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论社
在韩国司法界，有这么一个*规则潜**，人称“三五定律”，指的是在韩国，只要是涉及财阀的司法案件，一审通常会判决为有期徒刑五年，到二审和三审时，就会以各种理由将刑期降低至三年或以下，而到了终审的时候，辩护方会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手段，最终将判决定为缓刑五年（或特赦豁免）。
也就是说，财阀们即使犯了罪，被定了罪，最后也会被判以缓刑而免于牢狱之灾。参考韩国过往的诸多案例，大多数牵涉财阀的刑事案件，都很巧合地符合“三五定律”，例如三星集团前会长、已故韩国首富李健熙就曾在1996年因行贿被判两年缓刑（1997年即被豁免），此后又在2008年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税逃**而被起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
另一位韩国大财阀、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九则更准确诠释了什么是“三五定律”，2007年2月，郑梦九被以参与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侵吞集团巨额资金等4项罪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郑梦九随即提起上诉，韩国上诉法庭最终判处郑梦九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这就是所谓的“三五定律”。
面对刑事诉讼尚且能够轻松脱身，至于民事经济纠纷之类的，财大气粗的财阀们更可以说是只手遮天、翻云覆雨。在韩国民间，鲜少有人敢于财阀作对，毕竟在这个国度，财阀的影响力和权势，已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财阀，较早是用于形容日本战前的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因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政治影响力而被冠上“阀”的称谓，“阀”字在汉语里指的是官宦人家用于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左边的柱子，引申为指代在某方面拥有支配和决定地位的人物和集团，例如门阀、军阀、学阀等。
资本主义兴起后，作为资本扩张必然产物的垄断资本集团——财阀也随之出现。在亚洲，19世纪以后，日本国内形成了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等四大财阀，二战以后，受到战败影响，财阀的垄断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并在原有的几大财阀的基础上整合形成了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财团为首的一批新型垄断财阀集团。
而在韩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开代**启的经济起飞以后，其国内也逐渐形成三星、现代、乐天、LG、SK等五大财阀，这五大财阀均由单一家族掌控，企业经营范畴对比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高度垄断韩国经济，相比于日本的传统财阀，韩国财阀无论在垄断程度还是社会地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chaebol（即韩语中财阀的发音），用来指代韩国财阀。
据统计，韩国前20大财阀的资产之和，占全国GDP总量的85%以上，且占比仍在不断增长中，其中以三星为首的五大财阀的年产值占国民经济的六成以上。
而单是三星集团这个巨无霸，就占据了韩国GDP总量的20%以上。一家企业，相当于五分之一的国家，这样惊人的体量，正是如今韩国财阀势力滔天的缩影。
关于三星，网络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三星是韩国的，韩国是三星的。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三星集团从一家贩卖蔬菜、干鱼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业务涵盖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众多领域、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雇用员工超过三十万人的跨国大集团。
三星对韩国国民经济的意义和重要性，远远超乎一家普通企业，甚至已经超出“大而不能倒”的范畴。一个普通韩国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离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难以避免与三星集团打交道，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小到婴儿奶粉，大到房地产、医疗机构、机械重工、航空军工，乃至金融、贸易、文化、传媒等方方面面，三星集团和它旗下的数十家公司与韩国国民生活及经济早已深度*绑捆**，三星离不开韩国，韩国也离不开三星。
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财阀，牢牢掌控着韩国的经济命脉，财阀集团就像是强劲的火车头，拖动着韩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为韩国所谓“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作出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财阀集团通过资金、传媒等手段深刻地影响韩国社会阶层，操纵韩国政治生态，乃至于公然凌驾于法律公理之上，成为韩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2017年，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前会长李健熙独子李在镕因行贿罪被韩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仅几个月后，李在镕便被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2019年，李在镕案被韩国最高法院发回重审，之后在2021年1月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不过最终他在入狱仅七个月后便获得假释出狱。
就这样，曾因行贿、贪污、*税逃**、财务造假、不正当交易、非法经营、操纵市场等多项罪名被批捕定罪的李氏掌门人，最终只在监狱里呆了两百多天，这再一次验证了所谓的“三五定律”。
除了“三五定律”，韩国司法界还有一种被称为“前官礼遇”的*规则潜**，指的是法官、检察官和政府*官高**在卸任退休后往往会被高薪聘任为律师事务所或者各大企业财团的律师和法律顾问，被称为“前官律师”。这些离任*官高**之所以会被高薪聘请，自然是因为他们可以凭着过去的*场官**地位和影响力，在原先管辖的领域继续发挥“能量”，比如获得司法程序上的便利和“通融”，从而影响最终的司法结果。通俗一点说，所谓“前官礼遇”，其实就是退休官员离开岗位后继续享有在职时的待遇，并借此行徇私舞弊之勾当。
“前官礼遇”这种与民主法治和廉洁精神明显相抵触的行为，竟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韩国司法界的*规则潜**文化，并在韩国盛行多年，其背后的根源，依旧是韩国那根深蒂固的财阀生态。
在“金钱为王，赢者通吃”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外延扩张，垄断资本的出现具有必然性，与封建时代帝制王朝末期必然会爆发的“土地兼并潮”不同的是，资本兼并和垄断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包括兴起阶段和衰落阶段。
而对于韩国来说，虽然已贵为发达国家，但毕竟体量不大，市场狭小，更何况先天不足，封建传统浓厚，长期缺乏商业氛围（韩国直到二战以后才摆脱殖民侵略，60年代以后才开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
在文化、社会、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随着韩国朝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进发，韩国本土资本财团藉着经济腾飞迅速壮大，形成庞大的垄断财阀集团和利益共同体，掌控国家民生和经济命脉，进而渗透干预国家政治生态，乃至形成支配性政治力量，成为韩国政府背后的太上政府。
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与操纵，于韩国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韩国年轻人们，一边唾骂着财阀的嚣张跋扈、无法无天，一边却千方百计想进入财阀集团，矛盾心态现实而又荒诞。
如今的韩国，经济极化问题积重难返，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峻，宗教问题层出不穷，性别对立愈演愈烈……种种弊病，殷鉴在前，如何约束资本势力，在经济发展和资本垄断之间取得平衡，是韩国未来必须要跨过的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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