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6期
转自：科学技术哲学
一百多年前，化学元素对国人来说是崭新的事物，中国的语言系统中并不存在表述它们的专用名词，而要使化学在中国得以传播非有专用名称不可。所以，为化学元素定名首当其冲地成为近代化学传入中国的关键问题。化学译名之争辩，在中国近代化学史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即使进入民国时期，“以研究种类而言，最初之具有研究性的论文，大致多在化学名词方面”。[1]因为当时“国内学校设备，尚不足以语研究；聪明才智之士，不得不另找发挥之出路；于是名词之争，乃成为必然之结果”。[2]
在化学元素从开始译入到统一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译者各立门户，自建术语体系，互不参照，音译、意译、音意兼译、偏旁加符号等各种译名方案层出不穷。如果名称分别译自英、法、日等不同语言的版本，则又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名称。而且音译又偏好使用冷僻诡异的字，“不独读之难、记之艰，实使学者不能顾名思义，而知之不易也”。[3]众多译名方案的并存导致化学元素的名称五花八门，给学术交流与普及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并影响到化学本土化的进程。“由于学术名词的不统一，为要使人们明白某一名词的正确含义，往往不得不依赖外文的注释，中国许多学术著作中间，在名词之后常附以外文，或则索性摒弃中国名词不用，迳代之以外文名词。”[4]
近代化学的传入自晚清发轫，化学元素作为最基本化学知识的载体，它的中文名称之确立一直伴随着争论而前行。对晚近化学元素用字的文化考察有助于廓清历史的迷雾。
一、化学元素新造字的历史渊源
在晚清民国时期，化学元素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不断地发展着，近代化学的引进要求有一个科学的命名体系作为支撑。近代化学翻译者成功地在汉语系统中解决了这一难题。化学元素用字的主要来源一是遵循汉字特征制造新字，二是借形变义，旧字赋新义。
(一) 遵循汉字特征制造新字
除了中国古代已掌握的金、银、铜、铁、锡、硫等已有确定的中文名称之外，其他的化学元素都要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给晚近的翻译者提出了难题。关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是否可能译成汉语，在17、18世纪的时候有许多西方人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语言不适于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二是中国没有相关的学科和术语体系。他们说:“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犹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5]
然而，以徐寿（1818-1884）、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为代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家们对此问题却持乐观的态度。傅兰雅认为中国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一样具有强大的活力，名称术语的构词能力绝不比西方语言差。他说:“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则后日亦可生新者，以至无穷”。[6]徐寿认为“西国质名字多音繁，翻译华文，不能尽叶”。他们发明了一种很巧妙的办法：“今惟以一字为原质之名，……取罗马文之音首，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7]由此，他们创造了一种取西文首音的同音汉字，配以标识元素常态的偏旁造新字的方法。根据这一原则，徐寿等人创造了一批新字作为元素名称，比如钙、镁、锰、钼等。该化学元素命名方案一是确立了音译的原则，二是采用单字作为元素的名称。这两点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也是徐寿对化学译名最主要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高明、非常科学的译名原则，是徐寿等对中国近代翻译史、化学史的一大贡献。”[8]
徐寿等人的化学元素命名法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和发扬。1900年杜亚泉（1873-1933）创办《亚泉杂志》，把1870-1900年间发现的新元素介绍到了我国。杜亚泉首创了元素Ar的中文译名“氩”，由此开创了气体形态单质元素的中文命名方法，原来的轻气、养气、绿气，以后都改成了氢、氧、氯；后来发现的氦、氮、氟等气态元素，也都依据了“氩”的中文名称，创造中文新字。
这些晚近翻译者制定的方案非常符合汉语规律，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创制了一大批科学技术词汇，译出了大批化学书籍，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民智，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二) 借形变义的旧字重生
关于另设新词，徐寿、傅兰雅他们还有一种办法：“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9]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汉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新的汉字产生，也有一些汉字因意义丧失而很少使用甚至消亡。中国近代译介西方术语，常常利用一些汉语中的古典词汇。这些被赋予新义的旧词在传布新思想，改变国人的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同社会科学中借用旧词表达新的意义一样，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做法仍得到具有国学底蕴的中国近代科学家和翻译家的推崇。表现在化学领域中，就是有很多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采自不太常用的旧有汉字，借形变义，废旧利新。由于汉字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作范围宽广的诠释和引申，从而为古义向新义转化提供可能性，这便使得译介者借用某一旧词翻译某一西方术语能被使用汉字的中国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即使是“借形变义”汉字词，因汉字的多义性和构词法的多样性，故可以在同一词形中寄寓全然不同的词义。
旧词新义是一种词义系统的内部变化，新义与旧词之间存在彼此相关又分离的关系，新赋予的现代意义往往与古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性和近似性。以汉语中化学元素的旧词新义来看，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种形态相关联的特性。例如按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偏旁造字，金属元素用“钅”、气态元素用“气”、液态元素用“氵”、固体而非金属的元素用“石”，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汉语表意的特性。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大多数汉字的字形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可以“望文生义”，由汉字组成的词语从字形也可联想到一定的含义。因此，外来语必须尽可能带上汉字表意化功能的标志，才能进入汉语家族。表1列举了晚近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采自旧字的化学元素的原本含义。
表1 晚近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的旧词赋新义
元素名称
（原子序数）本 义元素名称
（原子序数）本 义元素名称
（原子序数）本 义
铍（4）大针硼（5）硼砂钠（11）打铁；锐钠
铝（13）错硅（14）破磷（15）水在石间
钾（19）铠甲铬（24）剃发钴（27）盛黍稷器名
锌（30）刚锗（32）车鐧溴（35）水气
锶（38）铁器铌（41）絡丝柎钌（44）鈌带头饰
铑（45）大铁钱钯（46）兵车；耙镉（48）鼎属
锑（51）珠名钡（56）鋋镧（57）金光貌
铈（58）剑名钷（61）铎铜器钐（62）大镰
钆（64）弩牙镝（66）矢鏠铒（68）钩
铪（72）二尺鋋钨（74）小釜；温器锇（76）铁之讹字
铂（78）薄金铊（81）短矛铅（82）青金；黑锡
铋（83）矛柄钋（84）金钋钫（87）方钟；镬属
镭（88）瓶；壶锕（89）釜属镤（91）生铁；铎石名
铀（92）古“宙”字锔（96）磨锃出剑光锫（97）钉名
二、对化学元素新造字的争议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对新事物的接受总要受到旧思想的*制抵**，对于采用何种方式吸收西学，学术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争论。在化学元素译介的过程中，突出的表现就是该不该造新字，如何造新字；另外由于中日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国人对待日本译名也是颇多非议。
(一) 来自学术界的批评
尽管化学元素新造字特別是徐寿等人所造新字对化学知识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关于究竟要不要造新字，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造字法大约是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开始采用的，当时多半只是用来翻译一部分元素名称。1855年的《博物新编》和1868年的《格物入门》里都没有这种‘化学新字’。1871年的《化学鉴原》、《化学分原》里就有了好几十个化学新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用造字法来翻译化学名词是有它一定的必要性和进步性的。它比较好地适应了文言文的要求，使化学内容在书面上很简洁，这对科学的发展是很有利的。”[10]周期表中的一百多种元素除了少数有常用名外，都是单名字，大部分是新造字。在晚近科技新字里，化学新字占有相当的比重。
鲁迅（1881-1936）曾在文章中批评道：“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不认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大抵是学不好的。”[11]
有学者认为“化学家生造许多新汉字，难认、难念、难写，更难听懂。多一个名词就造一个汉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希望化学家不要再走这条道路。”[12]
而身为化学家的曾昭抡（1899-1967）的评价就比较客观：“翻译或制订新名词，是不是需要创造新字？对于这点，专家意见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必造新字，有些人认为特别在学术名词中，造新字实难完全避免。以上两说，究竟是哪种说法比较正确，还须经过争论，才能得出结论。”“制订与翻译科学名词时，虽然不能说造新字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必坚持绝对不再造字，但鉴于过去科学家造字太多太随便，是名词工作中（特别是化学名词中）主要的偏向，而且过去所造的字似乎业已够用，今后应着重反对滥造新字。”[13]
(二) 使用日制化学术语
甲午战争特别是戊戌变法后，中国全面学习日本，表现在学术界，就是翻译了大量日本书籍，其内容从科学到社会无所不包，有些术语直接采用日本译名而不再创制新词。日文中译本在中国盛行一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前后。朱自清在1919年就指出：“中国译出的书，从西文直接翻译的很少，从日本翻译或重译的却多得很。”[14]王国维早在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就较为笼统地指出应该使用日译名词：“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15]
一般而言，中国人对合适的日译科技名词持认同的态度。这是因为：（1）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科技知识，日本先于中国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而日译科技名词则表述了当时先进的科技知识；（2）大部分日译科技名词符合汉语言特征，可直接融入中国语言系统；（3）日译科技名词较为规范和统一。[16]
以化学元素名称为例，晚清至民国初年有些化学元素一直采用日本译名，如水素（H）、炭素（C）、窒素（N）、酸素（O）、盐素（Cl）等。1913年3月出版的《直隶实业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放炮》的科学小说，内容是讲化学课堂上的情景，其中有关于化学元素命名的片断：
茅教习说道：“今天讲的是水素。”拿起粉笔来在黑版上写了两个大字：水素。又讲道：“这个水素，西名：海珠拉斤。”又写了一个洋字：Hydrogen。又讲道：“中国从前的译名叫氢气，因为元素里头，要算这水素的比重最小。”李好问站起来问道：“是哪一个清字？”茅教习又拿粉笔写上（氢气）。茅教习又讲道：“译作氢气，还是不好，倒不如日本译的水素好，什么原故呢？因为是这个氢气，是从水里发现出来的。周诵书你把那天讲的电气分水讲来听听。”周诵书便站起来讲道：“电气分水，水素归阳极，酸素归阴极，水素之容，恰为酸素之二倍。”茅教习道：“得了！”周诵书即便坐下。[17]
这一段描写化学课堂上教习和学生对话讲解化学元素“氢”命名的情形，虽然很短，却反映了当时化学发展的状况，也反应出国内知识分子对日本译名的认可。
清政府则从“文以载道，文以载政”的角度出发，通常是反对使用日译术语的。1903年，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张百熙等拟定的《奏定学务章程》，该章程的《学务纲要》指出：“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接着，发出禁告：“凡通用名词，自不宜抄袭掺杂日本各种名词。”[18]有些晚清士人从民族主义情结出发，也反对引进日译新名词。然而对于日译科技名词，清政府却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反对。清政府曾明文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从其本字外。”[19]因此，尽管因为政治的因素国人对日制术语有排斥情绪，但总体看来，对日制科技用词还是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
三、化学元素新字生成的文化意蕴
近代化学元素的生成过程本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融通。化学元素名称确立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有待考察，比如化学元素新字生成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丢失，新字生成的文化心理，新字生成的语言背景等等。
(一) 化学元素新字文化信息的丢失
任何一种语言都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文化当中。当代英国翻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Susan 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20]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难直接体现在词语意义缺失上。源语词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找不到对等的词语，即词语的表层指称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却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从而产生出完全不同的联想。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不存在，往往找不到对等的语汇。化学元素的源语名称一般都具有意义，而进入汉语系统后，原来的意义基本丧失殆尽。如在西语中Te表示地球、Fr表示法兰西、Cf表示加利福尼亚、Pd表示智慧女神巴拉斯、Ra表示放射性射线等，而它们的中文名称碲、钫、锎、钯、镭等仅仅表示它所代表的元素，其源语名称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在汉化的过程中萎缩了。另一方面，旧有汉字被确定为化学元素名称的同时，该汉字所表示的意义也同时消失，成为单义的科技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化学元素名称的生成是两种文化信息被剔除的过程。
(二) 化学元素新字生成的文化心理
化学元素之所以在中国以独特的表现形式生成和存在，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自古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当发达，虽然经过无数朝代变迁，但以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这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具有一种排斥外来事物的封闭性，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需要向外寻求什么，并且安于现状。因此在吸收外来语时，认为汉语是最好的，拼音文字一定要转化为汉语才能被接受。这就要求想进入汉语的外来语必须要经过汉化才能被接受，尤其是一些地位不稳定的音译词，很容易被淘汰。
另一方面，中国人心理上又有吸收消化外物以丰富发展自己的宽容性和灵活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要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还能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学自身能不断的吸收融合各个流派、各种思想，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求同”，习惯用自己原有的一套来理解、解释、融合外来的异己的事物，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
从19世纪起，为了吸收西方文化，大批西学书籍被译成汉语，起初大多术语都是音译词。以化学元素名称为例，有“里替武姆”、“留的纽谟”、“亚尔根”、“布刺施哇地母”等，这些音译词是将它们原来的读音改用汉字转写，既不符合汉语表意性强的内在规律，外在形式也完全不同于汉语词语的固有形式，所以这类借词地位很不稳定，一旦能用确切的意译词或者音意兼译词代替时就会退出使用领域。事实也证明它们很快就被简便、系统的独体字“锂”、“钌”、“氩”、“镨”所取代。因为“词汇的身上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风土人情，以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21]
(三) 化学元素新字生成的语言要素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就住在不同的家里。[22]在不同的家里，便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译者带着自家的文化积淀进入对方的家园，然后还必须回到自己的家园寻找对等的词句加以表达。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由于许多新词所表达的概念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物，就只能通过音译或意译的方式来处理。
大部分外来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汉化才能在汉语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汉化包括语音、语法、语义等各个方面。外来词语音的汉化主要经过加入声调，替换音素和增减音节三个环节。在语法方面，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大多数外来词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语言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形态变化，当它们要成为汉语词汇时，就必须摈弃原有的语法规范而遵从汉语的语法特点。
在汉语的外来词中有一类“音译兼表意”形式的，这类外来词为了避免外语源词语纯表音化的倾向，在不违背音译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选出有某种意义关联的字来构成词语，使人能按照这些表意性汉字来把握外来词的大致含义。化学元素按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偏旁造字，金属元素用“钅”、气态元素用“气”、液态元素用“氵”、固体而非金属的元素用“石”，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汉语表意的特性。汉语化学元素用字多为形声字，这也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因为汉字的构造形式中形声字居多，形声字半从音半从意，可以兼顾表音和表意两个方面。因此，汉语吸收完全音译的外来词时，也总是尽可能根据源词语的语音选择一个音、意可以融于一体的形声字，让人能从形声字的形旁中得到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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