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康科德到哈佛的学习之旅
（1826—1837年）
只有当我们忘掉学过的东西，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
——亨利·戴维·梭罗，1859年10月4日
康科德的教育
康科德喜欢夸耀自己的学校。自从1647年起，康科德的公民集体缴税为他们的孩子设立免费的公立教育机构。等亨利·梭罗长大到不适合去菲比·惠勒的日托班，他就每天上午9点整到镇广场的文法学校报到，向老师鞠躬，然后就坐在80张木头课桌中的一张的后边。出勤率因为基于自愿原则的关系时高时低，如果所有符合条件的孩子都来上学，梭罗必须每天提前来抢位子。不同年龄和能力的男孩女孩挤在只有一间大教室的学校里，根据恒久不变的课程大纲学习他们所能学习的：拼写、语法、记账所需的算数和基础测量所需的三角函数。对于那些想要上大学的人，可能还要学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皮毛。
镇上多数的老师都把教书看成是在大学和真正的职业之间过渡性的跳板。他们不比学生大多少，把自己的老师当年教的那一套拿出来教学生：通过朗读学习。每个学生都要大声朗诵一*长首**诗的一节或一篇课文的一段，就这样，等课本从第一个学生手里传到最后一个学生手里，课就算是上完了。到了星期六，学生们必须忍受“演讲课”——他们得背下一些诗歌和讲稿。只有一个木头炉子给这间大教室供暖，紧闭的门窗里烟雾缭绕，烟味呛人。一天之中的两次课间休息非常必要，一来是给教室通风，二来是唤醒孩子们。最糟糕的要数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规训。老师们怀疑农场出来的男孩们如果不尝尝权威的滋味是不会懂得服从的，所以每个老师都会在讲台右上角摆一把戒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是一根约2英尺长的细木条，专门用来打不听话的孩子的手心，一位老师承认说这是“很痛苦”的教训。讲台里还有用于惩戒“性质恶劣”的孩子的牛皮鞭，非常捣蛋的男孩很可能会在犯事后被绑起来，挨上几下。[1]
这根本不是培养全新的共和国领袖的方式，康科德的精英阶层对此心知肚明。梭罗的一位老师，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加入了校委会，引领一场改革，希望能够用相互尊重和礼让来取代威权。有几年，这个改革是起效的。与此同时，一批忧心的公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开一家私立学校，用收学费（五美元一学期）的方式把“底层的坏孩子”挡在门外，如此康科德最有前途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得到高质量的中学教育。[2]就这样，在1822年，康科德书院（the Concord Academy）诞生了，它致力于把男孩们送入大学，也培养所有的孩子成为老师。这个书院设有全套的课程：拉丁文和希腊语，外加法语和意大利语，英文修辞学和作文，数学，一些化学和自然科学，一点儿历史和地理。一批老师来了又走，直到1827年9月，书院的院长聘请了菲尼亚斯·艾伦（Phineas Allen），哈佛大学1825届的毕业生。艾伦把教书视为一生的志业——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学校，直到他在83岁那年死于肺炎。他的讣告尊称他为整个州历史上教龄最长的老师。艾伦供职于康科德书院期间重塑了康科德新一代年轻人的知识眼界，这代人包括亨利·梭罗。[3]
虽然艾伦教出了一大批杰出人士，有法官、参议员，至少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学生并不认为他是优秀的老师。“最糟糕的老师，最差劲的学校。”一个学生如此评议。有个男生不满戒尺的伺候，他在艾伦的头上把戒尺敲成了两半，砸碎了他的金丝边眼镜。这之后不再有惩戒，学校“彻底降格为无用的机器”。梭罗本人开玩笑说：“在康科德书院或者其他地方，在导师菲尼亚斯·艾伦的认可之下，我主要靠自己才能够格（或者被弄得不够格）上大学。”[4]但是艾伦非常努力，而且很想成为一名模范教师。在给当地报纸写的一封信里，他告诫后辈老师要温文尔雅，衣着整洁，“连最细小的事情都不能忽视”。他更崇尚德育而非依赖惩罚措施。除了这些值得钦佩的理想，艾伦的讣告还给了他两个美誉：他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而且在58年的教学生涯里，总共才请了五天病假。[5]
如梭罗所暗示的，他真正接受到的教育来自别处，来自书院里和他一同成长的优秀同学。“我喜欢这段岁月的一切，”一个同学感叹说，“我们在学校里上课，去悬崖散步，下午和课间休息时去‘暗恋角’，我们还在浅水池上滑冰……我们觉得我们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梭罗也罗列过令他怀念的事情：“学校里的娱乐活动——游泳——划船——维吉尔（Virgil）和撒路斯提乌斯（Salust）——园艺——斯宽特姆的野餐——采坚果——书籍和阅读——散步和溜冰时的曲子——社团。”[6]梭罗和他的朋友们怀有同一个忧虑，他们担心商业将取代美国的理想。他们追求真实性，厌恶传统的要求和当代的流行元素。他们决心要踏上独立的道路。这是躁动、充满希望的新一代人，他们认真倾听爱默生的话，后者的梦想和理念正好出现在报刊和图书繁荣的时代，这更坚定了他们改革的信心——这是一个新时代，学园、辩论社、图书馆、音乐剧小组和反奴隶制协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它们带来的理念正在抗衡蓬勃发展的全球市场。[7]
书院本身就是康科德向新时代过渡的缩影。即使当过去的共识走向分裂，当新的教会欢迎宗教异见者时，菲尼亚斯·艾伦给康科德最有希望的年轻人提供的仍是一个新的、世俗的智性场所。在那个时候，组建康科德书院的这批镇上精英开始致力于重建康科德。1825年，康科德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商业部门，他们清理了磨坊水坝周围的废旧商店和那些喧闹、发臭的工厂，拆掉了磨坊厂，重修了水坝。用当时的话说，他们“拯救”了那片沼泽密布、蚊虫缭绕的湿地上游。梭罗爱着那里，但是其他人都觉得那里会散播疾病。令人难堪的制革厂和其他工厂被华丽、有高大柱子、刷着白色油漆的联邦风格（Federalstyle）建筑所取代，手工艺人、小工坊主与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共享空间，后者为新兴的商业中心提供资本。他们拓宽了狭窄的老磨坊水坝路（那里是著名的交通阻塞点），这里成了美丽的通衢，道路两边，观赏树木协会种植了榆树、悬铃木、枫树和白蜡树——这些细瘦的小树苗会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长成华美的树荫长廊，梭罗赞许它们带来了“秋天的颜色”。
改革成就了一座经典的、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乡村：高耸入云的塔尖和有着白色罗马柱的房子环绕的树荫掩映的镇中心，四周是规整的社区和几座郊区农场。当简·梭罗定居康科德镇中心的时候，这里不过是杂乱的、临时建起的商业、工业和行政枢纽，几年之后，他的儿子约翰见证着康科德重生为一座规划得整齐划一的魅力村镇。它坐落于乡村，却不完全是乡村。1843年，开发商把新兴的铁路引入小镇，康科德完成了它的蜕变，它已成为一座安静的、有着良好生态环境的居住区，完全不同于喧嚣、忙碌的波士顿——那儿没几个人还记得把牛赶到公地上去吃草。康科德再次引领风尚，它的市政规划者实现了他们的愿景——城镇秩序井然，商业的优势扎根于宁静的乡村。这个美好的愿景会引来其他著名的康科德作家：爱默生、霍桑、奥尔科特夫妇（the Alcotts）、钱宁、桑伯恩。
康科德的规划者相信，教育是每个公民所必需的，而不是富人的特权。1828年10月，菲尼亚斯·艾伦踏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创立康科德书院辩论社来锻炼男生的口才，练习政治辩论，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辩论社成员在这些问题上激战：枪支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美国是否应当永远自由？社团成立一个月之后，小约翰·梭罗在辩论这个问题：优秀的小说是否比优秀的历史作品更好？一年之后，作为正方，他的弟弟将在这个问题上与埃比尼泽·罗克伍德·霍尔（Ebenezer Rockwood Hoar）较量：“比起成为一名即兴演讲者，成为一名好作家是否需要更多天赋？”艾伦判梭罗输掉了辩论，因此梭罗的第一次辩论输给了未来的马萨诸塞州首席法官，那年他12岁。梭罗的表现一个月之后进步了一些，他没有做什么准备就来了，但他赢了，因为对方根本没做准备。辩论的记录员是监狱长的儿子乔治·摩尔（George Moore），他写下了他的厌恶：“今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如果还可以叫作辩论的话，我希望永远都不会在这栋房子里上演，或者不会再被记到这本本子上。”亨利之后加入了乔治的辩论队（他当然给了亨利不少建议），作为反方的他们赢了有关彩票是否有用的辩题。书院的学生肯定想摆脱艾伦的管制，因为在1830年1月他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辩论俱乐部：共同进步青年社（the Young Men's Society for Mutual Improvement）。[8]
不过，更精彩的要数全新的康科德学园（Concord Lyceum）的成立，它标志着梭罗人生的其中一个新启程。乔赛亚·霍尔布鲁克（Josiah Holbrook）发起了学园运动。一场有关化学和地理的讲座深深触动了这位马萨诸塞州的校长，他想象着这样一个美国：所有工人（不，所有公民！）能够受到科学知识（不，所有知识！还有艺术、文学和历史，所有有用的、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的启迪。1826年10月，霍尔布鲁克发表了他的宣言，他以十字军东征般的热情来引领这场运动：学园将会是提供实践指导的当地协会，使人们互助提高。在这儿，公民可以把自己知道的教给别人，相互分享知识和社区资源，并和附近的社区建立联系，交换演讲者，不断开拓这一交流网——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国人的道德和知识品位”[9]。1826年11月，霍尔布鲁克在米尔伯里（Millbury）这座靠近伍斯特（Worcester）的工业小镇创办了第一座学园，接着他来到了一座又一座小镇不断组建新的地方学园，直到他的运动扩展到全国。
1828年10月，有一位办学园成狂的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来到康科德，康科德辩论俱乐部（艾伦原先学生俱乐部的成人版）以是否应当在康科德创建学园为辩题，最终正方获胜。12月3日，康科德的公民投票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一个月之后，报纸上登了为康科德感到骄傲的文章：“当地的先贤是那些在公民和政治自由方面最前卫和最勇敢的支持者”，这座城会最先把它的公民“从恶习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凭着每年两美元的费用（那些必须从远处来此参加活动的人只用付一半的价格），每个当地公民可以在周会上携带“两位女眷，如果结婚，可以带上孩子”，会议会由演讲和辩论组成。这些费用用于邀请外地的演讲嘉宾，外加添置矿物陈列柜、科学仪器并维护图书馆，这些都会对康科德书院的学生开放（通过学园的书记菲尼亚斯·艾伦），也对镇上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前提是他们的老师每年付两美元会费。[10]既然艾伦的学生都能参与学园的活动，那么可以说梭罗从11岁起就成了学园的终身会员。
很快，镇上的人就聚集在康科德书院里聆听每周的辩论，多是有关政治议题：该州是否应当建造连通波士顿和奥尔巴尼（Albany）的铁路（是），学校是否应当禁止体罚学生（否），把印第安部落从他们的原住地迁移到密西西比以外是否正确（没有结论）。学园的讲座总是引来满屋的听众，大家都迫切地学习地理、历史、政治、神学和科学知识。1829年，一系列的化学讲座引来100名听众。之后的几十年，康科德学园都是全国最大和最积极的学园之一。梭罗定期参加活动，当过图书馆馆长和讲座文书，这些职位让他能够把全镇的注意力导向他觉得重要的议题，比如废除奴隶制。他在大约20年内会在那里发表20次演讲，在这里为之后的社会活动做演练。这些听众看着他长大，对他逐渐增长的名声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们自由地发表建议，有反对，有玩笑，更多的是赞赏。《*公论**民的不服从权利》就是在康科德学园诞生的，此外还有《瓦尔登湖》、《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科德角》（Cape Cod），以及晚期的自然历史随笔。学园对梭罗的重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它拉近了他与康科德的距离，也拉近了康科德和他的关系，无论何时，虽然梭罗在给更广泛的公众写作，但他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这群镇上的朋友和邻居。
对于所有这一切，梭罗家族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约翰的铅笔产业有利于康科德的商业繁荣，教梭罗家三个孩子的菲尼亚斯·艾伦有段日子是这个家的常客。但是这家人和学园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他们经常主持，也总是参与给书院学生和家长举办的派对。他们是学园的固定听众，常常把演讲嘉宾接回家来，给他们提供下榻的地方。他们家族的规模也在扩大：琼斯外婆于1830年过世之后，风趣的查尔斯舅舅和圆润有爱的路易莎姨妈搬进来了，他们会在此度过余下的人生。辛西娅总是有权来决定谁能住在家里，她确保入住者是品质高尚的人，能够把正在席卷这个国家的新知带给她的孩子们，也能够有益于整个社区的智*生活性**。[11]亨利·梭罗几乎不需要离开康科德就能看到世界，他待在康科德的家，世界会来到他身边。
哈佛肖像
只有一样东西亨利·梭罗在康科德得不到：大学学位。其实他并不那么需要这个学位，家人考虑让他当学徒，将来做柜子——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他喜欢用双手干活。[12]但是他在菲尼亚斯·艾伦学究式的课程里展现了惊人的天资，这给他打开了新的可能。辛西娅一直为她的儿子们感到骄傲，也对他们期望很高，她决定至少要送一个去哈佛，她的父亲阿萨·邓巴就是在那儿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最终，奇怪的是，艾伦没有推荐她气度翩翩、活力四射的长子约翰，而是推荐了文静好学的亨利。
乔治·弗里斯比·霍尔（George Frisbie Hoar）觉得进哈佛很容易。为什么这么说？有好几年，但凡稍微聪明一点儿的14岁男孩都能通过入学考试。但是监狱长的儿子乔治·摩尔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学习了，1830年的整个夏天他严酷无情地要求自己研读拉丁语、雅各布的《希腊语读本》，还有《新约》福音，之后才敢参加哈佛8月的招生考试：拉丁语和希腊语，代数和算数，地理，希腊语《新约》。最后，他只在关于撒路斯提乌斯的内容上拿到了不合格。[13]相反，梭罗把考试前的那个夏天几乎都花在造他自己的第一艘船“流浪者号”上，他整天去河边漫游。1833年8月24日，他来到坎布里奇（Cambridge），面临一整天的面试，一门接着一门，涵盖所有学科。多年之后，他还能感受到这种羞赧。昆西（Quincy）校长告诉他：“如果你再多考一门学科，你可能就进不来了，你刚好勉强够线。”梭罗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上都没有通过——它们是哈佛最主要的三门学科！但是他被录取了，而且顺利毕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那些时间本应用来学习的，但是我全部拿来探索我家乡的森林、湖泊和小溪。”[14]
为什么要上哈佛？作为康科德男孩，这是不容置疑的选择。哈佛是全镇最优秀和最聪明的男孩的至高学府。创办于1636年（仅在康科德建城的次年）的哈佛大学是神学、医学、法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心。它和康科德有着很深的渊源：当美国*队军**包围英军占领的波士顿，哈佛的教授和学生转移到了康科德，埃兹拉·里普利当时正是其中的一位学生，他毕业后会回到康科德，成为新英格兰祖传的公理会教会理性与自由派倾向的倡导者，哈佛是全美国这一思想的前沿阵地。这也让哈佛好似一根避雷针：1805年自由派偶像亨利·韦尔（Henry Ware）（梭罗会成为他的学生）被任命为神学院的教授，这让正统的加尔文派公开与哈佛为敌，信仰加尔文派的人们去了其他的几所名校——安多佛（Andover）、达特茅斯、普林斯顿、耶鲁。这一分裂强化了哈佛作为独神论派堡垒的角色，也孕育了康科德自己的第一教区教堂。
哈佛虽然得到马萨诸塞州的支持，但不意味着它向所有人开放。只要是女性，就算是天赋异禀也将被拒之门外。萨拉·奥尔登·里普利（Sarah Alden Ripley）帮助弗里斯比·霍尔准备了哈佛的入学考试，他将她称为“她的时代甚至任何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哈佛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本人甚至也说，里普利“能够取代哈佛的任何一位教授”。只是，她不可以——她甚至不可以听课。她辅导哈佛的学生，那些渴望进入哈佛或者被勒令退学的男生。她教数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还有自然哲学（里普利尤其擅长这一学科）。霍尔觉得，她提供的教育优于坎布里奇所提供的。[15]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令人敬畏的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她也辅导哈佛学生，和里普利一样，她成了梭罗最敬佩的同事之一——当梭罗离开了哈佛校园，回到了知识女性能够留下足迹的那个世界之后。
学费是另一道屏障。每年光学费、住宿费和杂费就要200美元，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每天不足一美元，由此可见，哈佛的教育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负担的。即便是梭罗家——拥有殷实的家族生意和一个家庭招待所——也须节衣缩食。为了支持亨利在哈佛的最后两年，他家不得不搬出舒适但昂贵的沙特克大宅，和梭罗家未婚的小姐们一起挤在镇广场上的房子里，他们从1835年春天住到了1837年春天。简单说，亨利·梭罗是个奖学金生。大学四年的每一年，他都从詹姆斯·佩恩（James Penn）的遗产中得到小额但不可缺少的资助，这笔奖学金为家境不够优越的学生设立，他们勤奋好学，能取得好成绩，而且不惹麻烦。他的努力为他在四年里的三年争得了一笔令人垂涎的奖金，在毕业典礼上这笔奖金作为荣誉授予他。[16]学校刚通过允许学生请13周的假去学校教书挣钱的条款后，梭罗马上就申请而且被准许了，虽然这段时间的缺课会让他跟不上学业。梭罗从没有忘记过，他不仅仅刚刚够格，而且必须很努力才能不被赶出来。对他来说，没时间偷懒，也没时间嬉戏。
* * *
1833年8月30日，在考完入学考的一周之后，亨利·梭罗起了个大早坐马车去坎布里奇。车厢在莱克星顿山上颠簸，经过波特广场（Porter Square）的牛市，下山时沿着“唯一的乡村小道前行，直到校园出现在眼前。校园建筑看得出岁月的沧桑，学生为即将开始的学期兴奋不已”。梭罗来到后门，他把随身带的一点行李带去由红砖盖成的霍利斯楼（Hollis Hall），他会入住这里，室友是书院的同学查尔斯·斯特恩斯·惠勒（Charles Stearns Wheeler），一位林肯县农民的脸庞红红的儿子。他们很合拍，惠勒安静、好学，温和的性情下闪动着他对知识的野心。[17]他们连地毯都没有的寝室没有家里舒适：家具只有松木床架，盥洗池和脸盆，一张餐桌和两把朴素的椅子，一盏台灯，还有一张或许可以当书桌的台子。学生寝室靠壁炉和一个*用军**锅炉来供暖，冷天锅炉会被烧得滚烫，放到支架上，暖和的晚上学校偶尔鼓励学生把锅炉推下楼，时间会安排好，如此可以“把学监晚上的睡眠分成两段”。学生需要自己生火、打水、擦鞋，除非他们有闲钱请一个擦鞋匠。[18]这儿的生活比起梭罗在瓦尔登湖度过的艰苦生活并不显得奢侈多少。
每天的日程是严格安排的。整个夏天和冬天里的一半日子，学生6点参加晨间祷告，在没有供暖设备的大学礼拜堂里，督导会记录下缺勤和违纪行为。没有穿上规定的黑色外套准时出现的学生会被扣分——很奇怪，梭罗的绿色外套成了例外，他没有被扣分；可能是昆西校长明白奖学金生买不起另一件外套。[19]而后是这天的第一节早课，接着在休息室里用早餐，学生通常吃热面包，配黄油及咖啡，幸运的话还可能吃到前一天晚上他们用叉子钉在桌子底下的一片肉。然后他们继续上课，12点半吃粗糙但丰盛的午餐，而后是下午的课程。周六下午没课。晚上6点礼拜堂的祷告结束后，学生们一天中第三次来到休息室吃冷面包并喝茶。之后寝室楼会传来欢歌笑语，一直到校钟敲响8点开始宵禁。星期天也是学习日，早间和晚间的祷告必须出席。只有星期六的下午给学生一点儿离开校园的自由时光——但如果宵禁前没有回来报到，则会遭受惩罚。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周，梭罗和惠勒想家想得厉害，他们甘愿冒险，走回了家——要走很长的路。梭罗的鞋子磨得脚生疼，他索性脱掉鞋子，赤着脚痛苦地走过了最后的3英里路[20]，才刚和家人问了声好就必须返回坎布里奇。
哈佛的课程要求也一样严格。这个时候学校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低谷，批评家说它“落后于时代”，太贵族化，昂贵，目光短浅，不去吸引底层和中产阶层的优秀学生，不愿意改革。[21]它的规模也很小，约12名教授来教育200名学生。每年的学生人数不同，梭罗这届（37届）学生总数有63人，只有41人毕业。幸运的是，这一小群人中有不少活跃的家伙：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提前两年告别海员生活”，回到哈佛，成为第37届学生，与此同时，霍拉肖·黑尔（Horatio Hale）提前离开，加入威尔克斯海洋远征队（Wilkes Exploring Expedition）。查尔斯·达尔（Charles Dall）将会迎娶卡罗琳·希利（Caroline Healey），生下第二代超验主义者。其他同学，比如诗人琼斯·维里（Jones Very，36届）、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38届）会在校园相遇。不过每一届的学生被严格地分开，同一拨学生会一起上一学期接一学期的标准课程，由同一批老师执教，听不到其他观点。哈佛的教授在课外不和学生交流，学生把他们视为“天敌”。如果学生需要请教教授或者询问建议，一定要在深夜秘密进行，因为如果太早进入教室或者下课后留下问问题，会被视作“犯罪”；任何被抓到这么干的人会被看成“怪胎”，被群体孤立。梭罗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康科德书院：年轻人被置之不理，只能依靠同伴间相互学习以取得进步，他们结成紧密的联盟，会记得这个有着共同敌人和朋友的小世界，虽然这些友谊不一定会延续一生。[22]
这样的生活也有优点。正如埃弗里特校长指出，只用四个小时，“一个略有才能的年轻人”就可以完成一天的课业，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畅通无阻地”追求自己的兴趣。[23]对于梭罗，这意味着散步去郊外观鸟，或者寻找鸟巢和鸟蛋。在一封写于瓦尔登湖的信里，他向一位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动情追忆往昔的岁月。他每天都去探访住在一棵中空的苹果树里的臭鼬。每年，他和朋友们都会突袭一只困苦已久的北扑翅鴷的巢穴，它“像母鸡一样执着地补救它的缺失，直到我的伙伴用斧头毁掉它的整个家”。他们也在空余时间每天造访哈佛浩瀚的图书馆，这是全国最好的图书馆。临死前，梭罗将会对爱德华·爱默生说这个图书馆可能是“哈佛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礼物”。在那里的书架上，梭罗开始了他一生中记笔记的习惯，但凡读书，他都在笔记本里做摘写。他爱上了英国的诗歌，从乔叟到莎士比亚——正如他的同学约翰·韦斯（John Weiss）开玩笑说，这是梭罗的“工矿”，“他每天在此开挖几个小时，带着安静的热情，最后它们或许会在他与同伴的竞争中闪光”[24]。
竞争，确实如此，在这个环境里，竞争压力非常大。另一个同学记得梭罗“聪明、愉快”，但是韦斯觉得他打扮得很奇怪，“冷漠，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的手“潮湿而普通”，迈着“庄严的印第安步伐”，“凸出的、灰蓝色的眼睛”打量着脚下的道路——他早已开始在心灵中探寻瓦尔登湖，只是他掩藏着他的天才，没有人看到。[25]当韦斯忙着嘲笑他时，其他同学把梭罗迎入了一个热情且忠实的朋友圈子。他的书院同学斯特恩斯·惠勒和亨利·沃斯（Henry Vose）（后者后来成了高等法院的法官）是最初发出邀请的人，而后是萨姆·希尔德雷思（Sam Hildreth），这个班的诗人，他如此贫穷，以至于要接受同学的施舍，但他又是如此雄辩滔滔，以至于一毕业就被哈佛聘为新的演讲学教授。希尔德雷思最好的朋友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梭罗之后会把他珍贵的爱默生的《论自然》首印本题词献给艾伦。詹姆斯·理查德森（James Richardson），梭罗大二时候的室友，心地善良，喜欢做白日梦，给哈佛的校刊写诗，最终在南北战争中照顾士兵时死去。还有奥古斯塔斯·皮博迪（Augustus Peabody），他热爱自然，之后在缅因州当医生；查尔斯·拉塞尔（Charles Russell）之后在波士顿大学任法学教授；查尔斯·赖斯（Charles Rice）是铁匠的儿子，最后在佐治亚州做律师。这个圈子里的青年才俊相互借书，在1770协会[†]里正式辩论，在平时的聚会里非正式地辩论，他们给对方写信——有些愉悦，有些焦虑，还有一些则是一番傻话。
当康科德书院的学生约翰·谢泼德·凯斯（John Shepard Keyes）前来参加哈佛入学考试时，他紧张得要命，但也无意间走进了梭罗的社交圈。梭罗在大门口迎接他，带他进教室，梭罗的同学正好闯进来，开始拿这两个康科德人开玩笑——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攻破了我们对家乡的骄傲，我很快就发现迎接我的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就像他之后会成为的那样”。得益于这些“哄闹的学长”，凯斯完全忘记了考试带给他的惶恐，他们拥在梭罗的宿舍，给凯斯讲述哈佛学生生活的真实内幕——包括最重要的那件事，臭名昭著的“邓金抗议”（Dunkin Rebellion），按照凯斯的观察，来自学生这一边的说法和“家乡人以为的有着本质区别”。[26]
哈佛把1834年的“邓金抗议”看成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学生抗议。梭罗和他的同学都是新生，不过这没能使他们豁免事后的责罚。学生抗议是哈佛的一大传统，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823年的大型抗议，直接促发柯克兰校长（Kirkland）起草改革，包括新的更公平和更透明的评分系统。但是到了1828年，在柯克兰被迫辞职之后，校方找来了乔赛亚·昆西“做规矩”。他是做了规矩——太严了。他的方法把事情弄得更糟。到梭罗入学的时候，学生们正在抗议昆西的八分“品德指标”，这个标准被用于所有课堂，背诵、作业，甚至最微小的违纪行为都会导致扣分。昆西本人来记分，他把教员变成了他的警力，每时每刻，每日每夜，哈佛的教授和辅导员都在观望，在评判，在评分，连在校园里“群聚”都被视作违纪——两个学生在一起就被视为“群聚”，这也解释了为何凯斯觉得在封闭的房间里很放松——穿错衣服的款式或颜色都是违纪，也就是说只能穿黑色。梭罗的绿色土布外套被人嘲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因为穿棕色外套来礼拜堂而被扣分。最微小的违纪也可以导致“终身徒刑”，梭罗看到过比他小两级的学生因为在礼拜堂里剥核桃而被勒令休学。[27]
马歇尔·塔夫茨（Marshall Tufts）参加了1823年的大抗议，他写道：“教育和信仰不都应该是自由的吗？”[28]梭罗同意这个观点。塔夫茨的话语成了*会集**的呼声。1834年3月，梭罗和班上的多数同学一起在*愿请**书上签名，要求废除昆西的评分系统，他们说这并不有助于真正的学习，只是“模拟对小学生的管教”。梭罗见证了白热化局面的核心，当一名大二学生和希腊语教师克里斯托弗·邓金（Christopher Dunkin）争执时，事件一点即燃。在几名学生因为不服权威而被责罚之后，全校爆发了抗议：学生朝邓金的窗户扔石头，砸坏他的家具，闯入钟楼，在午夜时分鸣响校钟。昆西请了县里的警方来介入调查，但是没能找到作案人，这使得300美元的财产损失找不到人来负责。因此，昆西勒令几乎所有的大二学生统统停课。[29]其结果是所有学生的大骚乱。每一块可以够到的护窗板都被用来和家具一起制造篝火，礼拜堂被炸了，昆西的肖像被吊在“抗争之树”上，校园中升起一面黑旗。之后的一天，学生们小心翼翼地走过破碎的玻璃、被砸烂的家具、篝火留下的刺鼻烟灰。很多人就此离校，新一年的报考人数锐减。
在这场混乱之中，亨利·梭罗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约翰·韦斯如此指责道（后者已经成长为一名激进的、头脑发热的牧师）。但这不是事实。事件之后的一个月，亨利·韦尔博士向昆西校长汇报，说梭罗班上的某些学生总是在祷告时发出“冒犯的声响”。教师们投票同意，用单独审问每个大学新生的方式来找到这些始作俑者。他们的审问指向了从南卡罗莱纳州来的约瑟夫·休格（Joseph Huger）和贾尔斯·亨利·惠特尼（Giles Henry Whitney）。但是惠特尼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请求让梭罗和惠勒为他做证。教师们否决了这个请求。惠特尼被哈佛勒令退学，他的父亲很失望。惠特尼递交了由梭罗和惠勒撰写的辩护信（可惜，这封信没留下来），要求进行新的听证会。这两封信没有打动校方，他们以8票对2票的比例通过了惠特尼的退学令。[30]
简单说，梭罗亲自为同学的清白进行辩护，当他被拒绝时，他写了抗辩信给校方，他们读了，驳回，并显然销毁了这封信。他或许没有去砸毁教室或玻璃窗，但是他支持一位受到不公平控诉和惩罚的朋友，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可能会导致他被学校清退。
这之后的三年，梭罗是班上仅有的19名从未受到违纪警告的学生之一。无论他在想什么，他很小心不让自己被退学。这不是小学生的服从。即便韦斯责难梭罗在“我们年轻的荒诞行为正在兴头上时”消失不见，他也不得不承认，“男孩长大到会点篝火闹着玩很寻常”，但他们却不一定会长大到能对他们的“无政府行为”带来的损失负责。[31]“邓金抗议”促使16岁的梭罗思考谁为愤怒的*乱暴**买单，以及公民不服从行为需要怎样的勇气，即便是最微小的行为。他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反抗，尽管一直位列哈佛优秀的学生之中，但是到大四那年，他的教授因为怀疑他的学习态度，克扣了他最后的那笔奖金作为惩罚。天知道假如梭罗完全暴露出他对他们的鄙视态度，他们会做出什么来。
* * *
那么，这个要梭罗为此如此刻苦学习，要他的家庭为此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所谓的“哈佛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质疑哈佛的竞争体系或许是一条线索：哈佛的评分系统嘉奖绅士行为，压制不合群的举止。课堂辩论、无休无止的背诵、公开演讲都在鼓励学生相互比较，看谁的表现更好；那些比不过别人的只能不再尝试。课堂是大多数实际的教学行为的发生地，学生做大量的课堂笔记，课下他们会再誊抄背诵。[32]虽然昆西的评分系统对叛逆的学生而言显得独裁*制专**，但是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在每学期结束之后让学生清楚地知道他的位置，谁的排名在他之前，谁在他之后。哈佛的所有奖励都基于这个评分系统。
哈佛教育的核心完全浸润于早已死亡的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今天，这看起来不可理喻，即便在当时，这个理念也颇具争议。正如一位毕业生抱怨的，古典文学本应成为把文明从野蛮的洪水里拯救出来的方舟，“但是没有人在阅读，连挪亚本人在洪水退却后都觉得必须生活在方舟之内”[33]。梭罗确实必须生活在这艘方舟里。入学考试时拉丁语和希腊语不及格，使他必须很努力才能赶上同学。他一头栽进李维（Livy）、贺拉斯（Horace）、塞涅卡（Seneca）和西塞罗（Cicero）——罗马伟大的演说家和道德哲学家的文本中；他读了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平息暴民统治威胁的讲演，读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庄严肃穆的悲剧——它们成了亚里士多德伟大的诗论的明证；他也读了荷马的《伊利亚特》，这部史诗被誉为希腊人的《圣经》，展现出人类美德的普适性——所有这些，他读的当然都是希腊语原文。这样的教育塑造了梭罗，教他用古人的尺度来衡量现代人，提醒他认真对待他写出的每一个词，让他听见多种语言和不同世纪里丰富的语词富有深意的回响。
梭罗紧接着把语言作为他自己的特殊学习科目。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之前把现代语言引入了哈佛的“现用语言中心”，梭罗在那儿学任何他能学的：跟着被放逐的政治异见者彼得罗·巴基（Pietro Bachi）学意大利语，巴基能够如此优美地朗读他喜爱的诗歌，“就好像在听甜蜜温柔的乐曲”[34]；梭罗上了四学期法语课，通过了必需的考试；他跟着政治流放者赫尔曼·博库姆（Hermann Bokum）学习德语；他的一点儿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从一位衣装打扮无可挑剔的法国人弗朗西斯·塞尔斯（Francis Sales）那儿学来的。梭罗错过了伟大的蒂克纳的课程，他甚至差点错过了蒂克纳的继任者朗费罗（Longfellow）：在哈佛的最后一个学期，他旁听了这位诗人有关德语和美国北方文学的一系列就职演讲，但是因为课业压力沉重，他不得不中途退出。等到毕业的时候，他至少可以阅读五门外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外加一点儿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他自学了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这是东马萨诸塞州的一种土著语言；他或许受到同班同学霍拉肖·黑尔的影响，后者仍是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有关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语言的研究专著，采访了一群在哈佛土地上扎营的佩诺布斯科特人。[35]很可能，同样着迷于语言和北美土著部落的梭罗也紧随其后。
数学是哈佛的另一个标签。梭罗在这门学科上很走运：新受聘的教授本杰明·皮尔斯（Benjamin Peirce）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也是测量学和导航术领域领先的理论学者和实践者，很快他也会成为美国海岸测量局的主管。或者，也可以说梭罗的运气不好：就像弗里斯比·霍尔所笑话的，这间教室里没一个人能够理解皮尔斯的讲座，“他会手拿粉笔，然后用尖利的嗓音说，‘如果我们用’，接下来他会用代数写一个等式，‘我们就有了’，然后写另一个等式或方程式”。他沉静在极大的愉悦中，把黑板写满，衣服上沾满粉笔灰，下面的学生不知所措。不过梭罗在数学上的天赋或许让他分进了高水平学习组，他们会在晚上聚到皮尔斯的家里。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坦白说这种知识的启迪让他惊喜，毕业的时候，他想到“我学了导航术！——如果我能在港口多绕一个弯，我就可以知道更多了”[36]。不管怎样，他作为康科德测量员的职业生涯始于皮尔斯的指导，就是在后者的课堂里他掌握了一整套的测绘术语。
如果哈佛有科学课，梭罗一定也会表现优异。事实上，他学过物理和天文，但任课教师只是让学生背过时的法语论文，没有一次实验展示，也没有一次观星。更有趣的是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教授的化学讲座，他炸东西的执念让他有了“火箭杰克”的绰号。一次实验展示中，一枚铜器爆炸，冲击力把一大块器皿轰到后排，要不是原本坐在那个位置的学生刚好请假没来，他一定会小命不保。韦伯斯特只展现出微弱的歉疚：“校长放我出来了，他说我必须更加小心，要是我杀了那学生的话，我肯定会非常难受的，确实，我应该会的。”[37]韦伯斯特的马虎大意或许预兆了他之后犯下的惊天大案：1849年11月的一天，乔治·帕克曼（George Parkman）教授凭空失踪；一周之后，一位疑心的门卫在韦伯斯特化学实验室下的砖窑里挖出一具尸体。梭罗之前的教授被以谋杀罪名起诉，他认罪，然后被吊死了。
真正把梭罗领进科学领域的人不是教授，而是大学里羞涩、谦逊的图书馆员——撒迪厄斯·威廉·哈里斯（Thaddeus William Harris），好几代学生都爱着他。当哈佛在自然历史方面有个空缺，但却没有资金聘请教授时，哈里斯自告奋勇来教这门课，他忠实本分地用哈佛过时的教科书教导学生。但是哈里斯对自然历史的热情发自真心，他收集制作了全美最好的昆虫标本。1837年5月，他与梭罗及朋友们协力创设了哈佛自然历史协会，领他们在坎布里奇周边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探寻植物、鸟类和昆虫。学生们一直铭记哈里斯“盛满爱的美好灵魂”，他总是对他们的发现表现出很大的喜悦，“好像他从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很喜欢借书给学生，永远用“善意和耐心”帮助学生，让人“赞美不尽”。有个学生回忆，每年春天，哈里斯的双眼会因为“天文台附近花圃中”长出的“一棵普通兰草”而放光；他每年都用极大的热情对待学生的请求，与之相比，圣杯都显得不那么重要。[38]梭罗对北扑翅鴷和臭鼬巢穴的突袭不再是孤独的历险，而是和一群朋友共同享有的兴趣和爱好。哈里斯会一直担当梭罗的朋友和导师，直到他1856年过世。
哈佛把历史和哲学当作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延伸来教，它们不被作为死去的文明来对待，而是作为对于艺术、文化和历史的有生命的表达，它们是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所需要的民主政治的跳板。梭罗入读哈佛的时候，适逢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和科尼利厄斯·康韦·费尔顿（Cornelius Conway Felton）在领导全国的新人文主义革命。贝克教的是拉丁语，他是德国移民，从图宾根（Tübingen）带来了最新的德国学者的风范；费尔顿于1834年成为了希腊文学的“艾略特教授”，使得梭罗成为最早一批能够在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学学者门下学习希腊语的学生。新人文主义运动没能清理掉哈佛老旧的拉丁语课本，费尔顿曾开玩笑说，比起罗马*队军**挫败迦太基，这些课本对几代学生的*躏蹂**更彻底。不过他们确实打开了新局面。他们要求学生不仅仅学有关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知识，更要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读写，使语言本身得以内化，成为希腊人或罗马人。费尔顿致力于把学生从罗马共和国严肃的公民道德中解放出来，带他们去激动人心的希腊化罗马时代，让学生们清除身上的现代性毒素，重塑灵魂，为终生的自我修养建立基础。雅典，而非罗马，才是美国的真正明镜，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提供更深入和真实的往昔借鉴。虽然罗马崛起之后走向了衰落，但美国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建造它的文学和文化，建造一个可以延续的国家，超越过去的所有国家。[39]
对于这些，梭罗学得很自在：当康科德的城市元老扫除那些摇摇欲坠的商铺和发臭的工厂，以建立那些华丽、有着白色高柱的新古典主义纪念碑时，他们就有意用木制建筑和涂料象征新古典主义共和国的美德，正如华盛顿特区的建筑师用大理石和花岗岩所做的一样。康科德书院本身，那个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培养该城子女成为领袖的地方，也是迈向全新的、世俗的、倡导公民文化的全国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建立在无数先贤自我牺牲的美德之上。这是《瓦尔登湖》里提到的一段插曲的背景：某个周日早上，对梭罗而言如同荷马一般的加拿*法大**语区移民阿列克·塞里恩（Alek Therien）把《伊利亚特》（希腊人的《圣经》）拿在手里，而梭罗正在为他翻译阿喀琉斯（Achilles）对哀伤的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责难。“他说：‘那很好。’”[40]就在那简单的段落里，未来美国民主制度的希望已经从最深层的历史过往中孕育出来了。
把这一幕重现在瓦尔登湖畔要用到梭罗在哈佛学到的所有知识：当梭罗在深入掌握古典学的时候，他也慢慢从世界历史学到美国宪法，后者被视为世界文明进步的顶点。他沉浸于美国政治哲学的奠基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而后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接着是苏格兰的常识哲学，而后是德高望重的老亨利·韦尔叮嘱他去读的佩利的《基督教的证据》（Evidence of Christianity）。这些都在大四那年听韦尔有关希腊语《新约》的课程时圆满完成。[41]毕业的时候，梭罗全面浸润了哈佛的理性主义，虽然离开校园后他将遇见那些会颠覆所有这一切的作家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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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所具有的点石成金的魔力让每一位老师感到迷惘。十多个、一百个或一千个学生之中往往会有一个学生，他与同伴一同学习，最后——常常很突然地——华丽转身成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天才。在哈佛的教授之中，有一位对这个天才有着关键影响：他教过（或者说试图教）梭罗写作。三年里的每一个学期，爱德华·蒂勒尔·钱宁（Edward Tyrrel Channing）——修辞学和演说学的“博伊尔斯顿教授”——给梭罗布置了一系列的作业，每一篇他都收上来，批改，再发还回去，用昆西残酷的八分标准来评分。如果梭罗在那些年记过日记，日记本应该遗失了；如果他给家里写过信，这些信也不见了；他尝试着写诗，但那些习作也几乎都没有留下来。[42]留存至今的只有他交给钱宁的这些散文。它们令人失望，沉重、严谨、毫无生气、毫无创意，不过它们似乎让钱宁很满意。而今对我们而言，这些文章没什么意义。借用亨利·塞德尔·坎比简略的概括，哈佛“差点毁掉了梭罗的作家生涯”[43]。
差一点儿，幸好没有毁掉。钱宁布置的作业题目迫使学生离开“舒适区”，用思考激发创造力——任何思考！这是钱宁的本意，他想要学生通过探索更广泛的阅读世界来发现自我。正如爱默生（他也是钱宁的学生）所说：“真正的好读者是发明家。”这里的问题不是钱宁的方法，也不是他布置的题目，而是他的嘲讽和挖苦，这很容易摧毁青年人的原创火花。每一周他都会把每个学生叫到教室前方，让他坐在那儿，钱宁会把他最糟糕的语段读出来，羞辱他。这是痛苦的煎熬，学生们尽量少写以便逃避羞辱。很典型的是他会把一个学生叫到那张可怕的板凳上，然后用他尖刻的声音朗读：“‘非洲炽热海岸的黑色子孙。’我想你指的是黑人。”是的，这个学生承认道，钱宁会把这个词组划去，然后写上“黑人”，让这孩子的难堪持续下去。[44]只有意志刚强的人才能熬过他的教学方法，或许也是因此，钱宁不仅在他的学生身上，也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钱宁对微小细节整整三年的苛责会使学生清除不节制的感情、华而不实的修饰语、所有的夸张，他要的是平衡而理性的风格，以世界上的经典文学为范本来培养公民，他们必须能够运用复杂的思维，并做出完美、有见识的政治决断。有位编辑说他总是能一眼分辨出钱宁的学生：没有一个被他的讽刺火焰烫过的学生会忘掉这段伤痛。[45]年轻、认真的亨利·梭罗娴熟地掌握了如何写成钱宁欣赏的样子，然后他要用十年，外加搬去瓦尔登湖才能摆脱这套窠臼。
直到1837年6月毕业前夕，梭罗才敢发出智慧的声音。钱宁布置的题目是定义国家“野蛮还是文明”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又是一个无聊的作业。但是梭罗的回答并不无聊。“一个国家可以文明程度非常之高，但仍然缺乏智慧，”他反诘说，“智慧是教育的结果，但是教育必须是培养、发展‘人’自身本就有的东西，对于让人接触‘自我之外的’知识，自然而非艺术才是更可信的老师。野蛮人很可能，也经常是智者。我们身边的印第安人比起城市里的居民更像人。他作为人而生——他作为人思考——他作为人而死。”[46]钱宁对这个学生感到满意吗？精炼的语句、漂亮的排比句结尾，要理解什么是文明的缺失必须先经历它，这些都得益于钱宁。然而，这个回答完全是梭罗的。至于其哲学层面的反思则完全得自爱默生。哈佛给梭罗套上的金箍终于打开了。
学着离开哈佛
大一时，梭罗迎来了新的起点。在第一个学期，他只缺了几节课，而且总是赶紧补课；他仅仅缺席一天的祷告，就在他和惠勒走回家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和黄昏。到第二学期期末，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昆西分数”让自己在50名学生中排名第六，这一年的年末他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可以揣着25美元的奖金回家——这是设给大一新生的奖学金中很大的一部分。只有两个学生比他拿得更多：这个班的诗人希尔德雷思，还有了不起的霍拉肖·黑尔，他们分别获得30美元。就这样，在“邓金抗议”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一年里，梭罗让自己成了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这让他可以进入1770协会。只有七个新生有资格进入第一轮筛选，一周后有另外十个学生的资格被批准，很快他所有的好朋友都成了会员。
通过选拔进入1770协会为梭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会所是哈佛学生于独立战争前夕创办的，他们想要在公众演讲上获得更多训练。每两周，他们会开一次例会，制定正式辩论的日程表，余下很多讨论时间。会员轮流进行讲演，他们也写诗并朗诵，分享书评。梭罗每年交两美元的会费，很少缺席例会，而且一入会就参加辩论。1834年9月，他和书院的好友惠勒及沃斯就媒体自由展开辩论。会员可从协会正在扩充的图书馆里一次借两本书——如果他们捐出某个作家的全集，他们就可以借更多书；梭罗一定这么做过，因为他每次都借三到四本书。协会的图书馆肯定比不上哈佛的图书馆，后者是全美最大的图书馆，在1840年就拥有41000卷藏书。不过协会图书馆有其他强项，它提供最新的科学专著、重要的文学期刊——那些大胆的、国外的、被禁的，以及先锋的刊物。1837年春天，梭罗拖走了大把歌德（Goethe）、柯勒律治（Coleridge）、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作品，当然还有超验主义的伟大宣言——爱默生的《论自然》。他4月份借了一次，而后，当他把自己的那本送人后，6月份又借了一次。[47]
整个大二那年，梭罗保持着他的学业荣誉，讽刺的是，昆西犯的一个错误让梭罗获益了，这让他成了班上的第六名。[48]1835年2月，爱默生本人成为梭罗的考试官，虽然当时两人都没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梭罗考得不错，得到一本特别装订的书作为奖励。[49]这学年的末尾，他的排名下滑了一点，位列第十一位——但仍然足够获得25美元的奖学金及在学校开放日的演讲资格。梭罗帮忙把一个短剧译为希腊语，并扮演加图（Cato）向恺撒发起挑战。[50]不管怎样，他有着自己的学习节奏，并把好势头一直延续到大三那年的秋天，那时他选了至少八门不同的课。但是，因为一些微小的违纪行为（基本上是迟到和缺席），昆西克扣了梭罗的奖学金，在这种压力下，他的排名下落到第十四位——仍然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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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的麻烦开始于1835年11月，当时校方通过一项规定，允许学生休学一个学期，用教书的方式来挣额外的钱。亨利的家人刚刚放弃居住了八年之久的房子，搬去和梭罗家的姑妈们一起住。亨利清楚家里的经济负担，所以立马申请了教职。12月2日，他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坎顿（Canton），参加独神论派牧师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的面试。他们之间擦出了火花。这位长着低垂的灰眼睛，清瘦但结实的哈佛大三学生和这个高高瘦瘦、话音低沉、擅长挑动政治争端的激进人士一直聊到深更半夜，布朗森有名的“取之不尽的咖啡”让他们精神抖擞。布朗森很快对哈佛校方说，亨利·梭罗通过了考试，而且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会住在他这里。[51]一段日子之后（具体的日期被人们遗忘在历史长河里），亨利住到了这个家里——和奥雷斯蒂斯、他的妻子萨莉，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同住。白天，亨利帮忙管理坎顿文法学校，教导约70名年轻学生。下班之后，如果他不用辅导布朗森家的孩子的作业，他会和奥雷斯蒂斯一起学习德语，继续他们激烈的对话。这是梭罗第一次接触大学之外的自由学者，对后者而言，思想可以发出剧烈的声响，使他游走在伟人和近乎伟人的圈子里。亨利与布朗森家度过的这个学期破除了哈佛的魔咒。
布朗森是佛蒙特人，在贫穷中长大。他是农场帮工的孩子，早年丧父，后来在纽约州北部做牧师、作家及编辑，发声支持激进的左派，并坚持不懈地追求信仰。梭罗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一路经历了从信仰加尔文派长老宗到无神论，最后到信仰独神论；1844年，他会以皈依天主教的方式完成他的信仰之旅。1834年，他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为威廉·埃勒里·钱宁，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位牧师，后者在其大型布道会“与上帝的相似”中说，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的上帝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以便让我们在周围的世界里看到上帝。布朗森径直来到波士顿，亲自对钱宁说，他的布道会把自己从无神论里拯救了出来。尽管钱宁对这个激进的年轻外来者保持着距离，他的追随者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很快将布朗森视为朋友。很快，这两人会从欧洲购买最新的书籍，制定拯救世界的计划。1841年，里普利孤注一掷，建立了乌托邦式的社区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爱默生和梭罗都没有加入，但是布朗森送来了他的儿子小奥雷斯蒂斯及有理想的信仰追求者艾萨克·赫克（Isaac Hecker）。
当时，把亨利·梭罗收在门下的布朗森仍然处在1834年7月引起的争议的余温之中，他于独立日当天宣布：在美国，平等仅仅留存于纸面。“如果没有自由的人民，自由的政府就没有权力。”政府不应当领导人民，而应顺从*意民**；它无权干涉人民，应当让自由的人民来领导它。很多年以后，梭罗在《*公论**民的不服从权利》的开篇就致敬布朗森：“政府是一种提供便利的权宜工具，人们乐意通过它保持彼此的独立；正如我之前所说，当政府最大程度地行使权宜时，民众也就最大程度地独立了。”布朗森继续呐喊：“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平等。几乎所有我们的学习场所都只向富人开放，你会说这样是平等吗？”对于连学费都要通过节衣缩食才能支付的奖学金生梭罗而言，布朗森的话一语中的。对布朗森而言，教育是创造真正平等的关键，也是扫除社会各种罪恶的关键。他指的不是读、写或计算，他指的是真正的教育，“锻造我们全社会的人格、道德、信仰、智识、体格和纪律”。[52]
梭罗住在布朗森家时，后者正在写会给他带来突破的书《社会、基督教及教会新见》（New Views of Society,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这本书会和爱默生的《论自然》一起成为超验主义的奠基之作。梭罗返回哈佛时，开始阅读布朗森的书单：最新的欧洲文学和哲学——歌德和柯勒律治、海涅、库辛、康斯坦[‡]。他为自己的书房买了布朗森的《新见》和爱默生的《论自然》，尽管他连一美元的闲钱都没有。当钱宁布置题为有关政府支持教育的作文作业时，梭罗咆哮道：“我坚持说，政府应当为所有孩子提供教育，不然他们会在无知中长大。首先这涉及每个人的福祉，其次这是全社会的福祉，这都要求……这一领域的职责是政府的道德义务。”[53]
大约两年之后，梭罗本人在描述自己作为教育者的道路时给布朗森写了封精彩绝伦的信。梭罗说，他们同住的六周“是我生命中的新纪元”，他指的是道德和智慧在那时产生，他作为哲人的人生在那时开启。布朗森正巧遇见了亨利的哥哥约翰，他请约翰代自己转达对亨利的“厚望”。他说：“年轻人！你们有很长远的未来……你们可以加速那天的到来。你们的父辈们做出了高尚的努力，他们开启了伟大的事业，但是需要你们来完成。”[54]梭罗把布朗森的教诲铭记在心。回到哈佛的亨利是个全新的人：沉睡的学生已经苏醒。
回哈佛的路崎岖不平。梭罗缺席的冬季学期意味着他没有得到任何分数，按照昆西严酷的系统，他的排名一落千丈。1836年3月20日，他坐到春季学期的教室里，选满了课（八门），以此弥补错失的校园时光。但是，到4月份时，他病倒了，这很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染肺结核。5月21*他日**被迫休学，夏天的几周里他都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气——或者他家是否有足够的钱——让他回去。家人讨论了亨利是不是要退学。昆西的评分系统带给他们很大压力，梭罗的病假缺勤受到惩罚，在他健康状况恶化前得到的分数因为某些疏忽没有被记录。大三那年结束时，这位荣誉学生的排名已经降至班里的中等以下。当他那些有才的朋友们再次集结，在开放日那天领取他们的奖学金时，梭罗的名字已经不在名单上了。
梭罗的家人还在为他的未来发愁，他却用造一条更新、更好的小船的方式重建自我。前不久塞内卡部落领袖发出划时代的《告美国参议院书》，坚持印第安民族享有宗教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梭罗给船起名叫“红袄号”（Red Jacket）作为纪念。他在哈佛的伙伴们试图用长信报道学校的近况，使他振作起来：“这里的日程日复一日，如钟摆般准确”，“如韦尔博士的布道会一样无聊”。有个同学要梭罗放心，接着讲起学生化学俱乐部发生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来，那里上演了小型的烟火表演，鲍恩老师（Bowen）赶紧从房里跑出来平息这场闹剧，把带头闹事的人送到昆西的办公室领受责罚。紧接着，韦伯斯特教授展示火山产生的毒气清空了教室。下课后，两个学生制造了一些“笑气”（一氧化二氮）。吸入一剂后，一本正经的斯特恩斯·惠勒就随随便便地跳起舞来；吸入两剂，萨姆·希尔德雷思就和莎士比亚聊起天来。那确实是美好的时光！梭罗错过了这么多。1836年5月，感到寂寞的梭罗给亨利·沃斯写去了一段带玩笑性质的对白，发誓要回来，而且要他的“老友”叫惠勒留间寝室给自己。一个月之后，另一个在家养病的忧心忡忡的朋友写信来问亨利最近有没有挖出什么有趣的印第安宝藏。亨利想，要不要请朋友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探索印第安遗址了。他在信里编造了“来自红袄号航海日志的节选”，落款为“梭罗上校”。他说，这艘船初次出航时在狂风中折断了桅杆，搁浅在纳肖塔克海滩上，这儿，惊讶的土著人看起来像“无害且礼貌的民族，主要致力于农业劳作”。亨利在信的结尾处提到自己的身体好转了，而且希望能够返校，不过，请对方一定来他家做客。[55]
这些欢快、温暖、打趣的信件显示，吸引梭罗回到哈佛的不仅仅是学业。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所写的，尽管大学要求学生支付学费，但是对于“更有价值的教育”它分文不取，那就是结识这群同学。不管怎么样，梭罗还是需要解决钱的问题。为了支付学费，亨利和父亲一起来到纽约市，为梭罗铅笔厂开辟新市场。[56]1836年9月12日，他终于回到坎布里奇，正好赶上和其他200名本科生、1300位校友、80位应邀的宾客一同庆祝哈佛的200年诞辰。庆典由学生和校友组成的*行游**队伍走向独神论教堂开始，他们在那儿听取了昆西长达两小时的报告，而后来到哈佛校园“祝酒，喝酒，用餐”，直到晚上的宵禁，学生才回宿舍休息。宿舍的窗户上贴有彩灯，拼成各式图案和箴言。[57]
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四位校友偷偷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开了秘密会议。他们是被弗雷德里克·亨利·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召集的，后者在缅因州任牧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之前的整个夏天都在与赫奇通信，他早就想组织这个讨论小组了。新的思想被激发了：布朗森的《新见》、爱默生的《论自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都刚刚出版，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和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在《与孩子聊福音》（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中把更激进的观点带入教育。赫奇和爱默生邀请了乔治·里普利和乔治·帕特南（George Putnam），后者是从波士顿来的独神论牧师。在哈佛的校庆还在继续的时候，这四位毕业生已经开始秘密讨论着如何继续向前，领着美国走入崭新的智*生活性**。会议很成功，他们决定一周后在乔治和索菲娅·里普利（Sophia Ripley）夫妇位于波士顿的家中举行第二次会议，除了原来的参与者，另邀请奥雷斯蒂斯·布朗森、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还有爱默生最新的门生，查尔斯·斯特恩斯·惠勒。这样的讨论会持续了四年，组建成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群体——“超验主义者”。梭罗还没有获得邀请，尽管布朗森早就点醒了他，惠勒有时会带他来听讨论。在超验主义成为思想运动之前，梭罗本人早就在对它进行检验和判断了。
整个大四那年，梭罗非常刻苦地学习以弥补他之前一年落下的课程、分数和时间。这是哈佛的重头学年，课业很重：哲学复习（关于自然、道德和智性），钱宁的作业外加修辞学课程，韦尔叫人昏睡的神学课，哈里斯的自然历史和植物学课，外加解剖学和矿物学，德语和意大利语，一点儿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还有演讲学的练习——为了培养未来的领袖，能够让满屋的人聆听他们的声音，能够用原创者的那种激情来朗读写好的致辞。梭罗兢兢业业，在最后一学期，他得到了令人震惊的2285分——正常分数的两倍——四年总分在昆西的考核标准下达到14397分。这还不够让亨利夺回之前的排名，但让他回到了41人中的第十九位，让他有资格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并且获得25美元奖学金——后者是爱默生亲自给昆西写信要求的。昆西回信说，他已经做了所有能力范围内可以为梭罗做的事情，梭罗“很冷漠，有时甚至罔顾规则”。不过昆西一直尊重梭罗，所以如果没有人反对，他可以帮他争取到“10美元，至多15美元”。[58]简单说，梭罗很努力，但是学习态度不佳，不像惠勒，后者拿到了60美元的大奖。哈佛没有原谅想要成为自己的亨利·梭罗。
在毕业典礼上，梭罗被分配到一个有三个人进行演讲的“论坛”发言，题目是“现代的商业精神，同时考虑它对国家的政治、道德、文学品格的影响”。这意味着他要用惯例中属于毕业生的六周假期来完成这项作业。课程一结束，亨利马上回到康科德。约翰和辛西娅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们离开了镇广场上拥挤的老屋，来到主街旁优美的帕克曼大宅。亨利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7月4日新的独立战争纪念碑落成——经过十几年的论争，镇上的人终于同意了里普利牧师的提议，在他的老屋后面建造了一座花岗岩方尖碑。那个炎热的下午，亨利·梭罗加入了从纪念碑街拥向老北桥战争遗址的队伍，大太阳底下，300个人聚集在这里的草坪上，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把这条萧瑟道路变为林荫道的树木还没有植上），他们聆听祷告和塞缪尔·霍尔的演讲，合唱爱默生谱写的《康科德赞歌》。多年以后，年迈的约翰·S. 凯斯仍旧记得歌词最后一段中对英雄的召唤，那些“勇于为孩子的自由而死”的人。[59]
最后的那个关键词“自由”一定也留存在亨利的脑海里，因为他以这个词作为现代社会的基调开启他的致辞：“完美的自由——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这也是他拥有的完美自由的夏天：7月4日之后，他和惠勒搬进后者于上一个夏天建造的木屋（可能梭罗也帮忙了），在他家位于弗林特湖（也叫桑迪湖）的土地上。大概有六周时间，这对朋友都在湖边散步、读书、写作、谈论梦想，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宽阔的湖水在夏日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他们会走回家里的农场用晚餐。惠勒也邀请了其他大学同学来木屋做客。之后的那个夏天，他们会在这里宣誓，在这个“美丽而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里能与自然与上帝交流”，他们决定“放弃所有卑微的野心，献身于神的事业”。[60]可以说亨利·梭罗也做出了相似的誓言。他在瓦尔登湖的实验发端于此，发端于这些和查尔斯·斯特恩斯·惠勒共同居住和写作的岁月。
这个美好的夏天，梭罗思考的题目“商业精神”其实盘踞在每个人，尤其是那一年不走运的毕业生的脑海，他们遭遇了1837年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金融危机，工作机会锐减。西进运动引来了大量的投机行为，5月，金融风暴爆发，纽约的所有银行统统关门，接下来是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关闭。随着房地产的泡沫破灭，地产价值一夜蒸发，工厂关闭，饥饿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37届毕业生的前景堪忧，这是史上未有的。当有三个学生站出来就经济危机发表讲话，其他学生一定都在倾听。铁匠的儿子、查尔斯·赖斯谈到这一问题的政治原因，他站出来为民主*党**人摇旗呐喊，认为这场灾难是由猖獗的投机行为及纯粹的贪婪造成的，贪婪摧毁了用双手辛勤工作挣得收入的精神。他的忧虑也是杰克逊的忧虑，他担心立法者会利用恐慌来扩大政府权力，真正的解决方式是不干预人民，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真正的独立性。亨利·沃斯谈的则是文学层面，为商业写了一篇辉格主义的颂歌，希望联合美国的各个地域及全部人民，用美国人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持政府，一同分享富裕和梦想。沃斯在结尾写道：如果没有商业，就没有自由，没有真正的美国。[61]
戴维·亨里克斯·梭罗（David-Henricus Thoreau，毕业典礼要求以拉丁文书写名字）站在上百个听众面前，包括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里特、一班参众两院的议员、哈佛校方的管理者、昆西校长，还有他这个叛逆青年的教授、一同毕业的同学及他们的家人，外加纯粹出于好奇前来的观礼者，他直面这个道德问题。他告诉他们：商业摧毁道德自由。然而必须先有自由，因为自由产生商业，而不是反过来。如果站在“群星中的天文台”展望，美国商业活动的“蜂巢”真的算自由吗？几乎不是。“这边是敲敲打打，是烘焙蒸烤，那边则是买卖，是金钱往来，是演讲。”商业把我们和物质束缚在一起，没有解放我们，而是奴役我们，把我们变成了野蛮人。人之为人就是要挣脱这些物质欲望，往前走，自由地走进天堂。
就在那场演讲里，梭罗为《瓦尔登湖》奠定了基石：“事物的秩序应当翻过来——第七天应当是人的劳作日……另外六天是他颐养情感和灵魂的礼拜日。”处在杰克逊民主人士和辉格*党**啦啦队长之间的梭罗指出了第三条，也是截然不同的道路。听众中有些人将此轻蔑地视作对现实的逃避，但是梭罗本人即将和这种现实进行实打实的较量，也将看到他的同学的努力——他在班级纪念册里说他深爱着这些同学，怀着一种文字无法形容的神圣的爱。[62]他最终会告诉他们：“人们在一种安静的绝望中活着，但是智慧的标志就是不去做绝望的事情。”面对着整个广阔的世界，面对着具有权威的听众，梭罗正做出他最神圣的许诺。一个与整个世界宣战的人，要怎么才能坚守这样的承诺呢？
[*]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1774—1845）的绰号，美国的开拓者和果树园主，此处指霍尔布鲁克的开创精神。——编注
[†]1770协会（Institute of 1770）：位于哈佛大学社交俱乐部所在的大楼。
[‡]疑为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1767—1830）：生于瑞士洛桑的法国小说家、思想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