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马想斌
2015年8月17日，被视为中国足球改革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
当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亲自召集中国足协全体人员开会，宣布足球改革具体事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足协与总局脱钩”。此后，足协将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这些改革的特殊之处便是，中国足球“去行政化”将正式就此全面展开。
话音刚落，中国的体育股就应声大涨。资本市场的侧面反应，足以证明了社会对足协去行政化的渴求。而在此前，为了规避国际足联“政治不得参与足球”的禁令，足协这个社团走上了前台，可它与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单位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始终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则为事业单位，有行政级别，工作人员享公务员待遇。
行政介入足球，可以说是政社不分、社企不分特殊背景下无可回避的一种方式。但时间洗刷过的足球轨迹，却表明行政的力量并未给中国足球的前进带来多大的正能量，反而更多的是前进道路上的不顺畅因素。体育总局指导职业化、市场化程度颇高的足球事务，造成该管的没精力管好，不该管的到处都管，疲于奔命，这种越位指导跟初衷背道而驰，既影响了足球运动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各界参与足球的积极性。
于是，按照足球发展规律办事，实现去行政化和协会实体化，实现中国足协从行政化到社会化、专业化的转变，是这些年社会各界对于中国足球的希望。而这，亦是中国足球改革目标现实的必经途径。
只是尚不能乐观的是，足协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从此就走上了一马平川的大道。比如，目前中国足球改革方面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的主导力量，依然是行政而非市场。另外，去行政化的中国足协领导班子成员中，依然有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未来他们的身份究竟确定在足球专业人士，还是行政管理人员，这直接决定了去行政化的“含金量”。
按照人们正常的理解，“去行政化”的“办足球”，只能是足球界的名宿、元老、各俱乐部代表、热心足球的商界精英或专业管理团队，而不是上级机构下派的官员。还有，足协单飞所释放的信号，是否意味着职业联赛完全走向市场接受市场化的管理?抑或者，去行政化的足协，作为国家社团，是否拥有主办职业联赛的职能与权力?比如，今后要举办一场比赛，动用公安、交管、安保、城管、环卫这些资源的时候，行政力量是否还继续能够为没有行政级别的足协或者社会团体提供便利?
由此可见，足协单飞甚至是足球改革，都不是超脱体制的单方面改革，在社会能够做好的领域，体制整体去行政化和转变职能的力度，将决定足协单飞能够飞多远的问题。这正如《足协改革方案》中强调，“体制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理清改革中各类政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单兵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