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南部（尤其是阿根廷），浪漫主义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横扫文坛。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向拉丁美洲引入了浪漫主义。他20岁时前往巴黎待了四年；其时，缪塞、拉马丁、大仲马、雨果和其他法国诗人正处于创作高峰期，他们的作品令他大开眼界。一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便开始以浪漫主义的基调和风格发表诗歌；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一个推进新运动的文学俱乐部"五月协会"（"五月"得名于阿根廷获得独立的月份）。"五月协会"是一个肩负政治使命的文学组织，从事反对胡安·马努埃尔·德·罗萨斯[插图]独裁*政暴**的斗争和文学活动，很快发展壮大，影响力扩大至各省乃至邻国乌拉圭。身为自由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埃切维里亚积极投身反独裁运动，后*亡流**蒙得维的亚，直至去世。
巴黎之旅与余生不懈的政治、文学活动，使得埃切维里亚成为拉丁美洲典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追随。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协会"：作家们（尤其是诗人们）聚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阅读他们正在创作的作品，密谋反抗独裁政权。
埃切维里亚发表的诗作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却极为深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长首**篇叙事诗《女俘》，收录在诗集《诗韵集》（1837）中。该诗描述了玛利亚与丈夫伯里安历经阿根廷与印第安土著的战争，出逃潘帕斯草原的故事。战争中，土著居民抱着对白人的复仇心理顽强作战，而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与之对峙。伯里安身负重伤，在他弥留之际，玛利亚穿过汹涌激流和烈火草原，漏夜将他带离危险地带。最终，他仍因伤势过重死去，而玛利亚被士兵搭救后，得知儿子已被印第安人杀死，当即倒地而亡。这对夫妇被埋在一个十字架和一株翁布树下，树长得强壮而结实，象征着他们的英勇行为。该诗颇有奥维德的遗风。
尽管《女俘》的情节有些夸张，甚至有些老套，诗中展现的一些创新之举却不能不提。与贝略、奥尔梅多和埃雷迪亚相比，埃切维里亚摒弃了流行诗作中使用的传统的短诗行和典故。或许更重要的是，诗中描绘了阿根廷的自然环境，包括美洲特有的动植物，它们的俗名来自印第安语言的方言（如"翁布树"）。但诗中最令人叹服的，还要数被潘帕斯无垠草原激起的无尽之感：那是一片无沙的"沙漠"，丰盈的草植延伸至天际。埃切维里亚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这种找不到方向的宇宙空虚感中得以升华："沙漠/广袤无垠，辽阔无疆/又充满奥义。"
19世纪中叶，文坛出现了一批有志于追随贝略的主张和着力构想"拉丁美洲文学"的诗人、评论家和学者。他们或作为外交官驻守他国，或因自己国家的独裁政权而*亡流**；他们在巴黎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城市聚集；他们怀揣浪漫主义情怀，多为阿根廷人，其中也不乏秘鲁人、智利人、委内瑞拉人和哥伦比亚人的身影。他们对于彼此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在其结集出版的散文和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这些作者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但编辑却不是。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玛利亚·托雷斯·卡塞多（1830—1889）也是一名外交官，同时写作散文和评论，他于19世纪中叶居于巴黎，与那里的拉丁美洲文人相交甚笃，出版了一套名为《拉丁美洲主要作家、历史学家、诗人、知识分子之传记与评论》的丛书。此外，托雷斯·卡塞多在巴黎还办有刊物《海外信使》，刊登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智利人迭戈·巴罗斯·阿拉纳（1830—1907）策划了一套丛书《美洲图书馆：美洲作品拾遗》，计划在巴黎出版16至17世纪的美洲佳作（尽管最终得以出版的只有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雷多将军的一部作品《不屈服的普伦》）。
所有的出版作品中，最杰出的要数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安·玛利亚·古铁雷斯（1809—1878）的文集《诗意美洲》，作者与埃切维里亚同属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圈。作品最初发表于作者的*亡流**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诗意美洲》开篇以贝略的《致诗神》作为解释性引言，彰显了古铁雷斯试图为美洲诗歌建立传统的宏伟雄心。这股浪漫主义潮流在拉丁美洲还感染了多位文坛巨匠，并催生出19世纪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作：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文学史诗《马丁·菲耶罗》。
在众多浪漫主义作家中，古巴诗人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1814—1873）可谓拉丁美洲继17世纪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后最杰出的女诗人。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出生于太子港（今卡马圭省）省会，母亲为古巴人，父亲为西班牙人。她22岁离开古巴，创作高峰期基本都在西班牙。她创作诗歌、小说，剧作也小有名气。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的个人感情经历颇为丰富，有过两段婚姻、一个非婚生女儿，以及若干情人。或许是由于青年时大量阅读西班牙新古典主义诗作，她的写作风格浪漫而克制。她在西班牙文坛颇有名望，西班牙文坛已将她纳入"西班牙作家"之列，但因身为女性，未能获准进入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
她的诗作颇有学院派风格，格律不一，笔法精湛。她于1859年回到古巴，受到知识界和文化圈的热烈欢迎。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一直将自己视为古巴人，对祖国怀有强烈的热爱，这种热爱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体现在她于22岁登上驶离古巴的海船时写下的一首十四行诗《在我远行时》（1836）中。她还为埃雷迪亚写过一篇动人的挽歌，表达了古巴对于失去一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悲恸之情。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身为西班牙军官的女儿，也嫁给了一名军人，但仍然坚定地支持古巴独立，她还写过一首庄严的十四行诗以歌颂乔治·华盛顿，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解放者。她于1864年再次回到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