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日午后，我蹲在老榆树下看蚂蚁搬家。
它们排着长长的队列，从不远处一个柳树墩子下的洞穴开始，拖家带口，秩序井然、浩浩荡荡地绕过老榆树向高处的一棵柳树下的洞穴前进，这景象颇为壮观。在它们当中，有几只蚂蚁还叼着白色的蚁蛋。我用草棍儿挑逗着它们，把蛋从一只蚂蚁的嘴里夺下来，对着阳光，能影影绰绰看见里面的小蚂蚁。我把它放在不远处一棵草下。丢失蚁蛋的蚂蚁焦急地四处寻找着，不停地用触角碰一碰路过身边蚂蚁的触角，“诉说”着刚才的遭遇。只一会功夫，一大堆蚂蚁就聚集了过来。短暂的交流后，它们很快向四处散开，开始了寻找。这情景让我想起那天村民们寻找拃子的情景。
那天早上，我到拃子家找他一起上学，正赶上郭番叔因为拃子在前一天骂了他一句“神汉郭番，*巴鸡**冒烟”到拃子家告状。这回是拃子爹气冒烟了。他插上大门，扯过背着书包、正要和我一起上学的拃子，当着郭番叔的面操起一把苕帚对着拃子的屁股就是一顿狠抽，“让你闯祸！让你嘴欠！”苕帚都打散花了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拃子用手捂着屁股，疼得“哇哇”大哭，在院子里跳来跳去。拃子妈从屋里冲了出来，用双手抱住了拃子爹，“你把我也打死吧！”回头向拃子说了一句，“小犊子，你还不跑吗！”拃子爹挣脱了拃子妈的搂抱，但拃子妈又顺势抱住了他的大腿。只拖延了这么一会儿，拃子手一搭就灵巧地撺上了墙头。他站在墙头上，咧着嘴揉了揉屁股，“哎呦，*操我***妈的你**，真疼啊！”回头对着抱着肩膀看热闹的郭番叔连续大声喊了两句“神汉郭番，*巴鸡**冒烟——”就跳到墙外不见了。
“你！”郭番叔气坏了，在院子里四处寻找着砖头儿、石块什么的，那些能够扔出去打到拃子的东西。
拃子跑了，拃子爹不顾坐在地上抹眼泪的拃子妈，对着郭番叔说：“郭哥，你别生气，是我没管教好孩子，等他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算了，他还是一个孩子！”郭番叔说完，抽开门栓，“咣当”一声推开门去了。
晚上，拃子没有回家。拃子妈来到我家问我。我说：“拃子今天没到学校上学，老师还让我问您呢。”拃子妈慌了，满村子喊着“拃子——吃饭了——”
“白天我去河夹信子还看见他在西大坑那里来回溜呢！”柏东叔说，“就他一个人。我当时纳闷，这孩子怎么没去上学呢！”
拃子妈、拃子爹、父亲、柏东叔和我来到西大坑。大坑在村子的西头，很大很深，是生产队挖取黄泥脱土坯形成的大坑，因为常年挖，就挖到了砂层，渗出了水，只能废弃。现在，常年的雨水和地下渗出的水蓄满了大坑。每年秋天，生产队都将一梱梱青麻放进大坑里耨着，半个月捞出来，将外皮剥下来晾干后就是麻了。没事的时候，父亲就把麻从仓库拿出来用纺车将麻纺成粗粗细细的麻绳，有的粗得像擀面杖，有的细如电线。剥了皮的青麻就变成了白白的麻杆儿。我和拃子他们拿着麻杆儿当刀枪玩。麻杆很脆，几乎是稍微用力就断了。俗话说“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柏东叔用手指着坑边一块空地说：“他当时就站在这个地方。”
我突然看见了一双鞋：“是拃子的！”
拃子妈一下子委在地上扯着拃子爹的裤脚哭了起来。
“别哭了，我估计没啥事，”父亲安慰拃子妈说，“我了解这小子，不会想不开。”
拃子爹说：“没事，我儿子不会那么怂！”
拃子妈抽抽嗒嗒地说：“你们给评评理，拃子不就是骂了他郭番叔几句吗，教育教育就行了呗，至于往死里打吗？”
父亲敲的钟声急促地响彻在村庄上空，这是告诉村民，队里有急事了，赶紧到生产队集合。
村民们三三两两来到队部。队长秦国禄也来了，他把村民每三个人编成一组，四处散开寻找拃子。一个小时后，村民们都回来了，没有找到拃子。
父亲和拃子爹、柏东叔商量了一番，准备进坑里打捞一下。大炕的水很深，水性不好的人不敢下去。
“我来！”柏东叔脱下了衣服就要下去，但被拃子爹拦住了。
拃子爹脱去外衣，只留一条短裤，腰间系上手指粗的麻绳，柏东叔拽着另一头，一旦发生意外就赶紧把拃子爹拉上来。拃子爹往身上撩了几下水，试探着向坑的中间走去，刚开始水齐腰深，后来就没到脖子了。“他爹，你小心点！”拃子妈停止了抽咽，向拃子爹喊。
“没事，死不了！”拃子爹气哼哼地回应道。
拃子爹连续扎了几个猛子，用手在水底摸索着，摸遍了坑底，除了喝了几口臭水，半个拃子的影子也没有。拃子爹上了岸。
父亲分析说，水坑里没有拃子，大家也没有找到拃子，我认为，这反而能证明拃子没事。他是怕再挨打躲起来了，这小子心劲足，也说不准是故意把鞋脱在这里吓唬大人的。“大家都散了吧！”父亲挥挥手说。听到父亲这样说，拃子妈也安静了下来。
拃子爹回到家，打开衣柜想换条短裤，发现拃子躺在衣柜里睡得像死猪一样。拃子爹火冒三丈，操起鸡毛掸子就要打。拃子灵巧地蹦出了衣柜，躲到了拃子妈的身后。拃子妈抢下了拃子爹手里的鸡毛掸子，恨恨地对拃子爹说：“你要再打拃子，我就不和你过了！”
一只蚂蚁最终发现了蚂蚁蛋，把它叼回来交到它的主人手里，其它的蚂蚁过来与这只丢失蚁蛋的蚂蚁碰碰触角，也许是表达祝贺吧。这一幕让人感动，像发生在南山崴村里的故事一样。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知道是拃子来了。
“你干啥呢？”他问。
“看你呢！”我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我的情致被打扰了，心里有些不爽。
他也蹲了下来，我们一起看蚂蚁搬家。
“要有大雨了吧，”他抬头看看天空说。
我说：“可拉倒吧。你看，天空多晴，也没有风，大雨从哪来？”
“蚂蚁搬家山戴帽儿，大雨一会儿就来到。你没听大人都这样说吗？”
我向远处的哈拉巴山看看，它在阳光下发出浓重的青黛色。但山尖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是瓦蓝瓦蓝的天。
“走吧，”他搂着我的肩膀，用力带着我向着他走的方向，“菜团子他们在场院那儿等我们一起玩呢！”
我们来到生产队的场院。场院很大，四周是一人多高的土墙，里面是几个像小山一样的稻草垛。每年秋天，生产队就在这里打粮食。玉米、小麦、高梁的秸秆都由郭番叔赶着马车分给村民，稻草留着喂生产队的牲口。
在这里，我们玩捉迷藏、抓特务、老鹰捉小鸡，有时在一人多高的土墙上往前跑，看谁跑得远，不从墙上掉下来就算赢了。我们还登上高高的稻草垛，在上面蹦着跳着，欢呼雀跃。有时，打着滚、翻着跟头从草垛上滑下去，再爬上来再滑下去，头发上粘满了草屑，像现在公园里孩子们玩滑梯一样。
有时，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老鼠大摇大摆从我们面前经过，对于我们的吵闹，一点也不害怕。看见它，我们都不出声了，静静地看着它，直到它离开视线为止。它的巢穴就在草垛里。我们和它们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在这里，人与动物呈现出了最大的平等与和谐。
“看着点你们的孩子，别让他们再到队上的场院里胡闹了，好不好？！”在生产队的大会上，队长秦国禄生气地对村民们说，“墙那么高，孩子摔坏了咋整！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眼镜片后面，他的一只好眼明亮有神，那只假眼呆板无光。听村民们说，他的那只假眼是一只狗眼。问题是，人的眼球怎么能用狗的代替呢！
对于家长的斥责，我们依然我行我素。但我们很害怕秦国禄，有几次他来到场院来撵我们，喊了一句：“别在这胡闹，都给我滚！”我们吓得四处奔逃，躲了起来。我们用眼睛瞟着他，等他走了，我们又从四处回到场院继续玩。这里是我们的领地、我们的王国，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
令我意外的是，今天桂平姐也来了。她平时是不会出来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在一起玩的。
看到桂平姐，拃子突然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大声喊着：“不是我，别打我啊——”他学的是郭番婶发疯时的样子，声音尖利、难听，大家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死拃子，你作死啊！”桂平姐使劲地打了拃子的肩膀一下，“你再这样，我走了！”
拃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不说话了。
那天，我们玩的是攻山头炸碉堡，拃子拿着一副*用军**望远镜，站在草垛上，像指挥官一样指挥着我们向敌人的阵地冲锋。望远镜是拃子在部队当官的舅舅给他的，他当做宝贝一样，轻易不拿出来。只是桂平姐没有参加，她坐在墙角的一块石头上，静静地看着我们。
那天我们玩的特别开心，一直到日头西沉，月亮从东边的哈拉巴山顶上升起来。
“太晚了，大家回去吧！”拃子对大伙说。
“我害怕，”桂平姐对我说，“你送我回去啊?”
“行！”桂平姐拉着我的手，一起向村里走去。她的姑姑家住在村的最前一趟房，而我家住在最后一趟房。
桂平姐的手又热又软，让我产生了几次想抱住她的冲动。送完桂平姐，我折回向自己家走。走着走着，我就有些害怕了，脑海里都是老人们讲的鬼故事。月光下，一些事物影影绰绰越看越像人。我怕被鬼神发现，蹑手蹑脚，手心里全是汗水，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我不敢快走，也不敢回头，因为母亲说过，走夜路不要老回头。
回家要经过一个大石碾子。因为有月亮，很远就能看见它发着惨白的光。这个石碾子，直径比一个成人的身高还长，原先村里用了，后来不用了。既然不用了，有人就向村长秦国禄建议，将它套在村里的洋井管子上，因为洋井四周太泥泞了，人们在打水时非常不方便。在我的记忆中，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杨井文，他是村里的会计。村长秦国禄同意了，但过后遭到郭番叔的诟病。他说，洋井是青龙，碾子是白虎。白虎套住青龙兆头不好，会给村里人带来霉运。从此，关于这个碾子的传说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在晚上都看见，碾子上面站着一个人，等到了跟前却什么都没有。直到有一天，杨井文在县城供销社上班的女儿回来了，在晚上突然上吊死了。吃着商品粮，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多少人羡慕和眼红啊，怎么会上吊呢！秦国禄心里犯了嘀咕，第二天就让人把碾子扔到了野外。这是之后发生的事。
我不敢去看那个碾子，小心翼翼地从它旁边走过去。突然一声咳嗽传了过来。我本能地回过头，石磨上面蹲着一个人影。我的头皮发麻，双腿发软，脊梁骨“嗖嗖”冒着凉气，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撒腿刚要跑，那个人影说话了：“是小利吧？”是杨井文，他从石磨上站起来了。
“是我，杨叔。”我应了一声。
“你爸在家吗？”
“应该在家，您去吧。”
“周柏东去你家了吗？”
“不知道啊！”我没有再和他说下去，急匆匆地走掉了。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虽然每次见面他都非常热情，笑容满面，但他“公鸭嗓”的声音像一把木锉，他一说话，我的喉咙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很难受。
我回到家的时候，柏东叔果真在我家和我爸喝茶。
“叔好，”我和柏东叔打着招呼。
“这小子又长个了，蹿了一大截！”柏东叔摸摸我的头说。
我说：“刚才我碰见杨井文叔了，他蹲在碾盘上，吓了我一跳。”
父亲说：“这么晚了他在那里干嘛！”
“不知道啊，他还问柏东叔在没在咱家呢！”说完，我就走进里屋。
我没有睡觉，我要等到下半夜拃子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个秘密。
白天我和拃子站在草垛上的时候，拃子用手捅了我一下，把望远镜递给我。我举起望远镜，顺着拃子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片黄豆地，中间是一座孤坟。我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一座坟前挖着什么，随后从背篓筐里拿出什么东西埋了进去。他四下张望了一下，看看没有人就离开了。这座坟上长满了荒草，听父亲说，里面埋着一个叫三岛秀子的日本女人，已经有十几年了。
“好像是杨井文，”拃子说，“晚上，我们来看看，他在那里埋了什么？”
看我没有说话，拃子侧过头，斜着眼睛看着我：“你敢不敢？”
“怎么不敢！”
“真的？”
“嗯”
“那好，下半夜我去叫你。”
我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等着拃子来找我。南山崴渐渐地安静下来了，阒无人声。月光透过窗户，屋里被照得通亮。
不知过了多久，手电筒的光在窗户上晃了三下。这是我和拃子约定的信号。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屋门，又轻轻打开院门。拃子站在门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锹。他看见我没有说话，把铁锹递给我，转过身向前走去。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村子，向大地里那座孤坟走去。天上，一大朵一大朵的云彩急匆匆的向东涌动着，好像奔涌的河水。月亮一会躲进云层，一会又钻出来，大地时明时暗。
这条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只一会儿功夫就到了黄豆地里那座孤坟前。
“是这里！”拃子用手电照着一块新土说。他把手电递给我，把铁锹接过去，“你照着点，我来挖。”
土很快被挖开了，里面是块塑料布，用麻绳系着。拃子放下锹，解开麻绳，打开塑料膜，里面是一个酒坛子，上面也用一块塑料布蒙着，用细麻绳缠了几圈。
“打开吗？”拃子看看我说。我没有回答，拃子解开麻绳，拿掉了塑料膜，把手伸进坛子里，掏出了里面的东西。
“这么多的粮票！这么多的钱！”拃子惊呼起来。
拃子说：“这个杨井文，哪来这么多粮票和钱？一定是从生产队贪污的。”
“我们把它拿走吧，”我说。“不能这样便宜了他！”
“好！明天告诉我爹，让他到生产队报告。”
我们把坛子里从土里挖出来，把坑填好。我一手拿着铁锹，一手拿着手电筒照着路，拃子抱着坛子跟在后面。我们一起向村里走去。忽然，拃子说：“不回家，到场院去。”我没问为什么，跟着拃子调头向场院的方向走去。
我们来到生产队场院，将坛子深深地埋在墙角，上面扬上浮土，压上了几块石头，又将一些破烂的稻草盖在了上面。这件事，我们决定不向任何人提起，我们要静观其变，看杨井文有什么反应。
当我们干完这些，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大地被照得通亮，瞬间霹雳在头上炸响，把我的耳膜震得嗡嗡响，我吓得一下子坐到了地上，接着大雨从天上倾倒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坚定地认为和我们拿走埋在孤坟那儿的东西有关。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我和拃子都讳莫如深，不愿提及。每天早上，我们上学时特意从杨井文家门口路过，有时看见杨井文在院子里用大扫帚扫地，或者拿着大瓷茶缸子喝水。瓷茶缸子漆都快掉没了，布满了斑驳的黑色。
一切都很平静，但我的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冥冥之中，总觉得平静的背后，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就像两个相互仇视的人，在沉默中积攒力量，有一天因一件小事引发冲突而大打出手。也许，我和拃子都在紧张地等待那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我们心照不宣，只是不愿说出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从杨井文家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南山崴寂静的早晨，哭声特别清晰，完全可以让每家每户听到。
柏东叔来了，人没进屋声音先到了：“杨会计的闺女没了，昨晚上吊了！”
“哪个闺女？他不是好几个闺女吗？”父亲紧忙穿靯。
“老二，在县供销社当会计的那个。”
我和父亲跟着柏东叔的后面向杨井文家跑去。
杨井文家屋里屋外都是人。在院门外也有些邻村的人，他们三五个凑在一起，议论着，不停地伸长了脖子向杨井文家院里看着。
“想开些，别哭了，身子要紧！”几个女人边抹着眼泪，边劝慰着杨井文的老婆。她躺在炕上，泪水已经流干，声音嘶哑地干号着。杨井文蹲在院子里，用树枝在地上胡乱划着，默默地垂泪。他的头垂得很低，我看不见他哭泣的脸，一滴一滴眼泪落在地上，渗入到泥土中。
出殡的那天，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几个强壮的村民抬着棺椁走向村后太子河边的幕地。长长的送葬队伍在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行走在逶迤的乡道上。
有两个半大孩子站在高高的土坡上，浑然不觉小雨已经淋湿了衣服，神色黯然地看着这一切。多年后，我在一首描写故乡南山崴的诗作中，将这支送葬队伍比喻成一条村庄的鞭子，使劲抽打着悲凉的大地。
事情还没有算完。在杨井文给女儿操办完丧事不久，杏山县供销社和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开着吉普车，到杨井文家，把屋里屋外搜了个遍。
村里又开始议论纷纷，大致是杨井文的女儿和县供销社一个副主任合伙贪污公家的钱和粮票。她的死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杨井文领着他们到黄豆地里那座的孤坟去了，在坟前坟后挖了个遍，就差没把那个日本女人的尸骨挖出来了。
我和拃子商量，晚上去把那个坛子挖出来，重新埋回到孤坟那儿——原来埋它的地方。
夜黑下来了，我和拃子来到生产队场院。我们先绕着几个稻草垛走了一圈，确定没有人，就来到埋坛子的墙角，移开覆盖在上面的稻草和那几块石头，挖开土，打开用细麻绳绑着的塑料膜。
奇怪的是，塑料膜里面是几块石头，坛子不见了！
拃子站起身来，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埋的是这里吧？”
“一点没错！”
“可是，是谁拿走了坛子！”
作者简介：
杨海军
杨海军，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平市作协副主席、四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四平市公安局辽河分局办公室主任兼政治处主任。1991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先后在《诗刊》《诗神》《北方文学》《作家》《诗潮》《西部作家》《中国诗人》《安徽文学》《延河》《北美枫》《青春诗歌》《吉林文评》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入选多种选本。2006年出版诗集《酌酊的颂辞》，2015年出版诗集《田野上，那些白色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