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宇春到宋茜 (李宇春看到杨超越表情)

从李宇春到青春有你2,七年的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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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第二季第一集:许知远对话马东。

这场对话,从影像呈现来看,可算作是灾难级的尬聊,马东死怼许知远。

现在年轻人知道许知远的不多了。他生于1970年代,北大毕业,20岁刚出头就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吴晓波作序。后来是几份重量级报刊杂志的主笔,还创办了北京文化地标之一的单向街书店,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代中国文青精神领袖。

马东比许知远大10岁左右,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奇葩说》的主持人,该节目突破10亿次点击,被评为网综之王。阅历深一些的人可能还知道他是央视前主持人,相声大师马季的儿子。

在两人的对话中,许知远把大众娱乐定义为“粗鄙文化”,而马东巧妙的替换为“大众流行文化”;许知远试图引导他回归内心对精英文化的认同,马东反问“我们曾经精致化过吗?”随后直接回以“我不自恋”。

乍一看,许知远仿若是与时代隔绝的“怪物”,马东则长袖善舞,在商业世界游刃有余。

其实,马东曾经也是一个非常有新闻理想的胖子,并为此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那是2000年,32岁的马东在湖南台已经做了两年主持人。他那会还没现在这么胖,脖子虽谈不上修长,也是有的。

为了摆脱“马季之子”的阴影,他很早就去澳大利亚留学,学计算机,毕业后不甘心做“了无生趣”的IT工程师,1998年又回国,辗转去了湖南台。

别看湖南台现在靠娱乐节目打天下,在2000年前后,可不是这样的。央视提出“说人话救中国”的口号,湖南台则喊出“新闻出省”,要“新闻立台”。

马东主持了一档节目《有话好说》,糅合了央视《实话实话》和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风格,并且话题更加尖锐,经常触碰“高压线”。

魏文彬那时是湖南广电系统一把手,有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到《有话好说》:“你说像这样的话能够播出吗?同志们!不能够播出!这是在否定思想政治工作!这期节目是谁审的?怎么没有一个人能把住关呢?”

不过,魏文彬的话虽重,但他还是一个有担当的老新闻人,敢于顶雷,颇有抱负,很想打造湖南版的《东方时空》。

马东在湖南台的最后一期节目,把魏文彬的梦想搞砸了。

《有话好说》第75期是《走近同性恋》,邀请的嘉宾有性学家李银河,大学教授崔子恩,画家石头。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讨论同性恋的节目,播出后,《新民晚报》评论这期节目“阴风习习”,没过多久,《有话好说》就被毙了。

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曾连夜赶来警告湖南台领导:“导向错了,一了百了”。魏文彬痛心疾首地写下五个大字:“导向金不换”。

高压之下,湖南台新闻部辞退了一百多人。马东失业,回北京,进了央视,开始主持《文化访谈录》。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湖南台另一位有才华的女主持人柴静则被陈虻挖到了央视的《东方时空》,后来她成了国内知性美女主持的代名词。

2001年8月,湖南省广电局重组了湖南台,欧阳常林成为法人代表和台长。

经历了这次大风波,湖南台痛定思痛,上下一心,决定不做严肃新闻了,实在太危险,还是做娱乐吧。

与此同时,湖南台还遇到了“经济危机”,也不得不想法子“挣快钱”。

湖南台包括上星的湖南卫视以及只面向省内的湖南经视。2000年,湖南卫视整体创收2.4亿元,实际到账1.8亿元,支出却高达2.9亿元;2001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为2.1亿元,有几千万还是第二年预收款,支出却接近3亿;2002年,湖南卫视广告创收继续下滑,只有1.59亿元,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只好找建设银行,贷了3.2亿。

电视台广告的下跌,源于内容作品的颓势。湖南台立足于“新闻立台”,可节目收视率低,不被广告客户认可,“市场中观众获取的时政信息只有7.2%来自湖南卫视,而同时段中央一套为28.5%。”

那几年,湖南卫视整体收视率能进全国前十,完全是拜《还珠格格》所赐。且不提1998年收视率创纪录的《还珠格格》第一部,到2003年,重播的《还珠格格》精装版都还是全国卫视的收视之王。

重重危机之下,湖南卫视必须改革,提出了新的定位:“三个锁定”和“快乐中国”。“三个锁定”全称是“锁定全国、兼顾湖南,锁定娱乐、兼顾资讯,锁定年轻、兼顾其他。”

锁定全国,指的是覆盖全国;锁定娱乐,是以娱乐节目为突破口,与央视形成差异化竞争;锁定年轻,是指核心目标观众集中于年轻一族。

其中,锁定娱乐争议最大,被外界解读为“娱乐立台”,于是,湖南卫视很快以“快乐中国”作为补充。

2003年,湖南卫视“娱乐一姐”李湘出走,王牌节目《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收视率下滑。

内外交困的湖南卫视不得不彻底放下包袱,全新出发。

2004年,湖南卫视得以爆发的现象级节目问世,那就是电视音乐选秀节目《超级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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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是指一种以音乐为表现内容,以歌唱为表达方式,以电视为传播载体,以比赛为竞争手段,进行选拔优秀音乐人才的节目类型。

1984 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是中国第一个电视选秀比赛,专业性强,参与门槛高,观众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摩节目。

地方台也涌现了一些音乐选秀节目,如1985年上海电视台举办的《卡西欧杯家庭演唱大奖赛》,1998年东南电视台举办的《银河之星大擂台》等。

这一阶段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以非商业性为导向,以挖掘和培养声乐人才为目标。

到了2000年后,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开始突出商业性,娱乐性被摆在了首要位置。开风气之先的是荷兰选秀节目《老大哥》,以新颖的参与方式和极高的互动性,获得大众的喜爱。该节目模式被德国、意大利、丹麦、美国等18个国家引入,其中《美国偶像》反响最大,中国多家电视台觊觎已久,自然包括‘锁定娱乐“的湖南卫视。

2003 年8 月,湖南卫视参照《美国偶像》创办了《超级男声》。

让“草根大众”成为明星,再让“草根大众”选择谁做明星,全民互动。魏文彬非常看好这种模式,最初方案是叫《情歌王子》,他不同意,这才改为《超级男声》。

魏文彬还主动找欧阳常林,认为这个节目很有前景,可以拿到湖南卫视去播。欧阳常林说,做成常规节目没意思,要做就做大型节目。既然湖南卫视定位全国,那就到全国各地去搞海选。

欧阳常林指定王平担任总导演。王平及其团队经验丰富,制作了湖南卫视当时最主要的音乐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其中执行制片人是洪涛,很多年后,他成为湖南卫视王牌节目《我是歌手》的总导演。

《超级男声》摒弃了选手的专业性,只要敢于秀、会唱歌,就有机会成为超级明星。刚开始只有100多人报名,但在节目播出后,两周内便有3000人报名。

小试牛刀就旗开得胜。2004年的《超级女声》已经是磨刀霍霍,意在一炮而红。

其实,2004年东方卫视也有一档选秀节目《我型我秀》,也是全国范围内选秀。不同的是,东方卫视找纸质媒体合作,湖南卫视找地方电视台合作。

成都赛区,是王平在长沙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分赛区。当她找四川省台合作时,被拒绝,“这样一群五音不全,不是专业歌手的人站在台上唱歌,有谁会愿意看?”

王平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找成都电视台,成都33频道节目中心主任想,“反正是湖南台出钱出人,我们的演播厅和设备闲着也是闲着,也没有什么风险”,合作敲定。

最终,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建立了长沙、成都、武汉、南京四大赛区。全国报名人数接近5万。

之所以没有北京赛区,是要顾及央视和北京电视台的态度。中国传媒大学的专家认为,“央视和北京电视台不会坐视湖南卫视打上门来,有可能会使用自己的影响力等手段来阻碍‘超女’在北京的发展。”

第一届《超级女声》播出之后,湖南卫视收视率在全国排名迅速从第6升到了第2,仅次于央视1套,在省级卫视排第一。

但赚了吆喝赔了买卖。因为是第一届,不被广告商看好,连冠名单位都没有,年底核算时,发现亏了400多万,这才使得蒙牛有机会以1400万超低价冠名2005年《超级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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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超级女声》增加了一个赛区,长沙和成都不变,武汉和南京被取消,广州、杭州和郑州取而代之,一共超过15万名人报名参赛。

长沙是湖南卫视的大本营,即使报名人数再少,也会保留一个赛区。成都的位置岿然不动,则是实力所致。2004年《超级女声》的亚军王缇和季军张含韵,全都来自成都赛区。到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赛区更是人气爆棚,最后走出冠军李宇春、季军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

李宇春与来自广州赛区的周笔畅,从一开始就“杀得难解难分”,两人都有强大的后援粉丝团:“玉米”和“笔亲”。最终,李宇春以创纪录的3528308票成为总决赛冠军。

李宇春1984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退伍转业的铁路警察,母亲是医院职工。这一家子都爱唱歌,每逢周末,全家人都会去唱卡拉OK。

李宇春12岁就住校,周末回家,很少发表意见,爸妈觉得她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其实,她骨子里还是挺有个性的。她唯一的一次叛逆是在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她一直都是文科好,家人就没过问这事,觉得她肯定选文科,但最后,她选了理科。

后来她想考音乐学院,就找了一个歌舞团退休的老师补课,老师岁数大,开始不愿意,上一节课后,觉得她接受能力特别强,就答应了。但时间还是太急,前后就补了一个多月,老师跟她说,考上是奇迹,考不上是必然,不要有什么遗憾,

2002年3月,李宇春参加了四川音乐学院的考试。初试唱的歌曲是《拥抱明天》,引起了招生老师的关注,初试通过。复试她唱的是刘欢的《千万次地问》,“力度、气势和表现都很到位”,最后得了第2名。

大学班主任高雯丽第一次见到李宇春时,闹了误会,“那是新生报到,她进学校后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皮肤特别好的男孩子,不爱说话。她个子高高的,填表的时候在性别栏里填上了‘女’,这时候我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

有一年半的时间,李宇春很颓废,因为她是“半路出家”,一直在模仿,与自小就接受声乐训练的同学们相比,显得基础很差,舞台上不活跃。在父亲的关怀下,她从此很少出去玩,周末找老师补课。

到了大二下学期,李宇春才真正改变。当时,学校要搞一台慰问*警武**部队的演出,舞蹈老师向高雯丽推荐李宇春,那时候她变瘦了,也会打扮。

高雯丽把李宇春叫到办公室,“她在办公室里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边唱边跳,声音一起,我就感觉她的状态来了。刚唱了几个小节我就说:不用唱了,你可以参加。”

演出时,李宇春穿了一件大红纱衣、皮裤,往台上一站,高雯丽就觉得这个学生有明星相,压得住台。

班主任没看错,3年后的夏天,李宇春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绽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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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超级女声》成为中国电视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超过4亿人次观看,三强总决赛时收视率达到11.65%,个别时段的收视率甚至一度达到49%。这一“令人发指的记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

冠名商蒙牛印制了一亿张海报,在全国举办了300场“《超级女声》歌迷会”,仅仅一年,销售额就从8亿元飙升到30亿元。

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一夜成名,湖南卫视从此傲视CCTV,广告商赚得盆满钵满,粉丝们歇斯底里,整个社会陷入“癫狂”。

但狂热底下实则暗流涌动。当《超级女声》渐趋高潮时,批评的声浪就一阵高过一阵。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中心联合进行了这样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填答问卷的5425人中,51.0%的人认为“超女”低俗,另有36.3%的人持相反意见。

反对者代表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他炮轰“超女”玷污艺术,选手刻意扮丑,低俗内容影响到青少年的发展和健康。

魏文彬不得不紧急派人上京做沟通解释。湖南卫视表示配合监管部门,做出“知错必改”的姿态。

如果说“超女”被批“三俗”,湖南广电系统的高层尚能应付。那么,另外一顶“帽子”,他们则是避之不及。

2005年底,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增刊的封面,被封为“亚洲英雄”。

从李宇春到青春有你2,七年的杨超越

实际上,在文章中,《时代》周刊对李宇春可不客气:她的歌声相当弱。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她也好不了多少。比赛的的评委说,李在演唱技巧方面在前六名里是最差的。

《时代》周刊之所以选她做封面人物有更深层次的理由:李宇春现象早已超越了她的歌声。她的胜利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超级女声”以一个民主的方式运作。她代表了张扬的个性,她对待比赛的态度及双性色彩的演出,使得她成为中国的新偶像。

跟外媒一般,国内学界赋予了“超女”太多形而上的意义,将其视作民主的演练。这是湖南卫视始料不及的,本想“娱乐至死”,结果变成了被“捧杀”。

2006年《超级女声》的审批批文最终姗姗来迟,磕磕绊绊办完这一届后中止。直到2009年更名为《快乐女声》,才重新启动,可惜已错失良机,再也没能恢复昔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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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级女声》的前车之鉴,《创造101》不敢号召粉丝“投票”,改为“点赞”。

人称“土创”的《创造101》的版权购买自韩国。2018年,全民化身“女团创始人”,节目微博阅读量超过120亿,“你pick谁”成为打通线上线下的首选谈资。

本质上,《创造101》与《超级女声》一脉相承:让不同审美观和价值观的拥戴者们在同一个综艺节目里投票来表达其意识形态。

虽然最终排位只是第三,杨超越俨然占据了舆论的C 位。

当李宇春引爆2005年夏天的时候,杨超越才7岁,刚学会汉语拼音,遑论五线谱。她的出身实在穷困:老家在江苏盐城的农村,父亲30多岁时还没娶妻,不得不去贵州山区“接”回一个老婆。到她11岁时,母亲无法忍受糟糕的生活,与父亲离婚,外出打工,自后未归。

杨超越成为单亲家庭孩子的那一年,李宇春发行了专辑《李宇春》,入驻杜莎夫人蜡像馆,获得亚洲音乐节亚洲最佳歌手奖,还参演了陈可辛导演的《十月围城》。她多栖发展,是“超女”中红的最久的一个。

母亲改嫁后,杨超越总会偷偷抹眼泪,她学会了做菜,邀请小朋友一起去品尝。很多年后,她写了一首歌《乡愁》:“我的妈妈,做的菜很香,大大的烟囱,炊烟升起,葱姜蒜片,烩成了家的味道。”

那些看不上她的网友讽刺说,“囱字都不会写”,“不会创作”,“没有文化”。

可这对16岁就辍学的杨超越来说实在残忍。初中毕业后,家里无法继续供读,她去缝纫厂打工,后来又换去餐厅做服务员。

两年后,杨超越18岁,已成年,拿着在老家打工结算的一个月工资,大概两三千块钱,去了上海。

那年,李宇春受王家卫之邀,客串《摆渡人》,并与梁朝伟同唱主题曲,还收获了亚洲最具影响力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具影响力女歌手、最佳女歌手、年度唱片、年度最佳演唱会、10大金曲等多个奖项。

人在上海的杨超越肯定听闻了李宇春,但内心深处估计还不会有像李宇春一样暴得大的悸动。她最要紧的事是找个安身落脚的地方,有份稳当的工作。

去之前,她只在电视上看过上海,流光溢彩。去之后,她才发现城市冰冷,生存艰难。她接二连三被骗。最开始在网上找工作,被骗了一些钱;后来有人说介绍做餐厅服务员,需要健康证,骗去了三四百块钱体检费;还有一次是办模特卡,说要拍照,又被骗了八百块。“想起来就好气,好窝囊。”

她好不容易在酒店找到一份传菜员的工作,但厨师们色眯眯的,她觉得很不舒服,就想换个环境好一些的地方打工。从徐汇跑到松江,从松江跑到虹口,到处坐地铁,工作很难找,只好做一些兼职。

杨超越所谓的兼职就是给一些淘宝店拍照。2016年11月份,因缘巧合之下,她决定去参加一个女团选拔比赛,因为不管选没选上,都给2000块钱,还管饭。

培新10天后,她凭借美丽的外形和乐观的性格成为CH2女团练习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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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努力练习声乐和舞蹈的李宇春遇上了突围的湖南卫视;而懵懵懂懂的杨超越则遇上了女团的“风口”。

仅2016年,国内就出现了200多个女团,以养成系为盛。偶像养成是独属于东亚地区的流行文化,发源于日本,最早的例子就是日本第一少女偶像团体AKB48。

秋元康将一群“普通的不完美女孩”打造为AKB48,通过线下握手会、小剧场表演等,让粉丝近距离见证偶像们的蜕变,偶像养成的过程也是粉丝养成的过程,两者某种程度上是命运共同体。

2015年AKB48总选举的票数超过328万,总票价大约1.6亿元。再加上出单曲、演唱会、周边……她们每年可以创造100亿左右的经济效益。

女团庞大的市场价值刺激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女团遍地开花,良莠不齐。

杨超越所在的CH2女团共有7个女孩,她们靠做直播和当showgirl来赚钱。这种模式门槛很低,很快就进入恶性竞争状态,难以为继,大量女团被迫解散。

如果不是《创造101》,杨超越也许在学会了直播之后,就面临失业。是《创造101》把她与大众娱乐圈的阻隔打通了,她开始所向披靡,尽管她的歌唱和舞蹈都让人不敢恭维。

这就是一个节目组带着女孩、粉丝和资本共舞的游戏。

《创造101》从13887个女孩里找到101个初始选手,对她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互动,了解她们的基础能力,挖掘她们每个人身上的特质。并且尝试找到行业痛点来跟普通人的共鸣结合,设计故事内核,让观众能够共情。

争议满满的杨超越从第一期开始就自带流量,视频正式上架不到一小时,她的名字就挂上了热搜。

这正是节目组所愿意看到的。《创造101》总制片人马延琨说,我们在观察舆论,也在摸索什么样的设计观众更容易接受,这些都可以在后面的节目中做得更好,不过一切以用户点赞为逻辑确定顺位,这个核心赛制从头到尾都不会变。

就这样,毫无实力的杨超越红了。

通过《超级女声》成名的选手很多,但大都如流星一般,迅速划过天际,然后坠落。12年是一个轮回。去年,出道12年的李宇春写下这样一段话:中国著名诗人海子在诗里写到:“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大街上。”

能红的人都是有道理的,要么天赋异禀,要么暗合了时代纹理。杨超越属于后者,这是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她来人间一趟,早年坎坷,但又幸运站上了潮头,只是不知12年后的她会是怎样。

从李宇春到杨超越,不止是两个女孩的个体命运变迁,更是从蓝屏手机到手机互联的时代更迭,历史翻腾,万象更新。

唯一不变的是马东抛给许知远的那个问题,“我们曾经精致化过吗?”

参考文献:

1.《虚火的电视湘军》,作者不详

2. 《李宇春:偶像是这样炼成的》,三联生活周刊

3.《我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发展历程》,刘金晶

4.《温故2005:湖南卫视从深陷低谷,到逆袭成为卫视王者》,影视参考

5.《魏文彬:“我觉得我还是有些士大夫精神”》,人民网

6.《杨超越出村记》,封面新闻

7. 《选秀那么多,“创造101”是如何成为现象级产品的》,第一财经周刊

8.《杨超越:我这样的人,真的适合待在这个圈子里吗?》,每日人物