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设长江以限南北”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长达6300千米。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而长江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维系国家统一。“天下大势，以水为纪”。对于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打鱼，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就军事地理的角度而言，长江的意义则是“交通”。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天然交通线。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南方丘陵纵横，山峦密布的破碎化地形的弱点，使得盘踞在此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可能整合为一体。
另一方面，江阔水深的长江又恰好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的众多支流，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从阻挡北方优势骑兵的角度出发，长江又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政权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组成一道赖以自存的“长江防线”。
三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南方政权凭借长江与北方对峙的局面。在魏强而吴（蜀）弱的形势下，吴（蜀）必然要利用险要，在军事上寻求一条双方力量的平衡线，利用巨大的山脉或者河流形成的地理屏障弥补军事实力上的弱势。这就是当时人所总结的“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孙吴政权所恃者，正是长江。北方大军不可能在行进中突进过江，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准备。这使得东吴能够通过经营长江防线，阻止敌军南渡。另外,对于东吴来说，长江发达的水系容易发挥其水战优势，所以周瑜就说曹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纯属自取其败。
长江上的赤壁之战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企图
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古代，险固的地理形胜具有重要的意义。何况此时的长江，已不是单纯的天堑，而是一条经过苦心经营的防线。魏文帝曹丕的两次征伐，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曾连续率军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第一次由于见到东吴所设之防御工程，“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遂退军”。第二次“（孙）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曹丕见到波涛汹涌，只能感叹：“嗟呼？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曹魏两次皇帝亲征，最终都落得个无功而返的结局。古人因此有言，“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
并不可恃的长江防线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蔚为壮观的长江防线，但也有其弱点。西晋时期的名将羊祜就看出了这个致命之处。他在《请伐吴疏》里指出“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这就是说，东吴的国都建业、留都武昌以及太湖流域的经济区都紧靠长江，长江防线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不可挽回。后来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长江形势如带，颇有顾此失彼之感，任何一点被突破，皆足以影响全局。公元280年，晋军六路并进，水路齐发，实施宽正面的进攻，进占孙吴沿江军镇要地武昌、夏口、江陵等地，把吴军的江防截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陆上五路*队军**很快直抵长江岸边， 从长江上游出击的王濬水军成为突破的主力。果不其然，“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任何一个点被攻破，最终都导致了整个长江防线的崩溃与“吴土之化为晋域”的结局。
后世的兵家，吸取的孙吴*国亡**的教训，为“长江防线”打上了一个补丁。这就是所谓“守江必守淮”。既然只防守长江并不能有效阻止外敌， 那就必须控制淮河一线以取得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用《宋史》里的话说，就是 “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东晋正是在淮河一线挡住了前秦的进攻使政权免于灭亡。淮河尽管不如长江宽阔浩荡，但却是保卫江左政权的重点， 守卫长江而设防重点不在长江在淮河沿线，那么进退都有余地。西晋灭吴，吴无淮南而亡；前秦伐东晋，东晋有淮南而存，这就是两次战争因战略缓冲地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果。
淝水之战
既便如此，长江防线的日渐式微仍然是个无法挽回的趋势。南北朝后期的“侯景之乱”之后，北兵就曾几次进兵长江以南。唐宋之后，划江而治愈加罕见，即便是宋金沿淮河一线的对峙，也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安排。每次宋金交兵，北兵南下（完颜亮南征），南兵北上（岳飞北伐），淮河一线的阻碍，几至似有实无。尤其是到了近代，无论是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北伐，抑或袁世凯指派北洋军南下*压镇**“二次革命”，丝毫也不见长江成为阻碍前进的天堑。
1913年的二次革命，北洋军攻克南京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一方面，与贯穿长江的京杭大运河自隋*开代**通有关。此后，北军南下，同样可以依托水路进兵，反而是长江的防御功能因为其横向航线过长易被从中切断。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使得河流作为防线的价值大大下降。宋人重用投诚而来的南人樊若水，在采石矶长江天堑架设起了一座浮桥，宋军随即南渡，灭亡南唐。以此观之，即便是以古代技术渡过中国第一大河也并非不可能。故而几百年后，元灭南宋时又如法炮制，在今天的江苏江阴北小孤山架设浮桥，轻松渡过了长江。
大运河切断长江防线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党**军在1949年选择以长江防线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本身就是一个昧于历史大势的决定。这条“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至宜昌为西区，配置40个师约25万人，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至上海为东区，配置75个师约40万人，由蒋介石的亲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指挥。抛开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矛盾不论，仅以大约70万人的残兵败将如何可能在千里长江上阻挡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进攻？1949年4月，解放军首先在敌军防御最薄弱的安徽繁昌境内突破长江，进入皖南；接着在长江下游各点全面渡江，实施战略展开，使敌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比如，4月20日晚，当解放军第一梯队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渡江作战后，汤恩伯急忙派驻守南京的第99军（欠1个师）前往芜湖以西地区增援。次日，当汤恩伯亲自赶往芜湖督战时，镇江以东的防线又于当晚被突破；更使汤恩伯意料不到的是,由南京出援的第99军尚在途中，那边的江防部队便已弃阵而逃，因而导致该军亦随之溃逃。国民*党**军给予了无限希望的长江防线，就这样在几天之内就宣告土崩瓦解了。
从长江进入中国
不过，如果说因此长江已经不具有什么战略价值，那也是大错特错了。正如上文所说，长江是一条天然形成的水路交通线。在*片鸦**战争之后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方列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海权论”的创始人，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马汉指出，“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帝国华**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马汉提醒西方列强注意利用长江分裂中国的可能性，他说：“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马汉明白，长江是中国政治联系的枢纽；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
马汉及其《海权论》
由于近代中国久陷有海无防的窘境，一旦东海有失，长江就成为外敌进入的口子。作为中国内河的长江，在帝国主义者眼中却是门户洞开：“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提出这个看法的是美国人马汉，真正将其付诸实施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敌国——日本。早在1925年，趁着中国南北斗争激化、北伐革命爆发的前夕，日军就组织了大规模的长江侦查行动。调查团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大佐为团长，乘“保津”号炮舰对上海至武汉的长江各要点“逐一驻泊”。畑俊六在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溯江作战”计划 。当时日军认为单纯的陆上作战是不可能的 ，必须沿长江逐点上陆，而补给全须依赖长江。13 年后的 1938年2月 18 日，日军正式实施长江作战——正由这位已晋升大将并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直接指挥。日军主力第11军沿长江西进。海军舰队在江中前行，海军航空部队以及海军驻台湾部队均加入作战。日军按其战略指导，为击破中国“心脏”，“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
日军沿长江推进
反过来，抗战初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都迁**重庆，华北、华东均陷敌手，我方军事、民用运输除少数铁路、公路外，主要依靠也只能依靠长江航运。这在客观上对抗战的胜利起到“命悬一线”的关键作用。长江不仅保证了战备物资向上游内迁，同时还承担着向下游地区运送抗日兵员的任务。“抗战军兴，重兵待运。当时我国中部地区东西方向的运输主要依靠长江轮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自‘八一三’到1939年年底，该局以退入长江的大、小轮船21艘，努力承担各地军运。两年多中，共运送*队军**53 万人，*用军**品19.8万吨。”光是1938 年这一年里，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30余万人，*药弹**4600多吨。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部队共270.5万多人，*药弹***器武**等30余万吨……
长江航运
尽管距离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这些冰冷的运输数字，却仿佛仍在提醒当代的人们，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在军事地理上，依然具有着怎么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