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载下** 转载）
星索水库离县城约有三四十公里，储水量在本县乃至整个地区是最大的，我们县用电的四分之三都来自这里。
水库三面青山环抱，山上的树林茂密昌盛，野花常开不败，每一季里不同的山花将整个水库的四周映成五颜六色，甚是好看。水库的池水清澈透明，偶尔会有三两只电船、渔船穿梭在池中。
水库的水中央还有两三座孤立的小山，小山一片绿意盎然，俨然是小动物们栖居的天堂，因在那里没有人群的干扰和猎人的捕杀。
水库里的山和外周三面的环山遥遥相望，对映成趣，成了星索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水库的大坝气势磅礴，坝堤用许多巨石配水泥砌成的，走在坝岸上面纵观整个水库，身后是坝下远处宁静的村庄，让人有一种豪气壮观的神圣感。
坚不可摧的大坝洒满了父辈们辛勤的汗水，有的为了造堤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据我父亲说，他们那代人曾经就来星索参加过大坝的建设，大概是六十年代吧，在那种饥荒动荡的岁月，父亲和他的同龄人们尝尽了饿着肚子干革命的辛酸。
也正因了有了前辈们无私的奉献，才换来现在星索水库庞大的发电量和猗旎的景色，每到夏、秋季，来这里游玩、野炊的人绍绎不绝，尤以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居多。从巴士下来临到星索村，文英一直是亢奋轻快，眼睛里溢满了喜悦中的神采飞扬，象个百灵鸟在我身边吱吱喳喳，甚至还哼起了她那不怎么动听的山歌，完全没注意到奕帆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一路到水库，我都是懒洋洋的，说不上几句话，都在挂念着我的臭馒头在单位里面今天都做了什么，不知道他有听说我约文英出来吗？上午，我们租了一只小船，请一个当地人来划船摆渡，我们则在船上观赏水库的风景。
文英忙着拍她的自然风景照片，我望着微波荡漾的池水，却又想起了在福州左海公园湖里的故事，现在身边不是我的大馒头，水库的水深不见底，我也不敢轻易地掉下去了。
秋天的风吹在脸上好凉爽，置身在悠闲而写意的水库里，青山缭绕，碧水潺潺，尚有美女为伴，不知道为什么奕帆却没有一点幸福的感觉。
几次一边和文英胡侃着，一边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眼前的女孩温婉贤慧，绝对是好女孩的，但，难道这就是我要的，我爱她吗？
山间丛林的清新空气本该让年轻的心烂漫多彩的，可我却一路怏怏不快。中午的自助野餐，也是文英动手干得多，我只强打精神配合着。
我们先在山间采了点苦笋和野菜，租了一套野炊的锅碗瓢盆，再拿出自带的瘦肉、生面条，就着两大瓶矿泉水开始做饭了。
我只到小山坡上捡了一些干树枝让文英生火，接着就只有懒洋洋地在旁边发呆了，心想要是换了罗局长和我共享野味，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面条煮熟了，看着文英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却一点食欲都没有，只胡乱咽下两小碗。下午我们又到另一面的九仙山去逛了一圈，据当地人介绍，这九仙山奇草繁多，有许多品种非常稀有，是治疗许多疑难杂症的方子。
听着带路的老伯伯口若悬河的介绍，我一时来了兴趣，询问有没有治风湿病的草药方子，老伯伯连声说当然有。在山脚下的一户农民家里，我如获至宝地买到了那种草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花了一百元买了三包中草药。
虽然我心里对大馒头是恨得痒痒的，可是毕竟他对我除了感情方面的分歧外，其他的算是非常不错了，再说我们也难得来这边。搭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让文英替我把这些中药交给罗局长，可她说，还是我亲自送过去的好，也体现出我的关心。原来她早就听陈阿姨说过我和局长最近在闹别扭，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回到单位时天已经黑了，大馒头家灯火通明。
文英和我走到四楼，拉着我的手让我进去。可我甩开了她，快步上了楼梯，我坚持着我的思想，决不和我的大馒头妥协。
二十分钟后，当我全身酸软地躺在床上时，陈阿姨进来了，因为宿舍门没有关，一直到她来到床边，我才注意到她在眼前。陈阿姨关心地问我累不累，让我下去吃饭，说我好久没上他们家吃饭了。l，
我嘟着嘴说不想吃，翻过身把屁股对着她。陈阿姨叹了口气，沉吟了一会儿说：“奕帆啊，我好一段时间想和你谈谈了，一直没机会。最近你和你罗叔叔怎么啦，他可是很关心你的。说老实话，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儿子，他好象也没有这么耐心，他最近老和我念叨说你太任性了，是怎么回事，是工作上的事情吧？你愿不愿意告诉你阿姨啊？”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象打破了五味瓶，怎么向她开口呢。阿姨没等我多说什么，硬是把我拉下楼去。
进了门，局长和文英已经坐在餐桌前摆好了碗筷，正等着我们呢。我瞟了一眼我的大馒头，他的眼神仍然让我迷醉，薄薄的两片嘴唇还是那么性感，可这个家伙他就是不明白我的心。
我几乎是从鼻间挤出一个单字“好”，就坐下来了。局长没有说什么，招呼阿姨给我们盛饭，就静静地吃了起来。
这一餐吃得很沉闷，只有陈阿姨和文英偶尔聊上几句话。饭后，罗局长咬着牙签到大厅看电视去了，文英和陈阿姨进厨房收拾，我跟她们到厨房，拿出那三包准备好的中药给阿姨，让她煎给局长喝。
转身想离开，被阿姨叫住了，她让我到大厅坐一会儿，晚些时候送文英回家，我没敢推辞，忐忑不安地进了大厅。局长正坐在沙发上看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呢，看到我走进来 ，点了点头，却仍是一言不发。
我坐了下来，觉得沙发好象都是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尴尬万分，三个多月了，我没有和他好好地说过一句话。还是我的大馒头先开了口：“小帆子啊，今天玩得还开心吧，我早就说过了，文英是个不错的女孩的，年轻人嘛，就该正正经经地找个女孩耍耍朋友的…………”
没想到他的开场白是这样，我一时又上了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是啊是啊局长，就您正规，我是自甘堕落，现在我和文英相处得蛮好，你放心了，不用怕小帆子会缠你了！”
“臭小子你说的什么话，不识好歹的小东西，你再执迷不悟，小心我处分你。”局长瞪着眼，凶巴巴地盯着我，也是副剑拔弩张的神情。吵闹声惊动了在厨房忙活的阿姨和文英，两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们身后，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陈阿姨走到我和局长中间，连声问什么事。我撇了撇嘴说没事，拉着文英下了楼。深秋的夜里，走在硬硬的水泥路上，皮鞋和地板磨擦得蹭蹭发响，拍打着凌乱的思绪。
一路上文英默默和我同肩走着，直到她家门口才和我轻声做别。
第二天上午，靠在机房的摇椅上，我长吁短叹，整个人象丢了魂似的。时钟又走到十一点半了，可我仍斜四十五度地躺在椅子上，不想下班吃饭。机房的门铃响了，我一百个不情愿地往监视器那边挪了挪，却看见陈阿姨在门外焦躁不安地等着，我嗜睡的神经一下子全醒了过来，连忙跑出机房问发生什么事。陈阿姨哭丧着脸告诉我局长刚刚住院了，现在还打点滴呢，原来他早上喝了一菔我带回来的中药，从九点多开始就一直不舒服，拉肚子拉了十几次了，最后拉的全部是水，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还是我们单位的姜办事员正好拿文件要去给他签时，发现他蜷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五官都缩成一团，一问原委，赶快派车送了医院，又通知了陈阿姨。医生说要看看那些中药，阿姨这会儿回来拿那些剩下的药，才想起告诉我一声。
听完阿姨的话我也慌了神，心被悬到了半空，想着大馒头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如果真要因吃那些中药有个三长两短，奕帆这辈子怎么心安？
庆幸的是，到那天晚上，我的大馒头的病情况基本稳定下来，腹泻止住了，也没再肚子痛，精神也好多了。主治医生告诉我们，还好那中药只吃了一帖，要吃多了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就麻烦了。
一席话让我冷汗直冒，把那户卖药坑人的人家咒了个祖宗十八代。夜里十一点，陈阿姨回家去煮稀粥，看望局长的同事也陆续走了，只有我还守在病床前，用一种没有人能读得懂的深情的目光看着他，而我的大馒头的眼似闭微闭，虚弱地躺在我面前。
看到隔壁床只有一个病人似睡非睡，我不由胆大起来，抓起我的大馒头的手，心疼地贴在我的脸上摩娑着。
局长的眼睛睁开了，挣扎着要把我推开，可他另一手还挂着静滴的针头，这只手根本使不上劲，怕吵醒其他人，他轻声地说：“小帆子，别这样，你关心局长，局长心里有数，这个事儿不怪你，你也别这样，人家看到不好的，你这种苗头怎么得了，实在不行我只有告诉你的父母了。”
“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喜欢局长，有什么错。都什么年代了，思想还这么不开窍，我又没有要你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招谁惹谁了，怕什么？”我的语气虽然温柔，但却是那么坚定且不容反驳。
局长叹了叹气，转过头去不再理我了。
刚巧陈阿姨也回来了，我带着伤感和满腹挂牵离开了病房。
这一夜，我彻夜不眠，任往事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重演。
局长很快出了院，当然没有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父母，却再也不搭理我，任凭我什么时候投去又爱又恨的眼，他只视而不见，仿佛我是透明的一样。
那一个年底，我的痛苦是无法言喻的，在每日的煎熬中却苦苦地盼望奇迹的出现，又在现实的打击中越发意志消沉。
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声讯台的咨询，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拨了第一次，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和声讯台的小姐聊天，袒露一些我不能告诉别人的苦衷。只一个多月里，我打了将近七百元的声讯电话费，因为电话记录和普通市话不一样，马上就被领导查了出来。
年终大会里，我的罗局长，我的大馒头，当着二十多个职工的面，当众批评了我，并宣布扣掉我全年四分之一的奖金。
临近春节，又要放假了，我羞愧难当地每日躲在宿舍或者机房里面，不敢见人。被感情冲昏了理智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对大馒头的恨意骤增。在宿舍里辗转了几夜，细数着这四年多来的种种纠葛，单恋的折磨已经快淹灭了我。在深思了几天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的心里产生了。
这一年回到家里，我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不知如何向父母开口。自小到大，虽然我长在一个家境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兄弟姐妹也有好几个，但作为老幺的奕帆，在家里是受尽千般宠爱的，人又聪明伶俐，父母和哥哥姐姐一向把我当掌上明珠的。
而我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几年前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来又分配到单位上班，这些经历在我们村里都是引为佳话的，也是父母经常在亲邻面前炫耀的资本。
父亲在*革文**前读中学也是非常拔尖的，在他们班级里考试从来都是第一名的，却因了历史问题、成份原因最后没能上大学，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而四个孩子中唯有我帮他圆了大学梦，自然奕帆带给他的自豪感是可想而知的。
可我这几年在单位里工作平平，情感上又遇到这样的事，将近一年了，我和大馒头磕磕碰碰，让我的心疲惫不堪，禁涸的灵魂再也无法承受单恋的压抑，我选择了逃避。
终于，我鼓起勇气告诉父母，我想停薪留职出去走走，到深圳投靠在那里打了十几年工的姐姐和姐夫。
这一想法说出来后，整个家炸开了锅。
父亲本来神采奕奕地在贴着春联，听到我的话后如晒黄的树叶，一下子蔫了，在不解和失望中叹着气。
家人一致反对我的决定，母亲则偷偷地在厨房抹泪，因为她知道我的脾气，一旦是我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了。
姐姐从深圳回家了，知道这件事，也不停地劝我，声情并茂地历数在外漂泊的辛酸，说我何必放着一个轻松而收入不菲的工作背井离乡去外头受罪？
然家人只知道这些客观因素，哪能体会奕帆心里的悲凄，真想越早离开这里越好。我只能强颜欢笑地告诉家人，我只是暂时停职，还会回来的。
腊月三十，别人家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我们家围着一大桌丰盛的年夜饭，没有一丝生气，只觉得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好吵，好吵。
过了年帆帆业已二十有三，俨然是个小男子汉，这也是在邮电局的第五个年头了。
上班几天后，我做了一个申请停薪留职的书面报告，反复修改了几次，将它递到了办公室，也没有私下找我的大馒头商量。只过了一天，单位上下都知道了这事，意外的举措令大伙满腹狐疑，在别人的眼中，大馒头和我交情匪浅，以后的仕途肯定熠熠生辉，也许今年就要入*党**了。
看门的老丁一向很疼我的，几次痛心疾首地跑来问我是不是脑子进了水，做这种糊涂事，放着大好前程不要，跑出去打什么工。
面对关心我的同事朋友，帆帆只能苦笑相迎。罗局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这一回，他以领导的身份让我斟酌再三，权衡得失再做决定。看到他眉宇轩昂，表情冷峻地坐在对面，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的心如被利刃戳穿般的痛。
四年前，当老局长在这里训斥我的时候，是我的大馒头和气地开导我怜惜我，可如今他变得这么严肃，为了不让我再抱有幻想，他已经好久没对我笑过了。
这么想着，我的去意更加坚决，回答的口气非常强硬。局长没有再和我谈我们的私人问题，只是建议我或者调到别的局去一段如何，看我一口回绝，就说得等两星期，也顺便找个人来顶替我的空缺。
离开已成定局，我仍是心事重重，走出大馒头的视线，这原就不是我的本意，然而困在这里，到最后奕帆一定会发疯的，倒不如趁现在还能冷静下来，选择逃避的方式，也许这样最能减轻感情的伤害了。
姐姐和姐夫过年后不久就先上深圳了，在私营企业里的假期是少得可怜的，难得春节回家，也只能在家呆个十来八天左右。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我先给他们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在电话里，姐姐告诉我，在他们那个手袋厂刚巧有个仓管的工作，待遇还行工作也较轻松，她已经跟主管打了招呼，把这个位置给我留着。
锁上五楼的宿舍，我委屈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看着阳台上心爱的那几瓶吊兰，明天它们就属于剑波的，为了养它们我四年来花了不少心血，它们也非常争气，每一年开得郁郁葱葱，把我的小屋点缀得浪漫温馨，如今我却要作别它们，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陈阿姨昨天晚上来宿舍找我，关切地问我今后打算去哪儿，看我一张苦瓜脸却什么也不肯说，她只能叮咛我凡事想开一些，别老爱钻牛角尖，到新单位要和别人搞好关系。
临要下楼，硬塞给我五百元钱，说这是局长托她带给我的，让我留在身上备急，还说局长身体不舒服就不来和我道别了。可我知道这些钱肯定是阿姨自己的心意，这个无情无意的大馒头，如今我对他只剩下恨了。
踏上南下的大客车，我才恍然察觉我真正离开家乡，母亲在车外早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
二十多年来，奕帆还没有走出福建，现在终于踏出第一步了，尽管那边有姐姐他们照顾，可是在父母眼中，帆帆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呢，叫他们怎么放心。
看到父亲忧郁的眼，母亲有些凌乱而黑白相间的头发，他们在车外显得那么无助，我才知道，这世上是谁最爱奕帆的人了。在父母庇护下的生活多么幸福，可今天我必须走，我要让自己伤痕累累的心休息一下，要在陌生的异乡，不一样的环境中，用工作来冲淡苦涩的记忆。
也许我很快会回来，也许我将永远地飘荡，如一片浮萍。车过常山，再经过漳州界又上了汕头的高速公路，随着耳后的风声呼啸而过，眼前一片陌生的景象，不一样的建筑物，路人不一样的穿着，许多硕大的广告牌和闽南的大不一样，我知道这以后的日子就和眼前所见一般茫茫未知了。
自此，一颗心不再有热度，生命里没有了大馒头，不再有那令我心悸的半裸体，也没有了短暂而沉醉的爱抚。大馒头，纠缠了五年的爱，被飞速的汽车，远远地抛在身后了。
只是，他永远地从我心底消失了吗？
夜里，经一路的颠簸，浑身乏力的我终于跨出汽车，站在深圳市郊的一条公路上，傻傻地在原地，不敢挪开半步，也不知道这是在哪儿。来来往往的车辆疾驰飞过，让静穆在原地的我更加孤单无依，我开始害怕了。
万幸的是，姐姐和姐夫及时出现了，两个人几乎是把呆滞的我架到公共汽车上的，又转了一趟车，才在他们的厂门口停了下来。他们供职的冠华手袋厂座落在龙岗区布吉镇的吉厦村，规模算蛮大的，单是工人就有两千多人，厂房也十分宽敞，在横岗区甚至还有一个分厂，可见老板的实力多么雄厚。
十多年前，深圳没有被列为特区之时，吉厦村和其他深圳市的郊区一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让深圳人率先尝到了甜头。
主要是轻型的工业，由台商、港商、外商多方驻资，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地发展了起来。先是市区繁华了起来，后来郊区这边投资的企业工厂也多了起来，当地人大多的就一摇变成了百万富翁，根本不用再种地打渔，只需将土地租给投资者，然后坐享其成，吃那些租金和利息就够了。深圳的本地人对出境货物的报关程序是比较熟悉而且有门路的，他们一般会在厂里挂个厂长的职务，一个月只要拿着厂里的账目到海关那里报报关，让货物从正规渠道出境，那么厂方就乖乖地将千儿八百块钱送入他们的腰包了。
冠华厂的情况也不例外，投资方是一个港商，据说也是福建人但自小在香港长大，也就不会说闽南话了。我们进厂时已经将近半夜了，因为姐夫在厂里是高级管理，所以门卫没有为难我们。
来深圳的头一天晚上，姐夫为我在工人宿舍里搭了一张铺，同一室里还有几个宿友，还好他们全是闽南人，我也显得不那么拘谨。
简单地到浴室擦洗了一下，我再也撑不困意，回到宿舍躺在小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那一夜，我兜里揣着一千元钱，没有交给姐姐保管，也没提防别人会偷走。初涉世面的我睡得很死，在梦中，大馒头又出现了，他是那么温柔，从后面将我揽入怀中，一遍遍地爱抚着我，轻轻敲打着我的肩，细细地吻着我满脸哀伤的泪痕。
冠华手袋厂的规模在同类型的私企中算不小，光占地面积就有将近一百亩，它的门口毗邻着吉厦公路，生产车间在两幢五层建筑，另还有一幢三层的宿舍楼，一幢六层的办公大楼。
在办公大楼里尚有一些娱乐场所，有台球场、乒乓球室，不过员工常年累月都加着班，很少有休息日，所以这些设施启用的机会廖廖无几。
但在私营企业中，象冠华这样尚能考虑到职工业余生活的厂还是为数不多的。初开始走进这个厂，看到环境宽松，而且还有一些休闲的空间，奕帆还挺高兴的，庆幸自己总算没有一下子从暖被窝里跌进冰窖，可是才呆了一个星期，就发现，原来出外打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姿多彩。
象冠华这样中型的加工厂，仓库的面积和容量是比较大的，诸如奕帆这样的仓管人员就有四五个，却是分布在大仓库的几个角落里，平时各上各的班，难得碰上头的，一天到晚，也就闷在塑胶涂料味刺鼻的仓库里，偶尔应付着从车间上来提货的工人，点点数量、计计账什么的，晚上也有值班，整天置身在这种环境里，令人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患上癌症的不祥之兆。
还好晚上的值班是五天一次，要不真的是日夜与这些化学染料密集的成品、原料作伴，保不准什么时候也被染成个皮肤怪涎的有色人种了。
因为奕帆在厂里算稍有文化，加上姐夫的极力推荐，因此多兼了一份统计整个公司出入货数量、价格、业务量的工作，每个月也能多拿三百元的工资。每一天，一只三菱车从各地运来花花绿绿的原材料，而我就盯着运输工人一件件地将那些布匹原料从车上拉下来，搬到仓库里面，计件、点货、签单，这样机械地做了一个月，逐渐地适应这份和原先的工作根本不搭杠的活了。
每一天黄昏，我吃了晚饭后，如果不用加班的话，我就一个人走出厂门，到对面的小河边，静静地坐一坐。这条小河据说通向深圳市内，直达香港那边的海，因为工业污染已经污浊不堪，表面常泛出一些油乎乎的漂浮物。不过能走出窒息的仓库，出来透透气，即使面对的是肮脏的小河，可总算能怡情养性，毕竟心境是比较轻松的。
一矣夕阳斜下之时，在河畔就会有三两对情侣相偎着，令人好生艳羡，每到这时，我的心中好是惆怅，又会想起在单位里面黄昏时大馒头的表演。
只在瞬间，似梦迷离，我已身在异乡，不知我的大馒头还好吗？风湿病有再发作吗？想到最爱的人却咫尺天涯，不能拥有，我总是潸然泪下。
深圳的风是躁热的，空气中总带着一种好似塑料烧灼的气味，大约是工业区太多的原因，即使到了深秋寒冬，这里的温度都不会很低。
印象中，在深圳的生活是鲜有寒冷的时候的。离开了大馒头的我，就在小小的布吉镇默默地窝在冠华手袋厂里的暗暗的仓库里做着账目，品尝着相思的苦酒，以为自此生命里不会再有任何激情。
对于奕帆抛下安稳的工作，却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异乡过着出卖体力的打工生涯，姐姐和姐夫有着诸多的不解。然而毕竟是血浓于水，在询问了我几次未果之后，他们也慢慢习惯了帆帆在身边，只是默默地关心着我。姐夫因为在厂里是高级管理，所以有什么轻松而容易赚到钞票的活儿，当然就是先安排点给这个文质彬彬的小舅子。
初到深圳的头几天，我的衣服都是姐姐洗的，除了早餐，其他的用餐都来自姐姐的手。后来，看到她又要上班、加班，又要为我做饭、洗衣，我实在心有不忍，就提出要到食堂用餐，衣服也要自己洗。作为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姐姐每一天在四楼拥挤嘈杂的车间里，置身于电缝纫机、电扇的催人发狂的“嗡嗡”声，用着她勤劳的双手制作出一只只精美的手袋，这里面的艰辛是我原先根本不能想象的。
记得有一次，姐夫拿到几十打需要装上链头的手袋拉链，因为工价比较高，就叫奕帆到二楼包装车间来做，也算赚赚外块。要是这些活让普通的打工者来干，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做完，可是奕帆在二楼的车间里，装着那些又硬又小的拉链头，花了整整半天，流了全身的汗，却还没装到三分之一，而手指尖早已肿得象含苞欲放的樱桃花芯了，瘀血的皮肤呈紫褐色，根本不敢再碰任何东西了。
快中午的时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趁姐夫不在，偷偷溜回仓库，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个。
下午姐夫过来收货，才发现这些拉链还没搞好，只好叫别的工人来做了事。
就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让二十三岁的奕帆深切地体会到出外打工的苦！
作为最早开放的第一批城市，深圳也着许多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繁华景象，一到夜里，闹市区、工业区熙熙攘攘，街灯、路灯、霓虹灯、桥灯交相辉映，来来往往匆忙的路人，各怀各的心事。作为庞大的打工团体的一员，我们是很少有机会能出来游玩的，特别是姐姐她们那些拼命想多赚点钱养家糊口的，更是难得能到街上、商店里面逛一逛了。
奕帆虽是出来打工，却夹带着散心的目的，因此如果不用值夜班，就经常到丹竹头、南岭这些商店、游乐场所较多的村来玩玩。从吉厦村到丹竹村、南岭村，都要经过两个小桥，到了夜间，桥头上就经常出现几个卖风景的女子。
初来这里的时候，每每碰到那些女郎挑逗的目光、放荡的笑声，我经过这里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深怕她们会主动过来拖我。有几回甚至自己傻傻地想，要是我被她们强拉去消费怎么办？
要知道，奕帆当时还是一个未涉世面的男孩呢。时日一久，我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过桥的时候，也开始敢主动地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细看她们了，哪一个小姐的妆浓一些，哪一个小姐妖艳一些，也对这些外来的风景女司空见惯了。
有时候厂里放假，工友们会几个人聚成一块，到一个有VCD机的屋子，租几盒有色带子来过过聊以解闷。同宿舍的人老是拉着我去，可是去了几次，我就觉得腻了，我非但没有兴奋，反而觉得一阵阵强烈的反胃。每当看到工友们还是那么津津有味，我才发觉，自己追求的东西和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
离开我的局长的日子，每一回在绝望中想他，想到不能自制，我就会在一阵疯狂地中寻求渲泄。因为不值班的时候，睡在集体宿舍，旁边都是熟睡的工友，我只能禁涸自己，强忍着独自品尝思念的滋味。
出门的那天，我怀里掖着一千元现金。初到冠华厂时，买了一些日用品，再添置了两套衣服，还剩下七百三十几元。我只留了个零头，将七百元交给姐姐保管了。
在厂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地领到了第一次薪水。回到宿舍，把钱平铺在小床上，望着这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五百多元，我心里止不住隐隐地发痛，这种生活是我在邮电局上班时能想象的吗？要是我的大馒头，他知道我现在所吃的苦，他会怎么样想？
这样的漂泊，这样的放逐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城，为的是什么，是为爱而出逃吗，逃得有价值吗？把三百元交到姐姐手里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了两张电话卡。其实姐夫也有手机的，可我不愿意用他的手机来打长途电话，更怕招来他们无休无止的盘问。
在几声“嘟嘟”声过后，在我满心期待和按捺不住的狂乱之后，电话通了，一个我在痛苦中期待了几个世纪的声音响起了，五年了，我恨他，这个冷血的老馒头他夺去了我所有的爱，却装作视而不见！
“喂，请问哪位，你找谁啊？”因为是夜里十点多了，我打的是他家的电话，仍然可以听到旁边的晚间新闻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一连串询问声中，我哑口无言，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说什么呢？说我后悔停薪留职出来，说我想他，我爱他吗？在长长的失落中，我什么声音都没出，挂断了电话。
仍是静静地回到冷清的仓库里，对着那堆五颜六色的原料发呆，夜里，偶尔扑过来一两只粉色的飞蛾，在电灯下短暂的盘旋，和这落寂的灵魂作伴。
然而它们的生命太短暂，总是义无反顾地扑向炽热的灯，将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也不愿意陪陪在角落里无助的奕帆。
就这样，我在冠华手袋厂里如两千多盲流的一员，渺小得如只蝼蚁，似乎也在不停地为腹中食而忙碌奔波了。
半年过去了，我和周围的工友渐渐地熟悉了，偶尔在发薪水过后，也和他们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声和酒精的作用中麻醉自己。
广东人称发薪水为“出粮”，我们就将这种酒局称为“出粮庆祝日”。每一次庆祝日，奕帆总是喝得最多，话也最多，却也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第二天酒醒后，免不了又让姐姐长篇大论地唠叨一番。时日一长，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从福建来的忧郁的大学生了，都在纳闷我为什么会抛下稳定的工作，跑来这种厂里瞎混。
有的工友建议我应该到写字楼那边找总管谈谈，看能否换个轻松的工作，然而在私企里，想有一番作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得和老板沾点亲戚，方可顺当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个厂的大老板根本和帆帆八辈子打不着一门亲。
因此，我还得呆在仓库里，熏着染料的气味继续想着我的大馒头。
直到有一天，从东芫那里进了一批原料，但型号和色泽都和我们要求的不一样，可是车间并不知道，已经生产了几大件成品了，写字楼的小姐下来验货，发现后报告到了办公室。厂里的总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亲自追查是谁的责任。
也就是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厂里的总管。这个总管叫荣钦发，也是来自闽南，有着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着从农村出来的庄稼汉子魁梧的身段，大约一米七多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胖胖的四方脸因为营养过剩而让人觉得油马上就要流出来一样。
他大概和我的局长上下年龄吧，如果将我的局长称为大馒头，我们的荣总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据说他是大老板的内弟，几年前由老板娘亲自提携过来的，为人还算正直，就是脾气挺大，整天就喜欢教训人，写字楼的小姐都很怕他。
平时大老板在香港，难得过来一趟，厂里的一切都由荣总管负责，他也是唯一一个工资超过五千元的高级行政人员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远处隐约碰上几次，却根本没什么印象。
这一天，他带着两个写字楼的小姐亲自到仓库来验货，来到了我负责的这一片。在听我汇报完进货的经过后，荣总管抬起了眼皮，将视线从写字楼小姐身上移开，仔细地瞄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我霎那间读懂了一些什么。这个厂里连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对哪个人这种异样的感觉。只是一个眼神，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的账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听完我滔滔不绝的汇报后，荣总很满意，用他难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赞美之词夸了我一下，临走之时，意味深长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闪着什么样的念头，只令我忽然间不寒而栗。
世纪末的脚步降临了，这一年，中国人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大好节日，香港，这个上百年被列强夺去的弃儿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七月一日，厂里破例全体放假一天，吝啬的大老板甚至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五十元的过节费。当夜，奕帆正在姐姐屋里吃四川工友送来的馄饨的时候，姐夫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加餐宴回来，带来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消息。
荣总让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仓库上班了，直接到办公室报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给我。还让我自己到丹竹头报名学电脑，学费由厂方给报销，把电脑初级操作学会以后备用。
而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挤在十人一间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这幢楼上一层，自己独立一个单间。
宣布完消息后，姐姐姐夫都高兴极了，说是我时来运转了。姐夫特地开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打开组合音响，我们一家三口喝着酒，大唱着“我爱北京*安门天**”之类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们喊破喉咙般地嘶吼中，我却是一边兴奋地附和，一边满腹狐疑。
那一天在仓库，荣总临走时递过来的眼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四楼的办公室，光线充足，茶色玻璃后的阳光和熙温馨，洁白发亮的墙，舒适柔软的高档沙发，桌前甚至有一束刚刚插上去的黄玫瑰。虽然还是和两个秘书小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可是这般幽雅的环境，哪是在仓库里可同日而语的。
我初进这个办公室，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还不习惯的冷气味，一时间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上班了。
这个写字楼的人员其实也不多，除荣总管外，也就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负责接线兼花瓶的角色。还有两个管账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在国营企业叫会计，可在这里就相当于荣总的副手，估计也是什么亲戚之类的。
在私营厂，因为不相信外人加上贪图省钱，管理层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华厂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个车间主任的职务罢了，虽然吃的是办公室人员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资却比荣总他们少得多。
第一次，夹在两个小姐中间上班，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场，只觉得喉咙象被塞住似的，稚嫩的脸因为紧张而涨红了。
还是她们眼睛利，看得出我也是初出茅庐，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两个秘书，一个姓朱，一个姓黄，都来自闽北，因为她们都比我大，我就亲切地叫她们朱姐姐、黄姐姐。半天下来，彼此也就熟悉了，她们还主动教我说起了粤语。
快下班的时候，荣总管进来了，身边跟着一个副手，审视了我一番，在我们的沉默声中，他刻意地打起了哈哈，说：“小吴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吧，都轻松点啊，没事的。以后你就负责统计出入货的情况，辅助张会计和林会计的工作吧，你不懂的找他们学一学。还有那个电脑争取尽快去报个名，以后入账的时候用得上的。”说完很自然地拍拍我的肩，不等我说话，他已经大步跨出了办公室。
当天下午，我张罗忙着搬宿舍了，要离开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工友们，一时半会儿还真舍不得。再想想在集体宿舍睡觉时，因为怕人发觉强忍着不敢*慰自**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在舍友们羡慕的目光中，我住进了只有白领阶层才可以享用得到的单人宿舍。
午餐还是在大食堂吃的，到晚饭时分，厨娘来叫我到小食堂去。在战战兢兢中，我第一次走进了装着空调和电视的冠华厂的管理人员餐厅。
小小的房间里摆着两张桌，外面的一张桌坐着姐夫他们一些管工和车间主任，而里面的那一桌，就是荣总和朱姐姐他们了。看到我头低低地猫了进来，荣总在里面笑了笑，小眼睛射来一道利利的光，算是和我打了招呼。
在一阵慌乱中，我在外桌的椅子坐了下来，拿起筷子，夹起了半年多来我所吃过的最好的一样菜。
是夜，我独自一人，穿过那座风景女聚居的小桥，来到了丹竹头村的电脑培训中心报名。电脑学校规模中等，设在一座购物大厦的二楼里，楼下就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大超市。来深圳大半年，对这里的地形也基本熟悉了，本来姐夫要请假和我来，我推说不用了。
接受报名的小姐非常热情，又是递茶，又是介绍资料，然后引我们到教室看电脑和认识带教的老师。电脑老师是个男的，姓王，也不过三十多岁吧，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交完钱以后，大部分学员们都离开了，我却好奇地留在教室里摸摸这个，动动那个，缠着老师不放。
约九点半，我才意犹未尽地从电脑培训学校离开。走到楼下，我忽然一阵内急，才记起喝了很多茶，还没上厕所呢。于是一阵小跑，冲到了商场外的一幢公厕方便。我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抬头看看四周的人。
也就是那一夜，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一幕。
多年过去了，我对那一夜的情景仍是沥沥在目，总也不能释怀。
公厕外灯光微弱地照着，却看到靠在墙角的树荫下站着两个男子，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又高又壮带着点络腮胡子，另一个是瘦瘦的年轻人，两个人的穿着都还算得体。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见他们并排站着，互相对看着却并没有要解急的样子，一边好象正在窃窃私语什么。
看到我惶惑万分地站在这里，高个子男人忽然转过脸来，一双眼睛在如黑夜中的猫亮晶晶地射了过来，将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番，他的神情象要将我剥光一般，口角带着一丝浅笑，似乎在寻求着什么答案。
忽然间两个人同时对着我做出了令我震惊的动作，二十三年了，我从来没象那天晚上那么惊恐，只一迟疑，便如受惊的小鹿跑走了！
本来还想在丹竹头买几双袜子的，我却早将这事抛诸九霄云外了，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吉厦，进了厂门时连招呼也没有跟门卫打，在门卫讶异的目光中我疾疾上了四楼。
直到关上宿舍门，我才长吐出了一口气，总觉得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刚刚那两个人怎么那么放肆啊，他们都是异于常人的人吗？
（未完待续 如侵请联系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