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沈公》，脉望编
八月十五日上海书展期间，我跟陈子善先生共同参加一场新书发布会，此会结束后，陈老师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活动，我说受草鹭公司刘裕总经理之约，将去参加沈昌文先生八十八寿诞会，子善师说他也去参加此会，并且草鹭公司已经给他约好了车，不如一同前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一同乘车前往某书店，到达后方得知，我俩说的并非是一回事。刘裕约我是参加沈公的寿诞会，而此书店乃是搞《八八沈公》一书的座谈会。
即来之，则听之，更何况在这里看到不少熟识的书友。陆灏先生在忙着接迎来宾，胡洪侠用他那特有的胡氏幽默在做主持，王强先生展示着以欧洲绅士式的优雅，周立民先生则用他特有的明褒暗贬谈论着一些问题。俞晓群先生的讲话最具深情，他一遍一遍的谈论着沈昌文对其职业生涯的重大影响，并且以举例的方式讲出两个小故事。当大侠点名让我讲话时，我直言对沈公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俞晓群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转述，虽然我本人这些年里仅跟沈公同桌过几回，但对沈公的各种逸闻了解的不比他人少。
前几年我就已经看到沈公听力逐渐下降，因为每次吃饭都需要在他耳边大声地说话，以我的观察，女声他大多听得较清，男声则仅有数人的声音他能够接收得到，其中俞晓群和朱立利两位的声音，沈公几乎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我听到了八卦，则是沈公坚决不爱戴助听器，他觉得听很多人谈话就是一堆的噪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先生的双关语。但本次主办方举办此会，搞得很体贴，他们为让沈公了解到每位发言人的所讲，特意安排了一位年轻人坐在沈公旁，用笔记本打字，而字号之大五米外都能看清。
其实，我与《八八沈公》座谈会的缘份昨天就开始了。昨天一早我乘高铁从北京前往上海，甫一落座，就看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坐我前面，于是我们热烈地讨论着共同关心的话题，顾总总是背身相谈，实在太累，于是我提出跟旁边的一位长者换个座位，但这位老先生认为他的座位最好，不愿交换，这只好让顾总继续罚站。这种状况毕竟令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也站起身来，转头一看，有人跟我打招呼，原来是草鹭公司的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说，沈公坐在后面，我立即上前打招呼，然沈公已入梦乡，故我只好向其女儿挥手致意，之后我两次前往探看，沈公始终闭目安神，他女儿很想推醒父亲，我立即制止了她的所为，当我返回坐位时，顾青告诉我，李辉先生坐在前排。一车的熟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坐在了同一节车厢内，这样的巧遇，让人忍不住暗叹神奇。
沈公虽然听力下降，但依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故其看到电脑上打出他感兴趣的话题时，就会立即站起来做一番索隐，讲一番故事，而其所讲，总能引起听众的哈哈大笑。比如吴兴文先生以他那台湾国语，磨磨叨叨地讲了一段往事，沈公立即站起来用话筒字正腔圆地说，他要感谢吴兴文，不仅是他个人，连三联书店也应当感谢，因为是吴先生让三联书店发了财。接下来沈公讲到他主政三联书店出版社时，希望能抓到更多的好选题，于是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想订阅台湾出版的报纸，然而三联书店级别不够，这个要求未被批准。后来他就是通过吴兴文弄到了一些旧报纸，而这些报纸乃是当做衬垫用的废纸寄来的，沈公就是在这些废报纸中敏锐的捕捉到了蔡志忠漫画的价值，于是经过联络，蔡志忠系列漫画作品在三联出版，由此而引起轰动，一下子卖了50多万册，果然让三联书店发了财，而沈公正是用这笔钱盖起了一批单身宿舍。
虽然我与吴兴文交往多年，却未曾听到他讲这个故事，这是何等值得炫耀之事，以此可见，吴先生为人之含蓄。《八八沈公》一书乃是几十位与沈公有交往之人所写的相关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吴兴文写的《沈公、藏书票与我》。从该文中我了解到，吴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藏书票世界》就是沈公促成出版的，这样说来，他二人可谓互相成就。本书还有王强所写《思想的邮差》，王先生以他那一贯的文艺笔调，来总结沈公的人生：“沈公是一部打开着的、众人翻阅千百遍却依然难以穷尽的大书。这书近九十载丰富人生积淀的书页，胶片般缩微了太多普通文字难以描摹的沧桑、意义、趣味、智慧。”王强在文中还谈到了他当年写《书之爱》，也就是后来的《读书毁了我》，原来也请沈公做过评点。
从胡洪侠所写《沈公十日谈》中，我了解到早在1991年，沈公就引进了董桥的著作，这些都说明沈公独到的出版眼光。如此杰出的一位出版人，对中国出版界影响之大，真是令人惊叹。而我在翻阅《八八沈公》一书时，又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当时与会者还有现任三联书店总编辑郑勇，郑先生在总结时代表大家祝愿沈公健康长寿，同时宣布与会者在九九沈公和一零八沈公时再聚。
《说徐志摩》，陈子善著
此乃上海书展期间子善先生所赠。从该书的自序中得知，他的这本书从1988年写起，一直写到了2018年，当然，在这么长的时段内，子善先生的著作早已等身，这只是他数个专题中的一种，而他能有如此好的耐性，将一个话题用几十年的时间，一路的谈下去，这样的执著令我敬佩。
对于徐志摩，我的了解仅限于他那几首名诗，耳熟能详着，除了《再别康桥》，还有那首《沙扬娜拉》。当然，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同样能满足我的八卦心，但我对这些事情细节的真伪没有做过探讨，恰好《说徐志摩》一书中有篇《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这篇文章颇具标题*党**的味道，然而细读一番，原来子善师是在很严肃地探讨此事。他从梁从诫先生批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为引，欲与梁先生商榷，因为梁从诫称：“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而子善师则引用了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中的所言：
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子善先生认为，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姐夫，他应当对徐的事情了解甚详，既然陈从周这么说，想来言必有据。而后文中又谈到了如何理解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一诗，梁从诫说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所以他判定电视剧把题目都弄错了。而子善先生则引用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以此来说明金、邓二人正是借用《你是人间四月天》来赞美林徽因。
该书另一篇吸引眼球的题目为《鲁迅见过徐志摩吗？》，子善师在文中谈到1924年5月8日晚，新月社的同仁在北京协和医学校大礼堂举办泰戈尔64岁生日祝寿演出会，徐志摩与林长民、蒋百里、林徽因等人一同参加了演出，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这场演出乃是徐、林首次合作登台表演。
查1924年5月8日鲁迅日记，有如下一段话：
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看来鲁迅当晚去看了这场演出，既然如此，他当然看到了台上的徐志摩，但这样的“看见”，算不算是“见过”呢？我不知道应做出怎样的介定。而子善也猜测，徐志摩在表演完毕后，是否在台下跟鲁迅说过话，因为没有文字留下来，这一点无法确定。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子善先生总是能抓出一些步的细节，而后做相应的探讨，虽然这些的探讨一时找不到答案，却能使得读者沿着这条线索想下去，也许能挖出更多的史料来。因此可以说，子善先生的这部新著，似乎并没有给人更多的答案，但他却能给对徐志摩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思路。
《木心考索》，夏春锦著
上海书展期间，应邀参加了夏春锦和周音莹主编的一套《文丛》首发式，在活动现场，夏先生赠送给我他的这部新作。
本书前有陈子善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讲到木心的名字如今在文学界已经颇为响亮，但人们对他的了解却并不多，而夏春锦虽然是福建人，却来到了木心的故乡浙江桐乡工作，为此他对木心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过几年的梳理与研究，最终写出了这本专著。
对于木心，子善先生在序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木心有许多难得之处，在我看来，最难得的是，他是较早也较为成功地摆脱了那套流行话语的束缚和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独辟蹊径、自树一帜的一位作家。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木心这个名字是决不能再视而不见了，否则，这部文学史就是残缺不全的。
本书分为六辑，第一辑为木心传略，夏春锦从各个方面来讲述与木心有关的细节，其撰写方式乃是结合了文艺与考证，并不注明文献出处，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事实。然而我看完这段传略后，虽然对木心的认识更加清晰，但同样也增加了疑问。看来要搞清木心的方方面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书的第五辑，则是夏春锦在上海寻找与木心有关的地标，这种实证方式最令我所喜。本书的第六辑为木心年表，虽然颇为简约，但基本可以看出木心在每个时段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华宝斋影印宋本
此为华宝斋北京公司嫏嬛书房负责人蒋凤君女史所赠。该书乃是华宝斋组织编纂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之一，该丛书在选目阶段时我曾提供个人建议，想来是这个原因，蒋总有此之赠。
该书底本名气之大跟民国年间上海大藏书家陈澄中、潘宗周有一定的关系。某日陈澄中前往潘氏宝礼堂，看到宋廖氏世彩堂所刻《河东先生集》，恰好陈藏有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于是感慨两书之分离。陈向潘提出，应将两书合璧，合璧后归谁均可，出让的一方可得两万金。潘认为陈所言在理，然其刚刚建完楼房，一时难以凑出两万金，遂将柳集归陈。
1923年罗振常蟫隐庐影印《河东先生集》，为此罗振常写了篇《读世彩堂本河东集杂识》，此文谈到了该书的方方面面，其中专门提到柳集用纸之特别：
尝就此书断线处取一角，裂之不开。惟甚坚，故数百年无一裂痕也。诸书载韩集触手若新，此集亦然。尤异者，全部不见一蛀痕。宋有一种椒纸，染椒为之，可以避蠹（见《书林清话》）。或以黄柏染纸亦然。廖氏印书极精审，必有此等无疑也。
此书的刊刻者乃南宋奸相贾似道之门客廖莹中，正因如此，后世对廖莹中多有贬词，例如叶德辉在《观画百咏》中写道：“当其声势赫奕之时，豪夺巧取，皆有廖莹中、汤卿、陈定之流为之眼目爪牙，以济一时之欲。甚至苞苴贿赂，为昏暮之求，一旦漏尽钟鸣，同归物化。”
然廖氏所刻此两书，却极为后世夸赞。此书字体挺括，关于写样之人，罗振常在《宋世彩堂本昌黎集杂识》中称：“字画尤与寻常宋本异。宋刻虽多率更体，然自成一板刻之字，此书则全如手写精楷，仿佛晋唐小帖。”罗振常从秦曼青之说，疑写样者为金荪壁。荪壁名应桂，因受知贾似道，曾为钱塘令。仇远于《赠金荪壁》诗中曰：“林浅易寻和靖隐，菊荒空忆魏公游。”而贾似道亦封为魏国公。
然后世经过对比，发现著名妖书《草窗韵语》与《韩柳文》字体相类，刻工亦有相同者。《草窗韵语》乃宋代周密作品，而周密的《癸亥杂识后集》中又有《廖莹中仰药》一节，涉及廖莹中为人及结局，故录文如下：
贾师宪还越之后，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翘馆诸客悉已散去，独廖群玉莹中馆于贾府之别业，仍朝夕从不舍。乙亥七月一夕，与贾公痛饮终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罢。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姬于是垂泣相持，廖语之曰：“汝勿用哭我，我从丞相数十年，宾主之情无间，然今事势已去，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岂复能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无负于主，天地亦能鉴之也。”于是分付身后大概，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
以此可见，廖莹中为刚烈之人。贾似道被贬，待罪家乡，门客四散，唯有廖莹中陪伴身边，并未转投他门，同时为贾而亡。如何评价廖莹中这个人呢？读到的史料越多，越难下断语。但无论如何，其所刊之本却饱受后世夸赞。书可传人，信然。
《颜氏家训》，华宝斋影印明正德十三年颜如瓌刻本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蒙华宝斋总经理蒋凤君女史之邀，我参加了他们在书展上举办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发布会，其邀请的另外三位嘉宾中，我仅与上海陈先行先生相熟，陈先生讲述了该书影印本的价值，而我则讲述了自己所参与的前期选目环节。会议结束后，蒋总赠送给我这样一部书。
《颜氏家训》于古时世人皆知，其文中谈到的邺下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流传甚广，故颜之推主张要有切实用途之学问，其在《勉学篇》中称：“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历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其反对为学问而读书，又称：“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亦可见其实践观。
颜之推讲究变通，他在《书证篇》称：“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颜之推看重传统的正字，但也看到了俗字在社会上的作用，其认为若只用正字，则很多社会文书难以书写，其想出的变通方式则为：写著述时多用正字，但写官曹文书则可以用一些俗字，因为这些文书是给大众看的，如果所写之字大多数人都不认识，那么这些文书就难以发挥作用。
《给作家标个价》，（日）出久根达郎著，黄悦生译
此乃布衣书局胡同先生寄来，其同时转发来该书编辑石儒婧的微信，石先生在微信中感谢我给本书写了推荐语，而我早已忘记何时做过这样的好事。而石先生同时还赠了我后浪公司出版的另外几种书。
翻阅此书目录，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日本著名作家为主题，分别谈论与之相关的书话，并且在每位著名作家的名字之后列出附题，也就是该篇所谈的重点。相比较而言，我最喜欢三岛由纪夫那一篇，该篇的附题是《腰封的价值》。
关于腰封，我在他人的书话中看到不少讨论此话题者，我觉得很多人都对腰封爱恨有加，有人认为腰封是完全无用的赘物，也有人对此爱不释手，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作者所写书话又十分有故事性，令我一口气读完该篇。
出久根达郎在此文中首先讲到，某天他去拜访一位开旧书店的同行，看到那人铺了一地文库本的外封，他问对方这是在做什么，对方称正在玩“翻和尚”。这个词有些突兀，好在译者于小注中做了解释，原来这是一种纸牌游戏，每个人按照顺序翻开纸牌，如果翻到“和尚”就会输掉所有的牌，如果翻到“公主”就会嬴回纸牌，最后以手中纸牌数量多者为胜。
如此说来，“翻和尚”不是个好词，果然这位店主向作者讲述到他的遭遇。某天这位店主出门收旧书，在某家看到了一大堆剥掉外封的文库本，这种书显然无法销售，他不愿意要，但对方告诉他，这些外封和腰封并没有扔掉，并拿出一个大纸箱，表示全在里面。店主见此就把那批文库本全收了回来，但回来后他就发现，外封和原书很难一一对上，这令其很是挠头。接着作者告诉店主一种便捷的配外封方式，这令店主很高兴。作者又问店主，套上外封的文库本能卖多少钱？对方称一百日元，而作者立即说，这还不够成本。
由这个故事，作者谈到了大场先生所著的《三岛由纪夫――旧书店的书志学》，因为该文中提到三岛的角川文库本的《爱的饥渴》带腰封与不带腰封的巨大差异，同时他在书中引用了大场在该书序言中的几段话，其中一段为：
学者们研究的是书的来历、内容和影响，而旧书店注重的是书的外观和品相。按说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但在学界看来，后者却似乎低人一等。也许学界认为，开旧书店的人对于书的研究只是一种人个爱好而已吧。
接下来作者向大场先生请教一些书腰封的存在情况，比如大场谈到三岛的《裸体和衣裳》没有腰封的初版本，售价是1.5万日元，但带腰封者，则可卖15万日元。同时作者又讲到了昭和二十四年出版的《宝石买卖》定价是150日元，到如今该书若无腰封则能卖8万日元，有腰封的话，就能卖70万日元。而《魔群的通过》不带腰封者20万日元，带腰封则至少要100万日元。一条腰封能值这么多钱，这让作者也大为感慨。
那么究竟是书值钱呢，还是腰封值钱呢？从售价上看，显然一条纸带的价格平均起来能比原书贵八到十倍。这也足见爱书人对形式是何等的极端追求。对于很多人买书不看的问题，作者在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实例。昭和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作者于文中写道：
当时我在东京下町一家旧书店里当店员。午后，外出去旧书市场的老板打电话回来，吩咐说：“把三岛的书整理一下。”据说当时在电视里有实况报道，但我正在看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有个中年主妇脸色惨白地冲进店里，大声嚷道：“三岛的书，我全都要了！”
遇到这样的买主，令作者很高兴，于是他将店里所藏的三岛之书全部找出，那位妇女就全部买走了。没想到的是，很快又有许多中年妇女络绎不绝的来店里找三岛的书，这种情况令作者很惊㤉，后来才醒过味来，因为这些家庭主妇在家里没事就看电视，所以她们最先得知三岛自杀的消息，所以也是她们最早来抢购三岛的作品。
无论怎样，把三岛由纪夫的书全部卖了出去，作者以为老板回来后会表扬他，没想到老板到店时，他得意洋洋的汇报战果，老板的脸却越发的阴沉，到这时作者才明白了，老板给他打电话，让他把三岛的书整理一下，本意是叫他把三岛的书从店面上撤下来，先囤积一段时间，以便等着大涨价，没想到作者误会了老板的意思，反而一下子把三岛的书卖光了。
这种有趣的记录最见性情。但作者怎么看待腰封问题，他在文中未曾提及，而我所得到的这个印本，也有一条该死的腰封，上面还印着数人的名字，说这些人都诚意推荐，当然其中也有该死的我。而腰封上还印着一句我说的推荐之语，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这真让我怀疑人生。人真是健忘，看来我真是老了。
《容园竹刻存札》，叶瑜荪编
在上海书展期间，周音莹女史邀我参加她和夏春锦先生共同主编的一套丛书发布会，这套丛书陆续印出，到书展期间先行印出两种，此为其一。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叶瑜荪先生，几年前的第一次见面也缘于周音莹。当时他在诸暨举办了民间读书年会，叶先生在会上讲到了他对丰子恺的研究，后来又寄给我一本他的竹刻图录，由此而让我了解到其手艺之高超。
本书所谈依然与他的竹刻有关。叶先生在自序中讲到：
我于1979年春开始学习竹刻，当时中国竹刻正值低谷时期，全国从事刻竹之人大概只剩两位数，要找到一位能手把手教我刻竹的老师已极难办到。但找几位可以请教的老师还是有机缘的，遂留下了这些信札。
而后叶瑜荪讲到他拜的第一位老师叫杨为义，这位杨先生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瓷刻创作和研究，但他对桐乡的蓝花印布很感兴趣，某次来桐乡时，叶先生见到了他。后来杨先生带叶瑜荪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工艺部库房，在那里叶先生看到了许多古代的竹刻作品，还从那里借到了金西厓著、王世襄整理的手刻油印本《刻竹小言》。
十几年后，王世襄在《刻竹小言》的基础上增编成《竹刻艺术》一书，该书有王子野作序，后来王世襄又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中的《竹木牙角器》分册，叶瑜荪在该书的一条注释中读到《竹刻艺术》已增订再版为《竹刻》一书，但叶先生始终买不到这部书，于是他给该书作序者王子野去信，请其帮助代购《竹刻》，没成想他却收到了王世襄的来信。
本书内所收录的手札均为不同的人给叶瑜荪所写之信，信的内容也基本和竹刻有关。如此集中的展现同一内容的手札，并且为同一上款，这正是该书的特色所在。翻阅这些手札，大多数均为现当代名家，其中收录王世襄手札19通。1990年3月19日，王世襄在给叶写的第一封手札中，首先感慨近日又有人研究和实践传统竹刻艺术，接着提到：
拙编《竹刻艺术》已增加数倍材料，易名《竹刻》。脱稿已三年有余，送至编辑部处竟被搁置两年。到人美出版部又压一年，今年能否发稿尚未可知。总之书价高而知识分子收入太低，是出版难之主要原因。
这段话讲述了当年出版之难，而王世襄在当年11月23日的信中又提到了同类事：
拙著《竹刻》已见校样，但何时能付印刷则不敢说，要等新华书店的定购数到来，看定数多少才知道。如定数太少，说不定我还须认购若干部才能印成。如所需超过稿酬的总数，则自己尚须贴钱。如数目太大，只有徒唤奈何了。我国读书人太穷，真是斯文扫地！
那个时候的王世襄已然是收藏名家，他出书尚且如此之不易，想到这一层，方感慨我辈之幸运。但王世襄给叶的信中不止是感慨这些，他还对叶瑜荪在竹刻题材上有所指导，比如那时叶瑜荪把主要精力用在雕刻丰子恺的作品上，王世襄却在信中明确地说：
唯专刻丰氏之作万万使不得！丰氏虽有鲜明风格，只是一家笔墨，如专去刻他便受束缚。竹刻不仅不可专刻一家，且要运用多种技法，如透雕、圆雕、高浮雕等。这些刀法近代竹人已不能为，实使竹刻退化一大原因。
以此可见大家之风。然直到如今，叶先生仍然在雕刻丰氏作品及写丰子恺研究文章，可见他的乡梓情节是何等之重。
《龙榆生师友书札》，张瑞田编
此为周音莹、夏春锦主编《蠹鱼文丛》中的一种。在书展现场我第一次得见张瑞田先生，当时他与叶瑜荪一同坐到台上讲解着他们的新书，而我留意到张先生能够台上台下互动，俨然有主持人风范。
张瑞田先生的这本书，所收内容皆是不同的人写给龙榆生的手札，同一上款的整批手札当然有着颇高的研究价值，张先生在序言中又提到龙榆生也喜爱手札，并且收集了很多古代手札资料，为此龙先生还选注了139通苏东坡的手札和39通黄庭坚的手札。
其实人们对手札的喜爱除了欣赏书法之外，还能得到许多正史中不载的信息，而本书乃是照片加释文以及作者简介的形式出版，这使得欣赏书法者和喜欢史料者都为之一喜。本书内收有张元济写给龙榆生手札两通，其中第二通谈到商务印书馆准备增订《辞源》之事，张元济在信中想请龙榆生前往修订《辞源》，信中写道：
商务印书馆近拟将旧编《辞源》加以修订，大半就绪，惟尚有未臻圆满之处，尚待裁成，商之同人，颇欲借重鸿才。但此系暂局，不过三四月便可结束，并可不必到馆视事，所有稿件及应用书籍可送至尊寓检阅。每月致送薪水三百元，按生活指数计算（照十一月份下半月指数，可行一千五百元），如蒙俯允，望即移驾至沪一谈。临颖不胜企祷之至。
不用坐班还能给这么高的薪水，可见张元济对龙榆生的看重。本书中还收有周作人手札5通，周在第一通手札中谈到：
宋人词话《拗相公》中引“周公恐惧流言日”一绝句，问为谁作，手头只有一部《唐人千首绝句》，遍查不得，直觉此诗似是宋人口吻，却亦无从证明，不知兄记得其撰人名氏否。乞便中示及为幸。
周作人记不起的这句诗似乎并不生僻，此乃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中的一句，这五首诗均为七律，启明先生却把它想成了绝句，所以他在《唐人千首绝句》中查不到原诗，以致于向龙榆生求助。这让我想到电脑之便利，如果周作人那时有电脑，想来就不会费这样的周折，但话又说回来，正是没有电脑的便利，才使得那一代学人能够博闻强识。
周作人在第二通手札中谈到了龙榆生丧女之痛，为此想到了自己二十余年前因丧次女至今未能去怀之心情，为此周作人在信中有这样的劝慰之语：
唯人生本多苦辛，生存者非忍受不可，在撒手去者亦未始非幸福耳。尚祈适宜地以坚忍处之。尝思二氏太高，不及几及，我辈还只是儒家中人，唯儒本来有柔软的缺点，多少须以硬调剂之。想兄亦或以鄙意为然乎。
此信对理解周作人的思想颇为重要，他谈及释家和道家对人的要求太高，所以不能企及，故只能做一位儒家，但他同时谈到儒家有软弱的特点，这点仍需要调剂，这段话表达了周作人重要的思想观念，这也正是手札的重要性所在。
《书世界》（第一集），Bookman主编
此为责编李黎明所赠。本书收录了十余位爱书人所写的与西书有关的文章。无论编纂方式还是印刷方式，中国古书与西方古书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我对中国古书的印刷方式也算略知一二，但对西书印刷的了解却连皮毛都算不上，虽然我也欣赏西书的精美，但不知什么原因，总觉得与这份精美难以亲近。
近些年来，中国的拍卖公司也开始引进西书的拍卖，但我本能觉得西洋善本定然也像中国古书那样，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和专用语言。西方的藏书史同样悠久，想搞明白西方的这套体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近十几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也认识一些西方的藏书家，但因为外语不过关，使得我难以直接跟外国藏书家交流心得，虽然每次见面都有翻译，但毕竟隔着一层。有人翻译过爱德华·纽顿的著作，我藉此了解到一些西书的概念，但总觉得那位翻译者并非藏书人士，因为他难以挠到藏书家的痒处。这些年来我读过钟芳玲女士所写的几本西洋书店的书，从中了解到一些外国爱书人的旨趣，但他们的藏书有着怎样的逻辑体系，我对此仍然不得要领。
而今得到了这部《书世界》，里面的作者大多是爱书人，翻阅这本书，给我增添了许多新的概念，并让我顿生过屠门而大嚼之叹。但我告诫自己，要懂得收放，不要轻易踏入一个新的收藏领域，因为那里是海，同样也是坑。
《CHINESE MAKARS》，《STRATH》
前一度法国书商齐正航先生来到北京，告诉我说法国藏书家Bill Zachs请他给我带来了两本书，此时正赶上我在外地寻访，齐先生说他将参加上海书展，而我恰好在书展上有几场活动，于是我们约定在书展现场见面。于是某天，我坐在国学讲坛的台上帮朋友站台，在那里对着某部书大夸特夸，无意间看到台下坐着一位洋人，定睛细看，正是齐先生。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做认真听讲状，我不知道自己唾沫星子一大堆的讲了一通，他究竟听明白了多少。
活动结束后，我立刻走上前跟齐先生打招呼。我记得大概有两年多未曾跟他见面，而今的齐先生依然神采奕奕，他递给我一个纸袋，而后向我讲述了什么，但现场乱哄哄的状况，也来不及跟他细谈，同时陈子善先生还催我跟他一同去参加沈昌文的八十大寿生日会，于是我郑重向齐先生道谢后离去。
回来后翻阅所得，其中一本里面配的都是中国老照片，每一张照片的文字虽然是英语，但用词很典雅，想来这是英语中的文言文，但是我认得其中的李白、杜甫等名字，而后细看一首诗，终于磕磕巴巴的明白了，原来这是英文版的《静夜思》，哈哈哈，太有趣了。
我在书中找到了比尔先生给我写的英文信，齐正航在见面时就曾经跟我说过里面有信，他已经将信拍照，过一段会翻译给我。然而现代科技的便利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我手机里的翻译软件只用了一秒钟就把比尔的信译成了中文：
亲爱的李伟：
穿越海洋和高山，穿越时间本身，我仍然愉快地回忆起你的图书馆奇妙而鼓舞人心的参观。当我问“什么是一本书”，你回答“一本书是一种爱”时，我感觉到了时代的梦幻快乐。我现在也是。
在我们需要《爱与书》之际，我自由地——知道我们的书架是多么神圣——为你提供两卷书，把我们遥远而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这是两位苏格兰朋友的作品，灵感来自你丰富的文学作品和多样的风景。现在它们是新书。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在爱丁堡的图书馆门上方，看到中国书法铭文：“书是一种爱”。
在那之前，我祝你幸福、健康、好运、祝福。
感激地
扎克
但是，这个翻译软件究竟有多大的准确度，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只知道将我改名为“李伟”，显然是手机的错误，其他部分的翻译是否能忠实表达出比尔先生的意思呢？我对此没把握，于是将翻译出来的中文用微信转发给齐正航，请其确认翻译的准确与否，而齐先生回信说：
韦先生，迟复为歉，最近我这里的网络信号特别差，耽误许多事情。我也许翻译得没有您手机的软件好，除了语法似乎不太标准的地方以外，只有两三个地方没有翻译得很准确，详情如下。“亲爱的李伟”当然需改成 “尊敬的韦力”（Bill 的拼音也不正确）。“我自由地” 原文的意思为 “我冒昧”，所以整句的意思是“我知道我们藏书家的书柜多么圣洁，还是冒昧予您送两本书”。“你丰富的文学作品和多样的风景”的“你”原文其实是泛指中国的。“你会发现自己在爱丁堡的图书馆”此句原文的意思为“您在我爱丁堡的书房门上看到”等。其它部分没有失去原文的大意。
没想到这件小事给他添了这么多麻烦，还不如请他直接翻译成中文呢，但这件事也看出了齐先生做事之认真，这同样是令我感佩之处。
《细说从头三十年》，李翰祥著
此为后浪公司石儒婧老师所赠，由布衣书局胡同先生转致。该书一函两册，腰封上印着“大师经典，完美复刻”及“典藏纪念版”等字样。
以往我对李翰祥先生的了解，仅知他是一位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并未想到他写过这么大部头的两册书，有上千个页码。关于他拍过的电影，本书内附有别册《李翰祥作品年表》，年表的第一部分是其导演的作品，从1954年的《嫦娥》，到1996年的《火烧阿房宫》电视剧，数量愈百部，另外年表中还列出他制作督导的作品，及编剧作品几十部，另外还有他参与演出的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未包括《三十年细说从头》在内的传记作品或文学作品。
本书乃是李翰祥的传记性作品，他用纪实的方式再加上精彩的场景对白，以近似白描的方式说出了他出道后三十年的经历。读他的这本书，能够体会到李翰祥对于场景的把握最为精道，他描写的人物让人感觉到如在眼前。比如他写到1948年，他经过辗转来到不夜天的上海，他说那时自己只是一个穷学生，他的同班同学有位叫金蕾的人，他通过金蕾认识了对方的女朋友田玛莉，而田玛莉乃是田汉的女儿，于是经田玛莉的介绍，他得以见到田汉。
那时的田汉已经有了大名头，所以李翰祥见到他后毕恭毕敬的鞠了个躬，没想到对方笑都没笑的点了点头。接下来是李翰祥对田汉的第一印象：
他的脸好长，嘴也好长。对这位风流才子，可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了，不过今日一见，也不觉得怎么样，相比之下，那可是凌波的丈夫“金”汉好看得多了。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他的脸拉得那么长干嘛，难道要演西门庆？
田汉的这个姿态让李翰祥充满了好奇，他经过了解才明白事出有因。而对于人物语境的描写，也是李翰祥最为擅长者，比如他写到某天遇到了导演沈浮先生，李翰祥写下了这样一段对白：
“好嘛你了，好久不见了啊？”
一口尖圆音不分的天津话，听着还真亲切。
“可不是，好久没见了。”
“你……你是这个……你姓……姓这个……”好，原来不认识！
“我姓李。”
“噢！对，你是这李……李……李嘛玩意来的？”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我成了“玩意儿”了。
“李翰祥。”
“噢！李――翰――祥？李翰祥这个样！唉！真哪！真王八蛋！”
“啊？”
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这回可糟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把沈先生给得罪了。
读第一句我就感到了沈浮应当是天津人，到最后，原来沈浮骂出的“真王八蛋”是骂自己，李翰祥的细节描写读来让人难以忍俊，也许这也正是成为大导演的先决条件。而翻阅本书，还能够了解到那几十年艺术界的生态，虽然很多场景的描写不无戏剧性，然而正是这样的纪录方式，才能让人读出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
《故事药丸》，（英）埃拉·伯绍德 苏珊·埃尔德金著 李剑敏译
经东方出版中心安排，我在陆家咀读书会与毛尖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谈，在对谈结束后，世纪文景出版中心的编辑贾忠贤老师赠送给我一个手袋，我并不知里面有什么东东，回来后方看到里面有几部书，还有六个冰箱贴。该书外面有一个特制的纸匣，纸匣封面贴着一张白底黑字的纸签，上面用严肃的字体印着“故事药丸”，刚开始我以为拿错了手袋，以为这里面是某人买的保健药，打开药盒，里面有大中小三个开本四册书，最小的一册名称是《故事药丸使用说明》，第二小的本子则印着《自诊指南》，第三本印着《共读札记》，里面却是白页，此册的封面上果真印着大小不一的药片，而最大的一册乃是厚厚的一本，乃是该作品的正文。
翻阅《使用说明》，首先看到的是作者介绍，前一位作者的情况为：
埃拉·伯绍德（EllaBerthoud），五岁时从德黑兰去往伦敦，旅途中靠在一辆Wolsey 1300的包裹架上开始阅读生涯。此后十三年间在各种不合时宜的地方读过书，比如在滑雪缆车和蹦床上。进入剑桥大学就读英国文学专业之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小说阅读中。
这是怎样奇葩的爱好，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读进去书，也许这正是其超人之处。另一位作者苏珊•埃尔德金（Susan Elderkin）则在2003年被评选为二十位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这两位作者原本是剑桥大学英文系同学，她们在上学时就给彼此推荐读物，从2008年开始，她们持续为全世界遇到烦恼的孩子，或者是想为孩子选书的客户开列书目处方，经过五年的临床治疗积累，她们出版了一部文学诊疗指南《小说药丸》，三年后，她们又出版了这部《故事药丸》。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书呢？《使用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时候是我们通常实现不了的事情，比如骑在龙背上，或是找到进入巧克力工厂的金门票。更经常的是我们想做，但由于害怕或敏感而不敢做的事情，比如离家出走。”从这段话，就足以能够看出这两位作者对儿童心理的了解，但她们同时认为：“最好的童书可以用无畏的愉悦、本能的快感直面大问题、大情感，最终达到抚慰人心的功效。”
但是家长们却很少知道孩子在不同阶段应当读哪些书最为合适，而这两位作者觉得首先要让孩子读纸本书：
每个人都会猜想自己的孩子从小会对哪本书紧抱不放，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是具有物理形态、可以触摸的一本书。电子书的优势在于可以瞬间被传送，但触觉、嗅觉以及视觉的全方位体验，更容易让我们沉迷书海。
她们认为自己的这部书是为那些着急给小孩子选书的万年人准备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像是告诉父母，在解决孩子不同问题时，应该对症下药的提供相关药丸。
翻阅本书，可见编辑对其作了重新排列，因为本书的内容是按汉语拼音的方式由A到Z来排序，针对每一个问题都会告知应当读哪些书来解决，那么，其实本书乃是一部分类推荐书目，只是这些书在中国恐怕很难买到。但即便如此，阅读作者在推荐之前所说作的解读，也颇有趣味。比如《大高个》这个话题，书中首先写道：
个子比同龄小朋友高出一大截可谓苦乐参半。好的一面，你能摸到糖果罐，观看音乐会，更有可能入选篮球队；坏的一面，干坏事容易被人发现，跟同龄人相比略显笨拙，外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你比实际年龄大（然后奇怪为什么你的能力没有更强、表现没有更好、脑子没有更聪明）。
我不知道这两位作者是高是矮，但我承认她写出了大高个的困扰，但其谈到《长脚利亚姆的成长》时，讲到12岁的主人翁高达一米八是何等之惊奇，然而我在这个年龄就已经达到这个高度，所以我对此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本来能够更高的我，结果在超过一米八之后，只勉强增高了几厘米就不长了，这显然是让人失望的结果，因为这是典型的高不成低不就，但这段描述也让我了解到，恐怕这两位作者个子不很高。
《二玄社书法讲座：楷书》，（日）西川宁编，李玄译
大概一个多月前，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鱼刺在我的微博留言，他（我不确定鱼刺老师的性别，但从这么锋利的名字来看，我默认他为男性。）说后浪公司出版了该书，想推荐给我。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出了一本《二玄社书法讲座：楷书》想冒昧推荐给您。本书由日本“昭和三笔”之一、大书法家西川宁编写，面向入门和提高阶段的书法、篆刻学习者，从握笔法开始讲起，进而是基础心得、临摹研究、创作构思，最后对日本现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进行鉴赏，并简单介绍各种字体的历史，对中日历代书法名品进行解说，理论和实操达到了高度融合。作为以“下真迹一等”而闻名的二玄社出品，这本书不管是拿来临帖还是鉴赏都很合适。
而近期我也正在写与书法有关的文章，鱼刺老师的推荐颇为及时，于是我奉上地址，不久就收到了该书。此书有高村光太郎所作序言，他讲到了个人练习书法的历史，其中谈到传统和纸是何等的好用，可惜我没有见过这种习字纸。但是高村在序中讲到了“六朝书法的主脑中村不折”先生，而我一直在阅读中村不折所写《中国绘画史》，该书写得言简意赅，故我对这位汉学家充满敬意，然而高村在序中却称极其讨厌中村的书法：“中村不折四处留痕，他那千篇一律的字在招牌、书脊、条幅、匾额、云盘、屏风上无处不见，简直索然无味，让人厌烦。”
看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视角，中村不折的书法其实我没见过，我只是用他那丰满的汉学底蕴来推论他的书法成就，显然这样的推论方式没啥道理。关于本书的来由，此书的后记名称为《“二玄社书法讲座”丛书诞生记》，而此记乃是一场讲座的记录，其中主要的讲演者乃是二玄社的创始人渡边先生，渡边首先讲到：
当时我创立二玄社时，市面上没有任何关于书法的书籍。因此我想从书法开始着手，于是出版了《今日之书道》（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后大受好评，当时印刷了一千五百册，定价一千七百日元，并不便宜，但是仅靠预约即脱销。其后再版的五百册也一销而空，令我十分高兴。
我知二玄社之名，乃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常在古籍书店的架头上看到二玄社的一些出版物，后来有幸得以结识二玄社中国代理，并且从那里买到了几幅高仿真的中国古代名画。从聊天中我得知一般的彩印均为四色印刷，也就是通常所言的三原色加黑，但二玄社却是十二色印刷，每一色都能达到原有的饱和度，这也正是二玄社印刷物广受市场看重的原因所在。
然而我对二玄社的了解仅限于这些皮毛，读到这篇后记让我了解到渡边先生为了编这套书法讲座丛书是何等之不易。当时他并不知道请何人来编此书最为恰当，于是找到了安藤更生先生，安藤向他推荐了西川宁先生，并且安藤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转天，渡边就带着介绍信找到了安藤家，没想到却被安藤家人挡了出来，对方告诉他，西川先生不认识安藤先生。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也就只好作罢，但渡边先生百折不挠，他一次一次的来到西川家门口，终于打动了对方，使他得以入门。但拜访多次，西川都没有答应写此书，于是他继续一趟趟地跑，终于有了此书之成。这份执著令我叹服。
而西川先生的这本书则是从楷书的历史讲起，而后以举例的方式来讲解书法的演变，同时渡边先生又给几位名家分别拍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些大家是如何下笔、运笔和收笔。这真是一部既实用又丰富的书法学著作。
《徐霞客游记》，（明）徐弘祖撰
上海书展期间，中华书局安排我在那里举行了《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一书的首发式，在首发式开始前，我与嘉宾辛德勇先生坐在台下等候工作人员布置现场，此时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他说特地赶起来，就是要送给我这部线装本一函十册的《徐霞客游记》。素未平生，当然不能收这样的重礼，我再三推让，但老先生坚持说，他来上海就是为了送这部书给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全国各地寻访历史遗迹，觉得我的行为就如同他的乡贤徐霞客，如果我不受该书，就有拂他的美意。而正在谈论期间，主持人顾青先生请辛老师与我上台就座，故我只好接过老先生的这部书。原想等仪式结束后再跟老先生交谈，然而当首发式结束后，主办方又安排了其他的事，我原本打算仪式结束后找到老先生向其索要地址，之后再回赠他书以谢其美意，未成想老先生事了拂衣去，故只好在此谈及该事，若老先生能够得见拙文，或有知情者能转告，希望赐我地址与大名。
我的行走当然不能与徐霞客并提，他的所为比我更加纯粹，因为游览就是他的目的。但我有时却很八卦地想，他何以能有如此的精力、财力来进行三十余年的纯玩，而后陆续读到其家族的一些情形，方解我心中之惑。
徐氏乃世家大族，其高祖徐经建有藏书楼，徐经之友钱福在《万卷楼记》中写道：“兹楼下，储山川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奥，焕斗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视也。”家族的藏书之好传导到了徐霞客身上，其好友陈函辉所作《徐霞客墓志铭》称：“性酷好奇书，客中见未有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由此可知，徐霞客对藏书是何等之痴迷，他在游览途中也在不断的购书，但他却没将这些购书过程写入《游记》内，想来这也正是他纯粹之处。
徐霞客的先人徐颐也是家财万贯，王琦在《寓圃杂记》中载：“正统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上舍魏两家甚富，必数（欲）得一京职。其时朝廷尚重名爵，徐谋于中官王振，魏恳于当道大臣，所费不赀，徐尤甚焉，后皆得为中书舍人。不久徐以*党**人罪归，魏稍迁主事，京师称为‘金中书’‘银主事’。”
徐颐为买官职花销了大把银两，以至有“金中书”之称，但可惜后来他花巨资买到的官不久就丢掉了。徐家的产业传到徐弘祖这一代，究竟还剩多少，未见资料记载，他的母亲虽自称“布衣妇”，带着家中婢女织布不缀，其家所织之布的质量按照陈继儒在《豫庵徐公及配王孺人传》中的所言，“轻弱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徐家所织之布有如此高的市场辨识度，可见其在社会上有着很好的口啤，想来这也是徐霞客能够常年出游的经济基础。
其实徐霞客的游览除了自然景观之外，也会寻访一些历史遗迹，比如九江的白鹿洞书院、吉安府的白鹭洲书院，他都曾探访过。崇祯十年，他还到衡州探访过石鼓书院，而这些书院我也都跟踵其脚步一一看过。徐霞客在探访石鼓书院时，还作过这样的比较：“虽书院之宏伟，不及吉安白鹭之大观，地则名贤乐育之区，而兼滕王、黄鹤之胜，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之所。非白鹭之所得侔矣。”
以此可见，徐霞客也十分重视探访点的人文积淀。他认为就规范而言，石鼓书院比不上白鹭洲书院，然而前者却曾经有过大儒朱子、张栻等人在此讲学，仅凭这些就盖过了白鹭洲书院。虽然《游记》中没有记载书院的藏书情况，然而他在《滇游日记》中却写道：“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观境图。出门，左有肆，中有二儒冠者，问图、志，以有版可刷对。”可见当时的一些书板能够自行刷印，这点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