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茨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并不气派。零星脱落的白色墙皮、浸透雨痕的灰色屋顶、希腊立柱的崎岖墙角、绿草坪里的枯黄杂草。旧式的没落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都有着相似的焦虑。前者惧怕跌入中产阶级，后者却惧怕不能长久地留在中产阶级。普茨的乡间别墅，就处处渗透着一种味道：一个努力跻身上层社会却又缺乏足够资源和能力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心力交瘁的坚守。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中午，普茨的妻子海伦正静谧而慵懒地躺在别墅一层的罗马式沙发上。这沙发紧贴一扇高达五米的落地窗，是家里阳光最足的地方。她身穿一件黑色天鹅绒长裙，披着质地上乘的羊毛毯，左手托着书，细嫩修长而洁白的右手轻轻地在纸上沙沙地划过。保姆正在二楼照顾孩子，孩子偶尔的啼哭声不断点醒着海伦的些许困乏。
乌芬，至少这乡间别墅，在这多事之秋似乎是个世外桃源。社会民主*党**对德国苟延残喘的治理、德国左翼和右翼激烈的斗争、巴伐利亚和柏林令人窒息的拉锯，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无法妥协的鸿沟，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甚至另一个时代。往事越千年，古日耳曼的荒蛮、灭亡罗马的辉煌、条顿骑士的远征、十字军团的战旗，似乎一切历史主旋律都无法波及这里。
乌芬是德国历史暴风里的风眼。
突然，远处传来汽车声，那急促的轰鸣很快依稀可辨。「他不可能现在回来」，海伦一边想着丈夫，一边思索，「但今天我也没有约见朋友」。正当海伦游思迷离时，那汽车已经冲到了别墅门口。
楼上保姆的一声尖叫，吓得海伦猛地一惊，此刻她终于清醒过来。接着，是一阵土匪式的急促砸门声，那声响犹如十字军的攻城锥敲砸耶路撒冷厚重的城门。一连串的轰鸣和巨响，让海伦心跳加速，她一把掀开羊毛毯，连鞋也不顾穿地急速走过客厅，和刚刚飞奔下楼的保姆在门厅正好撞见。她们盯着那扇被撞击的厚重的木门，海伦一边安慰忐忑的保姆，一边焦虑地走向门口，那门晃动得愈发剧烈。「汉夫施丹格尔太太！请您开门！」海伦一听是老朋友阿道夫的声音，就立刻拧了拧门把手。然而还没等她将门打开，希特勒就自己砸了进来。
希特勒身着笔挺的军装，外披一件深灰色风衣，戴着一顶深灰色帽子。他一见海伦，双膝就猛地跪在地上，一头扎进海伦怀里。海伦有些猝不及防，她只是知道希特勒从来没有这样挫败和无助过，眼下一定遇到了生死攸关之事。为了安慰希特勒，海伦的双手在他的头顶犹豫片刻之后，轻轻地抚摸了他。
希特勒感受到了她的抚摸。他身体剧烈颤动，伴随着艰难而晃动着抬起的头，是那好似眺望远方的失神眼神。他仰视着这位一度被他视作拥有雅利安人一切光辉典范的女性。她惊讶地看到，他双眼满噙血丝和泪水，他目光穿透她望向远方，望向遥远的上古蛮荒。她在他眼里看到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双方的对视只有几秒。突然，希特勒猛地站起，一个箭步跨进普茨家门厅左侧的书房。他紧紧贴着墙角，拔出手枪。
保姆看见希特勒掏出手枪后，失魂落魄地胡乱惊叫。海伦本已逐渐平复的心绪，被这惊叫骤然扰乱。她狠狠地瞪着这个极度敏感而神经质的中老年女人。但保姆此刻早已出离了恐惧和慌乱，甚至根本没有觉察海伦从她右肩上方射出的咄咄逼人的凶光，依然惊叫着。海伦忍无可忍，暴怒地对着保姆吼道：「够了！你这女人！」
海伦的话起了奇效，保姆声嘶力竭的惊叫戛然而止，整个屋子瞬间平静。此时，海伦才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喊声。
海伦鼓起勇气，徐徐走入书房。希特勒仍站在墙角，背靠书柜，右手颤抖地紧握着枪。她上前安慰他，却从自己的余光里看到窗外隆隆驶来的车队。显然，希特勒也早已听见这声响。他紧蹙双眉，定睛圆眼，她见他双眼里骤然喷射出花岗岩般的绝望之光。他颤抖地缓缓举起右手，那颤抖是他内心暴风雨般的矛盾，他的绝望胜过失望，因为那枪虽然晃动，却分明正在朝头顶游动。最后，枪口终于正正地贴紧在他的右侧太阳穴上，食指也终于正正地搭在手枪扳机上。
那隆隆驶来的车队，是逮捕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州警察。希特勒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决定是否扣动扳机。如果扣动扳机，那一切风暴对他来说将是过眼烟云。反之，那么还有不知多少洗礼等待着他。
命悬一线之际，是镇定的海伦，拯救了他。她双眼放出希望和仁爱之光，将他那绝望苦痛的黑暗之光，硬生生地对抗下去。她左手轻扶着希特勒顶在头上的枪口，用希望和仁爱，与他内心的矛盾坚决地战斗着。最后，希望战胜了绝望，新生战胜了毁灭，活战胜了死。她将希特勒的右手慢慢压了下去，希特勒两腿酸软，两臂无力，那手枪顺着他的右手滑到地上。
几乎同时，警察冲了进来。他们一把放倒希特勒，把他铐上，拖着带走。希特勒两腿瘫痪一般拖在地上。他背对着门，面朝海伦，眼里写着五味杂陈。那一刻的眼神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和绝望，有对未来的无限迷茫，有对海伦的无比崇敬，和对她的热烈赞扬。
一
纵观人类历史，时代巨变、运动、革命和战争时期，始终是洞悉社会本质的天然温床。与和平年代不同，由于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是人类社会现实矛盾集中激化期和爆发期的各种特殊现象，因此，对这些特殊时期特殊现象的深入研究，就极有益于我们看清社会现实的真相，看清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这些根本动力与各种现象的关系。
比如，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场革命是欧洲第三等级联合人民*翻推**欧洲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运动的一次高峰和矛盾集中爆发的一段时期。然而无论法国大革命如何伟大，也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这个特殊事件不是在真空中毫无缘由地猛地突然发生，而是有着长达数百年的铺垫和酝酿。
在这漫长的铺垫和酝酿时期内，当时欧洲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缓慢地、不显眼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运动、积累和变化着，这些运动如此地不显眼，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明白这些运动的方向和矛盾激化的确切时间，但矛盾的逐渐发展和激化，绝不会因为人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而停下脚步。
最终，这场长达数百年的矛盾运动，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之间爆发了。于是人们就把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安放在这期间的一系列事件上面，又将法国大革命这顶帽子扣了上去，好像法国大革命是长久和平中突然激起的惊涛骇浪。其实正如上文所言，这场革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一七八九年的那个法国夏日达到了顶点而已。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彻底厘清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我们就绝不能仅仅把研究的起点放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的那段时间。
同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生在德国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运动，虽然从事后来看，是当时德国、或者至少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它也终究不过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而已。因此，如果想要彻底厘清「啤酒馆运动」的历史真相，我们自然也既不能仅仅把研究的起点放在当年十一月那段时间，而把研究的空间仅仅局限于希特勒，以及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活动空间。
因此，这篇文章将把「啤酒馆运动」这一历史现象，植入当时德国、巴伐利亚的社会现实中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一主题过于庞大，如果想要探讨得深入和透彻，至少需要五十本以上的著作。我们限于篇幅，不能面面俱到，只能择要精述。
首先，我们简要探讨那将魏玛共和国拽入恶性通货膨胀深渊的德国战争年代的一些经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导致的社会现实。接着，我们深入考察德意志帝国在战争期间的货币政策。我们将会看到，当时的货币政策，是魏玛共和国后来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第三，在讨论完上述两个方面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动「啤酒馆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魏玛共和国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引发的极度混乱，为极右翼组织的猖獗活动创造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因此，「啤酒馆运动」的原因不能到这场运动中去寻找，而要到这场运动根植于其中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
二
我们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德国的社会现实开始。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签订的这五年半左右时间里，整个德意志帝国进行了一场她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冒险和赌博。德意志帝国将他们过去的一切积累、当时的国运和未来，几乎全部作为筹码，押在了这次冒险和赌博上。
这次冒险可以被概括为：从一九一四年起，德意志帝国通过极端保守的贸易保护政策、粮食政策，非常激进的工业企业政策、工会政策，以及以疯狂扩充军费为主要目的的非常冒险的货币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自身战争实力以赢得战争。但是，这些政策的结果对德国十分不利。比如，如果以货币政策为例，我们就会发现，到了战争中后期，德意志帝国社会中的货币流通总量与实际财富的比例，相比于战争之前来说，已经严重失调。而为了应对这一货币严重失调的局面，德意志帝国的应对方案又过于理想化。他们想当然地指望通过接下来的战争，吞并西部和东部的富庶工业区，然后强迫战败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再把德意志帝国主宰的经济新秩序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最终对冲通货膨胀的风险。
然而，德意志帝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她理想化的指望并没有如愿，她最终没有吞并西部和东部的工业区，因为战败了；她最终也没有能够强迫战败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因为她不得不向对手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她最终也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和经济新秩序强加在协约国身上，反而让协约国将其意志强加在了自己身上。这一切最终导向了魏玛共和国执政期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社会乱局，以及，希特勒领导的「啤酒馆运动」。
三
首先，我们来看贸易政策。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间，德意志帝国实行了极端保守的贸易保护政策。从事后看，这一政策是将魏玛共和国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因素。
当时，德意志帝国总理名叫霍尔韦格。在任期间他提出了一个名叫「中部欧洲」的计划，旨在重振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按照这个计划，德意志帝国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引领并且发展出一个以其自身和奥匈帝国为核心的、主导欧洲中部的国家群，而其余相对实力较弱的欧洲国家则依附在这个主导国家群的周围。我们不难看出，霍尔韦格的这一计划，是保守的和排外的。
霍尔韦格是个执行力很强的实干家。任职期间，他坚定不移地推动着这项计划。虽然这一计划遭遇到了很多阻碍，比如来自德意志帝国一些高层的阻碍，以及来自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但是霍尔韦格用他花岗岩般的意志，一个一个地清除了这些阻碍，稳扎稳打地领导着德意志帝国朝着贸易崛起的宏伟目标推进。
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他的手下之一，时任德意志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德尔布吕克，建议应该坚持采取「平衡关税」政策。德尔布吕克的理由是，一八五三年奥地利帝国（以及奥地利帝国的意大利诸省）和普鲁士王国在签订「奥普商业条约」时，两国的经济关系模式，正好类似于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经济关系模式和发展情况。当年，「奥普商业条约」对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过巨大好处，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四二年，普鲁士王国进出口贸易翻番，关税收入从1200万塔勒上升至2100万塔勒，并从此迈上了资本积累的道路。从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七年，普鲁士王国筹资2000万英镑修建铁路，同时开设了一大批银行，资本规模达到了3000万英镑。因此，德尔布吕克的逻辑是，如果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志帝国还能与奥匈帝国进行类似的贸易合作，则一定能够惠及双边。
其实，当年「奥普商业条约」中的贸易政策，是一种「差别关税」政策。即，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奥地利帝国之间推行互惠关税减免政策，但是德意志关税同盟与其它非关税同盟国家之间，则执行相对较高的关税政策。这样，德意志关税同盟内部的成员国之间，就形成了贸易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主要以更低关税的形式表现），共同对抗贸易共同体外部的其它国家（主要以更高关税的形式表现）。
对于执行这一贸易政策的目标，德尔布吕克也曾明确解释过：「过去，我们（德意志帝国）已经通过与欧洲各国的高关税政策来保护本国产品。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支配（主要是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从比利牛斯山到默默尔（即克莱佩达）、从黑海到北海、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一切经济和贸易）。我国过去的贸易政策将不再存在，我们将不再为了国内的市场而战斗。未来，我们要为控制和驾驭国际市场而战斗。」一句话，这项贸易政策的目的，就是联合奥匈帝国进行对外经济扩张，并以军事手段支撑这一扩张。
然而，随着战事进展，由于德意志帝国海上力量的相对弱小，这一贸易政策开始反噬自身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国。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间，英国对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的海上*锁封**相对成功，这导致德意志帝国的海上贸易被不断削弱，并不得不逐渐将贸易范围缩小至德意志关税同盟内部。在这个范围内，德意志帝国和贸易同盟国的市场关系和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德意志帝国利用自身相对发达的工业水平和充足的工业品产量，交换贸易同盟国非常有限的原材料和食品，以支持战争。
不过，随着战争形式进一步恶化，这种被迫无奈的局面，也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德意志帝国的贸易状况愈发恶化。首先，这些贸易同盟国由于同样受到英国的全面*锁封**，贸易盈余越来越少，进而导致政府财政盈余越来越少。政府财政盈余的减少，导致这些国家很难扩大再生产，进而导致全社会各个产业利润率的持续下滑，最终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这又进一步对这些国家与德意志帝国的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这些影响不断恶化，渐渐地，德意志帝国甚至已经在通过贸易获得许多非常重要的战争原材料方面遇到了困难，比如金属、橡胶以及石油等。这些原材料，要么德意志帝国自己没有，要么即便有，数量也不足以支撑战争。这一麻烦，随着战争进行，对德意志帝国的打击越来越大。
反观协约国，由于在战争期间基本支配了海洋贸易通路，就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协约国不仅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而且可以自由地使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其它地区的生产力。
德意志帝国为了应对这些局面，不得不通过各种经济的和金融的权宜之计，比如扩张信贷政策等，勉强维持其与盟友间脆弱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往来，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德意志帝国社会的货币流通量，提升了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此，德意志帝国制定的保守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是将魏玛共和国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我们来看农业和粮食政策。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三年这段时间，德意志帝国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实施了几项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取消与贸易同盟国之间的农业关税、限制食品禁运、授权各州当局对食品价格进行管制。
取消农业关税和限制食品禁运，都是为了增加战争期间农产品在各个贸易同盟国之间的流通效率；对食品价格进行管制，则是为了防止因为战争可能引发的民间粮食挤兑或者恐慌而导致的粮食价格过度上涨后对普通百姓的打击。不过，虽然德意志帝国当时管制了食品价格，但是并没有打算完全废除农业和粮食的自由市场，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
但是，当这些政策落地执行时，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和粮食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还是受到了严重限制。恐慌时期，这三项政策的确管用，它们相对成功地稳定住了粮食价格。然而恐慌过后，当德意志帝国继续沿用这类价格管制和高度约束自由竞争的政策时发现，农业和粮食市场的生产力并不能很快地恢复至自由竞争时期的局面，这导致粮食供需关系和结构的彻底混乱，甚至导致个别地区出现了粮荒。
为了缓解粮食危机，德意志帝国随后又引入了「粮食配给制度」。这一制度的执行方法是：计算国内粮食总产量和能够从国外通过贸易进口的粮食总产量，扣除储备粮后，按照剩余的总值和一定的分配比例，合理地将粮食分配给德意志帝国的每位公民。当然，*队军**不受粮食配给制度约束，农民口粮也比其他人多（这样才能调动之前被粮食政策打击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事实证明，配给制度是一种更加反市场化的农业和粮食政策，农民也并没有因为多分得了粮食而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与这一制度的制定者料想得不同，配给制度反而进一步打击了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国家又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制度在强迫农民增加粮食产量方面，几乎完全无效。最后，配给制度陷入了恶性循环。一方面，这一政策无法有效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无法阻止农业因劳动力、肥料和农具的缺乏和劳动积极性低下而导致的衰败。另一方面，农业的衰败又使得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管制力度。到战争结束时，不仅德意志帝国农场的牲畜数量下降到了非常惊人的低水平，而且粮食产量也下降至不到战前产量的一半。一九一八年，和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农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因此，德意志帝国制定的保守主义粮食政策，是将魏玛共和国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第三，我们来看工业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一支处于战争状态的*队军**所需要的粮食总量，并不比动员前的常备军和预备役人员多多少。但是战争状态下对工业产品的需要会远远超过和平时期。
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军工企业所有制，主要以私有制为主。但是，由于私有军工企业的生产力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工业发展速度又相对较慢，因此，当时主管这一领域的沃尔特拉特诺（后来成为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九一四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管理国家原材料供应计划的报告。在得到批准后，他着手领导创办了一批国有军工企业。
不过，拉特诺创立的国有军工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表面上是国家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混合所有制，即，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出资建成企业后，国家全权掌控企业的所有权，并且抽走大部分剩余，民间则主要负责企业的管理和生产，并且仅仅占有小部分剩余。而且随着战争进行，由于德意志帝国原材料的日益匮乏，军工企业的生产力愈发无法满足战争需要，这类国有军工企业已经开始逐渐演变成了纯粹的官僚机构，即，国家抽走几乎全部剩余，但是生产和管理的任务则大部分抛给了民间。
一九一六年下半年，战事进展对德意志帝国愈发不利，因而她决心集结所有经济力量，突破协约国的*锁封**，执行了「兴登堡计划」。这项计划实质上将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制关系推向了一个极端，将当时国家的经济生活彻底军事化。计划规定，凡是17岁至60岁的未服兵役的德意志帝国男性公民，都被自动视为后备军的一员。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计划主要的约束对象是工厂里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军工企业的工人，以及农场的农民。这两个群体后来甚至被剥夺了行动自由，因为没有雇主、委员会或者农业协会批准，他们就不能改变工作。更残酷的是，当时的一切军工企业，比如兵工厂，在遇到招工困难时，可以直接将这些工人和农民征召入厂工作，而无需顾及他们的意愿。
兴登堡计划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军工企业的要求也愈发苛刻。比如，当时的兵工厂只能为战争本身服务，如果哪家兵工厂不适应这种经营方式，政府就会强制勒令其关闭或者并入其它兵工厂，它的工人也将被强制转移。当时国家对私有制公司的控制力量如此之大，甚至连闲置的机器都可以被强制分配给其他工厂。
因此，德意志帝国制定的保守主义工业政策，是将魏玛共和国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第四，我们来看工会政策。一九一四年之前，德国的工会已经取得了很大权力，并与德国的经济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然而，官方一直没有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因为工会在理论上仍然被认为是革命的和非法的。后来，直到*社会反**主义的相关法律被废除后，工会才成为合法组织。
由于战争对工业生产需求的增加，工会力量在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中愈发强大。为了服从大局，工会和企业雇主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让步，尽可能减少甚至暂停了一切劳资纠纷和冲突。不过，由于德意志帝国工人数量巨大，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武装*工罢**。同样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劳动力十分珍贵和短缺，政府也和企业一样，无意于让*工罢**升温，因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会强制命令收缴工人的*器武**。
不过，战争形式恶化，最终还是逐渐冲垮了德意志帝国脆弱的劳资联盟。尽管为了防止物价飞涨，当时已经出台了关于最高价格的立法和物质资源分配的强制管理制度，但是战争年代物价上涨的速度依然很快。同时，由于工资上涨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速度，社会中大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为了努力制止这一社会动荡的根源，政府主动支持并发起了工会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规定了最低工资，并设立了雇主和雇员享有平等代表权的调解委员会。但是这些措施依然是杯水车薪。到了一九一八年前后，劳资关系的对立已经愈发紧张了。
因此，德意志帝国制定的激进的货币政策，将工人阶级推向深渊，而这也是将魏玛共和国推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第四个重要因素。
四
以上四项政策，都是当时德意志帝国社会现实的主要组成部分，也都伴随着战争失利，对后来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用本文最长的篇幅，深入论述后来导致魏玛共和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她的货币政策。我们之所以重点论述货币政策，是因为它是经济的放大器，尤其是经济糟糕时的放大器。
德意志帝国通货膨胀的开始和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结束，其直接原因都是一样的：当全社会的感性意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德意志帝国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的高层以立法为基础，支撑了一系列疯狂扩张的货币政策，用以支援战争。同时，整个人民也都认可和接受了这些政策。
比如，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战争爆发之初，德意志帝国就为当时新制定的货币制度进行了立法。这些立法为后来战争期间国家货币供应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其中，五部战争财政法，与其他十一部处理战时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以及一项全面授权法案，都在当时一起被通过了。这些法律和法案，允许联邦参议院在不征询国会意见的情况下，直接颁布经济和财政措施。正是这些关于货币扩张政策的立法，成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零年货币不断扩张的法律基础，也成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同样，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后逐渐结束，也与魏玛共和国在当年十月颁布的法律关系紧密。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颁布的《租赁银行法》实际上是基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德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法案》颁布的。该法律和法案为德意志帝国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踩了急刹车。
总体来看，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三年的立法及货币政策，都具有紧急性质，是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威的产物，而不是议会讨论和辩论的产物。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立法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这些法案和货币政策能否落实，则需要民众的配合。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恰恰接受了、或者至少没有激烈反对这些立法和货币政策，他们相信这些法律和货币供应持续扩张的政策是合理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和领导阶级，都应该为后来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负责。这正如歌德曾经评价德国人说过的：「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都是那么杰出优秀，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却又那么可悲」。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日耳曼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很容易受到欺骗这一事实是受到全世界公认的。所以，虽然整个德意志帝国都应该为后来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负责，但是鉴于当时的德国民众那么容易受到国家摆弄，我们也很难真正去责怪他们。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有助于我们直观这一点，即当年德意志帝国公民对政府猛烈变革货币政策的盲从。德意志帝国和后来魏玛共和国公民对旧币的信心，原本经历了近十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的破灭。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重燃对新币的信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地产抵押马克和币值稳定等政策，是对之前货币政策的一次猛烈变革，但她的人民居然很快就接受了。一个国家及其金融机构，竟然能够通过长期的通货膨胀，有效地欺骗她的公民，然后还能设法利用其行政权力，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接受一种新的货币，而且这种货币不是基于可以储存在床垫下面，或者橱柜黑暗角落里的「金币」，而是基于据说是由德国所有物质财富综合支撑的「纸币」。
所以，我们还是要将矛头对准德意志帝国的领导群体，从他们在立法和货币政策上有意无意地欺瞒德国民众这个角度来分析。
我们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说起。
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成立于一八七六年，从那时起，就成为国家发行纸币的机构。这些纸币在一九零九年被赋予了国家法定货币的地位。银行受帝国总理的领导，帝国总理同时也是行长。它有一个四人理事会，其中一位理事由德意志帝国皇帝任命，其余三位理事由联邦参议院任命。它还有一个董事会，是由一名总裁和一名副总裁以及八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直接向帝国总理负责，并向帝国总理定期递交银行季度报告。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帝国总理将他作为行长的职责委托给了董事会。
同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也是一家清算机构，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并为全国大约四万三千家最稳定的私营工商企业提供信用*款贷**、贴现汇票和其他服务。当时德意志帝国境内一些主要的银行和企业，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股份，这些股东在每年举行的股东大会中和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定期监督银行运营的中央委员会中，都有代表。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十四名成员，相当于一个代表德国主要工业企业所有权的监事会。他们基本上都是德国主要银行的领导人或者代表。
不过，无论是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四人理事会」、「股东大会」，还是「中央委员会」，在决定银行政策方面，并没有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它们的存在主要是象征性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披着民主外衣（以股权等为形式）却无实际权力的空壳组织。真正的权力、真正负责银行日常运作和决定银行政策的，是以帝国总理为核心的「董事会」。
从一九零八年开始，董事会由哈文施坦因和副行长格拉森普掌舵。哈文施坦因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法学家，一八九零年至一九零零年在普鲁士财政部任职，后来担任普鲁士国家银行行长。随着他在一九零八年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行长，这位极其认真、勤奋和顽强的银行家，步入了职业生涯的高峰，并且注定要承担起从通货膨胀开始到实际结束的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政策的主要责任。
哈文施坦因的首席顾问兼同事格拉森普也受过法学训练，不过他是在德意志帝国财政部名声大噪的。他在一八八二年至一九零七年担任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副行长之前，一直在那里工作。格拉森普是一个受过广泛教育和有教养的人，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对歌德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据说，有一次，他在早上上班的路上，把儿子翻译的印度诗歌译成了优美的德国诗歌。他在制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生效的法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领导任何一家中央银行，难度都很大。其中很困难的一点，就是协调经济发展和货币总量的关系。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家经济运转良好，中央银行必须确保社会中的流通性总量充足和结构的合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货币币值稳定，中央银行又必须要确保社会中的流通性总量不能过多，结构不能过度扭曲。在这方面能否协调得好，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信力、国民信心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至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很少引起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银行政策与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无关，因为八月四日的立法改革和后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一系列政策的。
今天，我们处在数字货币时代，自然很难想象当时德意志帝国的货币情况。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流通货币中的52%到65%，不是由纸币，而是由「铸币」构成的。大多数德国人的日常交易是用十马克至二十马克的金币，一马克至五马克的银币，五芬尼、十芬尼和二十五芬尼的镍币，以及一芬尼和两芬尼的铜币进行的。当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被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管理帝国全境货币流通，促进货币交易，管理可用资本使用」。不过，银行董事会的领导集体越来越不赞成这种对铸币的依赖，他们认为依赖铸币甚至纸币的现金交易，都是笨拙的交易方式。同时，随着战前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同样认为货币的过度流通是危险的，因为货币的过度流通，可能会在战争发生时，极大地抑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满足政府对流动性的需求的能力。而相对于收紧铸币的流动性来说，收紧纸币的流动性显然更加容易。因此，由于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越来越成为当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决策的重要动机，他们对纸币就更加青睐了。
为了更有效地推广纸币，德意志帝国及其中央银行开始在教育和宣传上投入大量经费和精力。这些教育和宣传活动，旨在鼓励使用纸币、支票和其它非现金途径进行交易。这些努力后来取得了回报。一九一四年以前，流通货币中纸币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了显著增长。其中二十马克、五十马克、一百马克和一千马克的纸币，其总价值从一九零八年的19.51亿马克增加到一九一三年的25.74亿马克。同一时期，五马克和十马克面值的德国财政部纸币发行量，从6200万马克增加到了1.48亿马克。此外，几家获准发行百元面值马克纸币的私人银行发行的马克纸币也从1.39亿马克增加到了1.47亿马克。
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还通过扩大其清算账户的数量，鼓励非现金交易。清算账户数量，从一九零零年的15847个，增加到一九一三年的26148个。在一九零八年到一九一三年间，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货币总额，从1636.32亿马克，增长到了3791.57亿马克。
这些努力都反映出，当时德意志帝国正在加快用纸币代替铸币的速度。
另一方面，当年德意志帝国大力推行纸币和非现金交易，也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融入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规则是：为了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良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有国家都应该支持本国货币，以维持本国货币与这个体系内的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平衡，并运送黄金以弥补贸易失衡。换句话说，这个体系要求政府平衡其预算，私营部门控制其流动性。当时作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英国，是金本位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作为国际贸易界最后*款贷**人的英格兰银行，有能力保持相对较低的存款和投资比率，以及资本和现金比率。但是，在现实中，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一规则，她没有严格地控制私营部门的流动性。相反，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其它大型银行、主要省级银行、以及那些更加专一、更加专业、影响力也很大的私人银行，都在努力维持着经济中的「高流动性」，为德国工业界长期提供着大量运营资本。
直到一九零五年后，德意志帝国发现，长期执行高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威胁国家自身的金融安全了。这一点，在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七年的周期性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它的贴现率从正常情况下的3.5%至5%，跃升至7%至7.5%。这场危机导致了时任行长理查德科赫被解雇，也促使了哈文施坦因和格拉森普的上任。
但是，这二位的上任也没有解决前任科赫面临的难题。当时最主要的难题是：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对贴现率的操纵，不但已经不足以立即应对一九零七年黄金流失那样突然发生的风险，也无法解决大型银行日益依赖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作为其最后*款贷**人这一问题。这些依赖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信贷业务，特别是柏林银行的信贷业务，已经扩张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它未偿还的信贷中，只有5%是由实际持有的货币支撑的。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德意志帝国在战前其实很少严格执行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其货币的供应总量，远远无法对应其黄金的储备总量。
在这种局面下，德意志帝国试图通过加大非现金交易力度以及增加黄金储备来缓解危机。一九零五年，银行黄金供应遭到挤兑之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发行了二十马克和五十马克的纸币，试图通过此举，将这些面值的金币驱赶出流通领域，让其重新纳入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金币储备库。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增加了黄金储备，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在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二年间，从5.96亿马克攀升至7.77亿马克，进而又上升到了一九一三年的11.7亿马克和一九一四年的20.9亿马克。
不过，这些措施依然不足以应对危机。此后，哈文施坦因又要求德意志帝国各个银行增加其准备金，以免在紧急情况下削弱银行的行动能力。但是，落地执行效果不佳。一九零八年，他又强制公布了银行的中期余额，希望此举能够激励银行在全年中更负责任地执行他的政策。他还创建了一个卡特尔，以便能够在柏林的各大银行之间（即柏林银行联盟）建立统一利率以减少竞争。
对于哈文施坦因的一系列努力，一些银行，比如柏林的银行，愿意合作。他们同哈文施坦因一样，也希望各省的银行（其中一些已被柏林银行接管）加入这个卡特尔。同样，他们也支持哈文施坦因鼓励市政储蓄银行（当时德意志帝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储户，都把钱存在这些银行，大银行也与这些银行相互竞争）将更多的资产投资于政府票据，而不是用于抵押*款贷**。
然而，到了战争前夕，哈文施坦因发现所有这些努力依然不足以应对他所认为的日益危险的局势。接着，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前十天，即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八日，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探讨如何应对当时的局面。
在这次会议上，哈文施坦因指出，尽管他也承认德意志帝国非凡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信贷政策，但是他认为同样有必要强调，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已经过度依赖信贷。过度依赖信贷，不仅削弱了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应对军事紧急情况的能力，也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积极作用、扩大国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及通过金融实力维护和平的能力。最后，哈文施坦因认为，目前只有银行的自我约束和更高的流动性，才能纠正这种由其自己造成的局面。
实际上，哈文施坦因提出的这一系列改革的时机是有利的，因为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放缓期。在经历了过去十年国家对工业界的巨大投资和社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后，哈文施坦因认为，短期内国家不太可能再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复苏。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在三年内将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增加一倍。而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立法。
然而，哈文施坦因没有料到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之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公民们，已经很难立刻采取紧急行动了，长期的经济顺境，让人民的心态很难被立刻动摇。对于哈文施坦因的建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所罗门森认为「过于悲观」。他提醒与会者「过去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顺利度过关键时期」，并建议任何针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应该推迟一年进行，并且看看在此期间，银行能否自己化解这些问题。德累斯顿银行的亨利内森则建议，在计算银行的流动性时，应该包括银行持有的外国资产。这一提议显然回避了这些资产在战争期间能否变现的问题。另外一些银行家强调他们已经做出的让步。例如，准备中期结余所涉及的劳动力和成本，以及为组建卡特尔所做出的牺牲。他们指责省级银行和储蓄银行，才是流动性问题的罪魁祸首。对于这一点，即，迫使省级银行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在一些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得到了会议批准。但是对于哈文施坦因的呼吁，却无人加以认真考虑。
正如萨洛蒙松所指出的，要求银行保持特定水平的流动性，意味着国家银行将首次成为银行的控制机构。哈文施坦因则纠正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恰恰相反，是让各个银行更加独立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六月十八日的会议最终达成的结果仅仅是：银行家们决定此事从长计议，放在八月讨论，并于八月底举行的会议上进行最后决定。然而，八月的德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银行的控制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也都没有发生过重大改变。如果把哈文施坦因增加银行流动性的努力解读成是他所领导的机构推行保守信贷政策的表现，那肯定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正是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在战争爆发时的激进信贷政策，才驱使他试图控制银行系统，使其更容易地为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真正目的服务。
一九一四年夏天，德意志帝国已经准备好了针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的立法，而这些立法的服务对象是「施利芬计划」。施利芬计划是当时提出的一项军事冒险计划，它试图通过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冒进战略，克服两线作战这个千古难题。德意志帝国希望通过比利时向法国发起进攻，并能迅速击败法国。一旦得逞，就可以专心与英国人作战了。至于俄国，在这种局面下，要么妥协，要么就得直接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
而对哈文施坦因来说，国家最主要的敌人是英国。他说，英国「对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和海上力量的嫉妒和敌意，归根结底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他确信，敌人，尤其是英国人，希望德意志帝国在经济上全面崩溃。他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底的报告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像德意志帝国这样发达，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的进步像我们这样依赖于信用...总的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继续履行义务，我们对财政动员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基于这一点，而且各种结果已经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是可行的...这种经济活动继续进行的先决条件，是最广泛地依赖于旧的信贷来源，即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至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与国家货币政策相关的法律，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处理方式就是：一面彻底改革信贷体系，一面向社会隐瞒这一改革。而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解除了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以及所有其它发行货币的机构按需将纸币兑换为黄金的义务的法律。从此，马克实际上快要脱离金本位制了。
与毛奇将军一样，哈文施坦因同样希望政治危机迅速结束，而战争继续进行。毛奇对施里芬计划的时间表感到担忧，哈文施坦因则担忧他的黄金。七月最后一个星期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恐慌，导致成千上万人在银行排队，将他们的纸币兑换成黄金和白银。这使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损失了价值1.63亿马克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和另外3200万德国财政部的纸币。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损失，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采取了行动，它于七月三十一日暂停了黄金的赎回和支付职能，随后由帝国国会进行赔偿。用哈文施坦因的话来说，「特别幸运的是，政治危机的高潮仅仅持续了五天。如果它持续几个星期，危机和恐慌就会慢慢地、有力地蔓延到整个国家，并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
事实证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确实在战争爆发时顶住了来自各个利益集团和商会的债务延期压力。这种在交战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德意志帝国制定的金融法律。该法律允许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贴现短期国库券，并赋予这些国库券与商业票据同等的地位，作为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货币扩张的保障。这些国库券每三个月可以更新一次。换句话说虽然政府很清楚，它欠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债务是有问题的，但它还是可以延长这部分债务，它只是不能通过将这笔债务合并成长期债务、出售或者税收等其它收入来源偿还。虽然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可以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但其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强调其基本保险政策仍然不会改变。因此，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声称，其货币扩张赖以持续的稳健的保证，即，至少三分之一的货币必须由黄金和某些等值货币来支撑这一点，仍然是不可改变的。
由于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储备越多，它能发行的货币也就越多。它的金库中每增加1马克黄金，就能发行3马克纸币以供战时经济使用。因此，哈文施坦因只能继续想尽一切办法增加黄金储备。比如，他热情地赞扬了一些知名人士收集黄金的活动，例如柏林实业家的妻子博尔西格夫人如何让她的村庄的管理人员从450个人那里收集了4500马克黄金，而一个邻居又如何效仿了她，收集了3000马克黄金。当然，要把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公民从无脑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并不容易。这种无脑的焦虑，使他们紧紧抓住黄金不放。后来，哈文施坦因不得不以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名义，发起了一场为期五年的反对囤积黄金的运动，要求公民放弃囤积的黄金以换取纸币。
后来，这一运动的强制性愈发明显。比如，如果在一些公民上交金币时，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就要受到惩罚。而由于当时农民囤积黄金的行为尤其严重，牧师们被敦促在农村向他们进行宣讲，并让他们交出黄金。到一九一四年年底，德意志帝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20亿马克，同时，各大报纸还在宣传，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把他们的黄金交给银行。他们甚至动员了孩子，让他们在父母和长辈那里帮助国家寻找黄金。
五
德意志帝国在战争期间推行的上述疯狂的货币扩张政策，是战争失败后逐渐爆发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后来魏玛共和国政治局面混乱的根本原因。
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帝国战败后，一系列灾难逐渐将其推向深渊。首先，魏玛共和国政府必须将财政收入以战争赔款的形式，输送到协约国的口袋里。第二，她还要为战时疯狂的货币政策付出代价，偿还战时债务。第三，魏玛共和国接手德国时，德国经济已经严重衰退，人口密集的工业区洛林和西里西亚，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被割让了出去。一九一九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只有一九一三年的42%，粮食总产值还不到一九一四年前的50%。
面对这种局面，魏玛共和国其实有一个虽然痛苦但是可行的办法：征税。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难度可想而知。不仅整个德国中上层阶级会群起反对政府，而且德国的民族主义右翼阵营，也绝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叫嚷：「征税是魏玛共和国懦弱的证据，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剥夺自己国民的手段，来向协约国缴纳战争赔款的！」
既然征税这条路无法大规模铺开，魏玛共和国就只有通过印发更多货币以及发放国债等手段，赔偿战争赔款。可是这些手段又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263马克比1美元，次年七月，变为493马克比1美元，八月，变为1000多马克比1美元，十月，变为3000多马克比1美元，到了十二月，已经变为7000多马克比1美元了。
货币贬值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后果。魏玛共和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因为赔款必须用黄金支付，而她已经无力承受国际市场上的金价了。到一九二二年年底，德国还严重滞后履行赔款方案的另一部分，即向法国交付煤炭。发生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一是德国需要煤炭这个当时能源领域最重要的产品支撑住货币币值和国民经济，二是大量鲁尔工业区的工人以*工罢**为手段拒绝魏玛共和国政府向法国支付他们采掘和生产出来的煤炭。可是，协约国的部队当时早已随时待命，等待这种局面出现。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和比利时*队军**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给了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为了对抗协约国，魏玛共和国要求鲁尔工业区的工人采取以*工罢**为主要形式的消极抵抗策略。但是消极抵抗策略又进一步恶化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形势。一九二三年一月，17000马克兑换1美元，四月，24000马克兑换一美元，到了七月需要353000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魏玛共和国的货币已经临近崩溃边缘了。
但恶性通货膨胀并未停止。八月，需要 4621000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九月，则需要 98860000马克兑换1美元，到了十二月，需要 42000亿马克兑换1美元。至此，货币体系彻底崩溃了。
当时，魏玛共和国的雇员用购物篮或者手推车领取工资，因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根本无法数清。领取工资后，他们会立刻冲向商店，赶在货币持续贬值失去眼下的购买力之前，尽力疯抢一些物资。当时的一位学生名叫普雷策尔，他后来回忆说，他那身为高级公务员的父亲，每个月月底领到工资后，就会立刻买一张火车季票，以便下个月能坐火车上班。接着，他会寄出支票来为日常花销付账，带全家人去理发，最后再把剩下的钱交给妻子。他的妻子则会带孩子们去批发市场，买一些不容易腐烂的食品，全家就靠这些东西坚持到下一个发薪日。英国《每日邮报》驻德国记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报道，商店里每小时打印一次价格标签，留声机上午十点售价500万马克，下午三点售价1200万马克。在街上买一份《每日邮报》，昨天花35000马克，今天就要花60000马克。
恶性通货膨胀达到最高点时，普通家庭90%以上的花销都用于购买食品。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家庭，为了得到食物，开始变卖家产。买不起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们，无路可走，只能靠闹事或者抢劫食品商店才能活下去。工人拉帮结派，冲进农村，将农田洗劫一空，并与试图保护农田的农民爆发激战。当时一位名叫克伦佩雷尔的学者记载道：「德累斯顿爆发了食品骚乱，其中一些带有负面色彩，我开始担心疯狂觅食的人会冲进我家，我已根本无心工作，吃饭这件事就消耗掉了我大量时间，让我心力交瘁。」
六
至此，我们甚至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证明什么了。在一九二三年魏玛共和国那样的一种社会局面下，除了混乱，还能有什么呢？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样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能够得在短时间内得势，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七
终于，在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高潮时，希特勒和他的*党**行动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九点差一刻，希特勒率领他的冲锋队包围了啤酒馆。他推开人群走进大厅，跳上一张桌子。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听众也全部转过身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希特勒在众人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想要阻拦他，被他用手枪指着，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从讲台上退了下来。
走上讲台后，希特勒喊到：「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地方已经由六百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命人架起机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被*翻推**，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和警察总部已被占领。*队军**和警察已向市内挺进。」
最后一点是假的，纯属虚声恫吓。但在混乱中谁也没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开过一枪。冲锋队和他们的机枪也是实实在在的。
接着，希特勒命令卡尔、洛索、赛瑟尔跟他到酒馆后方的一个单间里面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搡下，巴伐利亚这三位最高级的官员乖乖地听从了这一命令。群众则继续目瞪口呆地看着。
希特勒把三人赶进隔壁房间后，立刻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接着说，他们三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鲁登道夫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职位。
那天傍晚，希特勒就已经派人去接这位对纳粹*党***变政**毫不知情的著名将军来啤酒馆。三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说，但他继续向他们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三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
可是这三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官高**显爵打动。他们根本没有搭理希特勒，而是保持沉默，这使希特勒焦躁起来。最后他向他们挥动着手枪，大声吼道：「我的手枪里有四颗*弹子**！如果你们不合作，三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这时，希特勒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走上讲台，对着不满的人群宣布，隔壁房间里的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巴伐利亚政府」，他叫道，「已经撤换。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总统也已经被宣布撤换。新政府将于今天在慕尼黑宣布成立。德国国防军将立刻组成。我建议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总账以前，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军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柏林的进军和拯救德国人民。要是明天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们就都杀身成仁！」
他的谎话居然奏效了。当人群听到卡尔和洛索将军以及警察局长赛瑟尔已经同希特勒合作时，他们的情绪马上转变了。有人高声欢呼，这些欢呼声影响了仍旧被关在隔壁的三个人。
这时，最戏剧化的一刻出现了，鲁登道夫将军被接来了。他奉劝三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这位老将军也支持希特勒，卡尔等人退让了。这样一个戏剧化的转机，使希特勒欣喜若狂。他马上率领众人回到讲台上，每个人都讲了几句简短的话，并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于新政。大厅里的人都兴奋得跳上了椅桌，希特勒则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有着一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孩子气般的坦率的快乐。」当时在场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这样说。
但是，这时传来一个消息，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其余三个人都趁机溜走了。
而当希特勒处理完事情，兴高采烈地回到啤酒馆时，一切都晚了。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但是他们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
希特勒要发动的是一场*变政**，而不是一场内战，他打算同陆军一起革命，而不是对陆军革命。不过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
这时，鲁登道夫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行游**到市中心，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警察和*队军**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当时看来也没有别的出路。
十一月九日，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上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着大约三千人的冲锋队员，从啤酒馆花园出发，向慕尼*市黑**中心进军。同他们并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冲锋队队长戈林、施勃纳里希特、罗森贝格、希特勒的卫士乌尔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领导着他们的队伍，走到英烈祠旁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时，遇上了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不准队伍通过。
此时，乌尔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即使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德国革命者，甚至一个业余摔跤家和职业打手，也还没有忘记应该怎样称呼一个贵人。
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到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队军**。
此时，突然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就是一阵互射，到了这时候，希特勒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戈林大腿中了一枪，伤势非常重，倒了下来。在60秒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有不少人躺在街上。16名纳粹*党**人和3名警察，有的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弹子**。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样，这一天的结局可能就会不同了。鲁登道夫并没有卧倒。他保持着最优秀的军人传统，傲然挺立，在副官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音乐厅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接着，希特勒登上了一辆等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妻子的护理，也是在那里，他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