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烟台，男子宋立英因债权转让纠纷致使8名男子持械入室，话不投机，发生械斗，宋和同伴王晓波在防卫中造成对方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的后果，其他闯入者逃跑。结果是，经过两审，两名男子因存在“防卫过当”行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男子反杀8名行凶者 被认定防卫过当#

日前，两名防卫者以宋立英全家老小的生命安全遭到直接的*力暴**打击情况下，自己有理由适用“特殊防卫”为由申诉无罪，但遭到被烟台中院驳回，理由是：

宋、王二人明知来者不善，对升级*力暴**冲突已有预期。案发当晚，宋与受害人已在电话中吵架，矛盾升级，为此留下王作帮手，并做了充分防御准备。宋、王已夺下倒地的受害人手中*刺军**后，王又连续砍击没有反抗能力的受害人，防卫超过必要限度。

宋立英的申诉律师认为：

宋、王二人当时没有机会选择逃跑和躲避，并且难以做到精准防卫，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宋本人也是有伤残情况，没有准备作案工具，也不知道会发生冲突，家庭都是老弱病残，掌握不了防卫精准度，也不能预测对方是否会继续伤害。

同案犯王晓波供述：

当时以为受害人是3个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6、7个人。感觉家里能安全些，就算动手对方也不占理。

死者家属出具谅解书，认为：

本案后果不能全部归责于宋立英，请求司法机关对宋立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观点，@律师日记认为：

1、本案焦点之一：宋、王二人反击行为是否适用“特殊防卫”。

“特殊防卫”，又称“无限防卫”，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是指：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力暴**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可以看出，“特殊防卫”与“一般防卫”最大的区别在于：因为“特殊防卫”*死人打**的，也不用偿命。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本应属于“特殊防卫”的个案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力暴**罪犯因为被防卫者反杀，本应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的好事，结果是防卫者要承担“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责任。

这种不符合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念的做法，为公众诟病良久，直到2020年8月28日两高和公安部出台法发〔2020〕31号《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决心匡正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该意见第15条规定了“行凶”行为的特征：

（1）使用致命性凶器，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

（2）未使用凶器或者未使用致命性凶器，但是根据不法侵害的人数、打击部位和力度等情况，确已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虽然尚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可以认定为“行凶”。

本案中，受害人张某因与宋立英债权转让纠纷，纠集8人持*刺军**等凶器进入宋立英的家中，对宋立英本人进行打击，虽仅造成宋本人轻伤，但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宋的反击力度不够，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同时，受害人等携带凶器、私闯民宅、故意伤害的*力暴**行为对当时在场的老人孩子妻子构成显而易见的人身安全危险。

因此，无论从人数上、打击部位和力度上、还是背景地点上看，受害人的行为定性为“行凶”，当无异议。宋、王二人基于刑法第20条以及本意见第15条规定，有权行使“特殊防卫”权反击受害人的*力暴**行为。

烟台中院说宋立英对矛盾冲突早有预期，倒是没错，但言外之意是宋、王二人是与受害者8人存在“斗殴”行为，本质上是对宋、王二人防卫认识的质疑。按此说法，两人不但不构成“正当防卫”，反而构成“故意伤害”，且没有减轻责任的情节了。显然，综合本案前因后果，宋、王二人即使心理对受害人纠集人手升级矛盾的做法早有预期，也得迫不得已进行正当防卫。不能因为有矛盾，就否认防卫人的防卫认识。烟台中院的该种论证，笔者难以认同。

2、焦点之二：“特殊防卫”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超范围的防卫行为可能构成“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

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个误区，“特殊防卫”*死人打**不偿命，这个说法是有条件的。“特殊防卫”仅在行凶等*力暴**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得以使用。换句话说，任何事后反击报复型的伤害行为不但不构成“特殊防卫”，甚至构成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名。

本案中，烟台中院的驳回理由说在宋、王二人已经夺取受害人张某*刺军**下在其没有反击能力的情况下，连续砍击受害人，防卫超过必要限度。该段论证本身看不出案件发生的场景，宋、王二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还应结合现场证据来定性。

宋、王二人夺下*刺军**并不意味着对方没有反击能力。现场情况是对方8个持械人，即使拿下一个*刺军**，其他几人仍会抱团形成强有力的心理支撑力，在对方没有受伤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形成一波更猛烈的攻势。

如果其他几人在宋、王二人夺取*刺军**时仍在场持械相逼，即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警报并未解除，那么防卫人“以攻为守”，仍然符合“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要求。

更何况，防卫方在自己家中，自己本来就身有残疾，除了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外，还要顾及妇幼老小5人，人身受压迫的紧张程度很高，过多苛求防卫人的注意义务，显然是强人所难。

关键问题在于受害人张某被王晓波连续砍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是在闯入者都已逃散后，不顾张某已受伤无法有效反击的情况下，王晓波仍出手相伤，虽然是在宋某家中，但在仍存在防卫过当的嫌疑。

从打击部位上看，王晓波仅是砍击张某腿部，并未以捅刺等致命伤害方式进行防卫，说明防卫认识上还是仅仅想以保护己方免受对方再度侵害为目的，伤害对方的故意并不明显。此时综合主客观情况看，王晓波的该种防卫行为确实可以评价为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

3、同为本案防卫者的宋立英是否应承担“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之责，笔者仍存有疑问。

如宋的妻子陈述属实，宋本来就有残疾，且已经在防卫过程中头部受伤，指望他阻止王晓波对受害者的过当防卫，似乎也是强人所难。此时，除非有证据显示王晓波的防卫行为是出于宋立英的授意，否则不宜将宋的“不作为”当成是对王晓波的放任，进而认定为共犯。

综上，本案仅从媒体报道看，法院、申诉人角度的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特殊防卫”的关键场景仍未展现，期待更多的案件信息得以披露进行深入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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