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开幕，不只是现在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俨然刮起了一阵，属于足球的旋风。
不得不说，足球作为一项当今世界关注度最高的运动，自诞生时起，便一直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们，乃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亦有不少国家领导人曾与足球结缘。
毛主席：我们也要拿足球的奖牌
1911年，毛主席走出湘乡的东山学堂，来到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而按照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志记载，在主席前来求学之时，学校内便有一支由德国人执教的足球队。
毛主席曾有社会，正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或许是由于本着这样的精神，主席他老人家亦曾一度担任了湖南第一师范足球队的守门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主席担任湖南一师足球队的守门员时，在全部长沙地区的球赛中，他曾一度力保球队一球不失。
按照曾与毛主席对阵的长沙县立师范的学生陈子展的回忆：
“上个世纪初，中国人个子远没有现在高，湖南人又没有北方人高，像毛*东泽**这样1.80米多高的简直是鹤立鸡群了……毛*东泽**守门时头脑冷静、反应灵敏、认真果敢，我们的射门总是被他‘没收’……”
当然，这只是毛主席人生中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事实上，在扛起中国革命大旗后，由于革命事业的艰苦，所谓足球自然无暇顾及，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才再度注意起足球。
而这时，毛主席所在意的，也已经变成了国内足球事业的发展。
1955年，中央体训班与大连造船厂联合组成的球队，在一场友谊赛中，迎战了苏联的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此役，毛主席亲临现场观赛，而最终，代表中国的足球联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以2：2战平苏联。
赛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这些在绿茵场上拼搏的运动员，口中亦是连连称赞：“打得好，打得好。”
1956年，南斯拉夫派足球队访华，并与当时国内的北京青年队、八一队等队伍进行了友谊赛，而国内足球队由于缺少专业的训练，却也在面对南斯拉夫时难免频获败绩。
面对这样的情形，毛主席并未因此气馁，还一度在会见南斯拉夫足球队时，慷慨放出豪言：“祝贺你们刚刚获得了奥运奖牌，不过我想，12年后我们也要拿奥运会足球的奖牌。”
周总理：一场预选赛，让他怒斥刘亚楼、罗瑞卿
和毛主席一样，周总理在学生时代，亦曾接触过足球这项运动。尤其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总理他甚至还带领足球队，与北京大学足球队等球队进行过比赛。
不过，说起周总理与足球之间的趣事，那还要提及刘亚楼、谭瑞卿两位将军。
那是在1957年，那年，中国足球队史上首次展开对世界杯的冲击。然而，在外围赛第一轮，国足在印尼雅加达以0：2败绩与对方，待到接下来在北京主场的比赛，所有人自然都在心底憋着一股气，希望能够一雪前耻。
6月2日，中国对阵印尼的比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内展开，而刘亚楼与罗瑞卿两位将军正要前去观看比赛。
孰料，也就在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候，周总理忽然叫上他们，去机场礼送访华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
总理有命，两位将军自然只能乖乖前往机场。然而接下来，由于非常想去看球，两人在西哈努克亲王刚刚登上飞机，甚至还没起飞的时候，便在互相递了一个眼神之后，大剌剌地迈着步子朝机场外走去。
不得不说，这是外交场合，在场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到国家形象，因此，素来温文尔雅的周总理在看到他们离去后，相当少见地发了脾气。
就这样，周总理一面目送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起飞，一面派秘书去将离开的两位将军拦回来。而待到两位将军满是不解地回来，周总理直接一声呵斥：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上课！”
然后，周总理硬生生拉住刘亚楼、罗瑞卿这两个着急去看球的高级将领，批评了足足十几分钟。直到两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周总理才看了眼自己的腕表说道：
“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儿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就这样，待周总理等一行人到了球场，果然看了半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而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中国队以4：3战胜了印尼队。
话说回来，除了这场中国对阵印尼的世界杯入围赛，周总理在一生中还曾多次观看足球比赛，在后来的1960年访缅时，他还专门带了一支足球队去，也因此被人戏称为，“中国足球史上级别最高的团长”。
贺龙元帅：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所谓三大球，是一个从苏联流传过来的说法，指的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项运动。而论起对中国三大球做出贡献最大的人，自然也当属我们的贺龙元帅。
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元帅就曾在部队中组建篮球队，也考虑是否组建足球队。这时，他的设想是有了球队，队里的战士们能增强体质不说，在闲暇时也能为部队提供一项娱乐活动。
西南解放后，贺元帅被委任为西南军区司令员，正是在这一职务的任上，他从部队中选拔出一些跑得快，体质好的战士，一手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足球队。
当然，当时的队员们并不懂得足球的战术，甚至对足球的规则都只是一知半解，在场上，也往往只是拼命三郎般地跑、踢、抢……偶尔还会聚众斗殴。
这般情形入眼，贺龙深知中国足球任重而道远，而为了经营好西南足球队这块新中国足球事业的“试验田”，贺元帅他索性以个人的名义，向香港“球王”李惠堂发出邀请。
然而让人颇感无奈的是，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少香港人认为形势还不明朗，李惠堂在与朋友商议后，最终还是未能应召前来。
香港的“球王”不来，贺龙转而打起了另一个当时国内“名帅”的主意。
这个被贺龙“惦记”上的人名叫镡福祯，是个民国时期的体育生出身，在他的带领下，以他为中锋的北宁足球队，曾早在参加天津第一届国联赛时，连续击败了英、德、意等国家侨民组成的队伍。
而后，经过多方打听，贺龙元帅了解到，对方此时正在华东第一针织厂，担任总务科副科长。听得消息，元帅他老人家求贤若渴之下，直接向对方做出保证，只要镡福祯能到西南来，待遇只高不低。
就这样，在贺龙元帅求贤若渴的感召下，镡福祯来到西南，也成功让这支足球队一时称雄于中国足球界。
日后，随着西南军区的撤销，这支军区足球队解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队员被征召进国家队，对国内的其他球员们“传带帮”，继而为接下来一批足球新秀的诞生培育了土壤。
50年代，贺龙元帅担任国家提为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乒乓球水平上去了，羽毛球水平上去了，但是“三大球”却始终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极大的水平差距。
对此，贺龙元帅对中央发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们的球队不能只是打‘内战’，也不能只是在亚洲踢球，我们要和世界上的强队较量。”
在这样的呼吁下，1955年7月，贺龙元帅在率部前往波兰进行访问时，专门带上了当时的国家青年队。待到8月1日，青年队与华沙足球队展开了激战，虽最终以2：3惜败波兰，但贺龙还是很满意。
因为他看到了年轻的中国足球队员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青年队的守门员张俊秀发挥出色，接连扑出许多险球，以至于被波兰媒体誉为“北京球门——中国之龙”。
张俊秀
而为了表示鼓励，贺老总亲自提名，将张俊秀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阵舆论的风潮。
在贺龙元帅的努力下，中国足球水平渐渐提高。
57年世界杯预选赛，国足仅以一球之差，负于当时的世界级队伍印尼；58年，北京队和八一队与奥运冠军苏联队对垒，两度战成平手；59年，国足战胜匈牙利二队，力克瑞典“尤哥登”队伍。
又在接下来的“中苏匈”“中朝越蒙”这两场足球赛事后，分别赢得亚军与冠军。这也几乎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球队进步最快的时期，然而……
在1960年之后，中国足球队开始走下坡路，接连在61年和62年输给缅甸、巴基斯坦。对此，贺龙元帅既忧又怒。
为阻止国足水平滑坡，贺龙元帅一方面敦促出台如《关于在青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之类的文件，要求“足球从娃娃抓起”。
而另一方面，他对球员们下手，先将他们下放到罗瑞卿将军麾下的“硬骨头六连”学习不服输的精神，随后又在1964年北京队以0：2再度输给巴基斯坦之后，立即解散这支队伍，继而在1965年重新组建了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
经过这样的努力，中国足球水平终究迎来了一次回升，并于1966年，于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亚军。
贺龙元帅曾说过：“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这句话无疑激励了数代运动员，怎奈，现如今，我们似乎离很远一个“足球强国”的梦想很远。
言尽于此，我们还在前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