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泰山、岱庙、东岳庙
第一节 关于泰山祭祀
一、山川之祭
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由于古代人们的认知水平及科学技术所限，把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洪涝灾害等不可控的自然现象看做是神灵使然，认为万物有灵，因此要对这些神灵怀有崇敬、敬畏之心，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崇拜。在万物有灵论的观念下产生了原始崇拜。自然崇拜是原始崇拜的一部分，山岳崇拜则是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詹鄞鑫认为，我国古代山岳崇拜的起源，最迟不会晚于以农业为主的仰韶文化时代。[1]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2]
张守节《史记·正义》释曰：“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也，故已依冯之剬义也，剬古制字。”又释“大小之神”，曰：“大谓五岳、四渎，小谓丘陵坟衍。”[3]
正因为众神灵能够“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人们对它们怀有敬畏之心，所以就有了对这些神灵的供奉。祭祀目的是为了感恩上苍、感谢上天赐予食物，祈求风调雨顺。祭祀源于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直接结果就是多神祭祀。上古先民的祭祀，是一项十分重要、非常普遍且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先民们早已有了由多神崇拜分而祀的类分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言帝颛顼高阳“依鬼神以制义”。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将“依鬼神以制义”解释为：
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故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是也，正义曰：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也，故已依凭之剬义也，剬，古制字。[4]
至少在五帝时期，人们不仅对神灵进行祭祀，而且已经有了把众多神灵分层次进行祭祀的理念，以彰显其尊卑有序的观念。祭祀是为礼，祭祀之礼有相应的仪式，仪式表达虔诚敬畏。《左传·文公二年》曰：“祀，国之大事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重视祭祀。山川之祭源于自然崇拜，山川之所以受到祭祀，是因为它们能够泽被四方，山川高大雄伟，有丰富的物产，能给人们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并且还是为人们提供庇护的地方，因而要对其进行祭祀。山川祭祀，是一种感恩典礼，感谢山川，感谢天地。《五经·正义》释曰：“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报功天地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向上天汇报、报告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另一方面是为了回报、报答天地给予人们的一切，感恩天地。封禅泰山的目的除了报功，同时也含有感恩的一面。所有的祭祀，都具有报恩之意。“天视自我民是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意愿。天地为万物之本，人民为邦国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恩天地，就是感恩人民，敬畏天地，就是敬畏人心。”[5]在古代，山川祭祀是一项十分重要、非常普遍且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因此，得以广布和流传。在学界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祭祀山川的祭坛遗址，如1995年4月，*物文**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东阿县境内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用来祭祀的大型祭坛。另外“山东省大坟口莒县，灰陶尊的日月山三形合一符号，暗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已有山川崇拜迹象”。[6]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亦有山川祭祀图像。
二、五岳祭祀——山川之祭的代表
在对山川进行祭祀的最初阶段，山川没有具体特定的指向，乃泛指一切名山大川。山川祭祀理念早已有之，但作为四岳、五岳提升的意义还是有一个过程，这当然是要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在建立起国家层面社会秩序后方有这样的情状。史书中最早关于山岳名称的记载始见于《尚书·舜典》，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中，各选出一座山作为山川的代表进行祭祀，于是有了“四岳”的记载。《周礼· 春官·大宗伯》最早出现“五岳”的概念：“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但文献中却没有明确说明五岳具体所指的是哪五座山。《礼记·王制》中记载了“五岳”的祭祀等级，即“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7]天子乃一国之君，因此他可以祭祀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诸侯乃皇帝的臣民，只能祭祀境域内的山川。
对于五岳观念的形成时间及五岳定名的时段学界也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五岳观念是伴随着“五行”学说产生的；[8]顾颉刚认为，五岳形成及定名时间晚于汉代；牛敬飞认同顾颉刚所说的五岳定名时间较晚，但同时又指出，五岳定名时间不会晚至汉代，因为与《尚书》中记载相悖。[9]
笔者认为，既然周代的史书中已经出现了“五岳”这个词，《周礼》载：“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那么说明至少到周代，五岳的观念已经形成。至于五岳的定名时间，自然是在五岳观念形成之后。东汉郑玄《周礼》注释中指出：“五岳，东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嵩山。”[10]
那么说至晚到汉代，五岳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分别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并且五岳作为山川之祭的代表，是要按其等级进行祭祀的。
汉刘邦取得天下后，承上古遗风，颁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1]并且明确规定了五岳四渎祭祀的地点：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12]
汉代这一制度的提出，使得五岳从众多山峦中脱颖而出，成为朝廷山川祭祀的代表，并且泰山在五岳中的地位被提高，泰山祭祀为一祷五祠，其余四岳皆为一祷三祠。
汉代五岳制度的确立，使得五岳祭祀更加正规化，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政权分裂，战乱不断，对于五岳的祭祀有所减少，但从未间断。唐宋时期五岳不断加封帝号，地方祠庙也一度被赐额赐号，以彰显对五岳山川神的重视，如《宋史》载：
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佑、崇宁、宣和之时。[13]
唐宋时期岳渎祭祀一直位列中祀，如《大唐开元礼》曰：
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14]
《宋史》曰：
其诸州奉祀，则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并如中祀。[15]
五岳施行长史负责制，如遇大事由皇帝遣官祭祀岳渎。元代五岳祭祀承袭前代，且道士取得了代祀五岳的权利。崇祀五岳等山川祭祀之俗延至明清。《五礼统考》载：“国初令祀太岁及四季月，将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坛曰太岁、曰风云雷雨、曰五岳、曰四镇、曰四海、曰四渎、曰钟山。”[16]《清实录》也有很多关于五岳及山川祭祀的记载：
礼部议。合祭大享殿典礼，上帝皇只南向，太祖太宗东西相向，俱在殿内。大明一坛，在东，西向，夜明一坛、星辰一坛，在西，东向，俱在丹墀内。设东十坛：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帝王、山川、神只、四渎西十坛。[17]
乙丑。谕内阁。直省各府州县、设立坛墠。致祭社稷。及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岁春秋展祀。以崇报享。典至重也。[18]
综上所述，古代人很早就重视山川之祭，并且将山川之祭列为国之正祀。自秦汉始，山川祭祀一般和帝王巡幸紧密相连，凡帝王出巡径过名山大川，都将亲自或者遣官进行祭祀，另外，山川祭祀最常见的是与求雨等活动相联系。山川祭祀延续至明清时段，朝廷遇有大事件也会对山川进行祭祀，并且无论是在宫廷的祭祀中，还是在地方府州县的祭祀中，都有山川祭祀的存在。五岳作为山川之祭的代表，自汉代被正式列入国家祀典，直到封建制度解体，五岳祭祀一直是国家正祀之祭。泰山作为五岳之首，乃古代山川之祭的延续。
三、泰山五岳之尊的形成
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位于山东省境内。历史上，泰山所在行政区划曾多次变迁：春秋时为鲁地，后属齐，为博邑。秦为奉高、博二县，属齐郡。汉为奉高、博二县，属泰山郡。东汉、晋因之。南北朝刘宋因之。元魏改博为博平，与奉高仍属泰山郡。隋开皇六年（586）改奉高曰岱山，十六年改博平曰汶阳，寻改曰博城。炀帝时大业年间（605—618）仍以岱山属鲁郡。唐武德五年（622）于县置东泰州，贞观元年（627）州废，省梁父、嬴、肥城、岱山4县入博城，乾封元年（666）更名乾封，总章元年（668）又曰博城，神龙元年（705）复曰乾封，属兖州鲁郡。宋开宝五年（972）移乾封于岱岳镇，即今治城南。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曰奉符，属袭庆。金初为*安泰**军，大定二十三年（1183）升为州，领奉符、莱芜、新泰3县。元属东平路，至元五年（1268）析隶省部，领县4，视金增长清。皇明洪武元年（1368）省奉符入州，割长清，与州并隶济南府。清雍正间（1723—1735）升*安泰**府，同时设*安泰**县。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自有国家始，泰山一直是在国家的管辖范围之下。泰山被称为五岳之首，五岳之尊，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属于国家祭祀、皇家祭祀的范畴，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先秦史书《礼记·王制》是现存典籍中提及泰山祭祀的最早记录，其中说到上古关于天子巡狩文字如下：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19]
刘云军认为，虽然从文字上看，关于天子五岳祭祀行为在上古舜帝时期似乎已经有之，但是由于当时交通情况的限制，那些记载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西周天子祭祀山神情况杜撰出来的，不可全信。[20]《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曰：
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21]
叶涛引用了《礼记》中关于帝王巡守制度的话并对上述记载进行分析认为：“当时泰山的地位与其他四岳是并列的，还没有出现后来的泰山地位上升而成‘五岳独尊’的局面。”“天子对五岳的巡守，除了时间不同，礼仪完全相同。”[22]汉末黄巾起义时风行的《太平经》曰：“中山以五岳为君长，五岳以中级下泰山为君长”。[23]对于泰山是如何成为五岳之首的，史书有多种解释：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
秦汉时，民间传说盘古氏死后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24]
《述异记》里记载，盘古死后身体的头、腹、左右臂、足五个部位化为五岳，因为尸体的头向着东方，化为东岳，头即是首，因此泰山就成了五岳之首了。显然这种说法只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泰山五岳之首、五岳之尊的形成，是伴随着阴阳五行学说而形成的。古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东方是生命之源，希望和吉祥的象征。而古代先民又往往把神秘莫测的山岳视为神灵，把山神作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对象来崇拜，泰山又地处生命之源的东方，于是地处东方的泰山便成了“万物孕育之所”的“吉祥之山”“神灵之宅”了。
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中说道：
东方为岱者，言万物皆相代于东方，是阴阳交替，万物更生之地，按五行属木，四时属春，五常为仁，八封为震，星宿为苍龙，古人视为紫气之源，吉祥之地，神灵之宅。
这种说法是根据阴阳五行说来进行解释的，泰山位属东方，东方又是万物更生之地，因此泰山就被看做是五岳之首了。
“五岳诸山原本都是各地区的名山，把它们概括为五岳，作为山岳代表统一祭祀，当是国家统一之后的事情。五岳观念的真正形成，当在西汉武帝时期；庙祀制度的完备，当在西汉宣帝时期。”[25]泰山原本只是古代齐、鲁国的“望”，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利，人们眼界所限，齐鲁人便认为泰山是其肉眼所见最高的山。[26]泰山是齐鲁大地上最显著的山，泰山又在鲁地之东方，受五行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鲁人眼里，泰山就是最为高大神圣的山。王晖认为：“西周、春秋时期天室山（嵩山）地位最为显赫，泰山并非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从《山海经》来看，泰山地位并不十分突出，甚至连次要都不够。泰山地位的上升大约始于春秋时代，是随着齐鲁文化的兴盛而兴盛。”[27]
泰山被看做是万物之始，阴阳交代，生命之源的起始地。因此为了巩固统治，受天命而为帝王的“天子”，更把泰山看成是国家统一、其权力神圣不可替代的象征。“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巡守的意思就是巡视其管辖的领地。作为山川的代表，五岳是天子巡守的重要场所。对于五岳而言天子都可以对其进行巡守，而泰山不同，除了巡守以外，还要在泰山上行封禅之事。泰山封禅，“封”即在岱顶聚土筑圆台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禅”即在岱下小山丘祝方坛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之义。因此泰山封禅的目的实际上是感恩“天、地”。明确可考，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的有六位皇帝，分别为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除封禅外，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帝康熙、乾隆等都曾亲自到泰山致祭，刻石纪功。
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唐代唐玄宗封禅泰山，首次以御文的形式称泰山为五岳之首。《纪泰山铭》曰：“其方处万物之始，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岩巍岱宗，卫我神主。”也正是由于泰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东方之始，万物交代”“主掌生死”，得到历代帝王青睐、文人墨客推崇，泰山的地位逐渐高于其他四岳，而成为五岳之首、五岳独尊。因此，泰山随于五岳并置作为国家山川之祭的代表加以祭祀，然其为首、为尊的观念又使得它在一般意义上高于其他四岳。
第二节 泰山与道教
一、泰山司职的扩展
泰山因地处东方，被认为是“万物之始，阴阳交代”的地方，泰山主生的观念由来已久。《风俗通义》载：
俗说岱宗上有金荚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读曰八十，其后果用耆长。[28]
之后泰山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不仅主生且也主死，也就是泰山治鬼说。汉代关于泰山治鬼说的文献记载很多，如《后汉书·乌桓传》载：“其俗谓人死，则神游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汉朝时期，泰山已经成为主管人们生死之地，晋干宝在《搜神记》中也有记载关于泰山主管鬼神之事的实例。
关于泰山主死之职的缘起有学者认为，同泰山主生的观念一样，泰山治鬼也是发源于泰山“万物之始，阴阳交代”的观念。[29]清代学者俞樾认为泰山治鬼之说，缘于泰山封禅之事。其文《茶香室丛钞》卷十六考论云：
余谓后世言神言鬼皆托之泰山，虽虚诞之说，而未始无理。盖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此封禅之所自起也……神道属天，王者既封泰山以报天，则泰山有神道矣；鬼道属地，王者既禅如云云、亭亭、梁父、高里诸山以报地，则云云、亭亭、梁父、高里诸山有鬼道矣。[30]
俞樾认为泰山治鬼之说虽然听起来有些虚诞，但是事出有因。因为帝王的封禅，在泰山上报天之功，因此有天主祠，报地之功，因此有地主祠，鬼道属地，死后魂归泰山，就是归于地主。俞樾的意思是泰山神鬼传说都是缘于泰山封禅，神鬼之说实际上就是指天地之属的另一层面。
（一）泰山信仰与道教的融合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汉末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被看做是早期道教活动和道教实体出现的标志。道教是一个综合的宗教，其创立与发展吸收融合了多种因素。早期道教主要源于“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至秦汉的神仙传说与方士方术、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31]因此很多已经形成体系的祭祀与信仰都是它吸收模仿的对象，对古代的山川之祭、大山崇拜的吸收融合，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道教认为大山带有某种神秘感，是藏居神仙的地方，因此道教习惯于将大山作为依托修炼之地，道士也会隐居大山之中进行修炼。泰山在汉魏之际有了道教的痕迹，崔文子泰山传道布教，使得道教在泰山开始传播。《列仙传·崔文子》记载了诸多泰山神灵拯救百姓的故事：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潜山下。后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卖药都市，自言三百岁。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后去在蜀，卖黄散，故世宝崔文子赤黄散，实近于神焉。[32]
“泰山信仰在汉晋时期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中的神灵，其所具有主生死的观念也被道教所接纳并被进一步升华、神化，演变为掌管冥界的重要鬼神，最终完成了道教化过程。”[33]泰山也因此成为道教的名山。东岳泰山神也成为道教的重要神灵，知人生命长短，主掌生死轮回。道教的相关典籍中也有关于此的记载，如《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载泰山神为主管生死的大神、百鬼之主：
东岳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食庙祀宗伯也。俗世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归泰山受罪考焉。诸得佩《五岳真形》，入经山林及太山，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苍碧七称之冠，佩通阳太平之印，乘青龙，从群官来迎子。[34]
道教典籍《真灵位业图》中记载了泰山神在道教中的地位：
玉清三元宫第二左位，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讳盈，字叔申。第六左位岱宗神侯领罗酆右禁司鲍元节。地仙散位贾元道、李叔胜、言成生、傅道流四人，并隶司命，主察试学道者，在泰山君秦，字景倩，为四镇，领鬼兵万人，有长史、司马，复有小镇数百，各领鬼兵数千万。[35]
道教吸纳泰山成为道教名山，东岳泰山之神成为道教中的重要山神。不仅是泰山，五岳都被道教划为领地，成为道教的名山。五岳之神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神灵，而东岳泰山神则成为百鬼之主、冥界主帅，主管人的生死轮回。
南北朝时，泰山府君的传说已经相当普及。张华《博物志》说，泰山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在泰山之侧设置地府。地府内设置三十六狱、七十二司。各地东岳庙中有对泰山地府的模拟，设立七十二司地府判官是东岳诸神中最具特色之处。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有关于地府判官七十二司的最早记载：“鬼官有七十五职名，显者凡百一十九人。”宋元之际，关于地府七十二判官的设置基本形成，但是具体职位还没有完全统一。宋道士吕元素在《道门定制》称：“史籍醮地府七十二司圣位。”元朝《东岳大生宝忏》中七十五司判官，设七十五司。关于东岳庙内的司职多少级职能，各地也不尽相同，完全根据庙宇的大小及建立者的意愿来规定，有的只有二十司、十司，有的是七十五司。如泰山蒿里山森罗宝殿，昌平东岳庙则是七十四司，北京东岳庙初建为七十二司后扩展为七十五司，现在北京东岳庙内为七十六司。
（二）泰山冥界主神与佛教地狱说
泰山乃道教圣山，冥界主神，佛教有地狱之说，关于佛教地狱与东岳冥府之融合，潘兰香在其《东岳大帝源流》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曾经对泰山神信仰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早期的汉译佛经中，有的译者便径将佛教地狱译为‘太山’或‘太山地狱’。”如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七：“或以闻太山汤火之毒、酷裂之痛，饿鬼饥馑积年之劳，畜生屠剥割截之苦。”《分别善恶所起经》中写道：“四者死后，魂魄入太山地狱中。太山地狱中考治数千万毒，随所作受罪。”吴支谦译《入吉祥神咒经》亦云：“泰山地狱饿鬼畜生道。”于是流俗渐以东岳之太山冥府与佛教六道之地狱混为一谈。如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赵泰”“康阿得”“石长和”“舒礼”等条所记地狱，都在泰山，称其主为泰山府君，而生前有罪者在泰山地狱中备受酷刑。显然是把佛道二教有关冥司的说法糅合在了一起。隋唐以后，由于佛教的流传，以地藏王、阎罗王主冥间的信仰逐渐兴起，泰山神信仰受到影响和冲击。唐末兴起的十殿阎王之说把泰山神也列入其中，但由于东岳大帝已被纳入道教神系，并且受到唐宋帝王的推尊，在民间更是根深蒂固，所以影响仍然很大，两种信仰并行于世。在东岳大帝信仰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人们认为东岳大帝主宰幽冥十八层地狱及世人生死贵贱，庙中一般还配有七十五司，分司众务。明清以来，这两种信仰逐渐合流，两位冥神往往并存于东岳庙中，而民间传说则认为东岳大帝乃阎罗王的上司。各地城隍审理的案件，最后也都要汇总到东岳来。至此，东岳大帝的形象意义与最初的泰山神已大相径庭，完全不同了。[36]
全国大多数东岳庙里，除了供奉泰山神之外还通常会供奉地藏菩萨。泰山神起源于自然崇拜，后被道教吸纳成为泰山上有名的道教神，地藏菩萨则是佛教的神。一个归属道教一个归属佛教，佛道作为各自独立的宗教信仰，二者何以共处一室共享香火？其实二者之所以能共处一室，主要是其各自司职的原因。道教佛教里都有地狱轮回之说，泰山神在道教里是掌管地狱之神，是地狱里权利最高的神，而地藏菩萨在佛教里也是掌管地狱七十二司的神。虽然教派不同，但是实际上二者掌管的都是一个事情。对于老百姓而言，人们崇祀他们主要是因为其司职，至于各自的归属他们则不是很关心。既然二者掌管的是一件事，佛教道教对各自神灵的宣传都很到位，在各自的教派里二位神仙都法力无穷。谁灵验谁不灵验，供奉谁不供奉谁，中国人并不是十分在意，既然无从论证，那就一起供奉。
东岳泰山神信仰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佛道信仰中某些层面的合流，泰山神的神职更是不断地被夸大，不仅主世人生死贵贱，而且成为冥界的主帅，主宰幽冥十八层地狱。泰山神的司职越来越广泛，即便是有“地方保护神”之称的城隍也不得不臣服于他。
二、道教祭祀与国家五岳祭祀的融合
（一）唐以前国家东岳祭祀与道教祭祀
道教建立后，在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为了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其教理教义更好地被大众接受，遂不断地将国家祭祀及民间祭祀中的已经有一定影响的神灵吸纳进来，成为自己神祇体系内的神。道教体系内的许多神灵都源于已有神灵的吸收改造。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有百神：
汉初。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
上述神祇多属于国家祭祀体系内的神灵，后来多被道教所吸收，同时成为道教体系内的神尊。如“天帝演变为玉皇大帝，天、地、水神演变为三官，北方七星宿神演变为玄武（真武），其他如东岳大帝、四海龙王、城隍土地、门神及灶神，最初都是民间信仰的神灵，后转而成为道俗共祭的偶像”。泰山是属于国家祭祀的山岳，泰山神是国家祭祀体系内的重要神祇，同时泰山又成为道教的名山，道教吸纳泰山神成为自己的尊神。
国家祭祀有明确的祭祀等级规格，道教本身也有自己的祭祀体系，即所谓的道教科仪、斋醮法事，二者都要在各自体系内对泰山神灵进行相应的祭祀，因此，泰山祭祀同时属于国家祭祀及道教祭祀两个祭祀体系。“五岳为道教名山灵地，五岳之神是道教神祇体系中重要的神灵，而五岳之神同样是以儒教为背景的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神祇，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行其是。”[37]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发展期，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道教祭祀主要是本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与国家祭祀系统并无交集。唐以前道教在泰山的活动也仅仅是传道布教，道教的行道活动也不列于国家祀典。这一时段，二者对于泰山神的祭祀也仅是在各自体系内为祭。
（二）道教五岳祭祀与国家五岳祭祀的融合
唐代以前，国家祭祀与道教祭祀并无太多交集。唐代，道教与国家政治生活开始频繁接触。自唐建立以来，有多位皇帝崇尚道教，隋唐时期，释、道、儒三教并存，隋以佛教最尊，唐以道教为先。武德八年（625），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确定了先老、次孔、末后释宗的三教排名，道教成为国教第一。唐代道教作为国家宗教，其斋醮法事为皇室所看重，正式登上国家祭祀的大雅之堂。唐玄宗御敕编撰的《唐六典》，将道教斋醮列为国家祀典。[38]有学者研究指出，“唐朝皇帝一方面将道教的始祖老子尊为自己的宗祖，设机构将道士作为族亲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又将道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相联系，将道教仪式引入国家祭祀（如山岳河渎的祭祀）的礼仪之中。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促进了道教的发展”。[39]唐开元十九年（731），道士司马承祯上言：
开元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上竒其说，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40]
在此之前国家五岳祭祀与道教五岳祭祀于各自体系内为祭，也正是在这一年道教五岳祭祀与国家祭祀开始产生交集，此次司马承祯的上言被唐玄宗采纳，五岳所在地各自赐建真君祠。司马承祯想要建立五岳真君祠的目的，是想近一步与国家五岳祭祀靠拢，五岳真君祠的建立，使得道教在对于五岳的祭祀上有了自己独立的神祇祠庙，并设计出了自己的五岳祭祀体系。然而五岳在各自所在地建立的真君祠，实际上还是道教系统的神祇，国家祭祀的五岳神与道教祭祀的五岳神仍然是分属不同的系统，并且各自为祭。正如相关学者研究中指出：“实际上司马承祯的设计并未完全成功实施，现实中，道教与儒教五岳之神仍然并行，难以产生交集，且儒教之五岳神灵仍是国家祭祀的正神。可以说，两类五岳神祇多以分立或竞争为主，很难产生交汇。”[41]道教五岳祭祀融入国家五岳祭祀体系，二者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结合始于宋代。
宋代继续延续唐代岳神加封帝号的制度，宋真宗时，加封五岳为“天齐仁圣帝”，并命建五岳帝宫奉之。立于岱庙的宋晁迥《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铭》述五岳观之创建云：
（真宗）乃命案驰之东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经始，别建五岳帝宫。
五岳帝宫即五岳观。[42]《泰山文献集成》中也有相关记载：
升泰山之神曰天齐仁圣帝，乃命案驰道之东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经始，别建五岳帝宫，以申崇尚之礼焉，御制《奉神述》，诏中书召侍从之臣谕以制作之本意。[43]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五岳观始建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
《实录》于八月己未书，命中使邓守恩修五岳观；九月丁亥又书，初建五岳观于南熏门内之东偏。[44]
又《宋会要辑稿》礼五《集禧观》载：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等就南熏门内奉节、至远三营地，及填干池之西偏建观，以奉五岳帝。又命内侍邓守恩监修。仍作保康门于朱雀门之东，又作延安、安国二桥，南辟街与观北门相直。[45]
由以上文献可知，五岳观的建立时间为大中祥符五年九月，五岳观的主要职能是为了奉祀五岳帝。五年后至祥符九年（1016）五岳会灵观方始建成，《宋会要·礼五·祠宫观》载：
观成。车驾亲诣酌献，凡延真殿，虚其中，启醮于此设立。次则五殿差布。正东，东岳天齐仁圣帝；正西，南岳司天昭圣帝；正西，西岳金天顺圣帝；次东，北岳安天元圣帝。皆相对面。西岳、北岳稍退。中位，中天崇圣帝，又稍退。每殿二夹，东岳佐命曰罗浮山、括苍山；南岳储副曰霍山、潜山；西岳佐命曰胏山；北岳佐命曰河逢山、抱犊山；中岳佐命曰少室山、武当山。皆设真君像，殿廊各图山岳形及得道事迹。崇元殿设灵宝天尊像，二夹殿设中茅、小茅君像。观西壖别有小池，中建为鸿福殿，扶桑大帝、旸谷神王、洞渊龙王像，每岁春秋，具祝文祭赛。[46]
此时五岳观所奉五岳帝与国家祭祀的五岳帝已经是同一神祇，即道教五岳神与国家祭祀的五岳神完美的结合。
首先，五岳观所供奉的五岳神是国家祭祀的五岳神。建立五岳观的目的是奉祀五岳帝，五岳帝乃国家祭祀系统的神灵，这一点下面的史料可以很好地证明。北宋延续了唐代以来的山川封爵现象，真宗于祥符四年（1011）：
五月乙未，加上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岳曰中天崇圣帝。命翰林、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崇饰神像之礼。其玉册制，如宗庙谥册。帝自作《奉神述》，备纪崇奉意，俾撰册文。[47]
丙戍，新修集禧观成，初会灵观火，更名曰“集禧”。即旧址西偏，复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盖取真宗尝著《奉神述》也，因命知制诰蔡襄，重模真宗御书，故本立石于东庑，名曰“奉神殿”，仍令襄书额。[48]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真宗建立五岳观的目的是奉祀列在祀典的五岳帝，仁宗皇佑五年（1053）重建五岳观所在地也是旧制西偏，且根据真宗的《奉神述》取名为奉神殿。由此可见历代的五岳观所供奉之五岳帝，皆是列在祀典的五岳帝。
但是，同时五岳观供奉的五岳帝又是道教神祇系统的五岳神。“五岳观神祇以灵宝天尊为中心。以五岳帝为主体，辅以夹侍等仙真，此系列神灵显然属道教神系。从其宗教社会活动来看，也以道教仪式为主体。所以京城五岳观奉祀的是道教系列的五岳之神确定无疑。可以说，五岳观供奉之五岳帝，又与列在祀典国家祭祀的五岳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同一性。”[49]
因此，北宋五岳观中之五岳帝，也既是国家祭祀之五岳神祇，又同属于道教祭祀之五岳神。二者二位一体、合二为一于五岳观。
国家祭祀的五岳神与道教的五岳神合流，在祭祀仪式上也表现出了互相融合的情形，五岳观不仅是官员参与祭拜之地，并且在官方主办的祭祀场合同时建立道场。五岳观在其建设过程中命大臣至观中祈雨并遣官祭祀岳渎，与此同时在观中建立道场进行祭祀。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十七日：命宰臣以下分诣寺观祈雨，遣官祷岳渎，仍命参知政事丁谓建道场于五岳观。[50]五岳观建成以后，其由官方主导的祭祀活动，其仪式与用乐更好地体现出二者的融合。《宋会要辑稿》载：“御书殿额，自正阳门设仪仗、僧道威仪，教坊作乐，迎导赴观。又许士庶烧香三日，赐文武百官假一日。”[51]即在五岳观举行的活动中，既有官方的参与又有道教的参与，既有国家礼仪之用乐又有道教斋醮科仪。国家五岳祭祀与道教五岳祭祀在祭祀仪式与用乐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京城五岳观的设立，是将国家祭祀所在地五岳神移至京城，并将其纳入道教系。可以说正是这次五岳观的建立，使得国家五岳祭祀之神与道教五岳祭祀之神两个系统的五岳神合二为一。从此以后国家祭祀的五岳之神与道教祭祀的五岳之神为同一神灵系统，不仅是神灵的合体，同时也是两个不同祭祀体系的融合。在官方主持的五岳神祭祀中，国家祭祀仪式与用乐与道教祭祀的斋醮科仪同时存在，这是五岳祭祀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同时也对五岳所在地的祭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宋史·礼志五》载：“遣官祭告。诏岳、渎、四海诸庙，遇设醮，除青词外，增正神位祝文……帝自制五岳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坛之地构亭立石柱，刻文其上。”[52]
以上文献说明，北宋时，五岳各所在地的庙宇也成为道教设道醮祭的场所。在醮祭时，增设正神位祝文，并且皇帝亲自制作五岳之醮告文，派遣使者代替皇帝醮告五岳。这是京城五岳观祭祀对五岳所在地岳庙的影响。[53]北宋开启了五岳祭祀的新篇章，国家祭祀的五岳神与道教祭祀的五岳神合流，不仅是京城的五岳观，五岳所在地的岳庙也实现了二者的合流，即从宋*开代**始地方上的五岳庙祭祀同样也是官方与道教共同参与的。京城五岳观的设立，开启了五岳国家祭祀的重大变化，并引导了地方岳庙祭祀的变化。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其庙宇即东岳庙的祭祀自然也不会例外。
不仅如此，到了元代，道士还获得了代替朝廷祭祀岳渎的权利。东岳泰山也是其必祀之处。如冯志亨《重阳成道宫记》云：
蒙哥皇帝即位之元年，诏征掌教大宗师真常李真人，上亲授金盒香、白金五千，佩金虎符，代礼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所不举。[54]
王鹦《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碑铭》亦云：“岁辛亥，先帝（元宪宗蒙哥）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祀岳。冬十月，遣中使诏公（李志常）至阙下……自恒而岱。”[55]
道士取得代替朝廷祭祀岳渎之权，俨然国家正使。《元史》载：“岳镇海读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十有九处，五道……道遣使二人……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岳四渎祠事……宜遣重臣代渎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56]“遣朝廷重臣及名儒道士祭祀岳渎祠，遂元朝定制，自此道士取得代朝廷出祭岳渎之特权，俨然国家正使及元世祖定五岳祭礼，除专遣蒙汉贵臣外，亦沿用道士，遂成定制……此制度至明初犹沿袭不易，故洪武、永乐遣祭泰岳，皆以道士伴行。”[57]
（三）国家五岳祭祀与道教五岳祭祀的融合对泰山地方官府祭祀的影响
泰山东岳庙同时属于国家祭祀之正祀之祭。东岳泰山神又是道教神祇，道教本身也要对其进行祭祀，最初二者所祭祀的泰山神乃各自神祇系统的神灵，宋代京城五岳观的设置使得国家五岳神与道教五岳神合二为一。因此，自宋代始国家与道教所祭之东岳泰山神乃同一个神，并且在官方主持的祭祀仪式上，既有官府祭祀仪式及用乐又有道教斋醮科仪，即道教科仪及用乐进入到泰山东岳庙（岱庙）官方祭祀仪式中，成为定制。
唐代泰山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步渗透、发展，地方上也出现了泰山神的行宫——东岳庙。自唐始，五岳神开始被加封，东岳泰山神更受到帝王的推崇。自唐至宋元时期，东岳泰山神屡次被加封，从自然神转化成为与天齐的帝王。东岳庙在历史某一时段被称为“天齐庙”。唐代封东岳泰山神为“天齐王”，宋代真宗五岳加封帝号，封东岳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元代加封为“天齐大生仁圣帝”，正是因为历史上东岳泰山神有“天齐”的封号，特别是宋代“天齐仁圣帝”的加封，加之这一时期是全国普建东岳庙的兴盛时期，因此后世有些地方东岳庙遗址仍称为天齐庙。《钦定四库全书》有如下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御制《仁育宫颂》言叠旧作岱庙诗韵（有序）：玉泉山西择爽垲地，建东岳天齐庙，而名之曰仁育宫，天齐之称见于《史记》，东岳岱宗则虞帝之所柴望也。今祠宇遍天下，明灵扬诩，理大物博，岂非以仁育万汇，不崇朝而雨天下？语曰：泰山不让土壤，固无往而弗格也。既为碑记，以落庙成，兹经过展礼，辄依旧作岱庙韵，以成颂言。出震尊为五岳宗，配藜布濩岂拘封。一拳即是扶桑石，五鬣宁殊汉代松。瑞气氤氲笼玉殿，苍灵肃穆仰金容。[58]
由上可知，玉泉东岳庙又叫东岳天齐庙，后又命名为仁育宫。
正是由于帝王对泰山的特殊青睐，加以泰山主掌生死的职能，由此这一信仰逐渐延伸至民间，至宋代泰山神信仰已经辐射至全国。人们不远万里，纷纷到泰山朝拜泰山神。也是在这一时期，为方便百姓祭祀，帝王下令全国普设东岳庙。这一点地方志中各地修建东岳庙记里多有表述，如：
东岳行宫，在郡东门外易俗里，即伪闽时所建东华宫之泰山庙也。宋大中祥符间，寖广其制，明崇祯中重修。又有行祠，在连江县钦平下里。[59]
东岳庙，在县治西，宋祥符间建，元大德至元中尝加修葺。[60]
王通叟《东岳行宫记》载：“宋真宗祥符九年有事，泰山岳神显异，诏天下郡县悉建东岳行宫，人始得以庙而作敬所。遂安县自始建。”[61]
发展至明清时期，全国县制以上地方官府基本上都有东岳庙，东岳泰山神信仰遍及全国。如福州东岳庙记载：
五岳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东岳独为天下宗，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阙。[62]岱为五岳之宗，在昔天子巡守祭告必先焉。圣哲封禅祝厘扬烈，亦唯有事泰山，于他岳则未之有闻。后世祀礼寖，繁山川之神，臣、庶通祀无禁，以岱岳于方为东，在德为仁，赫乎有神，导和弭沴，生物福民，咸有赖焉。于是有大生仁圣之号，而行祀遍天下矣。[63]
作为列在祀典的国家普设的泰山东岳庙行宫，在地方官府的管辖范围内也要对其进行祭祀，在其官方主持的祭祀中，其仪式及用乐等同于泰山东岳庙（岱庙）地方官府之祭。《明史》载：“议上，乃命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并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64]因此，全国东岳庙祭祀官方祭祀仪式及用乐，与道教斋醮科仪共存。明清时期，东岳庙祭祀乃国家小祀，属全国群祀、通祀的等级，由于制度的规定性，全国各地地方官府东岳庙祭祀仪式及用乐存在一致性。道教五岳神与国家祭祀体系五岳神的融合，使得道教祭祀名正言顺地进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中。不仅如此，宋元之际，道士获得了代祀岳渎的特权并成为定制，促进了五岳祀典道教化。如皇帝遣道士祭泰山神的例子：“永乐四年，皇帝遣道士严嗣安、监生马武至，祭东岳泰山之神。”“永乐五年，遣道士复生、监生张礼祭。”有研究者指出明代是我国的道教发展的最完备的一个时期，到了明代就有了神乐署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这一时期宫廷祭祀音乐与道教斋醮科仪音乐成为一脉体系。洪武元年（1368）设立了管理道教的玄教院，洪武十五年（1382）改玄教院为道录司，地方上设置道纪，建立神乐观来掌管乐舞以备祭祀用，并且神乐观的道士自己拟定祭祀音乐的乐曲、乐器，培训乐舞生，命一正六品提点，隶属于直接听命于礼部掌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寺，这一制度在南北各大道观都有推行。“北京的东岳庙、蟠桃宫、吕祖祠、岳庙均属‘神乐观’，居乐舞生，平时着道装，蓄发住庙，但可有家室，父子世袭。遇有朝廷盛典，即奉诏入宫参加祭典仪式。演奏的乐曲属宫廷祭典音乐，使用乐器比较多”，[65]雄壮宏伟而又不失欢快。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一年（1378），遣道士吴永舆等祭泰山；二十八年（1395），讨龙州赵宗寿，遣神乐观道士乐本然等祭告泰山。[66]在《正统道藏》里至今还保存有明成祖时制成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记录了明代斋醮赞咏的实录。乐章无论从内容形式上还是音乐进行上，可以说与宫廷祭祀音乐都有很好的吸收融合。到了明末，斋醮科仪由宫廷流入民间，与民间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相结合，使音乐风格更加丰富多彩。清代在道乐管理上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岱庙、东岳庙祭祀本身属于国家祀典，宋元明清国家祭祀道士参与，岱庙本是道教的庙宇，道教有科仪及道教音乐。因此岱庙、东岳庙在某一时段、在某一特定的程序上，其祭祀仪式及用乐上有道教的成分也是顺理成章的。
道教祭祀是东岳庙祭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唐以前，道教五岳祭祀与国家五岳祭祀在各自系统中为祭，唐代国家五岳神与道教五岳神的相互融合，使得原本属于两个系统里的神祇合为一体，由此形成了官方的祭祀体系中道教的参与，这种改变使得地方上的五岳祭祀也受到影响，如此形成东岳庙祭祀中道教科仪的加入。东岳庙地方官府祭祀中有道教祭祀的加入，道教斋醮法事有自己独立的仪式及程序，其随出现在官方的祭祀仪式中，却有自己独特的祭祀体系。
庙会乃官方主持下民众参与的祭祀，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祭祀平台。在庙会上一切与泰山信仰有关的相应祭祀都可以参与进来。道教本身就把泰山神列为冥界的主神，作为重要的祭祀对象，因此庙会上道教的参与祭祀也是很常见的。
第三节 岱庙与东岳庙
一、岱庙
泰山古时又被称为“岱山”，泰山上修建的祭祀泰山神的主庙因此被称为岱庙。泰山乃五岳之东岳，因此岱庙又称东岳庙、东岳泰山庙。岱庙建立的具体时间，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岱庙“‘秦时起畤’‘汉亦兴宫’”，[67]意思是指秦代泰山就有了岱庙的建制。关于“秦时起畤”的史料仅此一条，无从考证。因此有不少学者对此也提出了质疑，并且对于岱庙初建时间史书中也有不同声音。《风俗通》曰：“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按《志》，唐庙在岳之南麓，岱岳、升元二观前，当为汉址，宋改今地。”[68]元长山尹杜翰撰《延禧殿堂庑记》：“岱宗有祠，实自唐始，宋大中祥符肇建今祠。”[69]
从上述两条史料来看，对于岱庙的建立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从汉代便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唐代才有。然而汉代《风俗通》又有记载曰：“代宗庙十月日合冻，腊月日凅冻，正月日解冻，皆太守侍祠。”[70]既然汉代都已经有了掌管岳庙的官员，那么说最晚到汉代，泰山就已经有岳庙的建制了。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国家祭祀、皇家祭祀的范畴，历代帝王祭祀、封禅泰山必谒岱庙，岱庙是帝王封禅泰山祭祀泰山神的地方。明代还一度称岱庙为“天子庙”，成为皇帝的专属庙宇，岱庙被称为“天子庙”的史料并不多见。目前只有岱庙所存的明神宗皇帝万历圣旨，明确地称岱庙为“东岳泰山天子庙”。圣旨曰：
赐谕东岳泰山天子庙住持及道众等：朕发诚心，印造道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宫观供奉，经首护敕以谕其由。尔住持及道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清静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道经厂掌坛尚膳太监李升贲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此谕。大明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
圣旨中明确称岱庙为“天子庙”，可见岱庙皇家祭祀的性质。岱庙不仅是皇帝祭祀的重要庙宇，唐代岱庙还被列入国家祀典，地方官府也要祭祀。学士薛瑄《庙记》记载：“东岳泰山之神故有庙，在山之阳。朝廷有大典礼、大政务，则遣使告焉。”[71]直到清代封建制度解体，岱庙一直是官方祭祀的重要庙宇。
二、东岳庙
除岱庙祖庭外，地方上的东岳庙都被看做是东岳泰山神的行宫，“它属于东岳大帝的分身机构，同样具有主管人之生死的职能，且地方上的东岳庙中也有对泰山地府的模拟。庙宇的大小决定了对于泰山地府的模拟也不尽相同，大一点的庙宇模拟的机构设置多些，小一些的庙宇则相对少些。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它是城市的‘异界’，是城镇居民表达信仰的神圣空间，人们可以就近实现‘朝岳’的信仰行为。而对于地方官府地方官员来说，一方面它是国家在场的象征，地方官员上任，都要到东岳庙进行祭拜，以显示其神圣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它是城市潜在的秩序维持者，有着制约与服务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72]
由于泰山神主管生死的职能，泰山神信仰也逐渐辐射到普通老百姓中，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之相去甚远，生死之事对于他们来讲才是大事。从生来讲，人活着就难免会生病，天灾*祸人**是常事，希望活着的时候少病灾、多福寿。由于泰山神主管人生的职能，希望其能保佑平安无病祸，并能延年益寿。从死而论，传说人死后都会到阴曹地府，在那里接受审判，地府神会根据其活着的表现，给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投胎转世早升极乐，还是接受酷刑惩罚，都由地府判官说了算。而泰山神主掌阴间事，是地府的统领者，普通老百姓对其进行供奉其原因还在于，如果在阳间做了坏事或者亏心事者，希望泰山神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即便是生前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如果是转世投胎也希望来世能投奔个好人家。另外一个层面，泰山神和城隍一样，还具有地方保护神的形象，但是他的权力要比城隍大得多。因此普通百姓也会对其进行供奉，愿其能保一方平安，祈求风调雨顺。
唐代，供奉泰山神的东岳行祠已出现，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泰山府君祠，在（鱼台）县西十二里。”[73]“临朐太山祠始于隋代，诸城县天齐庙唐贞观元年（627）建，庆云县东岳庙，一曰天齐庙，相传建成于唐代。登州府文登县赤山（在今山东荣成海岸）法华院在这一时期也供奉有泰山府君的画像。”[74]韦丽文章中认为，唐代泰山神信仰已经辐射到山东全境。
到了宋代，泰山神信仰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然而，此时地方上的东岳行祠却没有普遍设立，各地的信众不远千里万里来泰山岱庙祭祀泰山神。由于受当时交通情况的限制，偏远地方的民众去泰山进行祭拜着实不太方便。于是有官方代言申请地方建立东岳行宫，方便老百姓祭拜。这一恳请得到允许，如《山右石刻丛编》中载百姓去泰山祭泰山神之路遥以及真宗赐各地建东岳庙的情况：
越以东岳地遥，晋人然备蒸尝，难得躬祈介福。今敕下从民所欲，任建祠祀。[75]
很多史料也证明，宋代是东岳庙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关键时期。正是由于宋真宗这道圣旨，宋代历史上出现了建立东岳庙的热潮，全国大部分的东岳庙，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据《畿辅通志》载吴澄《大都东岳仁圣宫碑记》：
天子祭天下名山，岳为众山之宗，岱又诸岳之宗也。东岳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礼各不同。岳者，地只也，祭之以坛壝而弗庙。五岳四渎立庙，自拓跋氏始，当时惟总立一庙于桑乾水之阴，逮唐乃各立一庙于五岳之麓。若东岳泰山之庙徧天下，则肇于宋氏之中叶。古者祭五岳之礼视三公。盖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诸神、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岳渎，臣之最贵者。[76]
这一点地方志中各地修建东岳庙记里多有表述，如：
东岳行宫，在郡东门外易俗里，即伪闽时所建东华宫之泰山庙也。宋大中祥符间寖广其制，明崇祯中重修。又有行祠，在连江县钦平下里。[77]
东岳庙，在县治西，宋祥符间建，元大德至元中尝加修葺。[78]
王通叟东岳行宫记载：“宋真宗祥符九年有事，泰山岳神显异，诏天下郡县悉建东岳行宫，人始得以庙而作敬所。遂安县自始建。”[79]
自此，东岳行祠在各地纷纷建立，泰山信仰日益深入人心。宋代，由官员奏请皇帝下诏，允许全国普建东岳庙，方便老百姓对其进行供奉祭祀。
官员*愿请**，皇帝赐建只是东岳庙全国普建的一个外在表现。泰山神神职扩展，即主生又主死，导致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扩大，信仰面的扩大是其全国普建的一个重要内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官方的介入。根据《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二》“大宋国忻州定襄县蒙山乡东霍社新建东岳庙碑铭（并序）”中的记载：
盖是时东封事端，朝野上下方以成礼，岱宗比隆往代，谀媚之士争迎合土木祷祠之事兴天下，靡然向风，而东岳之庙遍寰宇矣。[80]
正是由于对泰山神的尊崇，使得泰山神信仰迅速蔓延。官员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各地争相修建东岳之庙，这应该是东岳庙全国普建的主要动因。因为即便普通老百姓再怎么信奉，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不被允许也是枉然。正是由于皇家的尊崇，“官员的迎合献媚，官方层面的推动，普通百姓的信仰，多方面的结合，才推动了东岳庙的全国普建。地方志资料显示，地方上东岳庙建立高峰期是在宋元时期。根据统计，南宋时期，全国几乎所有的郡县乡邑都有东岳行宫被人们供奉。仅杭州一个地方就建有五处东岳行宫。”[81]根据文献记载，金元时期，东岳庙在地方已经相当普及。山西芮城，金泰和三年（1203）《岳庙新修露台记》载：“夫岱岳者，首载于国家祀典。今则天下之广，一郡一邑，莫不卜地建立行祠。”[82]“郡”“邑”是古代行政区划单位，郡的设置首见于战国时期，秦代以前比县小，秦代起比县大。隋朝废除此制，武则天时复用此制，相当于府县的建制。如《安福州东岳庙记》载：“五岳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东岳独为天下宗，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阙。延佑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达噜噶齐哈喇丹始建东岳庙于城东门外。”[83]“今岱宗之庙遍天下，无国无之，无县无之，虽百家之聚，十室之（里），亦妥灵者。”[84]形象地描述了元代东岳庙的庙祀状况。资料显示到了元代，大部分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基本上都有东岳庙的建制。宋元是东岳普设时期，但却难以说像明代那样明确地将东岳庙和多种神庙以国家祭祀统一归置。
作为列在祀典的国家祭祀体系内的东岳庙，明清这一时段统一划为国家小祀、群祀的祭祀范畴（明为小祀、清为群祀），如《太常续考》“大祀源流事宜”载：
祀有三，曰大祀、曰中祀、曰小祀。大祀曰：天地、宗庙、社稷、陵寝；中祀曰：朝日、夕月、太岁、帝王、先师、先农、旗纛；小祀曰：后妃嫔、太子王妃、公主及夫人，曰三皇、曰先医、曰五祀、曰司火、曰都城隍、曰东岳、曰京仓、曰启圣公、曰汉寿亭侯、曰文丞相、曰姚少师、曰北极佑圣真君、曰金阙玉阙真君、曰司牲。[85]
国家制度明确规定，小祀、群祀是各地方官府的职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方上又掀起了修建东岳庙的高潮。通过对地方志中东岳庙的梳理我们也看到，明清时期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官府基本上都有东岳庙，东岳泰山神信仰遍及全国。如明代《福州东岳庙记》载：
五岳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东岳独为天下宗，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阙。[86]
又岱为五岳之宗，在昔天子巡守祭告必先焉，凡圣哲封禅祝厘扬烈亦唯有事泰山，于他岳则未之有闻。后世祀礼寖，繁山川之神臣庶通祀无禁，以岱岳于方为东，在德为仁，赫乎有神，导和弭沴，生物福民，咸有赖焉，于是有大生仁圣之号，而行祀遍天下矣。[87]
不仅北方泰山神信仰普及，东岳庙遍布，在南方以及边疆地区，如在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地也都有了东岳庙的建制，包括台湾也有东岳庙存在。“台湾一共有23个主祀或配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加上金门也有泰山庙和修文殿主祀东岳大帝，可以说是遍及全岛。这25座东岳庙中，以东岳大帝为主祀神明的如下：宜兰东岳庙、头城东岳庙、新竹东宁、苗栗东岳府、铜锣五福庙（主祀五岳大帝）、台南东岳殿、善化东岳殿、学甲圣岳宫、高雄鼓山高南东岳殿、高雄鼓山地岳殿、高雄内惟王武宫、高雄盐埕东岳灵殿、高雄路竹武安宫岳府殿、屏东新园盐埔东岳殿、屏东新园中洲东岳殿、屏东枋寮郑圣庙、台东东岳殿、金门泰山庙、金门修文殿。还有一些庙宇虽然没有明确标识是东岳庙或者东岳庙殿，但供奉的主神却是泰山神，如屏东枋寮的‘郑圣殿’、新竹东宁宫的前身即为东岳庙、苗栗五福庙、高雄的王武宫、金门的修文殿等。此外，配祀东岳大帝的庙则有：台南二天府、台南西港庆安宫、台南麻豆代天府、高雄鸟松小南海观音寺、高雄凤山城隍庙、屏东都城隍庙，这些庙都设有东岳殿来奉祀东岳大帝。”[88]
这一时期促进东岳庙修建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原因，即皇帝对道教的尊崇。道教盛行于民间，促进了道教宫观的建立，东岳庙很早就被道教吸纳，乃道教著名的庙宇。因此东岳庙在明清时期得以大修广建。随着东岳泰山神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明清时期，泰山神行宫东岳庙遍及全国各地，直到封建制度解体，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官府大都有东岳庙的存在。
小结
山川之祭早已有之，泰山乃古代山川之祭的延续。汉代有了五岳制度，泰山作为五岳之一，后由于其位置特殊，历代帝王的尊崇，帝王的封禅、祭祀，使得泰山的地位不断提高，被列为五岳之尊，泰山成为国家意义上的山岳代表。正是由于历代帝王对泰山的尊奉，东岳泰山神的地位也一度提高。
岱庙乃泰山的主庙，又称东岳庙，供奉泰山神，皇帝来泰山封禅、祭祀，必先谒告岱庙。泰山神是道教的主要山神，道教自产生之初，就把泰山化为其主要的栖息地，把东岳大帝泰山神也列为其道教主要的山神，其泰山主生死的观念也一同被道教吸纳，泰山成为道教名山，泰山神成为道教的重要山神、冥府之主，因此泰山、岱庙也是道教祭祀的重要场所。
东岳泰山神信仰不仅仅是帝王的神、官方的神，由于帝王的推崇、道教的宣传，赋予泰山神主管生死的职能。生死之事是大事，对泰山神的供奉，关系到人死后的“归属”问题，普通老百姓也因此对其格外信奉。宋*开代**始，全国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开始普建东岳庙，各地方官府都要对其进行供奉祭祀。
祭祀就会有仪式，所谓“礼乐相须以为用”，岱庙作为供奉泰山神的重要庙宇，在此举行祭祀仪式及其用乐都是最高规格。除了皇帝亲自赴岱庙祭祀之外，岱庙所在的地方官府也要对其进行祭祀，日常的祭祀不同于皇帝来时的规格，地方官府的祭祀自有一套体系与其地位相适应。明清时期国家小祀有明确的规定性，各地东岳庙属国家小祀（群祀），具有通祀的意义，各地方官府均要祭祀。由此，泰山、岱庙、东岳庙祭祀涵盖了祭祀的多层级、多类型性。
注 释
[1].詹鄞鑫：《神灵与祭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2].[汉]司马迁：《史记》（1），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3].[汉]司马迁：《史记》（1），第12页。
[4].[汉]司马迁：《史记》（1），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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