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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正肢解西方文明，重建文化自信要求将西方 文明带回课堂！
作者：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译者：王婧滢、王允文
法意导言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是英国历史学家与记者，现为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著有《战争风云》(The Storm of War)、《拿破仑与威灵顿》(Napoleon and Wellington)等作品。2020年4月，罗伯茨在《国家评论》上发表《我们为何必须教授西方文明》（Why We Must Teach Western Civilization）一文，呼吁西方的学校和大学重新教授西方文明。罗伯茨指出，在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文明正在被边缘化。人们总是强调西方文明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等方面的污点，却忽略了其非凡的价值。罗伯茨认为，没有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文明。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不但在艺术、建筑、诗歌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还在民主、*权人**方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罗伯茨坚称，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值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宣扬并在学校和大学中被教授。
本文作者安德鲁·罗伯茨
1940年12月3日，星期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宣读了军事战略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一份主张与纳粹德国建立和平的报告。报告中概括地指出，很快就会看到“西欧饱受战争和经济困难的折磨；几个世纪以来在艺术和文化方面留下的遗产被一扫而光；这个国家的健康因营养不良、神经紧张和流行病而受到严重损害；俄罗斯……从我们的疲惫中获益。”科尔维尔承认这是“对未来的可怕一瞥”，但仍然勇敢地得出结论，拒绝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谈判的“这种犹豫是错误的”。
这一系列可怕的事件中，人们对失去西欧艺术和文化中“几个世纪来的遗产”的恐惧，被认为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充满“神经紧张和流行病”的时代。对丘吉尔和科尔维尔（Colville）来说，失去西方文明遗产的前景甚至比屈从于苏联霸权的前景还要糟糕。
然而，就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知为何到了这样一种境地，被《费城调查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描述为“肥胖积极的活跃分子和Instagram治疗师”的索纳利·拉沙特瓦（Sonalee Rashatwar）可以对那家报纸说：“我喜欢谈论摧毁西方文明，因为这对我来说太浪漫了。”虽然他们的方法显然没有那么极端，但拉沙瓦尔女士和那些真正想“摧毁”西方文明的同伙们现在正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纳粹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这在学术界有充分的证据，在那里，一种预先的文化不自信正在给大学教学大纲以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就把已故欧洲白人男性（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从教学大纲中除名——这通常会获得院长和大学机构的公开支持。西方文明的课程，只要它们还以其他名字存在，就经常被谴责为种族主义的、“仇视的”，而且一般来说都是愚昧的以至于应该被去除。
对前几代人来说如此重要的西方文明正受到嘲笑、滥用和边缘化，而且往往没有任何一致的回应。当然，今天的非西方殖民地，比如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殖民地，中国在*藏西**的殖民地和维吾尔族的殖民地，都不包括在大二课程中的“阿姆利则*案惨**”的概念中，只提到1919年在旁遮普的英国人，而不是1984年印度在那里*杀屠**的人数十倍的人。我们甚至不能再讨论大英帝国的积极有利的方面，正如奈杰尔·比格（Nigel Biggar）教授在牛津大学关于殖民主义遗产的会议的闭幕上雄辩地表明的那样。
我们都知道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被问到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时所说的笑话：“我认为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事实上，这个笑话是虚构的，它在他死后20年才首次出现。但很多人都按字面理解了它，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理论家到牛津大学的罗德斯必坠运动的活动家们，人们认为，确实不存在西方文明，他们要求从奥里尔学院撤除罗德奖学金捐赠者雕像。
非洲和亚洲政府要求归还殖民时期从其国家“偷走”的*物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攻击的另一个方面，他们企图让西方感到羞耻。在2016年之前的8年里，美国一直由一个不断寻找要为之道歉的西方行为的人领导，这也没什么帮助。
这种认为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有道德缺陷的信念，最近被纽约时报的毫无意义、在历史上也极不准确的“1619计划”证明了。该计划基本上试图仅仅通过种族和奴隶制的角度来呈现从普利茅斯岩到今天的整个美国历史。“直到美国黑人出现，美国才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是纽约时报杂志发起的该项目里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旁边是“美国资本主义是残酷的：你可以追溯其至种植园”和“种族隔离是如何造成你的交通堵塞的”。12位以上勇敢的美国内战历史学家们寄去了一封详细列举了无数的事实的信。然而，该项目计划创立和分配学校课程，使其成为美国记忆的“中心”。
如果学校和学院不那么热衷于为西方文明道歉和否认西方文明，并废除或压制对于那些重要方面的教学，这些都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例如，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系最近建议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从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人文主义文学课程的初始模块课程中删除。他们的理由是男女大学生最近考试成绩的差异，以及私立和公立学生在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的熟练程度的差异。因此，被认为是该学科守护者的人不愿意采用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而是把社会实验和社会公平放在其之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来说，这真是一个极不光彩的做法。
纵观“西方文明”课程在美国的命运，我们的文化自信里有着深深的不安。西方文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起源于1918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为学生开设的“战争问题”课程。通过学习西方世界的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化，学生们有机会了解他们即将被要求冒着生命危险去践行的价值观。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发展成“当代文明概论”，随后在1931年芝加哥大学进行了类似的创新。
到1964年，美国50所顶尖大学中至少有40所大学要求学生上这门课。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这门课已经演变成大约15部核心经典作品，其中包括荷马、维吉尔、柏拉图、但丁、弥尔顿和伏尔泰的作品。尽管西方文明课程的内容比后来的评论家所说的要灵活、复杂和多样化得多（正如赫伯特·林登伯格（Herbert Lindenberger）的研究确实把西方文明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被嘲笑为如此本质的和明显的邪恶内容，以至于西方文明课程完全消失了，只在一些地方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比如哥伦比亚创始地和其他几个地方，包括勇敢的、非政府资助的理智的前沿，如密歇根州的希尔斯代尔学院和萨凡纳州的刚成立的拉尔斯顿学院。
当然，尽管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其他文化，但西方文化的遗产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我们故意忽视这一事实，低估了对诗歌、建筑、哲学、音乐和艺术作出的许多伟大贡献，而通常只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负罪感，即使最近的道德上的过错只是绝少数的部分人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辈（great-great-great-grandparents）犯下的。
因此，将来的人们无法确定他们是不是会学习到西方文明压倒性的积极方面。它们现在可能无法显示出那些关键的相互联系，例如，帕多瓦乔托（Giotto）的《斯克罗维尼教堂》（Scrovegni Chapel），其绘画中表达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复杂的经院哲学；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王子》（the Prince），现代政治理论的第一部作品；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春》（Primavera），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髓在一幅绘画中；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of Ávila）和笛卡尔的作品，耗尽心力证明不相关的个体的身份；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复杂和最深刻的管弦乐作品；还有莎士比亚，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他的戏剧“仍然是人类成就的最高限制：在美学上，认知上，道德上，甚至精神上”。即使学生被个别地教授这些作品，他们也不会在一个能够清楚表明它们对西方文明的重要性的背景下被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目前反对西方文明的运动达到了其目标，我们的后代是否还将被教授那些个人和崇高之间的中介作品；19世纪小说的巨人们，从狄更斯到福楼拜再到托尔斯泰，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地观察当代生活成为了一个适合艺术的主题；17世纪的荷兰大师，如伦勃朗，他以一种跨越几个世纪仍在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在视觉上展现人类处境；凡尔赛宫、隐士宫和阿尔罕布拉宫，尽管有些夸耀，是人类意志的迷人表达。面对西方文化之间不再相关的论点，人们很容易接受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论点，想要一脚踹开最近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并宣布：“我反对它。”
一提到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人们就会想到，西方文明中任何值得称道的课程都应该包括倭玛亚哈里发，现代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在756年至929年间是其首都。在征服西班牙和建立安达卢斯穆斯林联盟之后，科尔多瓦成为一个繁荣、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尽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义务向国家缴纳附加税，但宗教宽容却产生了一种知识进步的氛围，使得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三角学、药理学、天文学和外科学的发现都可以追溯到科尔多瓦。然后，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了一套同样特殊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的物质后果。因此，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基督教已故欧洲白人男性的研究。
1988年，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带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高呼：“西方文明必须走开！”抗议活动制造了全国性的头条新闻，并引发了该校校长和时任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之间的电视辩论。斯坦福黑人学生会主席比尔·金（Bill King）当时声称：“通过把这些想法集中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他们正在粉碎那些洛克、休谟和柏拉图没有与之交谈的其他人的心理……现在的西方文化项目是希腊、欧洲和欧美，这是错误的，更糟的是，它伤害了人们的精神和情感。”他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证据，证明阅读洛克、休谟或柏拉图曾伤害过任何人的精神或情感，当然，这是在“雪花一代”宣称自己被扬起的眉毛造成的“微小的攻击”所冒犯的几十年之前。
2016年，超过300名斯坦福大学学生签署了一份*愿请**书，要求就恢复西方文明课程进行投票。参与投票的人比赞成举行投票的人更少。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 Kurtz）在他的著作《西方文明失落的历史》（The Lost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中把后来美国发生的严重错误放在以斯坦福为中心的舞台上，因为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交互运动背后的偏颇思维长期以来对教育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害。
科特茨提醒我们，西方文明课程真正做的是把一个民族根植于他们的过去和价值观之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轨迹是从希腊经罗马到基督教世界，在经由耶路撒冷的途中注入了犹太教的思想和道德，但随后在黑暗时代短暂地迂回，在文艺复兴时期恢复，并带来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而科学、理性和政治上的解放的欧洲和欧洲美洲的文化。“从柏拉图到北约”，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
这种价值观跨时空转变的核心是民主，对此，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名言：“许多形式的政府已经被尝试过，并将在这个充满罪恶和不幸的世界中继续被尝试。没有人会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是完全明智的。事实上，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那些时不时尝试过的其他形式。”那些知道真相的、而不是在罪恶感和对“虚假意识”等的自我怀疑中挣扎的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被允许以一种不受阻碍、不受*辱侮**、不被指控几百年来都有罪的方式来研究西方文明的辉煌，以及这一文明是如何造福，并继续造福人类的。
乔瓦尼·保罗·帕尼尼(Giovanni Paolo Panini)所绘的帕特农神庙内部细节
正如大英博物馆古希腊收藏品的高级馆长伊恩·詹金斯（Ian Jenkins）在他的《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一书——政治正确地被命名为“帕特农神庙雕塑”（the pathenon pulses）——中所说的：“雕带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当时雅典人的肖像。相反，它们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人性，一种超越当下的人性，它包含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普遍愿景。”帕特农神庙本身阐述了迄今为止仍然使用的建筑比例法则，詹金斯后来在书中指出，这些雕塑“超越国界，集中体现了普世和永恒的卓越价值”。18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中也渗透了对其的兴趣，这并非巧合。
在帕特农神庙建造的同时，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的葬礼演讲中将雅典市民生活的开放性和适度性与军国主义、神秘、独裁的斯巴达人进行了对比，这一点在二十三个世纪后的启蒙思想家中引起了共鸣，正如今天应该继续这样，它提醒我们为什么西方价值观确实比那些激励现代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朝鲜和津巴布韦领导人的价值观优越。马列主义最初是西方的概念，后来在西方被*翻推**，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却不幸地蓬勃发展。是的，我们知道建筑师菲迪亚斯雇佣奴隶和马提斯（外国人）建造帕台农神庙，而不仅仅是雅典的自由人。
“雕刻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写道，“埃尔金大理石是一种创造性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被认为是民主、哲学、历史、医学、诗歌和戏剧等现代西方文明方面的发明。”当然，没有人声称东方、波斯和阿拉伯文明没有上述列出的这些内容——除了民主，土著澳大利亚人、南海岛民、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古埃及人，或者为毗湿奴神建造吴哥窟的高棉帝国也没有自己有价值的文明。
然而，即使是其他文明最伟大的成就和物质创造，也无法与希腊罗马文明和犹太基督教西方文明在哲学、历史、医学、诗歌和戏剧方面的成就相比，更不用说民主了。
任何读过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人类成就》（Human Accomplishment）一书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已故欧洲白人男性对人类的贡献——不仅是西方，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这种在统计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总和。虽然大教堂和协奏曲的变革力量是有争议的，但诺贝尔科学奖和医学突破奖却可以用数字来比较。事实上，在任何其他文明中，都没有人能够在客观上与莎士比亚的诗歌和戏剧作品的绝对数量和厚重相媲美。否认这一点就是开始走上那些声名狼藉的非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的道路，他们堕落到声称古代非洲文明曾到访过拉丁美洲，并且显著影响了他们在那里发现的文化。
“从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们起草的宪法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演讲，”詹金斯写道，“许多人都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中找到了他们关于自由人文主义和开放社会信条的灵感。”如果伯里克利输掉了一场选举，或者在雅典人每年一度的投票中被放逐，他下台的方式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国内输掉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后下台的方式没有不同，但是这在没有受到西方伦理影响的许多极权国家中是难以想象的。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为西方文明道歉，为什么西方文明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宣扬，而且无疑应当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被教授。
西方文明课程从未妄称西方创造了文明，就像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5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通报》的前言中所强调的那样。在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聚居地，例如印度河谷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他观察到了垂直相交的笔直街道、工业坊、工人的实用住房、公共浴场、排水沟和下水道，以及富裕阶层的宜人郊区；一言以蔽之，他称其为“一座伟大的现代城市所具有的一切魅力和缺憾”。因此，五千年前，旧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已经逐渐具备了新世界的特征。如同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所书写的新世界史简短地呈现的那样，当欧洲民族还在用菘蓝纹身、住在泥草房里的时候，埃及、中国和波斯的住民就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艺术和建筑，法律制度和记数系统，以及文学和音乐传统。
荷马会怎样谈论文明的进化？《伊利亚特》描述了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冲突，但这并不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战斗。在《荷马3000年》(The Mighty Dead: Why Homer Matters)一书中，亚当•尼科尔森(Adam Nicolson)将这场冲突描述为“两种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的致命碰撞”。在这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场景中，希腊人是野蛮人。他们是北地的战士，新近掌握了制造战船和青铜长矛的技术，想要得到特洛伊人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是粗俗无礼、充满兽性、热衷*力暴**的海盗。他们是未开化的、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将女人当作货物出售（一个放置花瓶的金属三脚鼎价值12头公牛，一个女人只值4头），并渴望隐藏在特洛伊城墙背后的宝藏。
特洛伊城富裕优雅、稳定有序，而希腊人觊觎着这一切。在诗歌的高潮，阿基琉斯与特洛伊的赫克托尔展开了决战，这是究极的平原之子与城市之子之间的对决。在激动人心、充满*力暴**的诗歌中，城外人屠戮了城中人。野蛮人得到了胜利。但他们真的赢了吗？在战斗之后，赫克托尔悲痛欲绝的父亲普里阿摩斯造访了阿基琉斯的营帐。特洛伊注定要毁灭，但是阿基琉斯惊奇于普里阿摩斯的谦逊，以及他对杀死爱子的人的尊重。“这一智慧带来了共鸣和力量”，尼科尔森写道，“使城市与平原融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见未来。”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civilis”，从“civis”（公民）和“civitas”（城市）发展而来。城市是人们相遇相知的场所，是交换和联系的场所，是不同群体开始和平共存的场所，也是日常交流和复杂艺术繁荣发展的场所。反对教授西方文明的人反驳说，欧洲国家将他们的财富和文化成就建立在对非欧洲人民的殖民剥削和奴役之上。但是正如荷马为我们所展现出的那样，文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基于更加黑暗的强力。
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并不比伊斯兰世界在七、八世纪的扩张中发动的一系列皈依战争更血腥、残酷。埃萨俄比亚帝国（1270-1974）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奥斯曼帝国（1299-1924）也是这样。如果需要批判地教授西方历史，那么东方历史或所谓的“全球南方”历史同样如此。没有文明在道德上是纯洁无邪的。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西方与其他地区》一书中睿智地写道，“竞争与垄断，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役，治愈与杀戮，勤劳与懒惰，在所提及的种种情形中，西方都既是善之源，也是恶之始。”那些早期的西方文明课程从未尝试证明它是完美的——毕竟卡尔·马克思有时也曾在这些课程中被教授。但是在20世纪，学生们有着更多的常识，他们将不完美视作理所当然，也不会一直想方设法变得愤愤不平。
尽管基督教存在教会分裂和不宽容，有时也具有可憎的蒙昧主义与反传统倾向，它整体上仍然是世界中一股向善的巨大力量。诚如丘吉尔所言，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是伦理上的至理名言。”
基督徒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奴隶制（在美国是30年后）。然而在基督教世界之外，奴隶制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一些非基督教和反基督教国家，奴隶制的一些明显的变体至今仍然存在。
奴隶制的废除不是仅仅通过国会投票和总统宣言而实现的，基督徒为此相互斗争，双方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没有对西方文明至关重要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西方启蒙运动，这将不会发生。英国皇家海军成立了西非中队，60多年间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打击奴隶贸易。西非中队解放了大约160000名奴隶，据估计，在此期间有17000名英国海员死于疾病和战斗。
在讨论到“其他地区”，也就是没有产生西方文明所具备的东西的那些文明时，弗格森诚实得理直气壮。“我们必须*制抵**住美化历史失败者的诱惑，”他写道，“那些被西方侵占，或者西方以更加和平的方式通过借贷或征收对其进行改造的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为明显的是，他们无法持续改善其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关于我先前关注的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弗格森同样正确地指出，“文明不仅涵盖少数一流美术馆中的作品，还包括比这多得多的内容。文明是高度复杂的人类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书中“飞扶壁与下水道有着一样的分量。”
为了回应联合国1948年发布的《世界*权人**宣言》，美国人类学学会发表了一则评论质疑道，“提出的《宣言》如何得以适用于全人类，而不是一个只在西欧国家和美国通行的价值观之下构想出的权利声明？”这样的疑问认为《宣言》的30多个条款并不是普适的，因为*权人**的普适性必然是一个“西方”的假设。这是一种批判而不是赞许。
然而，西方并没有偷来这些价值观，就像希腊人偷走了特洛伊人的黄金那样。西方并没有从别人那里侵吞或者吸收它们。相反，按照这些价值观的诋毁者的看法，它们正是因为的的确确内在于西方文化而令人反感。因此，如果认为对*权人**的信仰明显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这种文化难道不值得被考校和教授吗？
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纳尔逊将军的雕像
与之相反，存在一整套产业致力于将已故欧洲白人男性英雄们从受人景仰的宝座上*翻推**——字面意思上的，例如，英国激进主义者阿福阿·赫希(Afua Hirsch)试图从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纪念柱上移除纳尔逊将军(Admiral Nelson)的雕像，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而在纳尔逊将军1805年过世的两年后，英国才废除奴隶贸易。
气候变化运动也与之相似，充斥着反西方假设。在这些假设中，资本主义、发展和增长都被妖魔化了——据说它们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中国每月仍然在建设新的燃煤发电站，看一眼它们的实际碳排放就会让西方气候自恨者纠正他们关于发展和增长重要性的观点，但是针对民主的、充满负罪感的西方政府开展运动比和北京、德里作斗争要容易得多，尽管在后面这些地方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自恨病毒是一种特别凶猛、传染性特别强的病毒，而且几乎完全把控了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自恨的犹太人”的概念，无论中东发生了什么坏事，他们都会本能地立刻谴责以色列（对于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发生的坏事，情况也常常如）此。如果不熟悉这个词，看看华盛顿K街上的一些游说组织，或者英国的极左政治组织Momentum内部同样凶猛的“犹太人支持科尔宾”(“Jews for Corbyn”)运动就明白了。
西方的自我仇恨（这与健康的自我批评大不相同）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发展得太过分了。凭藉这样的神经反射，即所有降临在西方头上的坏事都是西方自己的错，像是诺姆·乔姆斯基和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这样的自恨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职业成功。他们当然言之凿凿，说他们实际上喜欢他们的国家——很少是“爱”，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区别——而他们只是对特定的政府或者政策提出异议，并没有针对整个文明。然而这都是假话。如果一个人像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那样，在一生中一次都没有支持过在任何情形下的任何一个西方军事行动，并且总是为西方的每个对手（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左翼恐怖组织）说好话，那么真相其实已经相当明显了。
通过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金·费尔比(Kim Philby)等人，英国的自我仇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今天乔姆斯基和科尔宾这类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仇视自己的国家，他们一定要仇视整个西方。对他们而言，这常常意味着仇视北约、英美特殊关系、英美形式的相对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当然，还有西方文明的概念本身。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观念。最近杰里米·科尔宾的媒体顾问舒马斯·米尔恩(Seumas Milne)试图论证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共产主义更多，不过他当然不相信共产主义在20世纪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亿人，尽管这是大多数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所认可的数字。
一提到科尔宾和米尔恩，就会让人想到这一点，即在考虑犹太-基督教思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时，人们常常倾向于低估这对连体婴的前一半，也就是犹太思想的重要作用。人们不可能注意不到，对西方文明概念的仇视和对反犹主义的支持（至少是对反犹主义的一定模糊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重合，就像文氏图中两个相交圆的阴影部分一样。不幸的是，在美国仍然有人相信西方文明会遭受犹太文化的威胁。这种观点既无知又可恶。没有“犹太”的这一半，非凡的西方文明根本不会存在。
查尔斯·默里在这里又一次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用数字、地点、姓名和数据列举了犹太人一千年以来在各领域做出的贡献，大约百倍于依他们在地球上的人口比例所应做出的数量。在《瓦尔堡家族》(The Warburgs)一书中关于马克思·瓦尔堡(Max Warburg)的女儿吉塞拉的部分，罗恩·彻诺(Ron Chernow)回忆道，“在一次生日聚会上吉赛拉被问到是不是犹太人，她拒绝回答。当爱丽丝[她的母亲]问她为什么这么做时，吉西感到困惑并结结巴巴地回答，‘你总是教我们不要自夸。’”对于她而言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像我这样亲犹的非犹太人就是喜欢夸耀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对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当心西方文明的仇恨者，这通常意味着一个反犹分子已经离这里不远了。
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拒绝区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甚至试图使讨论艺术品优美或重要与否都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你试图论证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的歌词和莎士比亚的一样好，或者蒙古包和包豪斯风格(Bauhaus)的建筑具有同样复杂的形式，那么福柯将会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希望理解为什么西方没有被奴役的儿童，没有失去公民权的妇女，没有不经审判的监禁，没有被抓的新闻编辑，你就的确需要学习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这些不同凡响局面的文化历史。这是无法忽视的，也是后现代主义分析无法影响的。这与特定艺术作品在美学或文学上的优越无关，与之相关的是人类尊严的明确好处。如果拉沙特瓦女士认为失去她的*权人**是一个“浪漫”的主意，仍在等待自己的启蒙运动的沙特阿拉伯会一直向她敞开怀抱。
已故的、杰出的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区分了18世纪不同阶段（尽管有所重叠）的三个独立的启蒙运动：英国的、法国的和苏格兰的。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沙特尔主教座堂(Chartres Cathedral)在1260年才落成，因此其时与启蒙运动相距5个世纪，但是它们都是人们开始摆脱迷信和对魔法、巫术的信仰的时刻。人们开始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不畏惧可能的发现与前路，甚至冒着失去信仰的风险。如果伊斯兰世界有过一个这样的时刻，那么它就不会在1683年从维也纳城门前败走后在这么多领域的成就上落后，在“9·11事件”中满怀愤怒和怨恨出击的法西斯-原教旨主义派别也可能不会存在。
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西方缺失”(Westlessness)（这在英语中是个丑陋的词汇，在德语中更糟）作为主题和标题，试图促使国际决策者思考如果特朗普政府有朝一日践行他们长久以来的强硬威胁，减少对北约的财政投入，那么可能出现什么后果。然而，“西方缺失”的另一重恐惧在于西方文明不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葛兰西主义(Gramscian)胜利进军学术机构的后果，它开始的时间远早于杰西·杰克逊和他的扩音器到达斯坦福。
真正“西方缺失”的世界绝不会成为歌颂爱与团结的地方，而会演化为一场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混战，每个国家都只会尽其所能地攫取。真正“西方缺失”的世界会退回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景象。左派应该警惕他们号称要希求的东西，西方文明应当再一次在我们的学校和学院中被教授。正如1940年11月，丘吉尔在伦敦遭受轰炸、化为火海时所确信的那样，西方文明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翻译文章：
Roberts Andrew, Why We Must Teach Western Civilization, National Review, Apr 30,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20/05/18/why-we-must-teach-western-civilization/
译者介绍
王婧滢
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王允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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