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松龄

马场道130号

北平解放后，老爸任职的太平保险公司改组了，老爸分配到保定人民银行。鉴于工资太低，又难于照顾家庭，他只好辞职，率全家搬到天津，因为几位舅舅那时都在天津，开了几家外贸公司，老爸是财务好手，可以安排个工作，他在中行公司担任总稽核还兼着古典公司的财务工作。

1949年7月初，我们搬入了马场道130号。马场道，顾名思义是因跑马场而得名。天津曾有不少列强租界，那一带属英国租界，建筑多为英式楼房。

在马场道和浦口道相交的丁字路口西侧有个胡同，这里有一排四层的英式楼房。130号是这排楼房中的一座，一楼是从后门进出的，给人有地下室的感觉，二楼以上由前门的高台出入。

我们住的是二楼后厅，带一个小房间与楼梯间，和北京比起来面积小多了。爸妈带妹妹住后厅，我们哥儿四个住小房间，楼梯间是赵妈睡。

马场道130号二楼后厅示意图

130号的住户十分复杂，派出所同志和爸妈打过招呼，要我们注意点。且看这“七十二家房客”都是哪路神仙？！

我家前厅住的是一对白俄母子，母亲有五十左右了，金发碧眼，我们叫她“老太太”；儿子20出头，黑色头发，眼眶深凹，挺精神的。听说他们是沙皇时期的贵族后裔，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老太太会俄语和中国话，曾教我哥补习过俄文，她还会英语，为当地杨姓学生做过英语家教。老太太的儿子叫魏士菲，老妈介绍他到四舅的建安公司工作过。

三楼的前厅是一对白俄夫妇，女的是个医生，我们叫她 “玛大妈”，男的失业，成天在家呆着。

三楼后厅住着二个舞女，一胖一瘦，胖的姓赵，瘦的姓苏，苏是广东人。她俩都三十好几了，还涂脂抹粉的。这广东舞女特别喜欢我的两个妹妹，常带她们到楼上去玩，给她们糖吃，可能是“母性”发作了吧？

四楼只有两家，一个是单身男吴先生，说是在照相馆工作，但他白天不出门，晚上不睡觉，有人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另一户是意大利夫妇，年纪三十上下，据说二人均以“小偷”为业。

一楼住的也是个黄毛（金发男），三、四十岁了，老是喝醉；还有个很胖的洋女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幸好他们是从后门出入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有时会趴在窗户上看那人在后院发酒疯。

马场道130号有一条大狗常常趴在高台上，是条黑色的土狗。老太太不时会喂它吃的，但她不承认是她养的，说狗的主人搬走了，不要它了。这*狗黑**挺忠诚的，要是有生人来130号它会狂吠大叫，样子很是威猛。老妈说自己家里孩子多，怕被狗咬着，如果咬了别人更不好办，既然是无主的，就请人帮忙把狗送走吧。

建安公司有位工友叫袁福，是个大胖子，曾给三舅、四舅蹬过边三轮（天津人叫挎斗）。老袁用麻袋把*狗黑**装了，不知送到哪儿去了，听说还挺远的。不料，过了十多天，*狗黑**竟自己回来了，只是瘦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了好可怜。有人建议杀了它，老妈不肯，再请老袁把狗送得更远些。此后，*狗黑**再也没有回来过。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小竟让故人他乡相遇。据表哥刘德枢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华社社长穆青因公出差到巴西访问，接待人员中有一位翻译，二人闲聊时翻译告诉他年轻时候在天津住过，一拉二扯就说到海河边的中正路，说到建安公司，说到建安的员工……

那时表哥家就住在建安公司楼上，建安的老总就是他爸爸，原来这翻译正是我家邻居魏士菲，你说巧不巧？解放后，中国政府对这些白俄老外的政策是自由选择国籍，或加入中国国籍，或离开中国。魏氏母子选择了离开，他们就去了南美。

2001年，我随团到北京旅游，归途经过天津逗留了几天，以看望老亲们。两个妹妹也相约到天津来，一起走访。我们一块去了马场道，是姨父熊天森陪同的。

姨父熊天森带甥女访旧居

兄妹重游130号故居 (现革新里5号)右起：朱九龄、我、朱梅龄

老天津姨父与三个甥辈

下了公交车，老人故意让我带路，看我能不能找到130号，我没有辜负众望，径直到达目的地。

楼前的高台子已拆去，其他没有大变化。我们访问了130号的居民，但1950年就居住在马场道的老邻居都没有了，我们有些失望，在楼前合影留念是唯一留下记忆的办法。

难忘的培育小学

来到天津，我们哥儿四个的上学问题首当其冲。大哥小学已毕业，参加了天津市一中考试，果然不负众望，“一考即中”。

我就不然了，二附小的安老师让我转学到天津示范小学去，她妹妹就在这所学校教书，我妈拿了安老师的“手谕”，人家给了一次考试的机会，可我不争气“名落孙山”，后来只有插班到附近的培育小学了。三弟、四弟也都上了培育。

培育小学在浦口道，从一小巷进去，通过一个不大的操场，直到一座小洋房，房子质量不错，据说是天津工商大学（津沽大学）的一部分，有小门和大学相连。

学校规模不大，每个年级只有一至二个班。我在五年级，级任老师姓凌，是位中年女性，她身材姣小，戴副眼镜，颇有气质。

同学中有几位至今未忘。一位叫袁家诚，成绩最好，人也老实，他家住在河北路上一座独户小楼，据说他是*国卖**贼袁世凯的孙子，他爸是袁世凯小老婆生的，所以袁同学虽优秀，但并不太被人认同。

另一位同学叫李哲之，成绩不错，在同学中威望甚高，其中重要原因是他姨和他表姨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一位姓周，另一位姓马，且均为美女。哲之家住在马场道靠小白楼那头的一所洋房里，我常去他家做功课，然后在楼顶的露台玩。

另一位同学姓罗，是个胖子，班里的差生代表，成绩差而品德坏，常常说下流话。还有一位插班生叫归四燕，是从上海转来的，会说一口上海话，他用上海话讲笑话，再用国语翻译给大家听，逗得听众哄堂大笑。

培育小学有一位男教师，叫张炳堃，是教体育的。他在体育课上教我们跳蒙古舞，这是我第一次学跳舞，印象很深。学了一段时间后，张老师带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操练，原来是参加区运动会的团体*比操**赛，我们的表演得到好评，获得名次。

张老师是位票友，他京剧唱得很好，记得1950年元旦，学校借了美琪电影院开同乐会，他唱了一段武生戏，穿了全套行头，扮相很帅。

在培育小学四弟柏龄才上一年级，一次他在玩双杠时摔伤了大腿，天津协和医院的医生说要开刀治疗，费用也十分昂贵。于是爸妈带着柏龄到北京去找白胡子爷爷，老爷子说，幸亏你们来得早，再拖几天就没治了。老爷子真能妙手回春，四弟的腿治好了，且没留一点儿后遗症。

津门印象

在天津住了一年多，它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特别是对一个生长在北京的孩童来说，许多事物是新鲜的，别样的。

和天津人打交道，就听见满口的“嘛”，这也是我们最早学会的天津话。天津话有一股子“侉”味，不如北京话字正腔圆。天津话也有自己独有的俚语，记得当时说人不识时务，不通情理叫做“不搅闷”；管街上的土流氓，小混混叫“杂巴地”。十几年后我再到天津时，这些词汇业已消失。

天津给人的感觉就是“洋”气。它的街道不像北京那样横平竖直，凡沿海河走向，路多是弯曲的，其路名称为“道”，与“道”垂直相交的马路称“路”。

天津的建筑也异于北京，没有四合院，也不是大杂院，多数为西式楼宇，特别是以前的租界区，几乎看不到中式民宅。市中心商业区的劝业场、中原公司都是4-5层的楼房，矗立在路边颇为“壮观”，而非北京的东单、西单商场给人感觉是“平摊”的。

天津的名胜古迹比北京少“老鼻子”了（少多了），那时除了水上公园，几乎嘛也没有。

我记得河北路上有个“英国球场”，挺大的体育场所，透过花墙望去，最多的是篮球架，天津人好这口，常常举办以企业球队为主的半职业篮球赛，晚上还可在灯光球场打球、看球。另一处体育场所叫“民园”，是个足球场，四周还有观众看台，围墙不太高，小青年可以爬进爬出。

在天津时，有人请我们看过“高台骑车”、“飞车走壁”杂技表演，那是金家兄妹的绝活，后来代表中国杂技团出国巡演，争回许多荣誉。我作为金氏车技最早的观众，心中有着莫名的自豪。

俺家在天津老亲不少，首先是刘家原住北京的*亲近**都到天津来了，外公和三舅一家住在北京道崇德里内芸德里3号；四舅一家住在中正北路231号三楼；五舅已成家，还开了新联公司；四姨嫁给了熊家，在津门另有居处；六舅娶了苏州黄玉柔为妻，也暂在天津安家。

此外，老妈在天津有位堂姐刘蝶孙，其夫姓赖，我们称其赖大姨娘；另有大六舅刘厚洛，章立存大姑父、松涛姨娘等。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曾外祖父刘鹗第二子大年和第三子大缙的后裔。

叔叔朱慰祖（贻谷）和婶婶蔡北生

老朱家在天津亲戚不少：叔叔婶婶一家有五个孩子，4个男孩，最小的是个女孩；我家哥儿4个，俩妹妹，和他们几乎各差一岁；当时奶奶也住在叔家。

舅爷爷蔡仲琦所住的山西路耀华里，离三舅和叔叔家很近，爸妈都带我们去串门，一去就是好几家，而用餐往往在叔叔家。

朱氏全家福（1950年春）

在叔叔家吃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做的红烧黄花鱼，这黄花鱼就是现在所说的大黄鱼。奶奶剖黄花鱼是不用刀的，她把筷子从鱼嘴伸进去，然后轻轻搅动，一会儿慢慢拉出来，那鱼肚肠子等杂碎就被拖出来了。

我问奶奶为什么这么做？她说黄花鱼的肉像蒜瓣，容易散，用刀剖鱼，鱼肉碎了就不好吃了。可惜奶奶的绝活没有传下来，就和野生大黄鱼的绝种一样，只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天津的亲戚中赖家最阔气，他们住的是独居小楼，家具摆设都属上乘，还有钢琴。记得赖大姨娘房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比如说五斗柜上的立体镜，常让我流连忘返。你透过镜子看里面的图片，好有深度，那牧场，那奶牛就像真的一样。

赖大姨娘有一女二子，大表姐叫赖梅卿，我们在津时正逢她的大婚，我们全家都去了，婚礼是在和平饭店举行的，场面好大，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那象宝塔似的蛋糕，尤其是顶上的一对巧克力小人，真让我们垂涎欲滴。

大姨父赖斌解放前在海关任职，收入颇丰，解放后就定为“伪官吏”、“历史反革命”，被送去劳改、劳教；大表哥叫家麒，是空军，随国民*党**到台湾，最后定居新加坡；二表哥叫家麟，北外毕业，当教师、翻译的。

赖大姨娘刘蝶孙和她的三个子女

由于出身关系，大姨娘和表姐、表哥的晚年都十分凄苦。赖大姨娘夫妇死后，买不起墓地，晚辈请求将其骨灰暂葬我外公墓地边上，三舅应允了。

2009年淮安举行“纪念刘鹗辞世100周年”活动时，我见到了赖大表姐的女儿俞元士，二表哥家麟的儿子赖因其以及老三房的亲戚们——德润、德明等。

在天津时，五舅已经成家，五舅妈罗珊是国学大师罗振玉的三孙女，这是刘罗两家第二代联姻。五舅夫妇起初是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有个女儿小名叫小兔子，但突然染病夭折。

后来五舅家搬到英租界，记得有一次五舅家吃螃蟹，五舅妈非要带我去她们家玩，老妈同意了，我可能是第一次吃螃蟹吧，记忆好深刻。2001年我到北戴河旅游，经北京时专程到昌平去看望罗珊老人，说起吃螃蟹事，她还记得呢。

2014年深秋作者之长子朱宏（右一）与五舅奶奶罗珊及表叔刘德顺合影

1949年下半年至50年初，刘家兄弟创办的贸易公司相继出事了。由于大环境变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治上“*锁封**”，经济上实行“禁运”，加上国内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等新政策，以外贸为主营的中行公司等受到重创，接连倒闭，父亲又失业了。

此时，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了，招回原太平保险公司部分人员，老爸也去应聘，但工资每月是200斤小米的折价，老爸每周要往返京津，开销很大，还要养活一大家子实属困难。母亲开始变卖物品了，记得我陪她去过几次劝业场楼上的典当铺，变卖的主要是金银首饰。

那一年，先三舅，再四舅，再后是外公，一家家都离津南下了。只有我们孤零零地留在津门，再三斟酌，老爸只好辞去人保工作，也于1950年10月阖家南下，目的地是苏州。

完

作者朱松龄，1939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清代作家刘鹗之曾外孙，1949居天津马场道，后定居杭州。作者毕业于杭州师范、浙师大中文专科，从事小教和少年宫工作30余年。退休于杭州市文联，曾任副主席。家学渊源深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晚年致力家学资料整理研究，著有论学集《家学拾零》、回忆录《岁月有情》、作品选《童心未泯》和《罗守巽资料选编》等。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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