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辉老师
韩少辉，1963年生，1986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省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研究馆员。现为山西书法院院长，山西金石书法篆刻研究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十多年前吧，当有出版社约我参加什么全国获奖作者作品汇编、国展获奖书家谈创作一类的集子时，我是那样地兴奋与激动，感觉如同演艺界明星因一部戏一夜成名而不停地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光彩照人。然而当这类事儿愈来愈多的时候，神经却越来越麻木了，精神也疲惫起来，甚至当估摸到大概是这类事儿的时候，信封也懒得拆了，电话也是敷衍几句赶忙挂断。
我总觉得，获了奖，名也出了脸也露了，该说的话也说了，何至于有那么多的感想、心得可谈的，谈得多了就如嚼过的甘蔗再嚼再嚼，还有什么味儿、水儿再出来呢？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如果不做精神能量的储备，真如了那头被人千年讥笑的黔之驴了；或由一个青春少女到少妇到人老珠黄的黄脸婆而依然喋喋不休，难免令人厌恶而遭人嫌弃了。
因此，近几年来，约稿通不断，约稿电话不断，我却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基本拒绝了此一类的活动。当然说基本拒绝并不是说所有的统统一概而论。我是有了选择。比如全国正规的出版社、正规的报纸杂志，再比如此次上海书画出版社胡传海先生的约稿，我是要慎重和认真对待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及其《书法》杂志，都是我心向往之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名社名刊。
我猜度他们编辑此书，肯定不是凑热闹赶场子，或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对书法复兴二十年来这段历史有了留此存照，记录或史记这一份责任。作为从这一时期走过来的书法人，有责任配合完成这一项大事记，否则就是对历史的蔑视和不尊重。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上大前村里还有二分责任田属千我。农民对于丰收当然满复，粉望看年年风调南顺，到秋后有个好收成，春节时就有了割上几斤肉、买上几斤杂拌糖、再做一身新衣服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喜悦了。
但是盼望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如若遇上不好的年景，纵然你汗珠子摔八瓣，老天不开眼，一年下来歉收的凄惶事儿也常有。因此我打小就在心里形成了强烈的靠天吃饭的小农意识，伴随我一直至今。我信奉着春来花开，秋至叶落的自然的演化和转换。我之于考大学、参加工作落脚的单位以及单位的调换；我之于书法、书法作品的获奖以及因书法而浪得虚名虚职等等，心态都是如此。
我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
我十岁开始在父亲严厉的约束下写仿，每天只有十二个字，可感觉仍是备受煎熬。父亲坐在我的身后，我的对面是如我一样在描写仿影的弟弟，但无论他写得怎样，父亲是不看他一眼的，我是多么羡慕我弟弟的自由啊。
只要我稍不认真，巴掌就会落在我的后脑勺上。如今我时常摸着我的后脑勺教育我的儿子：看我的后脑勺多平，是小时候学习不认真让你爷爷打的。儿子当然是一脸的不屑和不以为然。如此煎熬三年，终于因粉碎“*人帮四**”恢复高考制度而结束，此后五年再没有握过毛笔。
1982年考入大学，偶然的一次到高中同学的学校串门，他宿舍窗台上罐头瓶里插的一支毛笔触动了我，激活了我深藏的记忆：我也练过毛笔字呀？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是我学习书法的第一本字帖，但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得到的仅仅是对书法的兴趣，仅此而已。因为父亲交给我的执笔法、临帖法以专业的方法绳之皆有谬误。大学二年级改临颜鲁公《勤礼碑》，在赵承楷先生的指导下已写得有模有样，却在一年后鬼使神差地改习隶书。
写隶书又没有好的范本，就买一本刘炳森隶书《杜甫诗》。又是一年，吾师王朝瑞先生告诉我：当代人的作品不能学，因为他们还没有定型，还在进步，要学他们之所学。遂购《乙瑛碑》临习。但仍仅一年，又改临以前极不喜欢的《张迁碑》-前两次到书店拿起翻翻又放下，觉得它丑陋无比，怎么能作为经典流传至今？当时的感觉可能与当今有些人看到“流行书风”之丑别无二致。但第三次到书店又拿起时，它的质朴、稚拙瞬间感染了我，令我爱不释手，从此它与我形影不离。
后又在先生们的建议下临习了《石门颂》、《西狭颂》。《好大王》《封龙山》、《礼器碑》、《广武将军》以及汉魏石刻。对上述碑刻的临摹，只是决定了我写什么的问题，如何写、如何写得好，事实上却一直没有解决。故而“行程”未半已步履蹒跚。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感到力不从心。朋友批评我“欲变而不知其变”，我虚心接受却无力改正。就在我彷徨、苦恼之时，先生何应辉将我招至门下：放下汉隶，研习篆书。从金文《散氏盘》、《大盂鼎》到秦《峄山碑》、《新莽嘉量》、《诏版》、《袁安碑》以及《张迁碑》、《韩仁铭》、《鲜子璜》碑额等。
自2004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先生谆谆教诲，我也孜孜不倦，感觉眼前一片豁亮。之前概念中的秦汉气象、理想中的隶书形质如今有了稍许的理解。书法难在通会，难在对内在一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识此方可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
随着对古代经典学习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开始参加省里举办的各种书法展览。一次次的入展获奖，使我对书法的自信逐渐增强，遂于1992年向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展投了稿。那时的展览是多么的神圣与权威，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只有国展、中青展和新人展，而且每届的入展作品也只有500件，入展一次就会声名大振。
投之前紧张，投之后释然：第一次嘛，权当投石问路。但当展览组委会的信封放在我面前时，我的心却怦怦地骤跳起来：信封里装的是什么呢？是作品集的征订单吗？是收到作品的回执吗？手颤抖着打开信封，上面赫然印的却是“入选通知书”。我的脑子霎时一片空白，这样的情形只有在妻子生产、护士告诉我顺产生子时出现过。随即喊出三个字：“耍大了。”
我在二十八岁生日那天曾和朋友随口说过，到三十岁而立之年争取实现三个愿望，其中就有入选全国书法展，这个宏愿不期然间提前实现了。就在这一年，全国第五届书法展我的隶书对联又一次入选。两次全国展入选，增强了自信心，同时也增加了负担。1993年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展征稿，我对一副对联反复创作，反复征求师友们的意见。
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这幅作品不停地纠缠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夜不能寐。写了撕、撕了写，几十遍重复书写着这一件作品，每一次改正了上次的不如意却又出现新的不如意，以致夫人心疼了：何苦呢？被一件作品折磨成这样。书法本是快乐和幸福的事儿，痛苦如此咱不玩了。终于熬到了交稿，如同过春节到了年三十，准备停当与否都得过年。一封挂号将它寄到了北京平谷，不想牵挂，怎不牵挂，总在牵挂，他像外出的儿子把我的牵挂带走了，这一次能像前两次那样幸运吗？
有朋友与王友谊先生相识，几天后朋友打电话问友谊先生我们的作品情况。友谊先生在电话里说：我每天都在收稿处看来稿，你们的作品我看了，这次展览的来稿中隶书对联很多，韩少辉的对联与他们竞争恐不占优势，你转告他能否赶写一条幅三五日寄来。朋友将友谊先生的话转告与我，我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作。创作所写内容让我煞费了一番苦心。
隶书创作与行草相比，所书写内容的文字是很要紧的，行草书可用符号替代，而隶书作品文字的繁简以及繁简的顺序对作品整体章法的构成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有些内容纵使大家高手也难以处理，要么逼仄要么空疏；而有些内容如同平仄对仗工整的诗词，内容本身已使作品成功了一半。这是许多初习隶书者所不知的隶书创作秘笈。
待找好内容试着写了一遍，还算顺手，便将两张四尺整纸接好进入正式创作。那一天，笔、墨、纸都显得那样得心应手，尽管直径九十厘米的圆饭桌与足八尺纸比起来逼仄了许多，但自己将纸挪上来拽下去，一气呵成（我创作时不喜欢妻儿观看或帮忙），用心手双畅形容再恰当不过。我不知这件作品意味着什么，就在我将落款写完最后一字时，突然地震了。紧接着房子动起来，我扔下毛笔呼儿唤妻冲出楼门，左邻右舍也都跑到了院子里，面露惊恐之色。
第二天省内各媒体报道这次地震为5.2级，震中距我家只有10公里。地震过后回到家里，又写一次，心有余悸大不如前一幅了，心想天意不可违呀。第二天再到邮局，再一次端端正正地贴好邮票，再一次将作品寄到了平谷。
半个月后，参加评选的王朝瑞先生回到了太原，带回了我获奖的消息，讲述了我所感兴趣的评选和29件获奖作品的产生过程。这一次我的脑子没有出现瞬间的空白，但因激动、兴奋而满脸涨红。
这次获奖和之后的全国首届楹联展的银奖作品、第六节中青展的获奖提名作品以及文化部第八届群星奖的金奖作品，创作过程如出一辙。楹联展的作品只写了两次，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件让先生王朝瑞评点，先生指出了雁尾的毛病，让再写一次。但其时家中来客常住，没有了创作的条件和情绪，就将那一件寄了出去，结果却获得了银奖。
1996年的第六届中青展征评，我准备的是一件对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地无数次地书写，说书写而不说创作是因为已经纯粹成为了一种机器而没有了半点创作的冲动和新鲜。到截稿之日勉强地寄了出去。寄走的第三天中午我在翻看古代书论，几则内容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随便在八尺宣纸上画拉，写完后感觉颇好，但文字的繁简使章法有了此处“密不透风”、彼处“疏可走马”的整体不平衡感。于是乘兴参考行草书创作常用的分块式章法，将八尺纸分三段再创作一次，这一回无论墨色、章法、字法都非常的惬意。
想起刚刚寄出的参展作品，便不甘心用那件作品冲击展览，于是别署“长彦”，二次寄出。评选的结果是对联被刘恒先生提了C类作品入展，而这件作品被何应辉先生提为获奖提名。后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讲：这件作品获一等奖勉强，二等奖应该没问题，最坏的结果也应该获三等奖，但评委主任不擅隶书，挑你落款的毛病。先生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与先生此次结缘认识后，我去四川出差拜见先生，他又一次提起此次评选，说我又反复看了作品集，很遗憾。不管怎么说，能被那次评选的评委何应辉先生提名为A类作品，我大喜过望。1998年底的一个晚上，省群众艺术馆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文化部举办“群星奖”的评选，山西省的初评已经结束，但评选时评委田树苌先生提出为什么没有你的作品，希望你明天务必能为我们提供一件作品，部里催得紧。当时我刚搬进新居，写字的条件还不具备，明天之前怎么能写好作品？而且“群星奖”是个什么样的奖也不甚了解，应付一下吧。于是从手头的作品中挑出一件没事时和朋友们“玩”的作品第二天送去了。送了就送了，全然没有参加国展那种必须要有个什么结果的心情，几天后就将此事忘在了脑后。
1999年1月，也是一个晚上，田树苌先生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很神秘的样子和我说：“你听说最近山西书坛有什么事儿没有？”他问得我顿时紧张起来，连忙说：“没有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田先生说：“没有听说呀，那我就告诉你，你送“群星奖＇的那件作品获了金奖，全国只有五个金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是很高的。祝贺你。”这个奖的确成了改变我命运的金字招牌-因了它我不费“一枪一弹”于2001年从企业调入了山西省群众艺术馆，成了衣食无忧、可以专心经营书法的准专业人士。
这几次获奖作品的诞生使我明白了一些书法作品创作的玄机：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一任自在；如地生草木该发叶就发叶，该开花则开花，一任自然。雕琢只能磨灭创作者和作品的性情，而使作品失去鲜亮和生机，走向小气、做作、拿捏。由熟而俗是艺术作品的大忌。为获奖而创作只能苦了自己也败了作品。我们为书为艺是爱好使然，爱好使我们对书法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若将书坛认作了*场赌**，用获奖来赌一生的荣光，赌徒的下场和命运只能是输个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