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硕士研究生开始每次参加学术会议都有冲动,想提问题,开始还有点胆怯,怕提错了,后来就觉得,在学术圈里混,必须要学会提问题。
我比较善于思考问题,吸收别人的东西,激发自己的思想火花,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参加一百场会议,观看一百个幻灯片,可能仅仅一两个观点对你的研究有用。研究癌症就是这样,肿瘤学包括外科、放射、化疗、病因学、病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所有的学科都装在脑子里,也不一定能产生一个好的医疗新思路,这可不是简单的学科集合,而是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而新点子、新方法还要有实用性。
台上的演讲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都吸引我。在美国期间,讲学讲座特别多,只要有空每个学科我都去听。在实验室每周的早会上,更能轻松地学习,也可插嘴发言、讨论,对我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我羡慕每一个演讲者,直到1994年,我当上了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助理教授,走上了讲台,才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在台上讲和在台下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学毕业后,那么多同学愿意留校当老师,给学生讲课,展示老师的魅力和风范,成就大师气质。记得上大学时,病理课的郑老师把炎症讲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像是说书,让人听得入迷,感觉生动有趣。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深入浅出,讲得学生们目不转睛。
有关肿瘤的学术会议是比较乏味的,回国创业前听的都是英文讲座,我留学九年,英语已是相当不错了。1995年,由我牵线,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与滨州医学院签订协议成为友好医学院,两个医学院之间互访,我自然就成为了友谊使者,也成了兼职翻译。有一次在母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院长的讲座,讲课的内容是脑癫痫病的治疗。在完成了翻译工作后,我站在母校的讲台上,讲我在美国的研究——P16基因与骨癌细胞粘附力。这次讲演,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走上讲台,有点自豪,同时觉得也算为母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回国创办医院的三至五年间,没有机会上讲台去讲课,倒是给我的职工们讲了不少。
在肿瘤界渐渐有了名气后,2003年,全国名医大会邀请我讲课,会议的组织者要我出一笔赞助费,我问他:“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私立医院,带有广告性质。”看到了吧,这就体现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的又一个不同之处。私立医院不管出现在哪里,都有广告因素,不管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广告。而公立医院就不存在广告因素,这是何道理?交了赞助费就不用交会议费了,我们一行五人参加了会议。我的讲课内容新颖,从创业到新疗法,从理论到实践,有理有据,步步为营,赢得在场医生们的一阵阵掌声。我还讲到了在美国替人打官司,为中国人争了气,是赢了美国医生的第一个中国人,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当我讲完走出会场,许多人跟了出来,讨教治癌方法,要名片,留电话。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怕影响下一场的讲课,劝他们回去听课。

后来,我到美国讲在中国创业的经验,受到留学生、华侨的赞扬。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药学院也给硕士生们讲过学术课。2006年和2008年曾两次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讲创新与创业。2013年北京保法肿瘤医院开业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石满老师还专门送来我当年的讲座录像,现在我们医院作为继续教育的普及教材,对年轻医生和护士进行培训。北京保法肿瘤医院开业后是老师专门送来当年两次讲座的录像,真是让人感动啊。
通过一些讲课活动,我希望给予留学回国创业者启迪,激励留学生们练就本领。希望硕士生们、博士生们有更多的发明创造,为破解癌症“黑洞”密码做出一份努力,贡献一份力量。
通过讲课,让我感到了实现自我的价值。别人欣赏你,你会从中得到鼓舞,再努力,再前进。
在中国,我的研究仍然在进行,我的肿瘤研究所里有研究生在为我的研究而工作,我的治癌疗法在不断改进,临床疗效也在不断提高。我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术界,几乎成了民间科学家,我私下与医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交流时,他们经常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你已经是一个私立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经济实体的法人,你怎么还在做研究?你不是肿瘤学院派的专家,只能是非学院派的专家等等。
学院派的肿瘤专家,主要身在大专院校的附属医院,是各级学会的骨干,掌握着教学的任务;非学院派就是在一般医院的肿瘤专家。的确学院派是主流,非学院派相对少些。学院派掌握着这些学术界的大权,能够左右和掌控学术方向及未来走向,非学院派似乎只是为医院的工作而存在。我是在搞癌症的研究,而且是前沿的治癌研究、临床的治癌研究,我不是学院派。但是如果我到大医院工作,慢慢也就成了学院派,这区别就在于我所处的位置,我觉得这对我并不重要。

很遗憾,在中国的私立医院中,真正争气的医院很少,与那些为了钱的大医院没有什么差别,有些小私立医院只是为了钱。私立医院搞癌症研究,我是先例,我的老校长顾方舟在参观我的医院时说过:“保法,你开创了民营医院研究癌症的先河。”
学院派也好,非学院派也罢,都是在研究癌症,治疗癌症,谁干得好就向谁学习。我就是这样的态度,不管别人怎么想。
讲课、演讲并非只是专门为学院派设计的。2008年在吉林长春市举办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年会,我受到邀请去演讲。同样,因为我是民营医院的院长,交了赞助费。
那天上午,我听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一位专家的讲课,他讲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的进展,还有一些肿瘤外科专家讲了他们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认真听的同时,我在想:没有多少进展呀,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治癌水平吗?
陈竺(原卫生部部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王振义教授的研究很好,在世界上打响了,走出了国门赢得荣誉,也为中国人争光。他们研究的内容是*霜砒**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其机理研究是受体机制,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药品,是从中国的民间到官方,从假药到真药的典例。当初*霜砒**是民间的药物,后来成为哈尔滨医院的院内制剂,在临床应用多年了,效果显著。在美国留学的王进博士专门从美国回来,做了深入的调研,与中国的某医院签订了合同,带到美国开发,美国的曼哈顿投资公司投资,申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获得成功,主要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2008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年会下午,轮到我讲“非手术靶向治疗癌症的新思维”:中国化疗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我的研究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从肿瘤内部的“黑洞”里缓释抗癌药物杀死肿瘤细胞,还将杀死的肿瘤细胞有效地转化成肿瘤自身疫苗。乍一听是天方夜谭,但事实的确如此。我有理有据地介绍了我的研究,治疗肿瘤不仅有疗效(肿瘤的大小已控制稳定、缩小、消失),而且病人的生存期得到延长,P值小于0.05,表示统计学有显著性的意义,即免疫“缓释库”与“缓释库”的生存期比较,前者提高了100%—500%,肺癌一年生存率从26%提高到49%,胰腺癌一年生存率从5%提高到28%,肝癌晚期一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39%。
数字惊人,掌声如雷。一位来自吉林大学的李教授,站起来问了几个问题:“第一次听到化疗不仅不降低免疫力,还能提高免疫力?”“第一次看到肿瘤内治疗效果这么好,遗憾时间太短了,我们了解得不全面。”“我一定请你来我们吉林大学讲你的肿瘤治疗。”
15天后也就是2008年8月17日,我应邀来到吉林大学第一附院。因为飞机晚点,本应由我开场的演讲,拖到了第二位,先由另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讲了基础免疫学与肿瘤。我讲了《化疗免疫治疗肿瘤的临床应用》。现场有400多名大夫听讲,掌声不断,提问的人也不少。讲完了,很多大夫围上来要联系方式,其中还有一位小袁曾经在我院里工作,后考硕士研究生来到了吉林大学。
阚杰也来了,在加州大学进修时,他住过我家。晚上和阚杰等八九个教授一块吃饭,又讨论了我的研究。有位基础免疫学教授了解我在美国的经历和取得的成果后,很是羡赞我。阚杰也不停地插话说:“于老师你原来不仅是开医院呀,还在研究肿瘤免疫治疗方面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啦。”
这场演讲之后,至今仍有许多医生与我保持联系,我也多次去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为病人治疗。

其实,我在2005年就被邀请去了美国,在美国德州休斯顿世界最知名的肿瘤中心(M.D.Anderson), 院长约翰·安德森(John Menderson)出钱邀请我去演讲。而他们药物发展中心的主任罗伯特(Robert)还愿意帮助开发新药,大约100万美金的费用。因为他们可以做院内的新药临床实验,而且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承认他们的Ⅱ期临床结果。可惜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亨利(Henry)及弗洛维尔(Followwill)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时弗洛维尔(Followwill)的父亲投资了50万美金,为我的发明成立了公司,他们认为还得找到更大的风险投资。转眼金融风暴来临,他们的梦想成为泡影,没能在美国借助风险投资做大药业。但我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也在美国展示了我在中国的治癌研究。
转眼到了2005年,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美国的风险投资助手魏莱,他把我的发明告诉了他的老板史密斯(Smith),他们研究了我和我的医院一番,表示愿意投资,条件是两家医院必须进来,要有对赌协议。他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功了他挣钱,失败了他也不赔钱。亨利(Henry)、弗洛维尔(Followwill)和我最终意见没法达成一致。我的医院还有董事会,都担心对赌的事不可靠,一旦合作恐怕一味地追求利益,最后不但失去自主权利,还会妨碍医院的长远发展,对医院不利,对病人也不利。
2008、2009、2010、2011这四年,由于有投稿,我参加了美国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年会。2011年世界抗癌大会在中国召开,我做了主题发言,赢得了中外学者的好评,这是当年唯一一家私立医院参加这种会议,我很知足。一位德国专家也在研究肿瘤内治疗,他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演讲,然后逮着我问个不停。下午会议结束后,在飞机场,还追着问我,直到快登机了,他还在问:“好像你还有一点保密。”是啊,也不应该全部告诉别人的,我总该留一点吧。
2011年和2012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细胞治疗大会,我做了主要发言:靶向免疫治疗恶性肿瘤,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
那次会议结束后,回宾馆的路上,坐在同行的车上,和驾车的张教授聊了起来,他说:“于教授,我们那桌的专家都在聊你。”
“聊我什么?”
“都说你开创了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先河,是个体化治疗之父。”
“我的免疫‘缓释库’治疗,具备了局部靶向缓释化疗,又兼顾了全身免疫治疗,具有个体化免疫疫苗治疗的特色,我还在研究中呢。”
展示自己,应当实事求是,注意谦虚,避免过度张扬。我恪守自己的治学态度,谦虚而客观地评价肿瘤治疗的现状,注重和听取同行们的反馈信息。
尽管如此,只要批评过度治疗,手术、化疗的缺点,总是让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不舒服。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手术、化疗的优缺点。手术在早期可用,化疗在中晚期可用,这些他们都很懂,但还是在做着“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事情。同行们啊,我建议在疗效没有保证时候,放弃这种治疗比较好,对病人有利!我一谈起这些常见问题,就会引来他们的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
记得东平医院开业后,我在美国休息,但华人的活动我都参加。多数都是学生物、分子生物、药物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专门研究肿瘤疗法和抗癌药物的专家。大家聚在一起,难免问长问短:“你的肿瘤医院用什么方法治疗?疗效怎样?”我都有问必答:“一种新的肿瘤内给药的‘缓释库疗法’。”
“噢,药物缓释现在是很时髦的。”
“对,近30年来,药物缓释的研究非常盛行。”
很热门,也就没什么争议。当我说到治癌疗效可以达到84%时,专家们很惊讶,都瞪大了双眼,表示怀疑:“全世界任何一种抗癌新药疗效无非是20%—30%,你没搞错吧?”
“我没有搞错,因为我的方法不是一种药的作用,是几种因素的集合。让肿瘤迅速凝固的作用本身,就具有60%—80%*伤杀**肿瘤的作用,再加上药物作用和缓释技术等几个联合作用,临床使用后就会有惊人的效果。”
“你的治愈情况怎么样?”
我说:“因人而异,情况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疗效提高了,生存率提高了,但并非治愈。”

十五年过去,经过统计学分析,我们在治疗上效果是显著的:与常规治疗相比,肺癌疗效翻了一番,胰腺癌翻了五倍。
听了这一番解释,我的朋友说:“认识老于十几年,干事严谨 、认真,不会虚夸,说疗效好,肯定没问题。”
“在学术上可不能吹牛啊。”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为了消除同行们的怀疑和不理解,让他们了解我的研究、发明及肿瘤治疗效果,我们举办了一届“中华肿瘤靶向治疗论坛”学术交流会。
2008年4月,交流会在山东珍珠泉宾馆举行,到会人数300多人。
参会的知名人士有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的老所长张友会院士、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王琳芳院士、中华医学会原理事长宗书杰、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李家熙等。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主持会议,邀请来意大利的教授参会。北京协和医院杨宁、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胡逸民等在会议上做了发言。
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踊跃参加了学术会。
山东省肿瘤医院专家付春宴和同事们一行也来到会场,他兴奋地说:“我当年没白帮你,终成大业了。” 当年刚开业时,正逢付教授退休,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来到我们医院带教年轻医生们,并经常参加查房和会诊工作,和我们一起制定肿瘤研究和治疗的方案,“缓释库疗法”定稿时,他还提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场学术会议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起码在同行中,对我有了新的认识:于保法的发明确实具有科学性,在肿瘤研究上有理论基础、动物实验、数据支持和临床病例,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意义,而且做的规范,无可挑剔。这么多年了,我的要求并不高,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我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消除关于我的负面传闻,我曾给省委书记写过一封信,信发出后,就接到省科技厅的来电话:“定于2009年12月6日组织部分专家到你院考察。”当时来的有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省药监局和科技厅的专家,我汇报了关于肿瘤内化疗免疫、治疗癌症的临床应用。
他们提了许多问题,最后表示:“原来不明白你们怎样治癌,现在知道了。”据说,事后专家们给省委书记写了一个汇报材料,此后,争议就小了。我明白,不能阻止人们对治癌的争议,因为癌症“黑洞”至今还没揭开谜底,这场抗癌的战争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
目前,在癌症的研究领域里,有一部分研究者只在治疗癌症申请标书上下功夫。什么科学严谨,什么先进水平,没有能真正拿出提高临床疗效的方法或药物。扪心自问,拿了国家科研经费,你真正贡献了什么?难道写几篇文章发表一下就算是交代了?
癌症是世界的难题,人类的公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想为攻克癌症做贡献,都是受欢迎的。无论贡献的大小,成功与否都应当被尊重,我作为肿瘤医师,作为一家肿瘤医院的院长,作为癌症患者的朋友,作为誓与癌症对抗的良知学者,我已经踏入了这个癌症“黑洞”里,并愿意投身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癌症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天都在继续,我没有理由观望!没有理由懈怠!
不再理会那些匪夷所思的传言,我潜心钻研肿瘤的治疗,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在临床上也取得了更好的疗效。回到了祖国,能为祖国人民做点事,我已经非常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