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我上麻药让我睡着时，我感觉口中都是月亮上致命的微细沙尘。我以为自己会被呛着，但那些沙尘在我口中进进出出，而我竟不可思议地仍在呼吸。
我曾梦见自己在水下呼吸，而现在就是那种感觉：惊慌，然后接受现实，然后兴高采烈。我要死了，但不是垂死，而是在干一件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完成的事。
回到地球上的现实：U医生正在我体内。她的双手在我体内，正用手指搜寻着。她正把血肉从外壳解下，同时在喜爱她的人中走来走去，还跟一名护士聊起在智利度过的假期。“我们本来打算搭飞机去南极，”她说，“但票价太贵了。”
“可是能看企鹅啊。”护士说。
“下次吧。”U医生回答。
在此之前，是一月的事吧，新的一年刚开始。我在一条静默的街上艰难地穿过两英尺高的积雪，来到一家店铺，店铺的窗玻璃里有静静悬吊的风铃、美人鱼形状的小饰品、一块块浮木，还有用钓鱼线吊起的过于闪亮的贝壳，但没有一丝风，所以也没发出任何声响。
整座小镇死寂一片，若是到了季末，为了服务一日游旅客和那些忍到现在才花钱的人，会有少数几家店开门营业；但距离季末还有好一段时间。大部分店铺老板已逃到波士顿或纽约，更幸运的话已经逃到更南的地方。这个季节没生意可做，他们留在橱窗里的商品看来像个笑话。而在这些表象之下，令人同样熟悉又陌生的第二座小镇苏醒过来了。每年都一样。酒吧和餐厅会为当地人制订秘密的营业时间，这些如同岩石般坚忍的科德角(1)居民早已这么度过数十个冬季。随便挑一个晚上，你在吃饭时抬头，都能见到这些浑圆健壮的家伙走进大门；而唯有当他们把身上衣物层层剥掉，你才能看出衣服里是谁。就算是你在夏天认得出来的人，在这种敷衍马虎的光线中多少都有点像陌生人；他们全是独行侠，即便跟别人在一起时也都是独行侠。
不过走在这样的街上，简直就跟走在外星球上一样。那些沙滩美女和艺术品经纪人一定没见过小镇的这一面，我想。所有街道都无比阴暗，还有种液态的冷冽在所有缝隙和巷弄中翻腾。宁静和喧响彼此碰撞，但永远无法交融；温暖夏夜的欢腾热闹遥远得难以想象。在这个季节，就连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都无比艰辛，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能感到生命力刺穿一片死水般的寂静：从当地酒馆飘出的低沉话语，为建筑赋予生命的风声，有时在巷弄中撞见的窸窣蠢动的动物——令人喜悦或恐惧的，都是同一种喧闹。
狐狸在夜间街道穿行。有只白色母狐动作轻巧迅速，看起来就像其他狐狸的鬼魂。
我不是家族中的第一个。我的三个姐妹这些年来陆续接受了手术，不过她们来拜访我时完全没提。以前那些年，她们始终跟我一样以有机状态生长，因此看到她们突然变得纤细，我就像鼻子受到重击，感觉比想象中还痛苦许多。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姐姐呢，好吧，我本来以为她快死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这几个姐妹都快死了，因为共同基因的缘故。当我以飙高八度的声音焦虑质问：“在整棵家族树中，到底是什么病在残害我们这一支啊？”此时那个姐姐坦承：是某种手术。
接着她们每个人都成了信众。成了手术的信众。某种手术的信众。这手术非常简单，就跟你小时候摔断手臂时需要打钉子进去一样，而且可能还更简单：其实就是通过某种束带、某种袖状物切除，来完成肠胃绕道。绕道？但他们的说法很简单——反正胃的一部分就是消解了，消失了——手术效果就像春天早晨的暖意，太阳升起时，你会和她们一样幸福，不再在阴影中打战。
以前，只要我们一起出门，她们就会点最大份的餐点，然后说：“我不可能吃得完。”她们一定会这样说，一定，她们一定会优雅地坚持说自己不可能吃得完，但这一次，她们确实没说谎——通过医学手术，这个丢脸的谎言总算成真。她们用各种角度落叉，把食物切成难以置信的小块，比如小娃娃尺寸的西瓜、极细的豆苗，或者像是要把食物分给一群人吃那样把三明治切出一个小角，配上一人份鸡肉沙拉——她们将那一小口吞下，一副好像无比堕落的表情。
“我觉得状态很好。”她们都这么说。每次跟她们说话，她们嘴里冒出的就是那句话。其实那几张嘴只能算是一张嘴，这张嘴曾经用来进食，但现在只用来说：“我感觉状态真的、真的很好。”
天知道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毛病——这种需要动手术的身体。不是我们母亲的错，她身材始终正常，不健壮、不丰满、不带有鲁本斯的裸女风格、不算是“中西部身材”，也不丰腴，总之就是正常。她总说人只需要吃八口就能有进食的感觉。虽然她从没计算出声，但我总能听到那八口的咀嚼声，清楚得就像竞赛节目中的观众在倒数，音量震天价响，口气又得意扬扬，等倒数到一之后，她会放下叉子，就算盘子里还有食物也一样。我的母亲从不乱来，她绝不会翻弄盘子里的食物，也不会假装自己还在吃。人要有钢铁意志，才有纤瘦腰线。吃八口就足以让她赞美招待她的主人。吃八口成为她肠胃的守护防线，就像包裹在屋墙上的绝缘层。我真希望她还活着，活着目睹她的女儿们变成什么模样。
后来有一天，第三个做了手术的姐妹轻巧走出我家，我从未见过她的脚步如此轻盈，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吃了八口后就不吃了。我把叉子放在盘子旁，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粗鲁，还不小心把瓷盘边缘敲掉一个小角。我用手指把碎片拈起，扔进垃圾桶，回头望向盘子，里头的食物原本就放得很满，现在还是很满，那一整团意大利面和蔬菜完全看不出缺口。
我再次坐下，拿起叉子，又吃了八口。不能再吃了。那团食物还是没有减少的迹象，我对它的渴求却变成原来的两倍。沙拉里的蔬菜叶子上还滴了油醋，面条上还洒了柠檬汁、撒了现磨胡椒，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美，而我还是这么饿，所以我又吃了八口。吃完之后，我把锅里的食物也一并解决，然后气得哭出来。
我不记得自己变胖的过程。我无论幼时还是青春期都不胖。照片中年轻的我不丢人，就算真的丢人，也是因为大家在那个阶段本来就有些丢脸之处。瞧我多年轻呀！瞧我当时穿衣风格多怪！牛津鞋！谁发明这种鬼东西？踩脚裤！开什么玩笑？松鼠发夹？瞧那副眼镜，瞧我当时正在对相机扮鬼脸呢。那表情简直是在对未来拿到照片的人扮鬼脸，真令人怀念。我以前以为自己很胖，但其实不胖；照片中少女时代的我很美，那是一种终将逝去而令人伤感的美。
但后来我生了个宝宝。我生了卡尔——难搞又目光锐利的卡尔，她始终都不了解我，但我更不了解她——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彻底毁了，她就像在离开旅馆房间前摔烂一切的重金属摇滚歌手。而我的肚子就是被她摔出窗外的电视机。她现在已是成年女性，各方面都与我迥然不同，但她曾经存在的证据仍坚守在我身上。我的模样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锅旁，感觉十分厌倦。我厌倦上教堂时，看到那些瘦巴巴的女人赞叹地抚摸彼此手臂，然后再来称赞我的“皮肤好好”；我厌倦每当穿越任何一个空间，得不停把屁股扭来扭去，仿佛看电影时得爬过某人才能抵达座位；我厌倦试衣间那种平板、毫不留情的灯光；我厌倦在望向镜子时，捏住身上我痛恨的那些肉，拎起，指甲深陷其中，然后任由它们垂下，同时感觉身体到处都痛。我的姐妹已经丢下我去了其他地方，而就跟之前一样，我一心只想追上她们。
对我的身体而言，吃八口这件事行不通，而我打算让它行得通。
我每周去找U医生咨询两次，她的办公室位于科德角往南开上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我开得很慢，而且总是绕路。这几天断断续续下着雪，懒洋洋的雪覆盖在树干和栏杆上，仿佛被风吹落的衣物。我知道路怎么走，因为之前就曾开车经过她的办公室——通常都在某位姐妹离开我家之后——所以这次开车前往时，我还幻想在当地一家衣饰店购物；我买了件从假人身上脱下来的背心裙，完全超出我原本的预算。我在午后阳光下穿上那条裙子，比兀立在原处的假人幸运多了。
然后我置身于她的办公室，就站在她的素色地毯上，有名接待员为我开门。医生跟我预期的样子不同。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落差，是因为我以为她既然选了这个职业，必定对此抱持深刻信念，所以应该会长得瘦一些：就算不是个自制力极强的女人，也会是个极具同理心的人，而且经过调整，她的肠胃一定早已跟自己理想的状态没有太大落差。但她其实甜美、微胖——为什么我自己跳过了这个阶段呢，这个圆滚滚、毫无威胁性，像熊猫一样可爱的阶段呢？她露齿大笑。她到底在干吗？她为何要把我送上这趟她自己从未踏上的旅程？
她指指椅子，我坐下。
两只博美狗在办公室里到处奔跑。当它们各自行动时——其中一只蜷曲在U医生的脚边，另一只优雅地在走廊拉屎——样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温顺无害，不过当其中一只接近另外一只时，情况却变得有点诡异，它们的头会同步抽动，仿佛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分身。医生注意到门口那堆屎，立刻叫了接待员过来。门被关上了。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她说，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张开嘴巴。
“你之前研究过减肥手术了吗？”
“研究过，”我说，“我想要那种不能逆转的。”
“我很欣赏像你这种有决心的女人。”她说。她开始从某个抽屉中抽出活页夹，“你得先走一些程序。拜访心理医生，再看一位医生，参加互助团体——就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行政手续，花上很多时间。但一切都会为你带来改变。”她保证，同时在我面前摇动一根手指，脸上带着既有责难意味又可爱的微笑，“手术会痛。不会很轻松。但结束之后，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
我的姐妹们在手术前几天来到我家。她们把自己安顿在屋内众多空房里，还在床头柜上摆满乳液和拼字游戏。我可以听到她们在楼上制造出的噪音，听起来像一群鸟，虽然各有各的声音，但又清晰地合唱着。
我跟她们说，我要出门吃最后一餐。
“我们跟你一起去。”第一个姐妹说。
“去陪你呀。”第二个姐妹说。
“去支持你。”第三个姐妹说。
“不用，”我说，“我自己去。我需要独处。”
我去了最喜欢的餐厅“盐屋”。这家餐厅无论名字还是气质都不始终如一，之前曾有阵子叫“琳达餐厅”，接着是“家庭餐馆”，然后是“餐桌”。建筑都是同一栋，但外表不断呈现新样貌，而且总是比之前更好看。
我坐在角落的座位上，想到那些准备接受死刑的人，想到他们吃的最后一餐，然后那个星期第三次开始担心自己的道德观出了问题，还是我根本没有道德感可言？我的这一餐和死刑犯的最后一餐完全不同，我在大腿上摊开餐巾时提醒自己。二者根本无法比较。他们的最后一餐是死前的最后一餐，我的最后一餐迎接的不只是生命，还是新生命。你这人真是糟透了，我想，我把菜单举得比脸还高，那种高度完全没有必要。
我点了一整个骑兵队的牡蛎。其中大多已做过必要修剪，所以我能像喝水一样咕噜吞下，仿佛吞下海洋，仿佛吞下一片空无，但其中有一颗却顽强对抗：它就是死死粘在壳上，完全是块负隅顽抗的肉。它不从。它简直就是抵抗这个概念的化身。这些牡蛎还活着，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其实就是一块块肌肉，没有脑或任何内在器官可言，严格来说是这样，但仍活着。如果世界上有任何正义可言，这些牡蛎会缠住我的舌头，让我活活噎死。
我几乎要把牡蛎呕出来，但还是吞下去了。
我的第三个姐妹出现在桌子对面，坐下。她的深色头发让我联想到母亲：她的头发也是这样又亮又柔顺，简直不像真的，但确实是真的。她对我亲切微笑，仿佛正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你干吗跑来？”我问她。
“你看起来糟透了。”她说。她刻意用某种方式摆放双手，借此展示她的艳红指甲，由于指甲表面涂得无比滑亮，几乎像是出现立体景深，仿佛有朵玫瑰深陷于玻璃。她用指甲轻敲自己的颧骨，用非常灵巧的抚触往下刮擦。我打了个冷战。然后她拿起我的水杯，大口喝下，水流过冰块再流入她口中，而剩下的冰块不过是一整片即将塌毁的网格构造，最后，她把杯子仰举得更高，整个构造就这么滑到她脸上，然后她开始咀嚼那些落入她口中的碎冰。
“不要浪费你胃里的空间去装水，”她说，咔啦咔啦咔啦，“好啦，那么，你在吃什么？”
“牡蛎。”我说，明明她能看见我面前有一大堆快坍塌的牡蛎壳。
她点点头。“好吃吗？”她问。
“好吃。”
“跟我描述一下吧。”
“它们就是所有健康事物的集合：海水、肌肉和骨头，”我说，“没有心智的一团蛋白质。没有痛觉。也没有可验证的思想。卡路里非常低。不算什么放纵的放纵。要来一颗吗？”
我不希望她在这里——我希望她离开——但她的眼神闪烁，仿佛正在发烧。她用指尖留恋地滑过一只牡蛎壳。牡蛎壳晃动后纷纷往下滚落，整堆壳坍塌下来。
“不用，”她说，然后又开口，“你跟卡尔说了吗，说你要动手术？”
我咬了咬嘴唇。“没，”我说，“你跟你女儿说过吗，动手术前？”
“说过呀。她很为我兴奋。还送了花来。”
“卡尔不会兴奋的，”我说，“卡尔没打算尽的女儿义务很多，这正是其中之一。”
“你觉得她也需要动手术吗？这是原因吗？”
“不知道，”我说，“我总是不懂卡尔需要什么。”
“你觉得她会因此看不起你吗？”
“我总是搞不懂她的想法。”我说。
她点点头。
“她不会送花来的。”我总结道，虽然她也没什么必要这么做。
我点了一堆热乎乎的松露炸薯条，结果烫伤了上颚。直到被烫伤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自己有多么思念这些食物。我开始哭，姐妹把手轻轻放在我的手上。我嫉妒牡蛎。它们永远不用思考跟自己有关的事。
回家之后，我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卡尔。因为焦虑，我的下巴绷得死紧，电话接通时，我的下颚关节还发出了咔啦一声。我可以听见电话另一端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但随即某人用我看不见的手指压住她的嘴唇令她停止作声；接着有只狗呜呜叫。
“手术？”她又说了一次。
“对。”我说。
“我的耶稣基督呀。”她说。
“别用他的名字骂人。”我说，但其实我也没多虔诚。
“什么？那根本*妈的他**算不上骂人好吗？”她大叫，“刚刚那才*妈的他**是骂人。至于耶稣基督根本称不上骂人，纯粹是个正常的称呼。要是真有个适合骂人的时刻，就是当你妈告诉你，毫无理由地，她要把自己最重要的器官切掉一半——”
她还在讲个不停，但逐渐变得像是咆哮。我只能像是赶蜜蜂一样不停发出“嘘！嘘！”的驱赶声。
“——难道你没想到你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食——”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终于还是问她了。
“妈，我只是不懂，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自己。你以前从来都不会——”
她讲个不停。我盯着话筒看。我的孩子是何时坏掉的呢？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不记得这种每下愈况，一开始是甜美的，最后整个人只剩下令人血液凝固的恼怒。她总是在发火，总是在指控些什么。她强行占据相对于我的道德高位，一次又一次。她不停让我知道自己犯下大量罪行：为什么我没教她什么是女性主义？为什么总是坚持什么都不去理解？还有这次，这次的指控拔得头筹，值得以蛋糕奖励(2)，不，别跳过这个俏皮话；语言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和食物交织在一起，至少可以说本来就该和食物交织在一起。她很生气，我真高兴自己无法读出她的想法。我知道她的想法会让我心碎。
电话没声音了。她挂了我电话。我把话筒摆回去，意识到我的姐妹正在门口望着我，其中两人一脸同情，另一人看来扬扬得意。
我转头不看她们。为什么卡尔不能理解呢？她的身体不完美，但仍新鲜、充满适应环境的能力。她还能避开我犯过的错误。她还能享受拥有全新开端的轻松。我是没有自制力的人，但到了明天，我会直接把控制权交出去，一切就能再次回到正轨。
电话响了。卡尔？是她又打回来了吗？结果是我的外甥女。她为了回学校读书正靠着卖刀具存钱，而她回学校是为了——唉，我好像没听到这部分，但反正，她只要跟我谈论刀子，就能拿到薪水，所以我乖乖听她介绍一切，听她一步步介绍，最后买了一把中间有特殊切孔的干酪刀——“这样干酪就不会粘在刀片上了，懂吗？”她说。
我的身体在手术室里向世界敞开。不是那种真正的敞开，还没，一切都还封存在我体内，但我已全身赤裸，身上只裹了一件带有隐约图样的布袍。
“等等。”我说。我把手放在屁股上，稍微捏了一下。我颤抖，但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旁边有瓶让我放松的点滴，很快我的意识就会飘得很远。U医生的双眼从口罩上缘盯着我。办公室里的那种甜美表情消失无踪。她的眼神完全变了。那是彻底的冰冷。
“有本绘本的主角是名叫‘平’的鸭子，你看过吗？”我问她。
“没有。”她说。
“这只名叫‘平’的鸭子总是因为最晚回家而受罚。有人会用一条鞭子抽它的背。它讨厌这样，所以决定逃走。逃走之后，它遇见某种脖子上被绑了金属环的黑色捕鱼鸟。这些鸟为主人捕鱼，但因为有金属环，所以无法把捕到的鱼全吞下去。等它们把鱼带回去之后，会得到一些吞得下去的碎鱼肉作为奖赏。它们非常顺从，因为必须顺从。平脖子上没有环，它以前总是最后到家，现在却完全走失了。我不记得故事的结局了。感觉是本你该读一读的故事。”
她稍微调整了一下口罩。“别逼我切掉你的舌头。”她说。
“我准备好了。”我告诉她。
那片口罩滑下来覆盖了我，而我就这么登上了月亮。
手术之后，我睡了又睡。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长时间静止不动了。爬楼梯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为了避免爬楼梯而睡在沙发上。在早晨熹微的光线中，尘埃微粒像浮游生物一样飘过空气。我从未在这么早的时候观察过客厅。完全是个新世界。
我颤抖地喝着清澈的高汤，那是我第一个姐姐带过来的。她在窗外的剪影就像叶子全被风扫光的枝条。我的第二个姐妹时不时会来探望我，她会把窗户拉开一条缝，就算天冷也照做不误——好让空气流通一下，她会轻柔地这么说。她没说整栋屋子闻起来酸臭，味道让人联想到死亡，但当她把门板当成风扇开了又关，眼神透露出的完全是这个意思，而姿态就像明明发现孩子呕吐，但仍耐心以对的母亲。我能看到她的颧骨很高，紧致如同樱桃。我尽力对她露出最好看的微笑。
我的第三个姐妹会在夜里观察我。她会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一边看书一边从书的上缘瞄我。因为忧虑，她的眉毛总是皱在一起又松开。她会跟女儿在厨房说话——我确定这个女儿非常爱她，对她不带任何批判——她的声音通常无比轻柔，我几乎听不清楚，但接着两人又会因为只有她们才懂的笑话大声笑起来。我不知我的外甥女到底还有没有卖出更多的刀子。
我已经被改造了，但又不算是彻底完成。改造已经开始——这种痛、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正是改造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唔，好吧，我想我并不知道。我的改造会有完成的一天吗？这段改造会成为过去式吗？又或者我将永远处于改造的过程中，不停改善、改善，改善到死亡那天？
卡尔没打电话来。等她打来，我要让她记起，我对她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某天凌晨，我发现她在厕所里用化学脱毛剂，她用乳霜涂满小小的褐色手臂、双腿和上唇，于是那些毛发在阳光中像雪一般融化了。等她打来的时候，我要告诉她。
一开始，你很难察觉到那些改变，因为改变真的很小，你会以为纯粹是自己的幻想。但后来某天，我把某条裤子扣起来时，整条裤子竟然滑到脚踝。我对衣服底下的自己感到赞叹。那是还没生卡尔之前的身体呀。是我还没变成我之前的身体呀。那具身体正逐渐展露自己，如同谎言之雪逐渐从真相的地面上退去。我的姐妹们终于各自回家了。她们亲吻我，说我好美。我的身体终于好到能够沿沙滩散步了。天气一直很冷，水面总是掺杂流冰，翻腾起伏时感觉厚重，仿佛冰淇淋。我拍了张照片传给卡尔，但知道她不会回应。
回家之后，我弄熟了一块非常小的鸡胸肉，然后切成小小的白色方块。我计算着，在数到第八口后把剩下食物扔进垃圾桶。我在垃圾桶前站了很久，嗅闻着撒了盐和胡椒的鸡肉与咖啡粉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另外还混着某种比较陈旧、几乎要腐败的气味。我往垃圾桶里喷了玻璃清洁剂，这样就没办法捡回来吃了。我觉得有点头昏，但很好；甚至感觉自己很正直。换作是之前的我，我一定会因为进食的渴望而不停咆哮，坐立不安。现在我只觉得肚子有点空虚，内心却是完全地满足。
那天晚上，我因为有个东西站在床边而醒来，那东西很小，所以在意识真正清醒过来之前，我以为那是从噩梦中惊醒的女儿，又或者其实天亮了，发现我睡过头的女儿跑来叫我。但尽管我的手已没了毯子带来的暖意，只感觉到冰凉的空气，而且眼前如此黑暗，我仍记得我的女儿快三十岁了，现在正跟一个根本不是室友的“室友”住在一起，但她不肯跟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有些什么在那里。有一片黑暗遮蔽了黑暗，而且有个人形轮廓。那东西坐在床上，我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听到床垫弹簧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那东西在看我吗，在看别的地方吗？它真的在看什么东西吗？
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坐起身，发现只有我一个人。
在我养成新的饮食习惯时——我到死之前也永远只能这样进食了——有个东西开始在屋里到处移动。一开始我以为是老鼠，但那东西体积更大，自主性也更强。如果是躲在墙内的老鼠，往往会到处乱窜，一不小心就掉进洞里，你可以在家族合照后面听到它们惊恐地到处摸索，然后一不小心就栽下去的声音。但这东西是有目的地占领屋内的隐蔽之处，如果我贴着壁纸听，还能确切听到它在呼吸。
这样过了一星期之后，我试图跟它对话。
“无论你是什么，”我说，“请你出来。我想见你。”
什么都没有。我不确定自己是感到害怕还是好奇，又或者二者皆是。
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妹们。“可能只是我的想象，”我解释道，“但你们也会听到些什么吗，手术之后？就在屋里，有某种东西存在？”
“有呀，”我的第一个姐妹说，“我的喜悦不停在屋内舞动，就像个孩子，我也跟她一起跳舞。我们因此差点打破两个花瓶！”
“有呀，”我的第二个姐妹说，“我的内在美被释放出来，就像猫一样趴在草皮上仔细梳理毛皮。”
“有呀，”我的第三个姐妹说，“我之前的羞耻感在阴影之间徘徊，但本来就该这样。它会走掉的，再过一阵子就会走。某天它就会不见，你甚至不会意识到。”
我挂掉电话，试着用双手把一颗葡萄柚掰开，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果皮完全扒不下来，因为果皮和果肉之间还有一层很厚的、无法剥开的皮。最后我还是拿了把刀，削掉一片片圆顶状的皮，把葡萄柚切成小方块，最后才有办法在指尖扯开。感觉就像拆解一颗人类心脏。水果很美味，口感顺滑。我吞了八口，第九口时，我在果肉刚碰到嘴唇时立刻拿开，仿佛揉烂旧收据一样捏碎果肉。我把剩下一半葡萄柚放进保鲜盒，关上冰箱。即便此时我都还能听见那动静。就在我身后，在我之上。大得无法理解，小得难以看见。
我二十几岁时住过一个虫子很多的地方，当时也觉得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移动。它们似乎在一片黑暗*共中**谋些什么。我会在凌晨打开厨房的灯，就算什么都没看见却仍等着，然后在眼睛适应之后看见有只蟑螂在那儿。但它没有急匆匆地以二维度样貌爬过一整片白墙，反而栖息在橱柜门板上，用触须不停探测空气。它对三维度的世界既渴望，又恐惧。它在那个世界不大会暴露弱点，但又不知怎的面临更多危险。我在把它从橱柜夹板上整只抹烂时意识到这件事。
而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类似，屋内也充满某种东西。那东西移动，而且从不停息。它不说话，但会呼吸。我想认识它，不知道为什么。
“我做了一些研究。”卡尔说。这句话听起来断断续续，仿佛她在一个信号非常差的地方打电话，所以应该不是从她自己家打过来的。我试着去听那个总在背景出声的女人在不在。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噢，你又出现啦？”我说。我能克制自己。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
她的声音一开始有些生硬，但接着又软化下来。我几乎可以听到治疗师在她脑中安抚她的声音。她可能正在脑中把和治疗师一起列出的清单走一遍。我突然感到一阵怒气。
“我很担心，因为……”她开口，然后又沉默。
“因为？”
“有时候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我的手术已经做完了，卡尔。都已经结束好几个月了。现在说这些没意义了。”
“你痛恨我的身体吗，妈？”她说。她的声音因痛苦而碎裂，仿佛就要哭了，“你痛恨你的身体，显然是这样，但我的身体看起来就跟你之前一样，所以——”
“别说了。”
“你觉得你手术之后会很快乐，但这么做不会让你快乐。”她说。
“我爱你。”我说。
“你爱我的所有一切吗？”
这次换我挂电话了，然后想了一下就把电话线拔了。卡尔现在可能正想办法打过来，但没办法接通。我会让她打通电话的，只要等我准备好。
我听见一种倒带*放播**的花瓶破碎声，醒了过来：仿佛数千片陶瓷碎片从硬木地板上飞起，重新结合成花瓶的形状。我在卧室时，觉得音源在走廊，到了走廊又觉得好像在楼梯那边。于是我一直往下走，门厅、饭厅、客厅，再往下走，接着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顶端。
就在底下，在一片黑暗中，有什么正在沙沙蠢动。我用手指抓住裸灯泡垂下的圆珠链条，用力一拉。
那东西就在下面。它在光线下趴在水泥地上，正蜷曲着身体想爬开。
那东西看起来就像我女儿，像她小时候的样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它的形状像婴儿。还没到青春期，身体柔若无骨，大约四十五公斤，湿润的身体还滴着水。
确实在滴水。滴答。
我走下去，接近它，它闻起来很温暖，像吐司。看起来像万圣节放在前廊上，那种塞了稻草的衣物——也像那种为了逃亡计划，用枕头塞在棉被下模拟出的人形隆起。我很怕踩到它。我绕过去。在电热水器表面的倒影中，我带着赞叹看着自己那张已经不太一样的脸，尽管此时我已听见它发出声响：一种喘息和难以克制的啜泣。
我在它旁边跪下。那是一个身体，但欠缺所有必要细节：没有肚子、骨头或嘴巴。只有一些软软的凹陷。我趴下，轻抚它的肩膀——总之是我认定为肩膀的部分。
它转头看我。它没眼睛但仍望着我。“她”看着我。她看起来很糟，但态度真诚。她很古怪，但真实存在。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见你，”我说，“我早该知道是这样才对。”她蜷缩得更紧一些。我俯下身子，对着可能是耳朵的地方说。
“没人要你。”我说。一阵颤抖如涟漪般穿过她勉强算是身体的团块。
我不知道自己在踢她，但转眼就发现自己已经在踢她了。她一无所有，而我内心毫无感觉，只知道她被脚碰触到的部分会瞬间固化，因此，每踢一脚都比前一脚更令人满足。我伸手拿了一柄扫把，肌肉绷紧后把扫把往后甩，打下去，往后甩，打下去，扫把的把手在她的体内断裂，我跪下，双手抓起她身体柔软的部分往外扯，把整团肉甩上墙，我不知道自己在尖叫，直到我终于停止尖叫，终于。
我其实希望她反击，但她没有。她听起来似乎正在泄气，发出一种嘘嘘的声响，一种被击败的喘息。
我起身，走开，把地下室的门甩上。我把她丢在那里，一直走到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为止。
＊
春天已经来临，冬天漫长的阵痛到了尾声。
一切事物都在苏醒。首先是天气变暖，等穿轻薄羊毛衫的人够多之后，街道便开始愉悦哼鸣。人们开始到处走动。速度不快，但在移动，而且带有笑容。在一整季的阴暗天光之后，原本因为衣物而只剩胖嘟嘟轮廓的邻居，现在突然又变得清晰、好认了。
“你看起来棒极了。”有人说。
“你瘦了吗？”另一个人问。
我微笑。我去修了指甲，为了炫耀，举起手指轻拍脸颊。我去了现在已改名叫“胡椒粒”的盐屋，吃了三颗牡蛎。
我是个全新的女人了。这个新女人能跟女儿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个新女人笑的时候露出所有牙齿。这个新女人不只褪去了旧皮囊，还把它使劲摔到墙上。
接下来就是夏天了。夏天会来，热浪会非常强悍，就是那种感觉要挑战人们极限的热浪。如果你足够勇敢，就能走入灿热天光，走下白沫翻腾的海水，走向海浪碎裂并可能将你击倒的地方。如果你足够勇敢，你就会用你的身体迎向这样的海水，这种实际上堪称动物而且比你巨大得多的海水。
如果我坐着不动，有时候能听见她在楼板底下咯咯笑。她会在我购物时睡在我的床上，而等我回来大力摔上门，就能听到头顶上有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知道她还在，但她从未出现在我面前。她会在咖啡桌上留下贡品：别针、香槟酒瓶塞、包裹在草莓图样玻璃纸里的硬糖。她会窸窣穿过我的脏衣服，沿途留下一连串脏袜子、胸罩，直到敞开的窗边。抽屉和空气都像被洗劫过一样。她把所有汤罐头的标签转向前方，把因为咖啡喷溅出来而留在厨房瓷砖上的风干星座痕迹擦掉。她的香水味留在布料上。她还在，就算不在场时也一样。
我之后只会再见到她一次，在此之后。
我会在满七十九岁的那天死掉。那天我一大早起床，因为某个邻居跟另一个邻居聊起她的玫瑰时太大声，也因为卡尔那天要带女儿进行一年一度的拜访，也因为我有点饿，另外也因为胸口觉得有股压力。不过即便在胸口紧绷、收缩的当下，我仍能察觉到窗外的动静：有个骑单车的人猛跌在水泥地上，一头白狐从树丛底下窜过，远方的海水起伏。我会想，这就跟我姐妹预言的一样。我会想，我真想念她们，始终很想。我会想，是时候了，我会知道一切是否值得。这种痛楚会增强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然后就再也不会痛了。那股痛会退去，我会感觉很好，而且很久没那么好过。
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没动静，只有蜜蜂柔软翅膀撞上纱窗的声音以及楼板的吱嘎声响。
会有手臂把我从床上抱起——她的手臂。那两只手会如同慈母般柔软，如同面团和苔藓。我会认出她的味道。我会被哀痛和羞耻淹没。
我会望着那个应该是她眼睛的位置。我会张嘴想问，但意识到问题早有答案：因为在我不爱她时她仍爱着我，因为被我抛弃，她已成为不朽的存在。她会比我再多活好几百万年，甚至还要更久。她会活得比我女儿还久，比我女儿的女儿还久，地球上会充满她和她的同类，充满她们不可思议的形体和未知的命运。
她会抚摸我的脸颊，正如我也曾这么抚摸卡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那种没有任何控诉意味的抚摸。她会把我拖离我自己，我会哭，她会把我拖向一扇门，那扇门面向充满咸味的早晨敞开。我会蜷曲在她体内，那曾是我的身体，但我实在是个太差劲的监护人，而她已夺走我的掌控权。
“我很抱歉，”当她带着我走向前门时，我会这么悄声对她说，“我很抱歉，”我会再说一次，“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1) 科德角，美国马萨诸塞州伸入大西洋的钩状半岛。
(2) 美国俗谚中的“takes the cake”（拿到蛋糕）意思是拔得头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