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嘉明
转自 | 历史之棱镜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
—《十二堂生命课》序言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是一代一代个体生命的累积，生者和逝者的持续交替，或者说是生与死周而复始的历史。所以，如何解读生命，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十二堂生命课》，通过12位讲者，以其亲身的经历、学习和感悟，对生命做了各自的诠释。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是值得读者思考的。
（一）生命之“美”不会因为“残缺”而改变。人类是尚“美”的，生命之美有时被演化、外在为身体之美。著名的古希腊维纳斯雕像，超越时代，是举世公认的女性美的典范和象征。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达· 芬奇创作的维特鲁特人，成为男性人体完美的象征。青春、强健、身体曲线、肌肉、容颜，都是生命之“美”的符号。然而，真实的生命并非如此。青春是短暂的，衰老替代强健，曲线会消失，肌肉会萎缩，容颜终究老化。那么，“美”真的因此不复存在？罹患乳癌，行过切除术的叶丹阳在《残缺之美：当我与乳腺癌遭遇》中以亲身经历回答这个问题。起初她曾认为，如果失去乳房，比死更可怕。因为它是体现女性美的身体部分。但是最终，丹阳不仅接受了“残缺”，而且能够看到“残缺”背后的美学，“过去完整的身体并非完整的我，今天残缺的身体才是我真正的完整。此刻拥有的身体，是上天给的真正的我、最终的我、重生的我，它是独特的，也是美丽可爱的。”是的，“美”需要审视，审视是主观的。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美的价值，生命的每个阶段和每种形态，都可以发现“美”之所在。丹阳的忘年交朋友，第五讲的讲者张家敏女士，如今已经78岁，她也是以自己的生命历程极好地证明了这个道理。残缺与美的关系，在奥运会和残奥委会中也是一种极致的表现。当我们看奥运会时，无疑会强烈地感受生命之“美”，既有强健的生命力，也有线条匀称、肌肉结构造成的形体之美。而如果观看残疾人奥运会，同样会感受生命之“美”，它并不因身体残缺而打折扣，相反，更为震撼，凝结于脑海中的美感，挥之不去。
（二）生命过程需要“生者”与“逝者”的交集。每一个当下拥有生命的“生者”，都会遭遇不同的“逝者”。“逝者”可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大人物和小人物，素昧平生，也可能是熟知的亲人和朋友。对于前者，因为没有什么情感纽带，会同情、唏嘘，却不会伤痛；而对于后者，因为存在情感纽带，很可能陷入忧伤而难以自拔。曾鹏宇在《那些逝去的生命教给我们的事》中讲了与他有交集的四位不同的逝者，第一位的名字是陆幼青，曾是公众眼中的“成功人士”，家境殷实，2000年去世之前，以一周两篇的频率连载自己的“死亡日记”，拥有百万读者；第二位的名字是朱进忠，农民，艾滋病感染者，来自一个三千人口，却有一千人感染了艾滋病的自然村。朱进忠收留和抚养了48名父母双亡致孤的儿童，于2005年过世，时年38岁。第三位是子尤，少年作家，代表著作《谁的青春有我狂》，2006年16岁时因癌症去世。曾鹏宇注意和决定采访子尤，是因为看到了子尤的一篇题为《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的文章，子尤直指人性中的虚伪。第四位是曾鹏宇本人的父亲。他描述父亲“不运动、爱抽烟、爱喝酒、爱吃肥肉、脾气急、不看书、不听医生的话，还卧床多年”。2016年去世，69岁。“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说到底，曾鹏宇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生者”而言，要在意周边的生命，关注病者和临终者的人生价值。这样，当他们成为“逝者”，就不是虚无，而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的影响是持久的，时而强烈，时而平淡，直到有一天，“生者”也成为“逝者”。
（三）生命本应坦然面对死亡。在第四讲《我们为什么害怕死亡》的讨论中，陆晓娅根据对“生死学”的理解和观察，提出：死亡恐惧分三大类，第一类来源于未知，就是不知道死后会去哪儿带来的恐惧；第二类是害怕死亡的过程很痛苦；第三类是恐惧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再也不能去做什么了。其中最核心的恐惧是第三类。死亡就是game over，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陆晓娅支持“充分活过”的理念，因为“充分活过”，生命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死的时候会更为坦然。显然，这仅仅是一种解释。古往今来，有太多的人，并没有 “充分活过”，仍可以对死亡持有坦然之心。例如，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农村和城市，对死亡的惧怕程度差别甚大，“在农村，死亡在家里，就在身边”。民间对“死亡”还有诸多的幽默描述。所谓“钻土窝”就是其中的一种。[1]“在城市，死亡过程在医院里，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什么事情都是越神秘越恐惧，所以现在死亡就变得更恐惧了”。值得注意的是，有无信仰对于死亡的恐惧程度影响至深，只是在对话中并未充分讨论。无论如何，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共同结果，它可能有自然或非自然的，较深痛苦或较少痛苦的，比较孤独和不那么孤独，有人怀念和很少怀念等等差别。每个人理应做好坦然对待死亡的精神准备，早比晚好。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了“人之死”的理念，并做了如此描述：“从对我们思想的考古学轻易地看出，人是一个最近的发明，并且或许接近其终结 ..... 人将被抹去，就像是一张张海边沙地上的脸”。[2]虽然，福柯的“人之死”理念很有离经叛道的味道，但是，却是深刻的。
（四）生命通过心理“伤痛”得以丰满。所有生命个体，都会经历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心理“伤痛”，例如年轻人的失恋就是一种“伤痛”经验。在各种“伤痛”中，失去亲人的“哀伤”无疑最为深刻。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认为，因为每个人跟亲人之间都有无法割裂的情感纽带，这个纽带构成亲人的生存体验，所以亲人之死跟别的死亡不一样，它并不意味着死者即刻从幸存者的世界中彻底消失。而在亲人中，子女之于父母，是亲中最亲。父母一旦失掉孩子，特别是唯一的孩子，则将“哀伤”的深度和长度推到极限。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就引发了“失去唯一孩子”的社会现象。第五位讲者柳红便是这样一位失去独生子的母亲。她所经历的“哀伤”非言语可以表达。然而，柳红终究走出来了。她在《失丧十年：我的路》讲述是什么支撑了自己？生命如何成长？柳红的儿子，是一个集智慧、善良、敏感、勤勉和勇敢于一身的少年，在16岁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生亦漂亮，死亦漂亮》，那是对一本书（《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的读后感。这篇文字展现了柳红与子尤，或者母子对即将来临的最后时刻的精神世界。在子尤去世的那天夜里，柳红在《子尤自由，自由子尤》的祭文中，向儿子承诺：“我一定如你所愿，活你希望的样子”。从那个时刻开始，柳红发现“我已经变了。而因为我变了，这个世界也变了”。这正是最为重要的。生命的本质是自己对生命的感觉，“伤痛”和“哀伤”无疑可以刺激生命主体的自我意识。“失丧”将柳红推到了生命的极端状态，让她发现了自己不曾知觉的潜力，在身体上，从练瑜伽到跑马拉松，再到连续三年参加在香港麦里浩径100公里行山的“乐施毅行者”极限运动；在生活上，素食、简单生活；在精神领域，开创了1980年代研究，承担公民角色，尽社会职责。文学中的悲剧最为深刻，穿透人性，是因为悲剧从来以死、痛苦、哀伤和哀痛为主题。生命是一个学校，对于一个成长的丰富的生命体，“伤痛”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缺失的一课。
（五）生命惟有“信心”得以支撑。第八讲讲者张进的题目是《地狱归来：对抗抑郁症，信心从哪里来》。“抑郁症”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因为，“抑郁症”患者很可能就在你的身边，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2015年，全球超过3亿人受抑郁症困扰，约占全球人口的4.3%。中国抑郁症病例占全国人口的4.2%。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2011年，张进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抑郁症患者，丧失工作能力，“茫茫然游走于医院各科室，如同行尸走肉”。但是，张进从“不自杀，按医嘱吃药，增加抵抗力和体力”开始，熬到了转机，实现了“临床治愈”，进而成为抑郁症的“研究者”，科普知识的传播者，抑郁症病患心路历程的记录和探索者。他认为，就社会群体而言，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但是，贫困阶层受苦更甚。“贫困使人抑郁，抑郁更使人贫困；二者交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在现阶段中国，不是文化人，白领，而是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的患病群体”。就个体而言，导致抑郁症的主要因素是“生物学因素”，“性格因素”和“环境压力因素”。张进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抑郁症患者，在“临床治愈”之后，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进行持续心理治疗，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来自对生命内在力量的期望，来自对生命的感恩，信心是生命的中心，支撑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勇气和价值体系。人生充满了苦闷、失落、挫败、忧虑，特别是恐惧，唯有信心，可以焕发生命潜能，再建未来信念。《圣经》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你可以不是基督徒，但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种震撼和启迪。
（六）生命在抗争疾病过程中升华。患病是人生常态。过去几十年，癌症上升为对生命威胁最大，令人最为恐怖的疾病。尽管癌症的治愈率也在不断提高，但依然对病人、医生和医疗资源构成压力和挑战。刘正琛地《和＂众病之王＂共存和战斗的十五年》中，讲的是自己在2001年罹患“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在治疗过程中，发起了“阳光骨髓库”和“新阳光慈善基金会”。“阳光骨髓库”已经实现“阳光千人计划”，即完成了征寻1000位骨髓捐献者及采血入库的计划，正在征寻到10000名骨髓捐献志愿者，并完成采血入库。与此同时，刘正琛还因为“关注白血病儿童治疗期间(一般1-2年)的教育问题”，在一些医院创建由志愿者支撑的“病床学校”。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更是有意义的：生命在疾病面前，不是退缩，不是放弃，不是无所作为，需要抗争。刘正琛向读者推荐了《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Maladies: A Biogra），因为这本书讲了癌症的整个历史，以及人类是怎样对抗癌症的。[3]人类对于癌症的治疗是从白血病开始，如今，白血病成为了治愈率最高的血液类疾病，通过化疗达到80-90%的治愈率。毫无疑议，生命对抗疾病，需要科学和医学的不断进步，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刘正琛说：“2004年我第一次去教堂，一直徘徊，十年之后我最终受洗”。“如果我心里面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平静、安宁，也能够做到谦卑。当我做到平安、谦卑之后，我遇到事情处理事情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
（七）生命要以平等为前提。自2000年开始，曾鹏宇持续关注艾滋病，走进艾滋病感染者群体。他在《艾滋病，你所不知道的新面孔》中，追溯了在中国艾滋病被认知、理解和重视的过程。在1990年代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死亡率非常高，发病几年之内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到了2013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死亡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六点几。到现在，这个死亡率已经进一步下降，低于1%。这个数字已经跟国际上趋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认为，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演化成了一个慢性病”。但是，艾滋病的威胁依然存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扩散；检测覆盖率，对疫情掌控不足；相当比例的感染者没有上药。关键在哪里？因为艾滋病群体存在着普遍的害怕：害怕身份和病情被泄露；害怕感染者身份被拒诊; 害怕抗病药物的副作用。当然，公众对艾滋病的各种担心还普遍存在。在曾鹏宇对艾滋病如此全面的记述背后，隐喻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艾滋病感染者，不应该被歧视，他们的生命与其他人的平等关系不应该因此改变。其实，不止艾滋病感染者，一切病人，精神的，身体的；表面的，内在的；传染的，不传染的；短期的，慢性的，都是生命的存在，而生命与生具有的就是平等。人类可以做各种划分，性别，种族，阶级，信仰，其实，还有一种划分，健康者和病人。健康者和病人可以转化，但是，病人的比例是稳定的。对各类病人的同情、呵护、尊重是人类道德基准所在。想想德雷莎修女，终其一生的人性之爱，献给的不仅是穷人，而且是麻风病的穷人。这里值得记住特里萨修女的话：“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圣人，那无疑我也是黑暗的圣人。我会继续远离天堂——为地球上陷入黑暗的人点燃他们的灯”。[4]
（八）生命的过程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第十二堂课，是于莺讲述《生命的四季》。于莺长期的职业是急诊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工作了十多年，我见过的死亡特别多，在我值班的时候，一天或者一晚上就会有两到三个不幸去世的”。正因为如此，于莺更在意生命的过程，她讲了自已亲历的几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主角是一对二十五、六岁年轻的小夫妻。妻子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得了急性胰腺炎，为了当妈妈，接受极为痛苦的治疗，结果孩子最终流产了。之后，这位女性冒着风险再次怀孕，终于如愿以偿。第二个故事，主角也是一对夫妻，来自农村，妻子体重不足六十斤，确诊良性胰腺肿瘤，但是，因为肿瘤把胰腺周围血管的神经紧紧地包在了一起，无法手术，只能维持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他们本应回家，但却无法离开医院，是因为家里的房子和地都被卖掉了，没有人了。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大学刚刚毕业，除了基本生活费，剩下的钱都给妈妈治病。2013年12月，外面下着大雪，妻子躺在床上，丈夫在地上拿硬纸板铺了一个简易的铺。最后，于莺帮助他们申请了特殊补助，做了某种治疗，虽然没有根治，还是可以回家了。然而，“虽然他们经济困难，但我从来没见过她老公愁眉苦脸，只要是他老婆醒的时候，他总是会给她唱歌，然后拉着她的手说，没事，家里的房子、地都在，别听他们瞎说，没卖。你就踏踏实实在这里治病，孩子现在毕业工作了，也能挣钱了”。可见，如何对待生命的过程，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希望，是多么重要。第三个故事，主角下海经商，获得成功时，却得了肾功能衰竭。在治疗过程中，“我都没有听他讲过难受或者抱怨”。祸不单行，他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和脑癌，不久逝去。这个只有一米五，瘦得不到八十斤的男人，却始终坚强和担当。所以，于莺告诉听众：“人生永远不要绝望”，却要“常问如何过一生”。生命是有其历程的，存在年龄渐增（age-graded）的阶梯，出生、成长、成熟到凋零；或者说，生命也有其发展阶段，儿童、青少年、成人、中年与老年。于莺用四季作为人生历程或者阶段，告诉听众，不可错过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季节完成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不仅可以愉悦于春风沐浴，也要经得起酷暑严寒。
（九）生命的主体尊严和权力。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在生命的大部分阶段，拥有被他人尊重的权利和尊重他人的道德约束。但是，当人患病，并且病程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如何实现自己的尊严；医生又如何维护患者的尊严，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大课题。王一方在《生命中最后一缕阳光 – 话说姑息与姑息医学》中，对这个课题做出了全面的阐述。他介绍“姑息医学”，在台湾称为“舒缓医疗”，或者“安宁缓和医疗”，所对应的英文是Palliative，包含缓和、减轻、掩饰、可斟酌的意思。不论是“姑息医学”，还是“舒缓医疗”，“安宁缓和医疗”，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一种行为：提供当今科学技术无法治愈的末期病患及其家属积极性的整体照顾。具体地说：当患者“病因治疗（根治性治疗）、发病学治疗不再显效时，无效医疗、无望康复格局下，病程进入不可逆的生命终末期，医疗团队改变诊疗战略，调整诊疗原则与方向，由病因治疗转为注重生命质量，获得无痛苦及身心灵舒适与舒坦状态的一系列包括症状学处置，社会关系调适，心理与心灵抚慰的方案”。这不再是传统医学观，“目的是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而非一味地延长衰败的生命”。此时此刻的患者，可能是晚期肿瘤患者，也可能属于失能、失智的老龄人群，罹患神经元性疾病的患者，他们已经丧失了维护尊严，对自己生命，包括自然死亡，不再具有选择和支配的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或者“尊严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接受。总之，生命主体在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可以安排死亡方式；在丧失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则可以让渡权利给亲人和医疗团队，实践“姑息医学”，或者“舒缓医疗”， “安宁缓和医疗”：将死亡作为生命中正常的构成和过程，作为尊重生命的一种独特形式，在从容、优雅和温馨的氛围中，解除患者的身、心、灵的痛，“将死亡的降临变成爱的降临”，“更好地渡过生命的最后时光，跨越衰老，濒死，平复丧亲震荡”。只有这样，生命的尊严和人的权利做到了有始有终。
《十二堂生命课》提出的课题毕竟有限。生命终究是每个个体不可逆的体验。如今，人们常常讲“生命科学”这个概念，一些大学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但是，在实验室和科学研究中所能揭示的终究是生命的有限领域。生命这个超级复杂系统，任何学科以为可以穷尽对生命本质的理解都是一种虚妄。还有，当下不乏对“健康产业”功能过度夸大的倾向。健康不过是生命的某种特定形态，只具有相对意义，生老病死确实是生命的常态，这绝非是通过“产业”模式和“商业”运作，“资本”手段可以根本改变的。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人类在解释外在世界方面，每天都会有长足的突破，而人类在解释自身方面，多少年来，无论耗费多少资源，却进展甚微。人类的宿命就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属于自己的生命。所以，人类对生命要永远持有感恩、敬畏、尊重和珍惜之心。
最后想提及的是，在十二讲的讲者中，有一多半是女性，她们对于生命的感 知、用心和理解，以及勇气和韧性，常常是超过男性的。
朱嘉明
写于2017年7月23日 台北阳明山
2017年10月22日北京新书分享会现场（从左至右：曾鹏宇、柳红、张家敏、叶丹阳）
[1] “钻土窝”是土话中对“死亡”的形容，类似的用语还有“停摆”、“钻烟筒”、“ 去苏州卖鸭蛋”等。
[2]（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 人类科学考古学》（LesMots et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3] [美]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Maladies: A Biogra），中信出版社，2016
[4]Kolodiejchuk《特里萨修女—为我照亮》（MotherTeresa: Come Be My Light），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