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整修 再创辉煌[1] ——为“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而作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圆明园就是我们从电影、电视和图片中经常看到的屹立在废墟上的几根汉白玉雕花石柱。其实，圆明园是圆明、长春、绮春三个园林的总称，占地5200余亩。这几根石柱，是长春园西洋楼中远瀛观的遗物，西洋楼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六幢欧式建筑，三组大型喷泉和若干园林小品。这些建筑物，沿着长春园的北墙呈带状展开，占地约120亩，约为长春园的1/9，圆明三园的2％。尽管这几根石柱是圆明园遗址上最突出的标志，但是，它不等于圆明园，更不是圆明园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代表。
一
西洋楼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偶见西洋画中水法（喷泉）而感兴趣，问当时在如意馆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谁可仿制，郎即推荐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皇帝遂命蒋友仁在长春园督造水法，建筑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负责，并由汤执中主持绿化。[2]
但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写成的《题泽兰堂》诗注中，却是另一种说法：
堂北为西洋水法处。盖缘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葡萄牙）国来京朝贡。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3]
乾隆十八年，为公元1753年。按照乾隆的说法，修造西洋楼，是为了向西洋的使臣夸耀天朝大国之无所不有和无所不能。所以，西洋楼建成后，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的使臣到京，乾隆都让他们参观。但是，这些东西，西洋人早已司空见惯，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印象。乾隆自己也并不十分看重。他不仅把这些建筑安排在紧靠长春园北墙的地方，而且筑起一座土山，将西洋楼和长春园的其他中国风格的园林建筑分开。乾隆九年（1744年），圆明园扩建工程完成之后，乾隆就命唐岱、沈源绘成圆明园四十景图，他逐一题咏。西洋楼建成之后，他虽然也令伊兰泰绘成西洋楼图二十幅，并刻成铜版。但是，乾隆却没有题咏。乾隆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他在位的六十年间，写诗词41800首，如果加上即位之前和太上皇时期的作品，数量相当于《全唐诗》所收。乾隆对圆明园中的许多景点，再三题咏，连篇累什，对于西洋楼，却仅有几首。西洋楼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圆明园之所以名闻中外，被西方人誉为“万园之园”和“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并不是因为占圆明园2％的欧式建筑，而是占圆明园98％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古典园林。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说：“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如同帕提侬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提侬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4]因为圆明园是东方艺术的崇高典范，所以，1860年，当这个世界奇迹被英法侵略者疯狂抢劫并纵火焚毁之后，这位伟大的作家义愤填膺，声讨他们的罪行，称他们为“两个强盗”。
二
世界上的园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风景式园林，一类是建筑式园林。中国就是风景式园林的创始者。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就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开出的鲜艳夺目的奇花。
建筑式园林，讲求对称均衡，建筑和园林布局都严格按照几何构图，花木也要进行修剪，处处表现出人工的痕迹。中国园林中，建筑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总是和山水、花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虽由人造，宛自天开”，把自然美和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
圆明园是一座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兼有御苑和宫廷两种功能。为了适应清统治者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圆明园的建筑数量多，类型复杂。殿、堂、轩、馆、廊、榭、亭、桥、楼、阁、厅、室，应有尽有。建筑布局，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把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集中为许多小的组群，再分散配置于全园之内。这些建筑组群之中，一部分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如宫殿、住宅、庙宇、戏楼、藏书楼、陈列馆、船坞、码头、辅助设施等，大量的则是供清统治者饮宴、游憩的园林建筑。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个体形象小巧玲珑，千姿百态，尺度比外间同类型的建筑要小一些，而且能突破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大江南北的民居样式，出现了许多平面形式，如眉月形、字形、工字形、书卷形、口字形、田字形乃至套环、方胜等等。除少量殿堂外，建筑的外观朴素雅致，少施彩绘，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协调。建筑群体组合，更是富于变化，全园一百多建筑组群无一雷同，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都以院落的格局作为基调，把我国传统院落布局的多变性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分别与那些自然空间的山水地貌和树木花卉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的园林景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景”。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景，除少数宫殿、庙宇和特殊功能的建筑组群外，造景取材十分广泛，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类：
1.模拟江南风景
我们祖国，的确可以说是锦绣江山，而江南风景更是引人入胜。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在汉语中，“江南”一词几乎成了风景优美的同义语。圆明园中的许多景，都是直接模拟江南的山水名胜的。其中最著名的如“上下天光”是模拟洞庭湖，“西峰秀色”是模拟庐山，“坦坦荡荡”是模拟杭州玉泉观鱼，“坐石临流”是模拟绍兴兰亭，“慈云普护”，“殿供观音大士，其旁为道士庐，宛然天台石桥幽致”[5]，模拟的痕迹，都十分明显。至于“平湖秋月”“柳浪闻莺”“曲院风荷”“三潭印月”“南屏晚钟”“雷峰夕照”等，甚至连西湖十景的名称也照搬过来了。“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6]在圆明园里，集中了如此众多的江南风景名胜，怎能不令人流连忘返呢？
2.再现前人诗画意境
圆明园中的一些景色，取材于前人的诗画，这是圆明园景色富于诗情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为我们描绘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境界。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圆明园造景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最突出的如“夹镜鸣琴”是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7]“杏花村”来自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欲人**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8]“武陵春色”则是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为蓝本创造出来的。乾隆在谈到“武陵春色”的景色时说：“循溪流而北，复谷环抱。山桃万株，参错林麓间。落英缤纷，浮出水面。或朝曦夕阳，光炫绮树，酣雪烘霞，莫可名状。”[9]今天，这里虽然已成为一片农田，但从残存的遗址，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的风光。
中国绘画，题材十分丰富，有人物，有花卉，有翎毛，有山水，而与园林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山水画。
中国的山水画，起源很早，到了唐代，已进入成熟阶段。唐、宋、元、明各代，都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山水画家。中国山水画，也是圆明园造景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山水画，有写实的，也有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而后一种山水画，比较常见的是写传说中的仙山。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海上神山的传说。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10]。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刘彻东临渤海，望祀蓬莱。又在长安作建章宫，凿太液池，中置蓬莱、方丈、瀛洲以像海中神山。此后，一池三山便经常出现在皇家园林之中。唐代著名山水画家李思训，根据古代关于海上神山的传说创作了《仙山楼阁图》。这幅著名的图画，就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蓬岛瑶台”造景的依据。“蓬岛瑶台”旧名“蓬莱洲”，上面的一些匾额如“神洲三岛”“瀛海仙山”，都是雍正的手笔。乾隆在《蓬岛瑶台诗序》中说：“福海中作大小三岛，仿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岧岧亭亭，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也。”
诗和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入画；一幅佳画，也会使人领略到诗的意境。而且，有的诗人，同时又是画家；有的画家，同时也是诗人。宋代文学家苏轼就称赞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1]乾隆在《北远山村诗序》中说：“循苑墙，度北关，村落鳞次。竹篱茅舍，巷陌交通。平畴远风，有牧笛、渔歌与舂杵应答。读王（维）、储（光羲）田家诗，时遇此境。”诗中又说：“矮屋几楹渔舍，疏篱一带农家。独速畦边秧马，更番岸上水车。牧童牛背村笛，馌妇钗梁野花。《辋川图》昔曾见，摩诘信不我遐。”辋川，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南终南山下，这里有王维的别墅，“辋川二十境，胜概冠秦雍”[12]，王维将这些景色绘成图画，称《辋川图》。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称赞说：“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笔墨可谓造微入妙。”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北远山村”的景色和王维、储光羲的田园诗以及王维的《辋川图》是有密切关系的。
乾隆关于圆明园景色的诗文中，提到中国古代的诗人、画家和他们作品的地方是很多的。《映水兰香诗》说：“日在《豳风》图画里，敢忘《周颂》命田官。”《御苑兰芬诗》说：“体物文林妙（唐代文学家李善曾为文林郎，作《昭明文选注》），独称楚国才（屈原、宋玉）。”《西峰秀色诗》说：“霜辰红叶诗思杜（杜牧诗：霜叶红于二月花），雨夕绿螺画看米（北宋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创水墨山水，信笔为之，烟云掩映，树木简略，号为‘米氏云山’）。”《天然图画诗序》说：“远近胜概，历历奔赴，殆非荆、关（荆浩、关仝，均五代时山水画家）笔墨能到。”《清晖阁四景诗序》说：“坐阁中，颇似展倪、黄（倪瓒、黄公望，均元代山水画家）横披小卷也。”《廓然大公八景诗》说：“倩得仇英（仇英，明代画家）写生笔，定须为作《采芝图》。”正因为圆明园与诗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圆明园的景色能给人以诗情画意的美感。
3.移植江南名园
中国造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汉以后，不仅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要兴建大规模的皇家苑囿，而且贵族、官僚、士大夫也要营造私家园林。在长期的造园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崇祯（1628—1644）年间，吴江（今属江苏）计成写成了一部系统总结造园经验的著作《园冶》，对造园艺术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如造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建筑布局（包括屋宇、门窗、栏杆、墙垣的构造和形式）、山石、铺地、借景等都做了系统阐述。清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是中国造园运动的兴盛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家园林。乾隆六次南巡，都有如意馆的画工一同前往，把他看中的名园绘成图样，带回北京，在北京和热河的皇家园林中仿建。现在北京颐和园中的谐趣园（乾隆时名惠山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就是当时分别仿照无锡惠山秦家的寄畅园和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修建的。
圆明园中仿建的江南名园，有南京的瞻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和海宁的安澜园。“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开双境。”[13]就是指以上四园而言的。
瞻园，本为明初中山王徐达府邸的西园，清代为藩司衙署，乾隆南巡时，驻跸于此，题曰“瞻园”。乾隆在《如园诗》“境写中山遥古迹”句下自注说：“江宁藩司署中瞻园，即明中山王徐达西园之旧，是园规制略仿之。”如园与瞻园的关系于此可见。
小有天园，在杭州南屏山下，“左净慈，面明圣，兼挹湖山之秀，为南屏最佳处”[14]。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赐名“小有天园”。二十七年（1757年），乾隆再次来到这里，“为之流连，为之倚吟”[15]，回到北京之后，在长春园思永斋的东面建成了小有天园，并将修建的缘由写成《小有天园记》。
狮子林，原为元朝菩提正宗寺的一部分，相传由元代著名画家倪瓒亲自设计建造，而他的《狮子林图卷》使狮子林之名得以广泛流传。明清之际，园林部分与寺隔绝，乾隆时为黄氏涉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曾访其胜。二十七年、三十年（1762、1765年）又两次往访，“令吴下高手堆塑小景，曲折尽肖”，驿送回京，在长春园丛芳榭之东“展拓成林”[16]。乾隆在《狮子林八景诗序》中说：“狮子林之名，赖倪迂图卷以传。此间竹石邱壑皆效其景为之，冠以旧名，志数典也。”由于他对狮子林十分喜爱，所以又仿造于热河避暑山庄，称为文园。
安澜园，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旧海宁城），为明清两代江南名园之一。原为南宋安化郡王王沆的故园。明万历（1573—1620）年间，太常寺少卿陈与郊就其废址开始建造，因园在海宁城西北隅，以西、北两面城墙为园界，而陈与郊又号隅阳，所以命名“隅园”。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学士陈元龙以八十二岁高龄告老还乡，就隅园故址进行扩建，改名“遂初”。陈元龙死后，其子翰林院编修陈邦直为了迎接乾隆南巡，又继续添建，扩地至百亩，楼台亭榭增至三十余所。乾隆第三次南巡，在此驻跸，因其地近海塘，取“愿其澜之安”的意思，赐名“安澜园”。又“喜其结构致佳”，将园景绘制成图，带回北京，借修葺“四宜书屋”之便，“左右前后，略经位置”，于是，一座“与陈园曲折如一无二”[17]的园林就在圆明园中出现了。乾隆六次南巡，除第一、二次未到海宁外，其余四次，都在安澜园驻跸，可见乾隆对它是多么欣赏。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圆明园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光辉总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一封写给友人的著名的信中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之后写道：“此地各物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浑伟和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的东西，因此也就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弘富。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不得不相信，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18]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被焚的前夕，一位曾经看到圆明园景色的英国随军牧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定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图写园景，形容尽致。”[19]他们对圆明园的观感和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三
1860年，圆明园在遭到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之后，又被英国侵略军纵火焚烧，于是，这一世界奇迹就成为一片废墟。清王朝覆灭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遗物被军阀、官僚、政客纷纷盗走，圆明园遭到进一步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圆明园非常重视。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做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对圆明园的破坏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遭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大都被一些单位占用或变成村落与农田，只有西洋楼部分，保存了较多的遗物。远瀛观遗址上残存的几根汉白玉雕花石柱尤其引人注目。于是，这几根石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圆明园的标志和象征。
1980年，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1583人联名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规定在20世纪内将圆明园遗址整修成为遗址公园。为了贯彻《规划方案》以及批复精神，北京市成立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并由市政府拨给专款40万元，首先修筑长春园围墙。1984年，又多方集资230万元，整修了福海景区。此后，又对绮春园和西洋楼的部分景区进行了整修。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遗址东部的3000多亩，已初具遗址公园的雏形，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开放。从那时以来，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前来凭吊游览。1997年7月，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共中**中央宣传部列入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名单之中。圆明园遗址公园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在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圆明园遗址公园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现在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主要是西洋楼遗址，特别是远瀛观遗址上的几根汉白玉雕花石柱。到这里来凭吊游览的，主要是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工厂、学校的青年和少年，他们是在*党**、团、工会或教师的组织下来的。在外地来京的旅游者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圆明园不就是那几根石柱子吗，没有什么东西，不用去了。”这种现象说明，要进一步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就必须充实圆明园遗址的内容，使它像北京的另外两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故宫和八达岭长城一样对国内外游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据悉，目前全国有五个地方，已经或准备以一比一的规格修建圆明园，为什么真正的圆明园我们却听其荒废呢？更为重要的是圆明园遗址公园西部2000多亩的地方，仍继续遭到破坏。原有的600多户居民，不但未能减少，反而不断增加。昔日圆明园的核心和精华部分，遭受破坏的程度也最为严重。这里有养猪场、蘑菇种植场、豆腐作坊以及建筑公司和商店的库房。垃圾成堆，臭水横流，荒坟累累。这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称号是极不相称的。尽管社会舆论一再呼吁，1993年，*共中**中央政治局委员*铁映李**、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在视察圆明园时曾明确提出：要抢救圆明园。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进一步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我建议：
1.将圆明园遗址上的居民和单位全部迁出，使圆明园遗址得到全面保护。
2.恢复圆明园遗址上的山形水系，并进行绿化、美化。
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4.合理利用圆明园遗址，使圆明园遗址公园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次*片鸦**战争中，英国侵略者强占了我国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洗雪了百年国耻，对全国人民，是一次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次*片鸦**战争中，英法侵略者在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又将这一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付之一炬，对中国人民来讲，也是国耻。我们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使它再创辉煌，这也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1]原载《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为了贯彻*共中**中央关于“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和江*民泽**总书记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指示的精神，进一步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中国*物文**学会、北京市政协等12个单位于1998年6月1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作者应邀参加，并在此文中全面论述了对圆明园遗址的意见和建议。
[2]童隽.长春园西洋楼建筑.建筑师，1980（2）.
[3]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九十四.
[4]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
[5]乾隆.慈云普护词序.
[6]王闿运.圆明园词.
[7]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8]杜牧.清明.
[9]乾隆.武陵春色诗序.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1]苏轼.东坡志林.
[12]黄伯思.东观余论.
[13]王闿运.圆明园词.
[14]乾隆.小有天园记.
[15]乾隆.小有天园记.
[16]乾隆.狮子林八景诗序.
[17]乾隆.安澜园记.
[18]周维权.圆明园的兴建及其造园艺术浅谈//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圆明园：第1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41.
[19]中国史学会.第二次*片鸦**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