
沈葆桢在批示里面非常明确地强调，博士巴的问题是船政管理问题，是内部事件。日意格拿到了沈葆桢的批示，顿时信心倍增，决定不出庭受审。为了传达沈葆桢的意思，日意格向巴士栋提交了一份书面辩护意见，声称：“如果为这件事向这些中国官员提出交涉，就会将内部事件变为外交问题，而这已超越了领事的权限。”[56]
巴士栋一看日意格居然跟沈葆桢站在一边，显然这位法国海军部军官没有将代理领事放在眼里，那拿破仑三世大皇帝的任务也就难以实现了。巴士栋等不来日意格受审，决定搞缺席审判。
7月21日，巴士栋在领事馆开庭审理博士巴一案。德克碑、美理登、达士博三人作为陪审团成员，坐在巴士栋两旁。博士巴一案的幕后推手们终于以审判合议庭成员的身份浮出水面。身为利益人的德克碑跟达士博不断攻击日意格，一直没有拿下监督位子的美理登，终于可以借助领事法庭恶搞日意格，自然不会放过审判日意格的机会。
当一干人马正在领事法庭恶搞的时候，沈葆桢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第一号轮船的试航准备工作。没想到巴士栋不听劝谏，公然判决日意格违约，需要处罚日意格3500两白银。在整个判决中，德克碑没有任何责任。德克碑参加庭审已经是破罐子破摔，判决下达后他离开福州，北上找左宗棠告状去了。[57]
1869年9月18日，第一号轮船试航。
沈葆桢给第一号轮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万年清。万年清这个名号在之前向皇帝汇报的时候提过，但是在后来提出要北上接受国家检阅的奏折中，沈葆桢再也没有提过这个名号，而是希望朝廷能够取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名号。作为大清帝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巨型轮船，沈葆桢为试航准备了四个月。
万年清号的试航是中国航海的第一次大检阅，沈葆桢希望整个试航过程由中国人主导，所以船上全部用中国人。身为总工程师的达士博坚决反对沈葆桢的决定，提出必须洋员领航。达士博一方面是为了给日意格难堪，因为德克碑走了，副监督的位子被一位叫斯恭赛格（E.D.Degonzac）的法国海军军官坐了；另一方面是想让洋人掌控万年清号。
沈葆桢拒绝了达士博的建议，坚持任命五品军功游击贝锦泉为舰长。沈葆桢没想到达士博撂挑子不干了，拒绝参加试航。沈葆桢面对达士博的不合作，开始苦口婆心给他讲万年清号试航的重要意义，这艘船将会北上接受国家检阅，试航是万万不能马虎的，没有总工程师参加，万一出现问题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达士博才不管你杀头还是诛灭九族，巴士栋给他的信号是沈葆桢不让步，就坚决不参加试航。巴士栋的小算盘再明显不过了，就是等着看沈葆桢出问题来求达士博。达士博万万没有想到，日意格聘请的副手斯恭赛格尽管是军人出身，却一直在海军效力，是一位地道的技术军官，对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相当娴熟，成为日意格在马尾船厂重要的技术副手。
检阅的时间定在10月，万年清号在10月1日就要启程北上，如果不进行最后试航，到时候真是要出大问题的。面对达士博的不合作，联想到7月审判日意格，沈葆桢已经意识到是巴士栋在背后捣鬼，决定不给巴士栋机会，立即解除达士博的合同，让达士博马上滚蛋。沈葆桢一定要拿达士博杀杀洋人的威风：坚决不再姑息达士博，否则洋人纷纷仿效，到时候还有谁听号令？船政只能半途而废。
开除了达士博，沈葆桢还放狠话：“假令法国竟将各员匠一并撤回，本大臣纵万分为难，亦自当另行设法办理。”达士博后悔来不及了，决定仿效博士巴，将日意格告上了福州领事法庭，依据和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认为解雇他违反了合同条款。巴士栋主审的结果是日意格败诉，赔偿达士博损失22000两白银。赔款后来由船政经费中支出。[58]
沈葆桢对巴士栋的搬弄是非是相当恼火的，德克碑的离开，达士博在船厂的表现越来越令沈葆桢失望，自己已经给皇帝写了奏折，要将第一号轮船开往天津接受国家检阅。沈葆桢决定给总理衙门上书：“闽省向无法国洋商领事之设，本属赘疣，巴士栋恃领事以阻挠船政，摆弄是非，更不能不撤之势。”沈葆桢希望总理衙门能通过外交手段，将法国驻福州领事馆给撤了。沈葆桢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扑向紫禁城。
注释：
[1]《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2]《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3]《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49），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版。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政）卷3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2]《曾国藩家书》卷四，线装书局2008年版。
[13]（清）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一，清光绪（1875-1908）刻本。
[1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1，岳麓书社2009年版。
[15]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0]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1]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3]《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31]牟安世：《洋务运动》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2]《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6]《清穆宗实录》（满文本稿卷197），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37]《清穆宗实录》（满文本稿卷197），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1]《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3]《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4]《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5]《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6]《左宗棠全集·书信》卷2，岳麓书社2009年版。
[47]（清）李元度：《沈文肃公传略》，清光绪刻本。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9]《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50]《清穆宗实录选辑》下卷，台湾文献丛刊第四辑收。
[51]《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52]《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3]《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4]《福建省志·外事志卷》，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55]《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6]《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7]《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
[58]《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