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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糖尿病流行率较高，患者人群庞大，心血管疾病（CVD）是其首要的死亡原因。正在举行的第56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EASD）年会中，糖尿病人群CVD的流行、筛查、预防和治疗依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会报告中有3项研究聚焦糖尿病并发CVD情况分析与预测因素，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编者按
不容乐观：5大洲13个国家数据显示约1/3的T2DM成年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
CAPTURE研究[1]是一项覆盖5大洲13个国家的跨国、横断面、非干预性调查研究，纳入2018年12月~2019年9月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或专科医疗机构接受体检的T2DM成年（≥18岁）患者。研究者采集其人口学资料、临床数据，并基于各国T2DM患者人数进行加权，估计CVD总体患病率。
结果显示：共计9823例T2DM成年患者参与研究，中位年龄64.0（56.0~71.0）岁、糖尿病病程10.7（5.6~17.9）年、HbA1c为7.3（6.6~8.4）%，45.5%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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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总患病率为34.8%（95%CI：32.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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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性CVD患病率为31.8%（95%：29.7%~33.8%），占比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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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CAD）总患病率为17.7%（95%CI：16.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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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疾病总患病率为8.4%（95%CI：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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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为7.2%（95%CI：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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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总患病率为2.4%（95%CI：2.1%~2.7%），心力衰竭总患病率较低，可能是由于中国T2DM成年患者心力衰竭患病率较低[0.2%（95%：0.0~0.9%）]。
不管是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还是专科医疗机构，T2DM成年患者心血管疾病患病率相似。详见表1。
表1. 13个国家9823例T2DM成年患者心血管疾病患病率
注：13个国家指的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CAPTURE研究是首项采用标准化评估方法量化T2DM成年患者CVD患病率的跨国横断面研究，其结果显示约1/3的T2DM成年患者合并CVD。
有据可依：DEVOTE研究表明TIR可预测T2DM患者的MACE风险
DEVOTE研究[2]是一项双盲心血管结局试验，纳入合并CVD或CVD高风险的7637例T2DM患者，采用8点血糖数据计算目标范围时间（TIR），依据TIR分为3组，>70%、50%~70%、≤50%，Cox模型分析TIR与MACE风险间的相关性。研究中，随访1年、2年及试验结束时收集8点血糖，主要终点为首次出现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平均随访时长2年。
结果显示：5644例T2DM患者8点血糖数据基本完整。681例T2DM患者发生MACE事件，其中360例T2DM患者8点血糖数据完整。65%的T2DM患者TIR>70%。相比于TIR>70%，TIR为50%~70%及TIR≤50%的患者MACE发生风险更高（P<0.01）。见图1。
相比于TIR<70%，TIR>70%的T2DM患者MACE风险降低26%（HR=0.74 95%CI：0.60~0.91，P<0.01）；
相比于TIR为50~70%，TIR>70%的T2DM患者MACE风险降低22%（HR=0.78 95%CI：0.55~1.09，P<0.01）；
相比于TIR<50%，TIR>70%的T2DM患者MACE风险降低33%（HR=0.78 95%CI：0.55~1.09，P<0.01）；
调整基线特征后，TIR与MACE风险依然呈现上述相关性。
图1. TIR越高，T2DM患者的MACE风险越低
再添新证：遗传因素、传统危险因素对T1DM患者CAD贡献相当
芬兰糖尿病肾病研究[3]（Finnish Diabetic Nephropathy Study）纳入2736例T1DM患者，评估其性别、年龄、吸烟情况、体重指数（BMI）、腰臀比（WHR）、糖尿病发病年、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HbA1c、eGFR和蛋白尿，及基于156个CAD易感基因变异位点计算的遗传风险评分（GRS）。调整年龄、性别、糖尿病病史后，采用Cox回归分析标准化临床变量、GRS对CAD风险的影响。
Cox回归分析显示：GRS（HR=1.30，95%CI:1.18-1.45，P=4.37x10-7）、蛋白尿（HR=1.48，95%CI:1.30-1.68，P=1.33x10-9）、HbA1c（HR=1.22，95%CI:1.10-1.36，P=0.0002）、收缩压（HR=1.21，95%CI:1.08-1.36，P=0.0008）与CAD风险密切相关。
在所有受试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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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GRS得分后10%，GRS得分前10%的受试者CAD风险增高1.77倍（HR=2.77 95%：1.77-4.33，P=7.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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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GRS得分后20%，GRS得分前20%的受试者CAD风险增高1.16倍（HR=2.16 1.56-2.98，P=3.18×10-6）。
在基线时服用降压、降脂药物的受试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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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GRS得分后10%，GRS得分前10%的受试者CAD风险增高1.51倍（HR=2.51 95%：1.50-4.21，P=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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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GRS得分后20%，GRS得分前20%的受试者CAD风险增高1.12倍（HR=2.12[95%CI1.46-3.06]，P=6.68×10-6）。
CAD相关GRS能够识别出T1DM中CAD高危人群，尤其是遗传风险较高的个体。遗传因素、传统风险因素对CAD风险的贡献程度相当，表明遗传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终生危险因素。在临床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到T1DM患者的遗传风险，此外，在高遗传风险的T1DM患者中，降压、降脂药物似乎能够降低CAD风险。
结 语
糖尿病患病率居高不下，心血管疾病又是其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5大州13个国家的数据表明糖尿病患者CVD患病情况十分严峻。早期识别CVD高风险人群至关重要。对于T2DM患者，持续血糖监测将是有力助手，证据表明TIR与MACE风险呈负相关，提示血糖管理中延长TIR可降低CVD风险，实现关口前移。对于T1DM患者，基因测序将不可或缺，遗传因素、传统危险因素对CAD风险的贡献程度相当。
参考文献：
[1] O. Mosenzon, et al. CAPTU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2019) prevalenc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cross 13 countries. 2020 EASD.
[2] R. Bergenstal, et al. Derived time-in-range is associated with MACE in type 2 diabetes: data from the DEVOTE trial .2020 EASD.
[3] R. Lithovius， et al.Genetic risk f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s comparable to the risk imposed by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1 diabetes .2020 EASD.
（来源：《国际糖尿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