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一代球王李惠堂，逝于香港，享年75岁。
客名君在题目里面写的“中国球王”，在那个时代，或者当今，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之前用一篇长文写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沪横扫欧洲球队、钳压日本队10年的传奇球王李惠堂是怎样的人？）。
▲李惠堂进球
本文想结合他和他对发展足球的看法，探讨足球产业的发展。有一句话叫“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真正有价值，且弥足珍贵的，是球王这样的人。球王李惠堂，不仅是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还因他执教多年，他在足球方面的伟大实践和发展理论，有着强大的意义。
李惠堂，民国时期最著名的足球运动员。1905年出生于香港。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洲足坛。他曾带领港沪两地足球精英，称霸于第七、八、九、十届远东运动会。他从17岁成为甲级队员，到42岁挂靴退役，在亚、欧、澳三洲都打过比赛，每次比赛都有进球纪录。
据统计在各项足球比赛*共中**射进1860个球，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球星，屈指可数……民国时期有“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之美誉。
李惠堂还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48年，退役后的李惠堂作为教练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并且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位获得国际裁判资格的人。1954年，他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1966年，当任亚洲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副主席，在世界足坛享有威望。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持续探索足球理论，有《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鲁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足球论著问世。
结合球王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的足球运动，应该怎样发展呢？或者说振兴？
1
对自己和世界的差距
要有客观、精准、全局的认识
李惠堂所参加的足球队，曾荣获过5次远东运动会冠军，4次全国冠军，26次香港冠军，1次广东省冠军，2次印尼冠军，2次亚洲冠军。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尤其是第一次，从东南亚到西欧，沿途 27战，战战皆捷，他独自破门34次。
▲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牌
图片来源：一九二八年《良友》
要知道，这是在内忧外患的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的GDP，只有《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然后从内忧外患、积弊重重中艰难地重新起步。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也就是球王带队参加奥运会的那一年，中国的总体GDP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而且工业力量和日本远远不在一个档次上。抗战初期,中国丧师失地……这就是球王驰骋绿茵的时代背景。
抗战前夕，足球曾经是国人为之兴奋和骄傲的事。
有记载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英国驻中国的英兵队，电影《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场比赛拍摄的。比赛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手，并获得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队会获胜，赛后，居然特意派人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民国初期的国足队
1949年前，足球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大连等地。原因在于当地有外国驻军和外国侨民踢球。而恰恰是这些外国球队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激起了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奋发之心。
他们自发地苦练技术，自组球队抗衡洋人球队，这样就涌现出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它们都曾多次击败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队，还曾出访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地，比赛胜多负少。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飞将军”戴麟经、“无畏将军”叶北华等名将。
▲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
而当时的中国队从1913年起出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拿到9个冠军，对日本队保持20年不败。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顾的情况下，中国队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加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英国队，遭淘汰。
但是，与媒体宣传的所谓败给足球发源国英国“强队”，虽败犹荣等类似这些话相反，李惠堂非常清楚，国足和欧洲球队在技术、体能等方面的差距！
1923年，李惠堂随南华足球队征战澳大利亚，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远赴外洲客场作战，临行前，李惠堂将此次比赛前的心情写在纸上。他说，“物以比较而见优劣、技以比较而见高低。不与彼邦人士比赛、焉知技之优劣、纵使日夕称雄于东亚、举足稍远、则一蹶不振，遑论乎加入万国运动会。”
球王的认识是清醒的。所谓客观、精准，就是不偏不倚，分清楚事实和情绪。大部分人，都是被情绪所左右，也许这是足球的一项魅力吧。但这并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2
球星诞生不仅需要国力作为支撑
更需要深厚文化作为土壤
踢球的人要什么素质呢？光会踢球就行么？其实不然。研究了球王的历程之后，客名君觉着，足球可以说是一项取代战争的沙盘游戏，就是说会同时映射战争的复杂性。
战争就必须得高智商、高情商，必须有一定的厚度，包括系*战统**略思维的格局、分析和决断能力、作战的配合技术、意志力和心理战术等，远不止是常规技术和体力的较量。踢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他可能会在个人私利的取舍之间折戟沉沙。庄子有一句话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李惠堂人格高尚，球品堪称完美。同时他能文能武，书法也有相当造诣。他是诗人、足球理论家和作家，因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缘故，他的私塾是五华当地的名士所教，对国文一直十分爱好。
他在《鲁卫吟草》这个诗集里有一篇《嗟学浅》：“不向仕途求贤达，倦从湖海效陶朱。唯惭学问无根底，常悔当年懒读书”，表达了对学问的向往。他还有一首《春夜读书》：“幼年苦失学，未读经和史。春色恼人眠，挑灯研老子”，说明他会去研究《道德经》……球王后来也是一个杰出的教练，分分钟可以转换角色。
很多客家名人之所以可以适应复杂角色，就是因为有着文武商皆晓、通才式的转换能力，和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底层操作系统。这里说的通才式能力，并不是指学历！
关于球品，李惠堂对于踢球球员的道德看得至关重要，认为应该先学做人再学球艺。李惠堂告诫初学者说，“稍有进境，切忌引而自满，更不宜自大。当知让为古人八德之一，亦为裨益之本源。节其源，伐其本，是无异自塞进步之门也。鄙意以为，初习宜先习道德后习球艺。道德一沦丧便不可收拾矣，可不畏哉。”
李惠堂的队友综合素质也都是很高的，举个例子，徐亚辉在奥运会之后，直接留在德国学习无线电技术。而国外的球星很多从事这其他高智商的职业，2018年世界杯上冰岛球队的学历和职业就足见一斑，美国很多好的运动员，都是哈佛、耶鲁毕业，英国的，剑桥、牛津毕业……就是这个道理。
高人格、高智商，才能知进退，懂得失，并且有毅力，这三者是从事系统性要求极高的运动之人的重要品质。
2018年世界杯上，
C罗原地腾空79cm，超过了NBA运动员的平均值！
这源于他的超级自律
但是如果球员吃不了苦、管不住自己、过分自我，就很麻烦，这种文化因素就不是短期可以提高的。
底蕴来自土壤，一切都是厚积薄发。李惠堂的故乡梅州，是全国最早接触现代足球的地方，民众普遍对足球运动十分热爱。
李惠堂主编的《足球》一书中叙述道：“自从海禁一开，沿海各商埠便受着足球的熏染。新式运动输入我国，也要算足球为最先，所以因为足球有产生最早、灌输最久的关系，无怪是我国现在最通行和所最崇拜的运动了，何况足球的比赛不拘时、不择地、不论人数多寡、不管球场大小，都可以举行比赛。”梅州就是如此，男女老少都爱球。
但是中国很多地方并不是如此，人们不爱舒展腿脚，也没有地方舒展腿脚，人们一脸懒容、满肚油腻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球星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足球思维进入到文化深层，爱玩的人多，玩的机会多，出会玩的人就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是产业事件。
3
发展足球需要产业思维
所谓产业思维，说大了就是要提供能生产高素质球队的产业链条和机制，说小了就是提高高素质人才热爱踢球的概率，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首先要上升到国艺。
制造一个有利于足球发展的产业环境。要出产正能量的球星，不要黑哨和流氓。
李惠堂在1928年提出一个断：“足球是我国最出色运动、远东连捷七届、和本年度港沪两华队的冠军头衔便足引证无讹了，我们更进一步而知足球，不特是我国最出色的运动，而且是最通行的运动，那也是万众公认的。所以在足球的名称上头、要冠之以中国国艺称号。”
李惠堂的这番话是有根据的。在当时，远东连捷七届”是指中国足球队在已经举行的8届远东运动会中，从第2届至第8届，蝉联7次冠军，在当时的亚洲没有对手，国人对于足球的喜爱已经到了疯狂地步。
其次，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在小学到高校，对最可塑的青少年，大力倡导足球竞技文化。
李惠堂认为，足球这项运动，儿童练习起来较易入门，而儿童练习足球，必然要从踢小足球开始，待到控球技术熟练后，再开始练习正式足球。同时，不要踢高球，要学会用两只脚踢球的训诫，今天来看，同样是先进的技术思想。
在李惠堂的时代，他认为，足球无论贫贱富贵、人人都有机会，虽然是设备场地有时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因陋就简，同样可以为后来正式球赛做些准备。李惠堂本人也是平时所说从踢“野球”开始，小时的李惠堂，与村里的伙伴从踢柚子开始，到塞满布条的“袜子足球”，练就了一身球艺。
“校中归来便约会邻近同志，以衣履作球门，以路沟作边线，驰跑颠扑、乐而忘食，有今日的成绩，泰半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今日国内的上乘好手，无一不是从小球出身。因此以为小球之戏，正是足球的第一步。虽然也有初学便从正式足球起步而成为健将的，但总可算得是凤毛麟角了。”李惠堂对于自己幼时的起步，一直念念不忘。
现在中国的孩子普遍从小就被各种文化班占据大量时间。以北京为例，小学生课间竟然不让出去（似乎客名君小学时候撒野式在操场玩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局限在教室，体育课往往走走过场，形同虚设，因为户外活动少，几乎六成以上的孩子早早戴上眼镜，放眼望去，一片淡白的小脸和运动不足的体格。
大学生，则忙着找工作，兼职赚钱等。这种教育土壤下，如何发展足球产业？恐怕只有体校足球系的学生玩玩罢了。更别提系统性地训练球品了！之前有个娱乐节目中，有个谐星说他有办法——高考增加一门足球……
1928年，23岁的李惠堂自费出版了《足球》一书，这也是第一个足球运动员出书。在书中，李惠堂对于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踢好足球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李惠堂认为，因为足球是最易入门、最饶兴味、最容易举行、最经济的运动，所以学习的人便多。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观念相左？如果连那时候都比不上，怎么发展足球产业呢？
▲球王李惠堂
诚如李惠堂所言，上个世纪20年代确实为中国开展足球运动的黄金时期。国内学校，无*公论**私大小，无一处不有足球赛。各个体育机关，宁使其他运动不开展，足球是不能放弃的。中国足球在远东首屈一指，连年夺来各种荣耀的冠军，足球越受人推崇。
最后，既然三观和通才那么重要，在培养球员的过程中，要在这两方面努力。球员应热爱足球，应是一个分明、坚毅、幸福的人。足球教育的所有机制，要保证这一点。
球王李惠堂的球品完美，他是一位既被对手重视又被对手敬重的球员。他提倡，练习足球以前，一定要明白足球的旨趣，了解足球的目的，才能保持高尚的身份。球战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一面留心对方的意图，一面打算自己的战术。运动员所求的不是表面上的细微胜负，能抱持奋斗精神，高尚人格，便配称为一个真正的运动员。
今年世界杯，一个小球迷因没有见到c罗而着急大哭，原本已上了球队大巴的c罗马上下车，他抱着男孩轻声安慰，就像一个邻家哥哥
这种高尚人格的倡导，上升到了国格，就是最厉害的。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李惠堂以队长身份出征。当时中国的东三省已经落入日寇魔爪，而足球的决赛恰好在中日之间进行，李惠堂在比赛结束前打进关键进球，帮助中国队以4∶3击败日本队，帮助国足连续第九次捧起冠军奖杯。李惠堂后来回忆说，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他也因此被球迷们视为足球场上的抗日先锋。这反映了他踢球的“底层操作系统”——壮我国威。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做*国亡**奴，拒绝汪精卫的邀请，于1941年借到澳门比赛之机，辗转回到老家，并组建了五华足球队，响应宋庆龄提出的慰问抗日伤病员的号召，四处义赛，并把义赛所得全部捐给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玩命踢好球，这样才快乐，才安心。这就是所谓的“底层操作系统”——想方设法将球员的快乐和足球产业发展的初心联系起来。
那么，当今时代，应该研究怎样从产业上，塑造球员的底层操作系统，保证玩命踢好球的长续动力。
一代球王，绿茵英姿，临风怀想，近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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