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小高丽房村。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4月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他出生于上世纪末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因家贫无力供其上学而为人放猪。不知多少次他被同龄人朗朗的读书声吸引到村里那间私塾教室的窗下。当私塾先生惊喜地发现这位窗外“旁听”者的成绩居然超过了正式生的时候，善良、惜才的私塾先生免费接纳了他。913年，18岁的阎宝航考上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预科。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是足球、篮球两栖明星。5年后，阎宝航以全优成绩毕业，谢绝多方聘任，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这时，阎宝航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青年会推崇“造就青年，服务社会”，一直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于1918年创办奉天贫儿学校，至1928年，该校已发展为拥有几所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后来在奉天读师范的他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和“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最新诉求，特别是“服务社会”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坚信只有教育能够让中国摆脱军阀混战和日俄殖民统治的痛苦局面。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东北仍处在封建军阀和日俄殖民者的重压之下，战争、饥饿和疾病使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无数的儿童失学而流浪街头。出于义愤、出于同情，这位师范优秀毕业生毅然决然放弃*官高**厚禄的诱惑，孜身一人、赤手空拳，办起了“奉天贫儿学校”，免费接纳穷苦子弟入学。一时间，这位年轻办学者的名字传遍了奉天城，著名的郭松龄将军夫妇就是此时成了该校校董的。大名鼎鼎的少帅张学良也被他的善举感动，不但他本人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从此，这位年轻校长的一生就与“慈善”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阎宝航。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贫儿学校后不吝赞赏：“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一个师范生，无权无势，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实难能可贵。”
当日本*队军**占领沈阳时，“奉天贫儿学校”已发展成为拥有四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当时约上千名在校生目睹了学校在日本侵略者的*刀刺**下被关闭的情景。至此该校培养出了上万名毕业生，很多人日后成为了杰出人士。
1918年，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完5年本科，毕业前开始进行教学实习。对于学生进行实习的地点、学校，既可以服从学校的安排也可以自己确定。阎宝航“在临毕业的一年中，每逢星期日就约两三个同学到附近乡村私塾”，进行教学实习。
阎宝航提前进入教学实习，其实有他自己的考虑。其一，乡间私塾，仍然沿袭几千年的授课内容和方法，比较落后陈旧。须要改良，普及学校教育。其二，既然是上了师范学校，将来所从事的就一定是教学。改良旧式教育是我们这些师范学生的责任。他向他的同班同学张泊、卢广绩{1} 建议，去乡间私塾调查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的同学这样回忆当时去私塾的情形：
进屋后，见房屋狭窄，空气不通，一位老先生，二十几位小学生，局促在小室之内。老阎领头说：“我们是城内师范学校学生，快毕业了，实习教学期间，有些工夫，能不能允许我们几位同学帮助你们小同学在念书之外，学点唱歌、体操、游戏、讲故事等等，使小同学们活动起来，书能念得更好些”。一席话竟说服了老先生，允许我们来试试。就这样，我们教给小学生讲私塾里没有的那些新课程。久而久之，不但小学生欢迎我们去，老先生也引起兴趣了。因为学生活泼起来了，记忆力增强了，学业进度加快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对于师范生那个领头的阎大个儿很赏识，偷着向同去的师范同学探询阎的家世、年龄及婚姻状况。原来老先生有一位容貌俊秀的爱女，拟选阎作东床快婿，可惜使君有妇，恨不相逢未娶时了。
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阎宝航同当时许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一直思考着教育问题，探索着救国之路。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他越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中国日后不但要改革陈腐的教育内容和僵硬的教学方法，更要普及教育。他曾对他的同学张泊说，“教育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国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在城郊尤其在农村，在一般家庭尤其在贫苦家庭，这么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一大损失。”至于为什么要普及教育，阎宝航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们提倡普及教育固然不是为军阀们造就人才，而是为国家民族培养柱石，使多数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公德心强而又有一技之长，爱国爱乡的上进青年；要从小处着手，使贫苦人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穷苦人在国民中间总是占着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多少和受到教育的内容与程度，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主张，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尽其绵薄之力。
在奉天两级师范读书期间，阎宝航经常和他的同学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在当时，青年会的活动颇有新的气息，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参加活动。阎宝航也因此成为这儿的常客。该会以造就青年服务社会相号召，以德智体群为活动内容，教育范围比学校教育更广泛。特别是它所提倡的社会服务之说，对阎宝航的影响更深。有一天，他在青年会图书室里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夕阳西下，散步郊野，但见断碣残碑，荒冢累累，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无机会发展天才，造福人类。”他非常感动。几十年后，阎宝航每谈起这几句话时，仍然大为动容。他所以成为风云人物，这几句话对他的激励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但当时正是这几句话，使他下定了创办贫儿学校的决心，并且由理想而采取行动。
1918年春，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很快要毕业了。他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同时升官发财又是他坚决反对的。一个为穷苦儿童谋得求学机会的想法，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了。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里。这里有房屋三间，青年会利用这里开办英文夜校。夜校里有桌、凳、黑板等简单教学设备，夜间上课，白天闲着，他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一地两用？他来到青年会，同总干事普赖德（美籍丹麦人）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想了很久，打算招收一些贫苦儿童上学，由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做义务教学。地点选在景佑宫青年会夜校教室，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普莱德很欣赏阎宝航的建议，他认为，创办贫儿学校，符合青年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是件好事，欣然同意，并临时捐助现款10元，支持阎宝航以做开办费用。阎宝航很高兴，次日便亲到大、小南门一带贫民住户招生，向居民说明青年会将在景佑宫成立一所小学，到校学生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
“奉天出了新鲜事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纸笔用品，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学校呀！”这消息使许多居民半信半疑，有的说青年会办学说不定有拐骗儿童的企图也未可知。所以一开始阎宝航只收了七个学生。阎宝航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办起来看一看，他决定先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对学生不收学费，还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当时，有一些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外国人中有愿意学汉语的，阎宝航请普莱德牧师介绍他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这样他靠自己每月教中文得到的7块钱，以3元维持个人生活，以4元钱补贴学校。他把这个钱用到教学上，每天自己做饭，靠咸菜佐餐。他“自己当校长，兼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夜间就独自一人睡在大庙里”。过了一段时间，正赶上过端午节，阎宝航看到几个学生家过于贫穷，过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便筹得一点钱，给每个学生二斤白面。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对这所贫儿学校才放下心来。阎宝航创办的学校，学生白念书不花钱，还供给课本、纸墨的消息便传开了。
俗话说：“一人传虚，百人传实。”大家看到贫儿学校是一位善良的中国穷先生创办的，渐渐解除了怀疑，信者日众，由近及远，学生渐渐增多。阎宝航一人已招架不起，便回到两级师范学校向学友魏怀谦、张泊介绍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魏、张二人本是新派人物，和阎宝航一样历来主张改革教育，曾和阎宝航一起到郊区改革私塾教育。二人知道阎宝航办贫儿学校的举动，大为赞同，欣然同意参加贫校和负责教学工作。“贫儿学校自创办一直到总、分校成立前，校里不用校工，所有打扫、搬运、采购等活都由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劳动分担。”这样阎、张、魏三人同时任教上课。
这年秋，魏益新（魏怀谦）考入北平高师，贫校课程由阎、张二人担任，当时教室内学生只能坐在长板凳上捧着书念。写字时，学生要跪在地上伏凳书写。学生因家庭贫困，大多衣着褴褛，甚至赤脚，有的冬天也穿不上鞋。学校无钱买煤，冬季教室从不生火，空荡的大庙内更显得阴森潮冷。每节课后，学生们争离教室到院内一块大石龟上晒太阳。邻近居民说，别家孩子冬天都在屋内取暖，唯有贫校儿童冬天反在教室外石头上取暖，一时间，传为怪事。贫校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当时曾有歌词咏诵，生动地反映了贫校建校时的情形。歌词唱道：
其一：
室不避风寒，阴森破庙两三间。
筚路蓝褛就开篇，设备自难全。
跪写捧书念，冬日阳光下取暖。
师生意志坚，弦诵不辍乐陶然。
其二：
溯想当初，嬉街头，玩泥土；
言动野，礼貌疏；
风景犹故，旧态改，新象出；
学做人，喜读书。
今昔吾，变化若斯夫；
前后况，光暗不同途。
谚不云乎？蓬随麻，赤近朱。
校园乐，乐何如！
创办贫校一年后，学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各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见优越。
1919年，阎宝航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选送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贫校由张璞山（张泊）一人支持，度过了比较艰苦的一年。
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报名入学的学生日渐增多。虽然学校规定贫儿方能录取，但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儿童也争着来入学，也有自愿买书籍纸笔来就读的。后来一些有钱人家的儿童家长也纷纷央求入贫校。有一个奉军旅长慕贫校之名，要送子女二人来校读书，当时贫校负责人关纯厚为此征求阎宝航意见，阎宝航婉言拒绝，声称：“本校只收无力就学的贫儿，旅长公子应送公立学校去读书。”那位旅长深表失望。次日又亲送来他家做工的孩子二人入学，阎方准收下。这样，专门招收贫苦儿童的贫儿学校成为了特型学校，颇受欢迎。
奉天贫儿学校创办之初，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除了清一色是高学府两级师范毕业的如阎宝航、张泊、关思久（关纯厚）之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就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韩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事业。她经常参加奉天（女）青年会的活动。韩淑秀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很感兴趣。有一天她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然后要求拜见阎宝航。
阎宝航并不认识韩夫人。韩淑秀首先开口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阎宝航不解其意。韩笑道：“我是慕贫校大名而来，听说贫校缺少先生，请求在贫校当一名义务教员如何？”阎宝航答：“贫校确实需要教员，可是……”韩淑秀：“可是，可是什么？难道我这燕京大学的人，当不了贫校的教员？”阎宝航问：“女士既然在燕大就读，请问芳名？”韩仍笑着说：“郭韩淑秀！”
阎宝航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竟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便说：“久闻夫人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韩淑秀急着说：“阎先生，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缨的，不知校长先生接收不接收？”阎宝航说：“夫人这可使不得！”韩问：“怎么使不得？”阎说：“夫人是将军的夫人，教贫穷小儿，大材小用了吧！再说，贫校教师，全是义务……”韩说：“请问阎先生，你办贫校有薪水吗？”阎答：“没有。”韩答：“这么说，你们使得我就使不得？”二人哈哈大笑。阎宝航高兴地说：“贫校有郭夫人担任教员，一定会办得更好。”韩淑秀立即纠正说：“注意，我是和你阎先生认识的，那么你就叫我韩大姐吧，今后不以什么夫人相称！”阎答：“大姐长我4岁，我就称夫人为大姐吧！”
这一天，阎宝航为结识韩大姐感到特别高兴。韩淑秀对他说：她和郭松龄都是贫苦人出身，深知求学不易，阎先生办贫儿学校，他们夫妇举双手赞成。她还说，从明天起她就来贫校教课，改日她还要陪郭旅长来贫校参观。
1919年夏，郭松龄小女夭折，从北京回沈阳休假时，韩淑秀曾陪郭将军来贫校参观，为支持贫校，郭松龄当即捐出一笔巨款。贫校声望日高，更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
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奉天人。幼年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他昼耕陇亩，夜手不释卷，投考军校，后官至军长。他十分关心贫苦儿童的就学问题。韩淑秀作为知识女性，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在他们夫妇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并积极支持。1924年，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阎宝航和韩淑秀曾经联合创办奉天工儿院，也曾轰动一时。
当时，在奉天城里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妇女，为了糊口，不得以出外做工。但她们的幼儿又无人看护，难以脱身。有些妇女便依靠她们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使这些大点的贫儿无法进入贫校读书。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和韩淑秀进行讨论。韩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尽我们所能加以解决。她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
1924年6月13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
报告送上之后，奉天市政公所课长提议，应将韩、阎等拟组织大纲改为暂行简章，随即，韩、阎等于7月1日将“奉天工儿院暂行简章”呈送上来。“简章”明确规定工儿院的宗旨，即“以收容幼稚工儿代为抚育兼施幼稚教育，用达社会?助之精神”。7月16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代表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批示：
呈悉郭韩淑秀等资设立工儿院，所拟简章，现据查核，可行，应准照办。仰即转饬遵照转咨省警厅，查照此令。
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
奉天工儿院简章得到奉天省长公署和奉天市政公所的批准，并送省教育厅和省会警察厅备案。
1924年7月，韩、阎等租用小东关被服厂西胡同八十六号房，正式成立了奉天工儿院。
奉天工儿院设有院长、副院长、院医、保姆、看护妇、厨役、女役、院丁等，对工儿除组织游戏外，还进行幼稚识字和儿童礼法教育。为做工的贫苦妇女看护幼儿。他们提倡创办的工儿院，类似今天社会的幼儿园。办奉天工儿院的目的就是为贫苦妇女创造做工机会，改善家庭生活，也使那些看护幼儿的大孩子们到贫校读书。
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共同发起创办奉天工儿院一举，轰动一时。这年8月，工儿院开办，起初共收容工儿多名，由韩淑秀、阎宝航分任正副院长。雇用院医、保姆各一人，职工2人、女役4人、厨工1人、院丁1人等。开办当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亲到现场祝贺。工儿院的创办费及第一年经费共6900元，由院长和院董出资，以后扩充再行募集。至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害后，阎宝航被通缉，工儿院也自行停办，但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同情劳苦民众，关心贫儿的思想感情，在各界民众，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颂。
自郭松龄夫妇为贫儿学校捐款之后，正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开始节衣缩食。当时，在奉军军官中，许多人都沾染了狂嫖滥赌，酒食征逐的恶习。郭松龄不是这样。他生活简朴，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在讲武堂他不吃教官伙食，却时常到学员灶与学员共餐。正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看到郭教官连衣服都不像过去那样常洗常换了，觉得奇怪，以为夫人不在家。便加以询问。郭松龄告诉他，夫人现在去贫校担任义务教员，没功夫给咱洗衣服了，现在提倡男女平权，没办法了！张学良便详细询问了贫校的情况，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事。
还没入讲武堂学习时，张学良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正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阎宝航比较熟悉，但他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举动。经郭教官这么一说，他便决定抽空到贫校去参观。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为贫校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伙食，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同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随后，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据刘鸣九回忆说：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的张学良对此非常支持，募捐用地名分成若干队筹措，张负责的叫“青岛队”，当时我是卫队旅旅部一等书记官，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于是以张学良的名义进行募捐，进展顺利，就连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高层人士，也都慨然赞助，这些头面大户将捐款直接送给张学良转拨青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