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我父母结婚时住在龙潭西湖迤西的双玉中街，这里是电车公司宿舍，我爸是电车公司职工。
后来为了照顾我和姐姐，父母才把房换到东大地三巷8号，和姥姥住一个院儿。
在我小的时候，觉得爸爸上班很辛苦，总是早出晚归。但有时候觉得爸爸工作也很好，碰巧儿还能走个“后门儿”。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生病，这肯定是1977年以前的事，因为那会儿崇外大街还没向南延长，想要从红桥去同仁医院得去红桥大街上坐车。那会儿是10路无轨电车，也就是现在106路的前身，车站就在红桥回民食堂的前边儿。
首先交代一下，那会儿的公交车的驾驶室有专用的门儿，售票员没有座位。那会儿的公交车比现在人多，售票员每站都要下车，上车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往往是双手拽住车门拉手儿，用双臂把乘客拥上车的同时售票员的身体往前一挺，车门才会“吧嗒”一声的关上，要说那会儿当售票员可比今天辛苦多了。
话说父母带我去看病那天等车人特别多，车来了根本就挤不上去，售票员认出了我爸，就把我们带到驾驶室的门下面，原来司机也认识我爸，司机连忙下车，让我们从驾驶室上了车。
司机叔叔还让我坐在了驾驶员旁边的“大包”上，坐在上面我心里美滋滋的。等到了崇文门内下车，售票员下车后到路边儿给我买冰棍儿去了。
小时候觉得公交司机特能格儿，一个人能开一辆豁大的车。售票员的工作我不待见，但喜欢他们手里的三样用具，一件是红蓝铅笔，另一件是票夹子，还有一件就是票兜子。
先说红蓝铅笔，这红蓝铅笔挺粗的，在铅笔上还缠着一根猴皮筋，红蓝铅笔上的猴皮筋是撕票时方便把一张票搓起。那红色笔和蓝色笔用的地儿可不一样，这可有讲究。
大家都还记得车票吧，票面的绝大部分面积印的是从1到30的阿拉伯数字，这些数字就代表这趟车有多少站。你花钱打票后，售票员会在你到达的最大上限站划上斜杠儿，用红笔划和蓝笔划代表车的上行或下行。那么怎么区分公交车的上行和下行呢！如果线路起点是甲，终点是乙，甲到乙就叫下行，乙到甲为上行。一般地说，该线路的总站、车队所在地设为起点，另一站点为终点。或者是比较靠近市区的为起点，远离市区的为终点。不知大家还有印象吗？电车票是横版的，汽车票是竖版的。
票夹子上夹着各种票价、各种颜色的车票，我们家以前夹粮票就是用的票夹子。
最后说说票兜子，票兜子是翻毛的，它是个挎包。售票员的红蓝铅笔、票夹子、路单都放在票兜子里。兜子的开口处的两侧是两块儿金属条儿，金属条连着两个金属球儿，金属球儿相碰就能关闭书包，并发出“啪”的一声，小时候喜欢票兜子就是因为有这声响。
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初，售票员有了固定的座位，还增添了扩音器。这扩音器我就更不待见了，因为售票员用它说的什么基本听不清。
北京人说话本来就不使劲，能含糊的就都含糊了。就像现在盛传的“王五井儿”、“胸是炒鸡蛋”、“装垫儿台”。售票员用扩音器时先是“呼呼”地吹话筒，吹过之后开始说话。扩音器的声音可切至车内或车外，在车外使用时一般是提醒自行车和行人注意公交车进出站，在车内使用时主要是报站名，但我得说一句，这售票员报的站名熟悉的我能听清，抽不冷子坐个生疏的线路，报的站名我也听不清。
还记得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的密云水库也有险情发生。爸爸被调到密云水库抢险，当然也是去开车，这回爸爸开的北京吉普212，我们小时候没几个孩子坐过小卧车，所以觉得这212已经够高级的了。
有一回爸爸把车开到了家里，就停在院外的胡同，爸爸在那儿鼓捣车，旁边围了一圈小孩儿。爸爸弄好了车，看见这一帮孩子渴望的目光，爸爸大手一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上了车，归了包堆七八个孩子挤了一车，就好像鱼罐头一样。爸爸一踩油门，带着大家兜风去了，因为爸爸的这一次“壮举”，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威信”很高。
我小的时候，爸爸晚上要是该下班的时候没回来，妈妈就会让我和姐姐打开收音机。我和姐姐就会很认真的把收音机的指针从一头儿拧到另一头儿，而且拧得极慢，生怕漏掉一个台。当从收音机里传来足球比赛实况转播特有的沙沙声，听到富有极高声音辨识度的解说员的声音，我们就知道爸爸加班“拉球”去了。所谓“拉球”就是为了疏散足球比赛散场时的观众，公交部门会在工体周边的几条线路加车，每次“拉球”爸爸都会很晚才回来。
“彩电热”的兴起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儿，买彩电当时是一个家庭综合实力的象征。因为您要想买彩电不光得有钱，还得有路子淘换彩电票儿。
给别人介绍对象在当时是常见的事儿，爸妈就介绍成了一对。那时我爸在电车公司的司训班当教练员，女方是我爸爸的学员，男方则是妈妈老同事的儿子，这一对都属于大龄青年，家长没少为他们操心。两人一见面就感觉不错，没过多久就领证儿了，家长为了感谢我爸妈，特意送上了一份大礼——彩电票儿。
这彩电票儿可了不得，很多人托人弄呛的都找不来，我家自然如获至宝。买彩电的那一天才热闹呢，那天我爸就开着教练车（单机的公交车），带着十几名学员把彩电运了回来。学员们七手八脚地把彩电搬上楼，十几个人把我家不大的两居室都站满了。
还是说我爸当教练员那段儿吧，那会儿学开车要半年左右。爸爸带着学员经常去郊区练车，有时我和姐姐也会蹭着去玩一趟。
记得有一回，我和姐姐跟我爸去练车，车要走一段山路，路很窄。是爸爸开车，我和姐姐十分紧张，看着车窗外，轱辘就在悬崖边儿上，我和姐姐大叫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让爸爸开了，后来是别的教练员开的，我和姐姐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还有一次是去十渡，这次我姐没去。中午野餐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都把各自带的吃的拿了出来，满满地摆了一堆。最得意的就是我，爸爸的学员们都争相地把好吃的拿给我，当时感觉特美。
当然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在那会儿十渡附近的农民根本不会做买卖，我们在那儿野餐，有几位农民远儿远儿的看着我们，等我们吃完离去他们才拿着筐去捡拾垃圾。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再去十渡满世界的农家乐，什么蹦极、漂流、碰碰车、各种服务真是应有尽有，十渡人的转变就是近几十年社会的转变。
在我小时候，有一年三舅勤工俭学，学校给打了月票，那会儿我还不用打票，三舅就经常带我坐车去过车瘾。顺便插一句，那会儿三舅经常带我去看猪，坐着和得了癫痫一样的红色6路车，出了广安门就有猪圈。
这一次，三舅和他同学一起带我去玩儿，误打误撞坐上了郊区车，下车查票时被告知市区月票无效，三舅和同学补了票，再也没有坐车回去的钱了，我们就一起走了五六站地，走得我只想趴地上，直到走到了有市区车的地方。郊区车的五六站地啊，现在我有时候膝盖疼估计就和小时候那次远足有关系。
后来长大了也经常坐公交车，也遇到或者听到过许多趣事。听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朋友讲过他们小学时逃票的事，几个同学一起坐车，早就商量好了逃票的套路。车到站时，一名买了票的同学拒绝出示车票，和售票员胡搅蛮缠，剩下的同学趁乱下车，等售票员要按逃票处理该同学时，他最后拿出车票。售票员无奈也得让他下车，下车后和其他同学汇合后自然是欢天喜地。
下面这个故事是爸爸的一位公交同事给我讲的。叔叔那天当班，车进站后上来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上车后偏说司机关门时夹着她了，可叔叔和售票员都说没夹着她，有几位乘客也出来作证。老太太眼瞅着讹人无术，非让叔叔给她找一个座位，叔叔也会逗咳嗽，笑着跟老太太说：您看这车上这么多人，哪有座啊，要不然您坐我这儿得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常坐402路，这车虽然不是郊区车，但下行的路线有点偏，这车车况差，司机开车有点野，售票员工作也不是很积极。
有一次晚上坐402，路况极好，车上人也不多，司机可就开疯了，一个转弯，车没怎么减速，车身倾斜了起来，坐在一个单座的哥们儿，被忽悠到了车厢地板，摔了一个屁股蹲儿，可是一点没伤着，您猜怎么着，因为汽车座位的座垫年久失修，已和座位脱离，这哥们儿是连人带座垫一起被忽悠到了地上。
还有一次也是坐402，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离总站还有几站地的时候售票员已把路单填好，填好路单后往票兜子里一搁，把售票员座位上的灯一关，大衣领子一竖趴在小桌上打盹了。谁都能看明白是咋回事，可就有这么不长眼的，一位中年男子走到售票员座位旁，把售票员唤醒要求买票，售票员极不情愿地抬起了头，开了灯，给他打了一张票，我看见了售票员的眼神，满满的都是膈应。
今天再坐公交车可大不一样了。首先车上取消了售票员，取而代之的是俗称“小黑人”的保安。大家都是刷卡上车，售票也改成投币式的了。再有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现在公交车驾驶员都没有单独的门儿。
变化最大的还是很多条线路的公交车都换成了电动车，绿色环保，乘坐舒适。现在大多数的公交车都有空调。
现在爸妈还住在体育馆西路的电车公司宿舍，满楼里的老人几乎都是公交退休职工，一到夏天大家都在楼下乘凉，聊得最多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工作时的话题，我也特别爱听，等听到好玩的故事我再给大家讲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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