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打工几年之后，手头有了一些积蓄，我就将房子盖在小镇旁边，离老家堰头湾有七八里路远。这儿新盖了不少房子，房子的主人也都是各个乡，各个村聚集而来。
住在我右边隔壁的女主人，是我们乡三村的。因了这种关系，我们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经常会在一块聊一聊。
女人比我大几岁，真不愧姓高，身材真的很高，瘦瘦的，走路带风。她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干活爽快麻利，一些老规矩也懂得多。附近这一块，但凡谁家有个婚丧嫁娶，总是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
她的嗓门特别大，尖尖的，经常隔着好几个田埂，她的声音还一个劲儿的往人们耳朵里钻。人们称她为高大炮。
忽一日，她端着饭碗，倚在我家门口旁。“某某，你过来一下，问你个事，你们村的大礼堂还在不在？”“哟嗬，你还记得我们村的大礼堂？”“当然啦，小时候我们没少去过。”“大礼堂早倒了，已经被推土机铲平，要种山茶呢。”
高大炮一口饭含在嘴里，半天吞不下去。
她小时候经常到我们大礼堂，那肯定不是看戏，就是看电影。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在那儿玩呢。大礼堂是我们村的地标性建筑，承载了我太多的青春回忆，尤其是80年代。
我们湾在我们乡最大，依着地势分南北两头。北头以矮岗为地标，小孩子都在那边玩。我们属于南头，大礼堂就是我们的地标，我们就一直在这边玩。平时南北很少来往，只是在村里有电影，会唱戏的时候。
那时的大礼堂，立在山岗上，差不多有足球场大小，白墙黑瓦，巍峨高耸，像一位大将军，非常有气势，是我们村唯一的二层建筑。
它的前面有四人合抱的水泥柱子，光溜得可以看出人的影子，它们牢牢地支撑着二楼。二楼左右两旁有一间房，前面的大窗口上架着一个扩音喇叭。每每有什么通知，喇叭里便传出洪亮的声音，久久地在湾子上空回荡。四周的白墙上都刷着红色的标语，什么“XXX办事，XXX放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什么“坚决拥护XXX的领导”等等。
彼时，大队安排一个孤寡老人照看大礼堂，防止小孩子用弹弓打玻璃窗，防止村民偷里面的桌椅板凳，注意一下屋顶是否漏水，再就是若有干部来开会，顺便烧烧饭。
老人应该六十多岁，腰躬得几乎与地面平行。他的牙齿掉了许多，嘴巴瘪瘪的，说话有些变调。他长期戴着一顶灰黑的窄沿帽，拄着一根拐棍。
不知他有没有名字，反正全村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叫他老家婆。
有时，我们在礼堂岗上打鸟，石头子掉在屋顶上骨碌碌地响，老家婆会突然从侧门出来，杵着拐杖，迈着细碎的步子朝我们撵来，边撵边发出含混不清的叫骂。有的伙伴被他撵得兴奋起来，故意捉弄他，又用弹弓将喇叭打得呯呯响。老家婆气得捶胸顿足，甚至拼着力气将拐杖扔出去，当然，也只是扔出去几米远，吓吓而已。
平时，若不招惹他，老家婆倒真像个家婆，慈眉善目，笑意盈盈。有时，他去供销社买日用小事，经过我们身边时，会掏出几只红红绿绿的糖。
平时没有事，大礼堂一般是静寂的。有时一整天都看不到老家婆的身影，不知他在里面干什么。有的人好奇，便故意踢门敲窗，只一会儿，老家婆就探着头骂骂咧咧地出来了。
我不知道老家婆从哪儿来，也不关心他从哪儿来。反正一年到头，没看到任何人来看他，也没看到他去任何地方。他像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只在大礼堂孤独地进进出出。
礼堂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坪，草坪边缘是一道缓坡，底下有供销社，轧棉厂，全都属于公家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被老家婆撵跑了，又会在这儿来捉迷藏，或者钻到轧棉厂的地道里，捡那些丢落的棉花籽，拿到家里炒得喷喷香。又或者将那些碎碎的棉絮收集起来，装在尼龙袋里，交给大人换来一分两分的硬币，攥着硬币再跑到供销社，买来几颗小糖，躺在那一片柔软的草坪上，剥下糖纸，你舔一下，我舔一下。
我的老屋也在大礼堂底下，与供销社和轧棉厂并排，只有二三十步的距离，每次高音喇叭响起时，我家的屋顶总是嗡嗡响。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我想用弹弓灭掉它们，才惹得老家婆总是朝我扔拐杖。
围着大礼堂四周，全都栽着一人抱的大刺槐，像一柄柄大伞矗立着。它们陪着大礼堂一起经风历雨，一起看着朝阳升起，一起看着举水向南流去。大人们晚上喜欢在这儿纳凉，聊着收成，谈古论今。姑娘嫂子喜欢在这儿绣鞋垫，说着心事。老家婆喜欢坐在这儿拉二胡，如泣如诉，惹得无数人倾听。
我和小伙伴喜欢爬上刺槐树，在上面掏喜鹊窝，或者摘那白洋洋的刺槐花，一篮子一篮子地聚起来，再丢进猪圈里喂猪。往往上一次树，身上不是被刺扎了，就是爬上很多蚂蚁，时不时在某处咬一下，皮肤便出现红点。
记得有一次，我们无事爬上刺槐玩耍，黑皮站在一个枝子上，踮脚够着想要采摘头顶的一串刺槐花。不料，他低估了他的份量，用劲一抵，脚下的枝子一下断掉，他整个身子沿着树干向下滑去。幸亏他灵光，有点劲，及时的抓紧了树干，才不至于一跌到底。
等他下来时，嗷嗷叫着，指着下身。我们扒掉他的裤子，摆起他的鸡鸡，发现袋袋上面，扒拉掉了好大一块皮，红赤赤的有血渗出来。他痛得火烧火燎，满头大汗。正巧，老家婆路过，看到情况后，扔下拐杖，赶紧从兜里拿来火柴盒，撕掉两侧的黑砂皮，沾点口水，贴在上面，再用两根丝茅草将它缠紧。
黑皮痛得像杀猪般的嚎叫起来。我们让他躺到草坪上，才发现他的下巴早已磕得出了许多血，而他根本就没感觉到痛。
那天，黑皮不敢回家，怕父亲发现伤口揍他。他随着老家婆进了大礼堂的厨房，吃了一顿他“此生最有味道的面”。
我们都很羡慕他，巴不得受伤的是自己。可是，不要说吃面条，一直以来，我们连大礼堂的厨房门都没进。
直到它多年以后倒掉时，黑皮站在那堆废墟上，还得洋洋地指点着，”这儿就是土灶的位置，上面有两口大锅。诺，这儿还摆着一张桌子，我坐这边，老家婆坐那边。我连着吃了三碗，老家婆一碗都没吃完。”
不光黑皮记得那顿面，我们也记着他的伤。有时我们聚在一块，几个当年的伙伴会突然扒掉他的裤子，摆起他黑不溜秋的鸡鸡，看着他袋袋上那一条浅浅的白印痕，笑着说，他当时只顾小头，不顾大头。还会一本正经的问他，“现在，你幸福吗？”
黑皮依旧会嗷嗷叫着，完全没有吃面时那幸福的一丁点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