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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在国内政治的程序和制度方面并不完善。

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和社会能量时，政治体制却不能控制和驾驭这些新的能量。国家虽然许可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但缺乏合理的程序和渠道来进行引导，其普选制和代议制很不充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基本上仍处于无序状态。

这种情况最终产生了大量“制度外”方式和渠道，加剧了政治程序的混乱。 俾斯麦就感慨地说：“我们培育了国民对于政治的兴趣，但未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只好在污水沟中寻求食物。”

社会力量第二体系

这种“制度外”的方式集中表现为德国大量的政治性民间组织 。由于帝国国会的职能不完全，因此政*党**在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并不能起太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直接建立民间组织，负责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进行“社会动员”（即为政治和经济目的直接向社会宣传鼓动以形成公众舆论压力）并向政府施压。

这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德国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 在俾斯麦时期，这类组织就开始涌现。比如德国工业家为争取自身利益于1876年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易北河东部大农场主于同年组成“税务和经济改革者联盟”。这两个组织可说是 “钢铁与黑麦联盟”在社会上的具体化， 它们的宣传、组织和社会动员为1879年保护性高关税的实施起了极大的作用。

俾斯麦执政时，除这些明确反映某个集团利益的组织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成分相对更复杂的组织，其目的往往在于宣传和鼓动某项特定的主张。比如在1882年，一些主张殖民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商人组成了“德意志殖*联民**合会”，仅仅两年以后，它就有了9000多名成员，拥有43个地方分会，受到银行、重工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并且拥有阿道夫·瓦格纳等一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为之宣传。

1884年，德国又成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并于1887年与“殖*联民**合会”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地协会”，使鼓吹海外扩张、攫取殖民地的力量进一步整合，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这些组织不受政*党**和国会规则的限制，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条可以直接动员群众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良好渠道，使德国原先就充满矛盾的政治体制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这些组织在俾斯麦时期还是处于可控状态。比如在1884—1885年进行的殖民扩张中，俾斯麦对于这些组织可以说是收放自如，既有为己所用的一面，也有果断压制的一面，其政策基本没有受到干扰。

威廉二世时期，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各利益集团的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膨胀。其中包括1893年成立的农场主同盟、1895年从“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分离出来的“工业家联合会”、1900年成立的“贸易协定联盟”、1909年成立的“汉撒商业、贸易和工业联合会”等拥有庞大成员和强大影响力的组织。

其次，这些组织在“社会动员”方面更加无所顾忌，与政*党**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这就使一些利益集团实现了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组织—政*党**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活动能力。德国政府基本上不能控制这些组织，而且常常处于被动。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例，当宰相卡普里维试图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来整合德国与奥匈等大陆国家的经济，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中欧贸易区”时，东部的大农场主进行了激烈反对并于1893年组成“农场主同盟”。

这一社会组织对保守派政*党**的领导机构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使保守派的社会基础与政*党**真正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并且最终使卡普里维的政策流产。所以“普鲁士的保守主义在弗里德利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还是一种政治的世界观，在俾斯麦执政时，无论如何还体现着一种思想传统，到卡普里维执政时则成为一种单纯的利益集团”。

社会结构的“卡特尔化”

威廉二世执政时期，另一类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社会组织也发展起来，其代表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共同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为纽带的，因此很可能囊括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类组织的迅速发展也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国内政治一个重要特点。

1891年，“泛德意志协会”成立。这是一个右翼的极端组织，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国内舆论与外交政策都有突出影响。

泛德意志协会的创始人是 恩斯特·哈斯 ，他的观点基本就是该协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世界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德意志民族应处于主导地位；第二，所有德意志民族应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但他认为目前德国并不是，只是一个民众国家，因为有上百万的非德意志人居住在德国，同时又有上百万的德意志人居住在国外；第三，世界上的竞争是以民族而不是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德国必须强化自身，否则“在德意志帝国中的5千3百万德意志人怎么能够和1亿多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竞争呢”？

正是从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泛德意志协会”成为德国鼓吹海外扩张和强硬路线的急先锋。在一些国际纠纷中，该协会更是开足马力进行宣传，成为影响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期，该协会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写的一本名为《摩洛哥丢失了？》的小册子，大力渲染摩洛哥对德国的重要性，在民众中煽动起情绪。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前后，泛德意志协会又强烈主张吞并部分摩洛哥，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因此，这一协会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德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指出的，“泛德意志协会”对很多社会团体都起到一种领头的作用。

这类社会组织中比较著名的还有“德意志海军协会”和“德意志国防协会”。其中1898年成立的海军协会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和工业界背景，由帝国海军国务秘书蒂尔皮茨一手创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建造一支大规模的远洋海军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其成员就迅速扩展到80000多名，而克虏伯公司等重工业企业每年为之提供上百万马克的经费。通过印发小册子、组织群众*会集**、征集社会名流的意见和文章等多种形式，海军协会成功地对德国社会进行了动员，使德意志民族从一个原本并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变得对海洋和海军十分狂热，同时也使建造一支大舰队成为一种全民性运动。与海军协会的强势相比，支持陆军扩充军备的社会动员和宣传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起色。

为改变这一状况，1912年由几名陆军退役将军创立了“德意志国防协会”，在组织模式和宣传动员手段上和“德意志海军协会”基本一模一样，极力宣传德国“被包围”、“战争迫在眉睫”等口号，以唤起民众对陆军和陆上战争的重视，为陆军争取更多的经费和部队编制。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防协会也有了很大发展，拥有36000名成员。

总体上看，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社会结构符合了“卡特尔化”的所有特征，属于标准的“卡特尔化”。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的政府根本无力统筹或协调各大利益集团或政治势力，在国内政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形成某种整体的大战略，而且其对外政策也只能在诸多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摇摆不定、随波逐流。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会结构使德国只能同时追求各种相互抵触的利益，不仅造成各种政策之间相互抵消，而且基本上得罪了所有可能得罪的国家。

比如海军建设以英国为敌，因此有关利益集团希望与法俄缓和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应对英国；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憎恨俄国，倾向于和英国缓和；金融资本家希望与法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殖民主义势力却鼓吹压制法国，等等。

最终这些矢量相加的结果则是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各派力量都放手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认为应该做出的缓和都被另一派力量所压制，最后只能是“过度扩张”并四面树敌。

英英国历史学家 A. J. P.泰勒 在分析德国外交困境和国内政治的联系时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德国的每个集团都有它的单一的敌人，也都愿意同其他的人谋和。但德国缺乏一个决定优先顺序的指导者；默许所有侵略性的意图并随波逐流地应付局势的发展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它可以运用这一地理位置来对它的邻国进行挑拨离间，就像俾斯麦所曾做过和希特勒以后将要做的那样；或者，它也能因为滥用这一地位而使所有邻国都一起来对付它——不是由于它执行某项政策，而是由于没有政策……德国的政策——或者毋宁说是缺乏政策——使三国协约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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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ger H. Herwig, "The Dynamics of Necessity: German Military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llan R.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vol. 1, Boston: Allen & Unwin,1988,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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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ger H. Herwig, "The Dynamics of Necessity: German Military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llan R.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vol. 1, p. 82.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London: The Ashfield Press, 1980, pp. 22—23.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